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平】精神与物质的“家园”——初访阳明精舍
栏目：庙堂道场
发布时间：2006-10-16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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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与物质的“家园”
——初访阳明精舍
作者：张卫平（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在当下文化知识界，“阳明精舍”已颇有些名气。“阳明精舍”既是蒋庆先生生活（一些对蒋庆崇拜的人在文章中也雅称其为“蒋公”，在我的母校诸多毕业生中能有如此雅称的大概惟有此人）的住所、隐居地，也是他学习、研究、交流的所在；既是蒋先生的物质家园，更是蒋先生的精神家园。“阳明精舍”，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目的地。
从贵阳市区出发，“雪佛兰”越野车行驶了大约二十分钟后便离开了高速公路，驶入乡间公路，没有多久又走上“机耕道”，此时越野车的功能就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澎湃动力的推动下，我们也体验了一把越野的快感，不过如果不是越野发烧友，大概没有人愿意在这样的路上颠簸。在车里晃来晃去一阵之后，路边不远处呈现出一个大约有五十亩大小的湖，湖面上有三、两只白鹭悠闲自在地划过水面，此处着实幽静。我已经预感到离我们要去的目的地“阳明精舍”不远了。
因我的博士研究生在贵阳中级法院实习，因此便与他们有了联系。贵阳中院邀请我到贵阳和黔东南中院讲学，于是也就有了贵州之行。贵州的象征——“黄果树瀑布”自然要看，苗寨也不能放过，除此之外，还有一处现在可以称为“人文景观”的地方，对于我也是应当去的，这就是蒋庆同学（现在应该称为先生，一般的人都都称他为“蒋先生”）的“阳明精舍”
对面来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大概是修路的，其实就是在路上垫上些碎石头，）我们的越野车就只能靠边了，修路的几个农民用一种很奇怪的眼光打量着我们，从他们的眼里似乎能够读出一种迷惑、一种骄傲。迷惑的是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文人墨客”会不辞辛苦远道来这乡野山村；骄傲的是他们所处的这样一个荒野之地，蛰伏着一位“高人”，而他们是他的邻里乡亲，有一种做神仙邻居的自豪。
这个地方风景固然好，但实在是不方便。后来问起蒋庆：何不拓宽铺平？蒋先生的回答是，方便了有什么好，方便了就没有办法做学问了。
在大学期间，有的学生便展现其出众的才华，按照现在的说法，这些人是“牛人”，其
中更有少数人可以被誉为“大牛”或“超牛”，虽然在我读本科的时代没有这样的说法，但同样在有“大牛”或“超牛”类的学生。在我的母校，在我读本科的期间，蒋庆无疑是“大牛”，而且是“大牛”中的“大牛”，是“超牛”。“牛人”的证明主要是才艺的体现，例如外语、考试成绩、拿手的绝技、出众的口才等等。我知道蒋庆是“牛人”，是别人告诉的，并没有真的见到其人的“牛”处，但大家都如此说，想来总是不会错。后来蒋的一篇文章使我见识了其人的“牛”处。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大学校园里的学术空气相当活跃，大概是压抑太久的原因，学生们显得特别的兴奋，不同的观点充满着课堂，当时虽然只有三个年级——七八、七九、八零，全校不过千人，但每个班都有自己的“班刊”，诗歌、杂文、时评、论文、小说，剧本无所不有，真正成为小小百花园地。虽是改革开放早期，但亦显现出思想解放的端倪和锋芒，有的论文无疑是那个时代思想开放的先声。