吴钩作者简介:吴钩,男,西历一九七五年生,广东汕尾人。著有《宋:现代的拂晓时辰》《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宋仁宗:共治时代》《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等。 |
你以为晚清才出现的近代制度,其实我宋早有了(图书馆篇)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十月廿一日己巳
耶稣2017年12月8日
说起传统中国的私人藏书楼,相信许多人立即会想到明代藏书家范钦建造的“天一阁”。天一阁有一条很不可理喻的家规:“凡阁厨锁钥,分房掌之,禁以书下阁楼。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厨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鬻者,遂不与祭。”确实非常封闭。
又有人以为,中国传统的藏书楼都是如天一阁这样封闭,“书不出阁”。只有到了晚清,在西洋思想的影响下,“仿照东西各国图书馆章程办理”、于1904年(光绪三十年)对公众开放的的古越藏书楼,才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开放型的私人图书馆”,开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之先河。
然而,许多人都不知道,天一阁只是传统藏书楼的极端形态,很难说它具有普遍性。如果我们去检索宋代藏书家的史料,不难找到开放的私人藏书楼。试举几例:
北宋初的胡仲尧,“累世同居,至数百口。构学舍于华林山别墅,聚书数万卷,设厨廪以延四方游学之士。”(《宋史•孝义传》)
北宋藏书家王钦臣,“每得一书,必以废纸草传之,又求别本参校。至无差误,乃缮写之。每册不过三四十页,恐其厚而易坏也。此本传以借以及子弟观之。”(《却扫编》)
另一位北宋藏书家宋敏求,家有藏书数万卷,“居春明坊时,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当时春明坊宅子比他处僦值常高一倍。”(《曲洧旧闻》)
又有一位不甚知名的藏书家蔡瑞,修建藏书楼“石庵”,“蔡君念族人多贫,不能尽学,始买书置石庵,增其屋为便房,藏书达五千余卷。愿读者处焉。”(《石庵藏书目序》)
南宋最负盛名的出版商陈起(陈宗之),也建有藏书楼“芸居楼”,藏书达数万卷。“芸居楼”的藏书也是对文人圈开放的,一位宋朝诗人写的《夏日从陈宗之借书偶成》诗可为凭证:“案上书堆满,多应借得归。”
南宋藏书家楼钥的“东楼”,藏书极丰富,也允许借阅:“客有愿传录者,辄欣然启帙以授。”(《鄞县志》)
辛弃疾的《归朝欢•寄题三山郑元英巢经楼》词序也提到一位叫藏书家郑元英,他家藏书楼叫“巢经楼”,“楼之侧有尚友斋,欲借书者就斋中取读,书不借出”。这个尚友斋,就是阅览室。
《广信府志》也记录了一处开放的私人藏书楼:“绍熙、庆元间,直敷文阁赵不迂建书楼于江西铅山县,以供众览。谓邑人旧无藏书。士病于所求,乃储书数万卷,经史子集分四部,使一人司钥掌之。来者导之登楼,楼中设几席,俾能纵览。”
这些例子都表明,宋代不乏供外人借阅的私人藏书楼,宋代的私人藏书楼并不缺共享精神。只不过有的藏书楼允许图书外借,如陈起的“芸居楼”;有的藏书楼允许登楼阅读,但不可以外借,如郑元英的“巢经楼”。
如果说“书不借出”显示了传统藏书楼与图书馆的差别,那么我们需要知道,西方的图书馆(Library)同样有过“书不外借”的时期,“欧洲古代图书馆长期用铁链将图书拴住,直至18世纪末期图书馆铁链拴书才逐步成为历史”(参见龚蛟腾《古代图书馆学学理反思与秉承》一文)。
即便到了19世纪,晚清人王韬见到的伦敦大英图书馆,也是“男女观书者,日有百数十人,晨入暮归,书任检读,惟不令携出”。被誉为“开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之先河”的晚清古越藏书楼,也是规定“所藏之书,均盖用戳记,只准在中厅六十座中翻阅,不得借出门外”。可见其开放性逊于宋代一部分私人藏书楼。
宋代的私人藏书楼当然还不能等同于近代的公共图书馆,但如果说古越藏书楼“开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之先河”,显然这个“近代公共图书馆之先河”应该追溯到宋代。这当然并不是我的创见,史学前辈陈登原先生老早已在他的《古今典籍聚散考》中说:“宋人之藏书家者,已能兼为图书馆之事业。”实际上,西欧社会的许多公共图书馆也是从私人藏书机构开放而成的嘛。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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