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居下流”抑或“甘居下流” 

——曾海军《诸子时代的秩序追寻——晚周哲学论集》读后感（乙篇）

作者：高小强（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

来源：“钦明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十一月初四日壬午

         耶稣2017年12月21日 

书名：《诸子时代的秩序追寻——晚周哲学论集》

作者：曾海军

出版社：巴蜀书社

出版时间：2017年11月

在《“君子恶居下流”》一文中，作者通过“水流”的意向来对比与论述儒道两家最终在根本上截然不同的主张。首先，由儒家“君子恶居下流”到道家“处众人所恶之下流”，而明显体现出两家迥异的思想旨趣，儒家拒绝卑下卑鄙堕落，而力争上游上进，不断克己复礼，惩忿窒欲，迁善改过。道家亦反对纵欲贪利，却绝不主张力争上游，甚至像反对贪利一般地反对“尚贤”，进而反对一切“争”，一切“利”，因为最似道体的水从来不争而甘处下流卑下。这之中深刻地蕴含了道家对天道自然的崇敬和对人性人为的极度不信任。而对天道天理的推崇，儒家更不输于任何人，关键在于对天道天理的体认，对一切道理的认识与辨析是否中正而不偏不倚与无过无不及。顺承顺应天道天理，这理所当然；然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也理所当然。因而“当仁不让于师”，“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那就得“争”，所以要尚贤，要“无友不如己者”，要“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要“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等等。即使单就“利”而言，也不是仅仅拒斥而已，“利”当然是好的，而是面对“利”，首当问该得或不该得，以及适宜或不适宜得，儒家反复深入的义利之辨就是为此。所以在反对由“利”挑起“争”，或者说“争利”上，两家皆然，不过，道家反对“争”已经反对到“利”上了，而儒家反对“争”则是反对“不义”，反过来要以义统利，以义为利，见利思义，见得思义。而道家因为极度不信任人性人为，因而亦不能完全信任人的这种“义”举的可能性。于是，只有将此心交付与所谓“先天地生”而“可以为天下母”之“大”“道”，“绝仁弃义”而“见素抱朴”，自然就能“没身不殆”了。儒家却始终都坚持“极高明而道中庸”，体贴天道天理之高明，明明德而止于至善，新民亦止於至善，既为天地立心，又为生民立命，以至为万世开太平。而道家却有其“高明”而无其中庸，其修身的卑下之义尽管做得很“高明”，可是顺流而下的用心仅仅“常使民无知无欲”，这岂不是完全弃众人或百姓不管不顾了吗！如此看来，道家的高明究竟是真高明，还是伪高明呢？其实，同样的问题亦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佛教文明以及其他一神教文明当中，或许正是因此才导致了西方政教分离的结果，然而世俗化的西方仅以限制“争”的方式，维持一个有序的社会，不会正应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结局吗？儒家不仅旨在建立一个有序的社会，而且还要达成一种良善的秩序，所以就还更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恰好是现代文明所严重缺失的。作者的论述发人深思，为什么在晚周礼坏乐崩的情形下，包括道家在内的诸子百家都纷纷寻求别的出路时，却唯有儒家选对了路子呢？或许关键在于，其他诸家皆视传统为无效而弃之若敝屣，惟孔子坚守“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原则，秉承华夏两千五百多年的文化传统，从而又下启两千五百多年以至于今的华夏文化文明的传统，所以，当结束了秦王朝的暴政与混乱，以及汉王朝元气得以复苏之时，董仲舒、汉武帝首倡“推明孔氏，抑黜百家”，重建中华大一统文明，实在不亦宜乎，功莫大焉！

或许有人会问，道家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了吗？作者的《神人与技术》一文便可以视为是对该问题的一个回答。现代人生活当中无处不在的科技，给予了人们极大的便宜，同时亦让人们对之产生了几乎不可或缺的依赖，手机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试问有谁现在还能离得开手机，一旦离了手机，哪怕是仅仅一会儿，那副惶惶不可终日的感受，又有几人不曾体验过呢？科技对于人们生活的渗透以至于主宰，该不该尤其引起我们的关注与反思呢？说来可能一般人不会相信，最早反思这个问题的居然是我们两千多年以前的道家。何以那时恐怕就一点点技术或者如庄子所说的就一点点“机械”的萌芽，连科技都谈不上，怎么就能触动老庄的心灵对之做出思考，而且其反思的深刻程度连我们今人都难以望其项背呢？足见老庄“自然无为”的心灵是何其敏感与睿智啊！