蒋庆同学的《回到马克思》就是其代表作，成为当时“新三届”（77、78、80）最具有轰动性的论文。论文仍然以文化大革命时期最常见的方式——大字报——出现，一溜十几页一开白棱纸在墙上铺开，一手漂亮的行楷抄就（据蒋庆回忆，书法者是同班同学李大毅），很有气势，在形式上便鹤立于其他文章之上。因位置正置于教室去食堂的必经之路，于是这篇文章又成了同学们的另一道精神“大菜”，现在已不太清楚这篇文章的细节，但这篇文章的反思性和批判姿态却给我们这些从僵化时代走过来的人们一种棒喝，让我们警醒，文章现在看来已不算前卫，但在当时无疑是石破天惊之作，敢质疑我们对马克思理论传统或正统的认识，认为人们当时对马克思的认识实际上并非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我们的认识恰恰背离了真正的马克思，我们的作为就是这种背离的结果，并造成了我们时代大悲剧的发生，应当回到真正的马克思那里，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原点。我们在惊讶蒋兄的胆大的同时，也叹服蒋兄文笔之气势、架构之宏大、论证之严密，文章一气呵成，观点张扬，棱角分明，读来酣畅淋漓，十分痛快。当然也引起了校方和官方的注意，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如果蒋兄沿着此批判道路前行，应该是在西方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或其他学科方面的有所发展，以后蒋从事儒学的研究和发展，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时我也不了解他。
转过一个小山凹，便看见不远处的小山上绿树掩映之中农舍的屋顶。引路人告知已进入蒋先生的私人“领地”。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庄园。蒋先生的庄园由三大部分组成：一个湖、五十亩农地和占地十来亩的阳明精舍。拥有这样的庄园，如果再加上土地所有，在阶级成份上无疑可以定为“地主”了，不得不令人感叹。这五十亩地上有许多果树，已经挂果，想来金秋时节一定是果实累累，令人神怡。地里还间种着玉米，此时，已进入成熟的季节。这五十亩地以及山中小湖是蒋先生承包的，属于承包经营，承包费多少不得而知，在此地，应该不会太高。所见农舍乃雇农居所，地里有几个农民正忙着料理农活。蒋先生也正在实践改革开放之初承包经营的理念。再翻过一个小山坡，拟古代庙宇的飞檐便进入我们的眼帘，“阳明精舍”就要到了。驶近门前，眼见一黄色吉利“美人豹”跑车停在路旁，令人吃惊，此车如何能够来得此处？来者为何驾驶如此时尚休闲之物来到此地，笔者疑为追求另一种时尚或观念上的反差。
“阳明精舍”成西高东低的态势。一圈黑瓦、灰砖的围墙似藏龙卧于山中，院内也是绿树葱茏，翘顶飞檐时隐时现，恰似深山隐处中的庙宇。几只狗叫着从门里奔出，但这些狗并不咬人，因为它也明白“来的都是客”，“有朋自远方，不亦乐乎”。犬声不过相当于现时代的门铃声。门上横匾楷书写就“阳明精舍”四个大字。门口有几间屋子，建筑样式自然是仿古的，说不上是宋、明，还是清，估计是看门人居住的，可能有传达室和门卫的功能。来一人身着浅色唐装，告知蒋先生还在开会，稍候。“开会”这个词有些现代，也有些俗气，我最怕开会，难道蒋先生也免不了这种世俗的东西。来人见我们有些诧异，解释道蒋先生正在参加一个关于儒学的研讨会。一会儿，蒋先生来了，同样是传统服装，但不是唐装，而是宋服，想来可能是传承宋明理学的缘故。蒋先生脚登圆口布鞋，白色棉布筒袜，灰色长裤，裤脚用布条扎住，完全是出家人打扮，不过贴身依然是件园领汗衫，而非布衣短褂之类。蒋虽谈不上仙风道骨，倒也几分超然轻俗的姿态，也是一种特别“酷”的形象。反观这些穿着“范思哲”、腰系“BOSS”，脚蹬“花花公子”、挺着啤酒肚儿的“城里人”，的确有相当大的反差。