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城、圣学与圣诞

作者：曾海军

来源：原载于“钦明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十一月初八日丙戌

          耶稣2017年12月25日

丁酉年冬月，应学兄相邀到圣城曲阜参加《论语》学研讨会。在会议最后的总结发言上，我即兴谈了两点感慨。一是对前来圣城参会，我说现如今到处都以地方学问为特色，到湖南做湘学，在四川做蜀学，去福建做闽学，等等；此次到圣城曲阜，可是抱着邹鲁之学是中国之学问、天下之学问的心意来的，但这并没有在这个会上得到强烈呼应，感觉在很多学者那里，还是以地方之学问自限。二是对这个会议的预想，以为到圣城来讲圣学，都会对圣人抱着很强的心意；我个人特地提交一篇《论〈论语〉中的“负面思想”》，想在整个心向圣学的氛围中显示我的理性分析特色，却不料在这次的会议论文中，依然是一篇心意极端保守的论文。

由于会议总结的时间短促，还有些意思没来得及表达。在我前面有两位教授发言，其中一位前辈激情昂扬地捍卫《论语》的权威性，并以犹太思想当中从孝讲到道做对比，人家的经典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的《论语》却根本没有这种地位。可他的话音刚落，另一位学者就表示，还是得允许对《论语》有各种不同的解释，鼓励多元化的态度。我特别想呼应那位前辈对《论语》权威性的捍卫，但另一位学者的意思，恰恰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态度。我感到很纳闷的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担心思想的权威性，或者这么多人热衷于主张思想的多元化。在什么意义上，“百家争鸣”居然可以成为一种思想主张，这里有没有违反基本的逻辑？

请有思想头脑的人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究竟一种什么样的思想立场会主张多种不一样的其他立场，然后造成思想纷争的局面呢？要么是自己的思想立场不真诚，假惺惺地鼓励其他思想立场；要么这是一种假的思想立场，根本没有思想可言而只喜欢看热闹。如果两者都不是，那就很可怕，大概是引蛇出洞什么的。怎么理解有那么多人喜欢主张“百家争鸣”呢？理由很简单，人们害怕思想的高压，反对思想的洗脑。这当然是对的，没有人喜欢思想的钳制，但不能成为主张“百家争鸣”的理由，因为“百家争鸣”无法成为一种思想主张，而本身就是一种现状。用哲学术语讲，这是一种实然，却不能成为一种应然。

我也算参加过不少儒家的学术研讨会，各种五花八门的做法都有，各种标新立异的想法都有，各种耸人听闻的结论都有。很多点评的学者心中再不以为然，点评之前都要客套地表扬一番，什么观点新颖、思维清晰、资料翔实之类的，然后再指出有什么问题。面对这种现状，人们不担心思想失去权威，学问失去尊严，反而津津乐道百家争鸣。古人只说“诸子蜂鸣”，一个学术会议如果整得像一群蜜蜂在嗡嗡叫，这会很有意思吗？如果要强调尊重不同思想观点的表达，这当然没问题，但思想若不追求自身的品格，不确立自身的权威，难道就甘于纷争不息？别把这种诉求理解为某种宣传部门的行径，如果要反对某种思想高压，究竟是聚讼纷呈有力量，还是凝聚一心有力量？因此，我想呼应的是其中一位前辈捍卫《论语》权威性的主张，并且向另一位学者表明，“诸子争鸣”实不足以成为一种主张。多元还需要“化”吗？不“化”直接就是多元，要“化”只能是一元。

在会议结束返程的路上，微信朋友圈里适逢圣诞之争，又想起刚刚在圣城曲阜及孔庙之外的一些经历，对圣诞之争不免多了一些感想。此次前去曲阜开会，本来是很想和同仁高老师、丁老师一同结伴前行。两位老师以儒家为信仰，对于朝拜圣城当作一件非常重大而严肃的事情，总觉得没有准备好而不敢启程。的确，就我个人而言，进孔庙如何才能从容行跪拜礼都成问题。因此这次利用开会的空隙时间，和李毅打车去“三孔”圣地，本来也就想着只在宫墙之外走走，还不敢进孔庙行礼。我们到万仞宫墙的时候，孔庙的工作人员正好关门下班。但接下来的一些经历，令我回想起来不胜痛惜。