作者从《庄子•天地》第十二有关“槔”的寓言，其中的一段话，即“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谈起，特别要明确，庄子所批判的是这个叫槔的机械物，而于“技”或“术”，则另有所指。然而，槔在什么意义上成了机械物呢？因为人原本是做浇灌田地的事，但却变成了是做控制槔的事，由此开启了机械生产的便捷与高效，于是事就变成了“机事”，人心呢，也成为以大地为掠夺对象而算计的心机，即“机心”了，而“机心存于胸中”，即使通过机事而摆脱束缚于大地的艰辛劳作，也未必是一个人自身的真正解放。因为它是一种已经被物化的力量，只需通过人所共有的理性通道，就可以完全释放出来，看起来是可以迅速地与所有人相关，然而，这也就意味着它并不具体地与哪一个人相关，更可怕的是，一种没有土壤滋养的力量如何可能不泛滥？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正不断地愈益强而有力地证实这点，它会越来越成为深入囚禁人的身心而永远也打不破的牢笼，或许等到再把机器人普遍地运用起来，这个永恒的牢笼便最终彻底成型了。可怕吗，恐怖吗？人们不觉得，还都在纷纷争先恐后地蜂拥入这个牢笼。悲哀啊！两千多年前的庄子都早已看清与预见到的人类结局，我们却至今都看不清。

那么，庄子又给出了什么解救之道没有呢？肯定是给出了，只是今日的人们还可能接受吗？庄子给出的就是他一再重申的技或术，如“庖丁解牛”之游刃有余，“梓庆削鐻”之无碍于心，操舟津人、蹈水吕梁丈夫之神出鬼没，伯昏无人射箭之临渊如常、自适无碍，佝偻丈人承蜩、捶钩者捶钩而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匠石斲垩之鬼斧神工，工倕之指与物化、忘适之适，轮扁斲轮之得之于手而应于心，等等。总之，彻底摆脱被束缚住的感觉，达到得心应手、无碍而自适的解放状态，这就是庄子所说的技或术。亦即通过一种纯熟的手法，将手头上的有所待化为无所碍，达到物我之间的圆融无碍，这就是以技术的方式摆脱束缚。这种技术一定不会以力量示人，而在于一种游刃有余的自在、运斤成风的随心或者鬼斧神工的化境，而力量则是涵养在其中的。这就是技术的涵养，是一种滋润力量的养分。通过这种自身的力量所获得的解放，才是关乎每一个人的事业，是分别地参与到每一个体生命历程中的事，同时也是一种全身心的脱胎换骨，是回归自然本性的生命历程。真正的高手一定是在心上做工夫，只有妙契于心才可能上得了境界。依北海若的说法，技术就是“人在外”的行为表现，但它指向“天在内”的领会，相对于前者，后者心上工夫具有更为根本得多的意义。反之，单纯的技术手法必然招致机械物的产生，滑向机械一途，越走越远，一味向前而没有方向，这才是“机心存于胸中”的死结。所以在技术训练过程中的静心、用志的心智工夫，以确保技术处于归途之中，通往那最终神人的化境。技术要么是神人心智上的事，要么就什么都不是。

作者的哲学素养、学识功底深厚，具有很强的哲学思辨、语言分析、逻辑推理能力，见识上亦非同一般，论文的谋篇布局皆成竹在胸，思想义理的论述高屋建瓴，丝丝入扣，逐一辨析，层层推进，势如破竹而娓娓道来，因而论文的结论着实令人信服，真正做到了说理而以理服人。尤其是后一篇，由于《庄子》往往是以寓言方式言说的，其中的思想意蕴，的确难以把握，不过经作者这番精细入微的剖析与论述，《庄子》有关“技术”的深刻反思，便当广为人们所理解与把握了，这肯定会给予现代人以极其重要的启示的。而当今研究西方海德格尔者，津津乐道于海氏“技术的追问”，海氏能否与老庄相提并论且不说，但其多少受到过道家的影响与启发，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海氏的探讨中，称技术的本质为“在制造中的精通”，有类于诗性的自由创造，让真与美无蔽地现身。由此，我们比较庄子所说的技或术，这是彻底摆脱被束缚住的感觉，达到得心应手、无碍而自适的解放状态，亦即通过一种纯熟的手法，将手头上的有所待化为无所碍，达到物我之间的圆融无碍。这就是技术的涵养，是一种滋润力量的养分。通过这种自身的力量所获得的解放，才是关乎每一个人的事业，是分别地参与到每一个体生命历程中的事，同时也是一种全身心的脱胎换骨，是回归自然本性的生命历程。因而我们愈发地见出老庄道家的意义与价值，愈发地见出作者探讨的意义与价值了。不过，最终想必作者也已意识到了，根本问题或许还在于，依作者所指出的，庄子的探讨，既往下不设防，又往上不设限。我们说，往上不设限，可；而往下不设防，则不可。所以儒家一定是要主张“君子恶居下流”的，而道家也会宁愿“处众人所恶之下流”的，但是，它能幸免于“天下之恶皆归焉”的结局吗？或许道家会对此并不在意。不过，由于道家从根柢上不信任人性人为，那么道家往上不设限所通向的所谓“神人”“至人”，会不会又回到了作者上一篇论文所指出的最终结局，亦即尽管极“高明”，却全无以道中庸，尤其在“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之时，也就终究只有弃众人或百姓不管不顾了呢？哪里还可能即便稍稍地体会“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即使邦无道而隐居，那也是“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伟大精神与情怀呢？

岁次丁酉年九月廿二草拟，冬月初三修定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