蒋先生头上已经开始发华，背略有些弯，大概是常年读书所致，看此形象，全然没有一点当年解放军汽车独立团战士的痕迹（1974年蒋在云南当兵），更看不到铸铁工人那粗壮的膀臂（蒋在一家铸造厂当过四年工人）。蒋先生与各位作揖行礼一番，颇有主持、道长之风，我们也随之还礼，告知打搅之歉意，有点深山古刹访高僧的味道。蒋先生随即带我们前往距大门约有五十米左右的“奉元楼”——“阳明精舍”的主体建筑，该楼为两层仿古建筑。问及建筑设计，蒋回答：集体智慧，大家的主意。蒋是一位谦虚的人，我想应当是他的“主谋”，客观地讲虽谈不上特别的精致，但与环境十分和谐天成。门口书有一幅对联：“宣圣立元正始，统天统史统人，王道通三归一统；羲皇设卦首乾，成象成时成性，龙德用九化大成”。 一楼大堂为“复夏堂”，门口处也有一幅对联：“圣贤为人文性命根本，血食千秋，继体传心颂圣迹；天道乃品物生民化源，清香一柱，修身讲学报天恩”。两幅对联均为蒋先生所题。“阳明精舍”虽试图追求世外桃源之景，但也时时受到现代文明的侵扰。几年前，地方政府规划了高压输电线路，该线路要与“阳明精舍”“擦肩而过”，在“阳明精舍”院内便能看到高高的铁塔，蒋得知此事，托人反复交涉，最终使得铁塔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之中，如果在读经之时眼见这黑黑的铁塔怪物，那是何等的怪异。
蒋庆有着很好的古文国学基础，基础是在上大学之前就打下的。这为蒋以后进一步研究儒学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进得大堂，堂中两排太师椅，堂中正面墙上是一幅拓印的孔夫子画像。画像下方正中供有六面牌位，一边三位。蒋先生的弟子解释为右边者为儒学中的心学代表人物，从左向右依次是：亚圣•孟子、心圣•阳明子（王阳明）、理圣•朱子；左边为政治儒学代表人物，从右至左依次为：制圣•荀子、政圣•董子（董仲舒）、文圣•文中子。六位贤人之外还各有五个牌位在分列左右。具体有哪些记不得了，仅记得有程颢、程颐等人。座次也基本按照对儒学贡献的大小排就。一律称为“先圣”。除此之外，大堂右边靠墙还有一溜牌位。其中有康有为、梁漱明、王国维、魏源、徐复观、熊十力、牟宗三等人，这些人一律称为“先儒”置于正中的香案上还点着香烟袅袅的烛香，香案前有一八仙桌。桌前有一铺团，每天在“阳明精舍”学习的人都要向圣人孔老夫子磕头请安。蒋先生很自然地就坐右边的太师椅上，便开始聊起来。但由于蒋先生身体欠安（也请中医号过脉，说是有些阴虚，西医蒋是拒绝的），多数情况下，属一般介绍性的内容便由其弟子代劳。弟子其实原来也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后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中国哲学史博士学位，看的出来该弟子是真是追随蒋先生事业之人，言出必曰：蒋先生道，如何、如何。
不知蒋庆同学是何时转向儒学专攻的，只知道蒋留校后一直很少露面，十分低调，一种传言是蒋在政治上“有问题”，属于问题人物。问题的源头就是那篇《回到马克思》的文章。想想在那个要求思想高度统一，放弃独立思考的年代，突然有人要用自己脖子上的东西来思考，想出一些上面没有“指示”的东西，那是一种多大的反叛和颠覆，据说蒋的这篇文章已经在高层挂上号，影响很大，当时听到这样的话，总有一种身上发凉的感觉。学校得到上级指示要对蒋进行“帮助教育”，说服他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教育者由一些从事政治经济学和思想教育的，理论功底比较扎实的老师组成。老师们首先肯定了蒋庆同学积极的一面，愿意思考，学习努力，知识面广，基础厚实，但随后便指出其政治上还比较幼稚，对马克思理论缺乏整体的了解，没有真正了解我们所发扬光大的马克思主义，不了解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形成等等。