我们下车才走一会，李毅就被当地小商贩拦住兜售纪念品。他也是有心买点纪念品送给高老师和丁老师，其中有一样是挂件，李毅不想挂件上有孔子像，觉得这是对孔子不恭。小商贩就开始嘀咕，说孔子都已经死了好几千年，我们哪还能真当回事什么的。见我们不高兴，她也就不敢多说。但我知道，她的话其实代表了当地百姓的普遍心态，包括我们坐出租车的时候，司机跟我们讲曲阜的发展，讲曲阜除了依靠“三孔”的旅游业，没有别的经济产业，老百姓手里也没什么钱，以及在曲阜街头匆匆而过看到的景象，留给我一种强烈的印象就是，今天的曲阜，不过就是中国这片国土上无数个城市中的一个，“三孔”圣地彻底被商业旅游化之后，所有有关孔子或儒家的东西，不过是沦为曲阜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业元素而已，真的一点也感受不到，作为圣城的那种精神家园体现在何处。

我和李毅本来打算绕着孔庙围墙走一圈，可才走没多久，一辆电动摩托车在我身边擦身而过，车身已经撞到我了，把我吓了一跳。可车主在前方回头瞄了我一眼，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就这么开走了。还好倒也没伤着我，但按人之常情，总该停下来问一问吧。这事要是发生在别的地方并不值得一提，但这可是万仞宫墙之内、孔府围墙之外，民风竟然凋敝如此，哪里还有一点圣地的痕迹？夫子温、良、恭、俭、让塑造了数千年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之风，想不到近在咫尺的巷陌之间亦荡然无存，岂不令人黯然伤神！

这些经历与我在《论语》学会的感受交织一起，令我对圣诞之争顿时充满着悲愤之感。悲的是圣城之风尚且凋敝如此，争一个圣诞之名又能有多大意义？愤的是耶教之风已然猖獗如此，又有谁真心实意地体谅过儒家信仰的悲凉？在曲阜打开地图，看到的就是教堂的字眼。耶教教堂在这片国土上已经无孔不入，曲阜之地亦未能幸免。有哪一个耶教徒以自身对耶稣的信仰，意识到应该给中国人尊崇孔子留一片净地？难道中国人就一个个活得那么粗鄙，活该丧失那种庄严肃穆、圣洁无暇的朝拜之地？就是在中国的这片国土上，中国人尊信孔子、崇信儒家的空间，也远比耶教徒要狭窄得多，不但圣洁的朝拜之地不存，圣学传播亦鱼龙混杂，连捍卫《论语》的权威性都成了问题。可耶教从来就把自身的盛行当作是天经地义，只见己存而不见人亡，俘获狼子野心是其强项，至于尊重其他文明，恐怕没有过。在中国的国土上为孔子正一个圣诞之名，振振有词的居然是耶教！

儒家之于中国陷入到今天的局面，耶教及西方文化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干系，但终究还是中国人自身的背弃与沦丧所导致。我并不是想把圣城曲阜的处境归结到耶教头上，但耶教也别装出无辜的样子。西方文明一向以各种普世价值自居，却从来也掩饰不住其目空一切、狂妄自大的姿态。别忘了，西方文明自从进入中国，就从来没有把数千年的中国文明当回事，从骨子里瞧不起中国文化，过去上百年来也没有少欺凌过中国人。大概直到这二十年来才被中国的富国强兵打了脸，开始把中国当回事了。如果一个文明真的有他们自许的那么好，为什么不懂得一开始就从文明的角度去看待一个国家，而一定要等到富国强兵了才开始认呢？那些热衷于为耶教摇旗呐喊的中国人，不妨多想想这个道理。

无论今天的圣城曲阜怎么样，责任都不在无知无识的百姓身上。曲阜明古城在“文革”时被拆毁，宫墙重建不过十数年，孔庙的捣毁更是令人痛心疾首。百年中国，又何曾容下一座圣城，曲阜之地能不败坏吗？然千年圣学，何曾辜负一脉中华！圣诞可以不争，圣城可以不存，但圣学不能不传！我在万仞宫墙外拍了几张照片发给两位老师看，丁老师说还是能得见其巍峨庄重感。我在心中想，虽说来来往往的百姓早已熟视无睹，但丁老师心中有巍峨，则能见其巍峨；心中有庄重，则能见其庄重。是以圣学若能传而光大之，则圣城终究可得而存，圣诞之名亦可不争而正！后学小子，敢不勉哉！

丁酉年冬月初八于文星花园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