但蒋依据马克思的原著和现实一一回应，常常使老师们无言以对，帮助的场面常常展现的虽是“三英战吕布”，而“三英”们均悉数败下阵来，我们那时的所谓理论其实是苍白无力，不能自圆的。一些曾经“帮助”过蒋的老师心里也明白自己所处的场景就是中世纪教庭与布鲁诺的对峙，真理并不在老师一边，而是在学生一边。时代的可笑之处在于，大声喊的时候，其实自己也不相信。毛也说过，真理往往在少数一边，但这句话，毛却往往只用在当自己是少数人的场合。这就大概就是“政治辩证法”。正是由于蒋没有“举手投降”，所以蒋尽管留校也没有，也不可能得到重用。大多数78级的同学由于其“先发位置”，毕业没有多久就一拐弯走上了“从政”的道路。
据说，蒋在学校期间一心只读圣贤书，致力于学问，因看破红尘，而醉心于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仿佛一下堕入空门，四大皆空，追求救赎。我在留校以后几乎没有见过他一面。也没有见过他发表的文章，一说是其文章已经被有关部门“封杀”，不得面世；一说是惧文字狱，而不愿成文；还有一说是追求述而不作之风格。他也不申请职称，据说现在所保留的“讲师”这一职称，还是他夫人代为申请的。总之，给人的印象蒋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高人”、“怪人”。后来听说蒋去了深圳，真是令人吃惊不小，一位超然于饮食男女，四大皆空之人，如何突然坠人这灯红酒绿之中？当时的印象是，要找钱去深圳，经常可以听到纸片变金，被钱砸晕的故事。深圳是个光怪陆离之地，出差去了深圳，别人看你的眼光都有些异样，就像九十年代初期去了海南回来一样。更具有反讽意义的是，蒋先生居然去的单位竟然是党校（后来改为行政学院）！一种解读是，真正心中有佛之人，根本不在乎环境的世俗，真可谓“心不动，一切皆不动”。一种解读是，深圳是当时最为自由之地，观念上的约束最少，这是蒋所需要的外部环境。许多人认为，蒋去了深圳也就基本了去了“此生”，思想已经“出家”，不会有多大作为，只为他的才华所捏腕叹息。
蒋先生带我们上了二楼，这是一间约有六、七十平米大小的房间，南北两面是窗，中间有一大案桌，一圈太师椅围着。靠墙有一壁书柜，其中有蒋先生的著作。比较有名的是《公羊学引论》（据说此书出版以后居然找不到能够评说此书的人）、《政治儒学》等著作，这些都是蒋的代表作，尤其是《政治儒学》。推开朝北的窗户，穿越树梢可以看到远处盈盈的湖水。这里刚刚举行过“会讲”，房内还留着淡淡的茶香。“会讲”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学习研讨的方式，在他们这个新儒学圈子里，经常举行这样的“会讲”。墙上挂着一面锦旗，与整个房间的格调显得非常不协调。但蒋似乎很看重它。这是当地县政府对“阳明精舍”资助该大队农民的子女就读高中的行为的褒奖受资助者大约有十几人。资助所花费用虽然不多，但由于“阳明精舍”本身也是要靠他人救济的，这就彰显出了它的不易。“阳明精舍”的运转几乎完全靠社会资助，主要是一些朋友，多则几万，少则几千数百，蒋拒绝西方某些基金的资助，理由是自己从事的是东方传统文化的传播和研究，不宜接受西方社会的资助。具有商业目的的资助，附条件的资助也都不在接受之列。好在“阳明精舍”的人都习惯于俭朴的生活，开销相对不大。此处虽有世外隐居之感，但毕竟还是身处当下社会之中，因此，电话、传真、电脑、数码相机等还是有的，蒋和“阳明精舍”的弟子们也经常上网，“阳明精舍”也有自己网页，“孔子2000”是其网站。
大概是在九十年代中后期，突然听说蒋提前退休回到了贵州老家，在贵州修文县，大儒王阳明先生悟道之地的“阳明洞”附近（约有两公里）处买一块地建起了自己的书院，以研修、传播新儒学。蒋选择此地的确有些讲究。1508年，中国最后的大儒王阳明遭太监刘瑾陷害，从京城兵部主事贬到蛮荒的贵州龙场当驿臣，在驿站旁的一个天然溶洞里居住。荣辱皆忘的他日夜沉思冥想，终于在一天夜里突然彻悟“格物致知”，从而创立“知行合一”的新学说。王阳明后来迁往附近的一个更宽敞的溶洞讲学论道，“阳明洞”（雅称“龙岗书院”）自此名扬天下。阳明子悟道之地，必然是能够升华觉悟的风水宝地，也隐含蒋的布道行为有传承先儒精义之意，又有回归故里，返朴归真之心。
对我来讲，蒋是在突然之间，成了中国大陆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在海外已有相当的知名度，这似乎是一位“空降”的新儒学大师。想来这也是多年潜心治学修成的“正果”。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蒋的名气更是如日中天。2004年蒋先生倡导的“儿童读经”更使其成为文化大事件的焦点人物（2004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蒋先生花两年时间精心选编的12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内容涵盖《诗》、《书》、《礼》、《易》、《春秋》、《四书》、《朱子全集》、《阳明全集》等体现中国文化“常理”、“常道”的经典。这是中国自1912年学校教育废除“小学读经科”后第一次如此系统、全面地精选和出版的少儿读经教材。）。蒋先生在《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蒋庆先生谈儿童读经面临的问题》一文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读经观，其内容，说到底，就是“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来审查凡人的理性，来要求凡人接受。”（见陈壁生：《2004年：中国人文》引自‘中国世纪网’）“复兴中国文化也要从娃娃抓起。现在中国的中小学生近3亿，而12岁以下的儿童近2亿。如果我们不能把中国文化之根潜移默化注入到儿童心中，西方的‘霸道文化’就会随电子游戏、枪战片等乘虚而入。”蒋庆说，“我们现在正饱尝取消传统美德教育带来的苦果。你看，‘黑心奶粉’事件多可怕，已把牟利的黑手伸向婴儿。心里稍有点仁、义、礼、智、信，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邪恶。可以说，少儿读经是一项培养‘中国心’的重要战略工程，也是抵御西方功利文化与暴力文化污染我国儿童心灵的伟大文化复兴事业。中国文化复兴要做的事非常多，但第一步必须从儿童读经抓起。”（《晶报访谈》2004年8月27日）
我们漫步转到后院，便来到“阳明精舍”的读经之处——存心斋。风雨廊前有一对联，上书：“为道须枯槁一番，刊尽声华，从此海阔天空，鸢飞鱼跃；存心要静默终日，养全性体，而后风清云淡，山峙川流。”是为强调静心读书之功用，如作俗解也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之意。读经之处完全按照过去传统读书诵经的样式安排。一边两排，一排四座。一方小桌，一只坐垫，读经时需盘腿而坐，我们试了试，虽然新鲜，但仍感不适，在日本时就最不喜欢盘腿打坐。蒋先生说习惯就好了。大概是基于形式应当和内容统一的道理，读经也需要有读经的样子。这很容易联想起我国中小学的课堂里，学生们挺直腰，背着手听课的样子，想起千年的科举制度。说蒋的行为是“儒家原教旨主义”虽然未必准确，但还真有那种复古还原的味道，至少在行为方式是相当复古的。蒋与弟子们每天要吟唱相关的古曲，例如祭奠孔子的歌曲。据说有些还是唐宋时代的曲子。蒋喜欢吹箫和埙（古代乐器），兴致来时，人们也会听到从“明身堂”（蒋先生寝居室）传来悠扬而古远的旋律。
“阳明精舍”也是一所传授儒学的学院，虽然没有什么行政上的级别。经常有远道而来的求学之人，大都属于进修、研修性质。“阳明精舍”也为这些修学者提供了住处，“乐道园”就是其中之一，一人一间，一般是比较有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的人（相当于高访）居住的地方。看了看房间，有人在住，房间收拾的干净利落。此处，遇上一位从事文化事业的深圳人士，问及感受，答曰：很好。问及目的。复曰：有助于进一步开拓文化市场。看来，来此处的人也并非都是修身养性，而在图谋制治于世。
蒋先生的作为使得本身就不平静的中国文化界又掀起了一股大浪，蒋也被置于这风口浪尖之上。许多人对蒋的做法提出了质疑，甚至是相当尖锐的批判。例如，薛涌先生就将蒋的系统观点批评为“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还有学者指出：他（蒋庆）的文化理念，是把儒家思想抽离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抽离于二千多年的专制社会，而作为一种绝对正确的价值来信仰。“经”在蒋庆先生这里不是“经典”，而是“经书”，类似于西方基督教的“圣经”。这种把经书抽离历史，悬为绝对价值，视为万古不变之常经的做法，在中国古已有之。但是其结果却没有造就一个越来越完善的礼乐中华，反而使儒学教条僵化，并且在专制政治面前越来越无力。同时，把经书作为绝对价值，知识、价值的源泉，不利于使人成为人。（见陈壁生：《2004年：中国人文》引自‘中国世纪网’）
蒋先生的“胆子”的确是够大的，他矛头直接指向了“五四运动”以来所树立的观念和理念，直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对抗，毫无余地将胡适、鲁迅等置于自己的对立面。“五四”文化先驱胡适先生在其《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的文章就指出，“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不值得通人一笑。”鲁迅也同样对读经持轻蔑的态度。我本人对儒学和传统文化没有精深的了解，因此我没有更多依据去否定，但作为五四运动的先驱们哪一个不是从小就受到儒家经典和传统文化的熏陶，他们应该说对其有切骨之解，他们对儒学和传统文化的认识有如此大的偏差吗？虽然五四运动在否定传统文化方面有偏激的一面。当然，如果我们把儒学当作一种信仰来对待那就是另一回事，但我们能够把儒学仅仅当作信仰来看待吗？
在蒋强调读经，弘扬传统文化和新儒学观的同时，蒋又把矛头指向了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和市场经济。蒋庆指出，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市场经济等等，无疑会有一些值得肯定的东西，但西方的自由民主本身是有问题的。一个人的私欲是私欲，十个人的私欲也是私欲，一国民众的私欲仍然是私欲，而且是更大的私欲。民主的合法性基础是民意，而民意的基础实际上是一国民众的私利！民众投票为什么投这个不投那个？都是从利益出发的。所以建立在民意基础上的民主国家，有可能就是私利最大化的国家。（《晶报访谈》2004年9月23日）蒋对西方文明和西方话语规则并非不了解，蒋曾经认真研究过基督教文化，探讨过西方文化的价值构成，并独自翻译和与人合译了《基督的人生观》、《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自由与传统》等多部西方名著。蒋的学问是入世的，他试图给当今世界的社会病开出一剂药方，他和所有人的一样看到了当下世界中的畸形：“911”、人体炸彈、以巴冲突、艾滋病、疯牛病、注水的肉、染色的鱼、假药伪医、煤矿爆炸、连环杀人、环境污染等等，他认为这一切都与人们的错误的价值观有关，只有儒学圣贤的经典教悟才能唤醒人们，教导人们树立与人为善之观念，端正自己的行为，人人具有良好的操守，从而形成一统和谐的社会。
然而，儒家文化真的能够消除这些病症背后的社会病因吗？蒋先生需要回答的问题有很多很多。蒋及新儒家学者们也在迎接挑战。我在“阳明精舍”看到一份供“会讲”讨论的议题（注明“供丙戌会讲参考”），好家伙！多达101个议题，每一个都绝对具有挑战性。例如：儒家文化如何回应现代性问题？如何对治后现代思潮？如何对治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如何回应西方民主政治的挑战与压力？如何回应启蒙问题？如何回应自由的问题？如何回应哈耶克所讲的“自发秩序”？如何回应罗尔斯所讲的“重合共识”？如何回应韦伯所说的现代是“无先知的时代” 如何回应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论”？如何回应康德建立有理性上的“永久和平”？如何回应西方现代社会的“政教分离”？儒家接不接受“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如何理解儒家文化与中国君主政治的关系，如何理解儒家文化与西方个人主义的关系？还有一些针对更为具体的观点的应战，例如，如何理解盛洪提出的“天下主义”？如何理解陈明提出的“文化保守主义”？如何理解康晓光提出的“文化民族主义等等。该议题即使不是儒家文化学者需要回答的全部问题，也差不多是大部分问题。拿着提纲，再抬头看看蒋庆并不算高大的身躯，不免担忧之，他能够承受这些的挑战吗？不过，我依然为他的这种执着和责任感所折服。
蒋先生身体欠佳，我们不宜打搅太久，便欲告辞。离开之前，蒋请我们品尝了出自“庄园”农场的玉米，说实话的确好吃，有一种特别的清香，也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有如此清香的玉米。蒋说，尤其是那些常吃鲍鱼、鱼翅的人，更觉此物的好吃。吃玉米之前，我们还在一本小册子上签了名，据说是传统游学的“惯例”。看看已签名之人，真有不少是有名的达官贵人、文人墨客。
坐上车，又开始颠簸起来，玉米的清香还留在齿间，头脑中不断冒出许多荒诞的想法，当下一切诟病是否都是现代文明“惹的祸”？为何要修这四通八达的高速路，使人们提高找钱的节奏？为何要建直插云霄的高楼，将人们锁在笼中？为何要住超五星级宾馆，沉醉于灯红酒绿之中？为何要建占地若干的高尔夫球场，只为将一小白球打进小洞之中；为何要食鲍鱼使南非增加犯罪；吃鱼翅，使鲨鱼蒙难？商品经济使社会的一切商品化，真是可恶；但没有商品经济，何以有效调配资源？私欲可憎，但没有私欲，人类社会尚能存否？正统的经济学家们相信，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只有成功地保证能够获得利润，人们才会发明更多更好的东西，真是矛盾至极。一定文化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几千年前的文明与现代能够融合吗？真的存在指引未来的圣人乎？
经过一阵颠簸，车终于驶上高速公路，十来秒后，车速已经达到120公里，转速5000转，不久便进入了闹市，又见高楼，又见为钱忙碌的人们，穿吊带背心的女孩。此时，玉米的清香已从口中消失。
完稿于2006年初秋 清华荷清苑自乐斋
米湾附注：
去年会讲时，张卫平先生一行去访问。看了这篇文章，就又浮现出当时的情景了。访问时间很短。这篇文章可能没有经过蒋庆先生过目，个别说法不太准确：
“右边者为儒学中的心学代表人物，从左向右依次是：亚圣•孟子、心圣•阳明子（王阳明）、理圣•朱子”——“心学”，应该作“心性儒学”。
“阳明精舍”也有自己网页，“孔子2000”是其网站。”——孔子2000网是独立网站，说其为阳明精舍的网站是不对的。
大概去年底，一位朋友通过短信给我说，他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清华大学教授写的一篇关于阳明精舍的文章。可惜他没有记下网址和作者姓名，没法转告我，所以我一直没看到。朋友说的那篇文章十有八-九就是这篇了。写得疏放潇洒，很有可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