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的“论语学”

作者：杨朝明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十一月初七日乙酉

           耶稣2017年12月24日

作者注：本文吸收了宋立林、崔海鹰、房伟、杨传召的修改意见，谨此致谢！

近几十年来，早期出土文献不断问世，加之新理论、新方法的不断引入，传统学术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就《论语》研究而言，涌现了许多对于《论语》文本的译注、考释、解读，同时还有不少“《论语》学史”的研究成果；既有文献的考证，也有哲学与思想的诠释。每年相关的论著往往在十几部、几十部以上，论文更是不胜枚举。总体看来，《论语》研究的成就不可谓不大。但不可否认，当前的《论语》研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那么，如何才能促进《论语》研究的学术水平真正实现质的提升？《论语》研究应该具有何种范式？我们认为，要实现上述突破，就必须将构建中国的“论语学”提上日程。如今，经学重建已成为热议的话题。而对于“论语学”的构建，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学界虽然有“论语学”称谓，但无论其具体指向还是实际研究，都具有明显的局限，有的甚至将“论语学”等同于“《论语》学史”。现在是时候认真考虑“论语学”的问题了。当前大力构建中国“论语学”，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条件已经成熟。

一、“论语学”应立足于“论语类”文献

说到“论语学”，人们自然会首先想到《论语》。在我们看来，“论语学”固然首先要研究《论语》其书，但却不能仅仅研究《论语》一书，它应当涵括整个“论语类”文献。

在《汉书·艺文志》的分类中，“六艺略”就包括了“论语”一类，这一类排在“易”“诗”“书”“礼”“乐”“春秋”之后，与之并列。后面还有“孝经”与“小学”类。在“论语”类中，《汉志》共列举了“论语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具体表述情况如下：

《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两《子张》。

《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

《鲁》二十篇，《传》十九篇。

《齐说》二十九篇。

《鲁夏侯说》二十一篇。

《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

《鲁王骏说》二十篇。

《燕传说》三卷。

《议奏》十八篇。石渠论。

《孔子家语》二十七卷。

《孔子三朝》七篇。

《孔子徒人图法》二卷。

凡论语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

在这里，所涉及到的十二家都属于“论语”。可以说，《汉书·艺文志》对于“论语”的定位比较明确，就是所记录的都是孔子的言论。其中有的是孔子亲自言说，乃“孔子应答弟子、时人”；有的相当于门人转述，即“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

在列举“论语十二家”之后，《汉书·艺文志》还介绍了汉代传承“论语”的各家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在所列举的十二家中，还包括了《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孔子三朝》七篇、《孔子徒人图法》二卷。这三家也属于“论语”一类。一般人认为这三家已经亡佚，但事实上，现存的《孔子家语》和保存在《大戴礼记》中的《孔子三朝记》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二书。关于《孔子家语》，由于战国时期出土文献的佐证，学术界已经基本摆脱了“《孔子家语》伪书”说的认知；《孔子三朝记》也是这样，从宋代王应麟开始，越来越多的人认定《大戴礼记》中的《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闲》七篇就是已亡佚的《孔子三朝记》。

我们研究古代典籍，离不开作为现存最早目录书的《汉书·艺文志》，其所传达的学术信息十分重要，不容忽视。在研究《孔子家语》和《孔子三朝记》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它们被归于“论语”类的事实；同样的道理，在研究“论语学”时，我们也要意识到“论语类文献”不仅仅只有《论语》一书。这一理念转变，将不仅对于研究《论语》其书的相关问题，且将对于包括《孔子家语》《孔子三朝记》其他相关文献的研究，都可能会有想象不到的助益。

二、“论语学”要特别关注孔子遗说

既然“论语学”要关注“论语类”文献，它所面对的就应该是包括《论语》其书在内的所有孔子遗说。

首先，“孔子遗说”需要认真研究。现存孔子言论的直接材料，可以用“孔子遗说”加以概括。所谓“孔子遗说”，即孔子生前所留存下来的言论。例如，《论语》和《孔子家语》都是孔子与其弟子及时人的言论集。孔子“述而不作”，但其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培养了大批弟子，其相关言论一直为弟子重视并辑录。这些孔子言论，以“子曰”“孔子云”“子言之”之类的形式，赖孔门弟子的整理得以流传下来。

“孔子遗说”是中国儒学研究的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关键，但历来研究者既多，分歧也极大，其间还存在许多不正确的认识。特别是，长期以来盛行的疑古思潮，从怀疑古史到怀疑古书，致很多古籍被打入“伪书”行列，多数典籍的成书年代被严重后置，甚至不少珍贵材料被“武断地加以剔除”。以致经过疑古学者的剥离，与孔子有关或可信资料“似乎只有《论语》一书了”，更为极端者，甚至《论语》也受到了怀疑。

在经历历史跌宕之后，多数学者的认识趋向理性、平实。但是，在“论语学”具体研究中，相关资料仍嫌缺乏、单一，难以把握。有感于此，屡有学者多方收集孔子言行、事迹资料，例如，清人孙星衍辑有《孔子集语》，至今人郭沂有《孔子集语校补》；复旦大学姜义华、张荣华、吴根梁编有《孔子——周秦汉晋文献集》；曲阜师范大学李启谦、骆承烈、王式伦合编《孔子资料汇编》；不久前，在国际儒学联合会的支持下，郭沂在自己多年积累的基础上，又编辑出版了《子曰全集》。

近年来，大批战国、秦汉时代的地下文献问世，带来大量关于孔子、孔门弟子及早期儒学的新资料，也“激活”了许多久已被忽视的传世文献。因此，以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相结合，从探讨孔子与六经之关系入手，系统阐发蕴涵其中的教化学说，并深入探讨“孔子遗说”的形成及其历史价值很有必要。

第二，“孔子遗说”的形成与整理。“孔子遗说”由孔门弟子记录，于孔子去世后纂辑而成。据《礼记·文王世子》，周代即有“乞言”传统，特为重视长老耆宿们的善言嘉语。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三代文化的集大成者，故当时君臣、大夫名士尤其孔门弟子格外重视孔子的言论。孔子一生都与弟子们相伴，孔门弟子崇敬孔子，也最了解孔子，他们习闻、珍视进而记录了孔子的许多日常言论。

其中最典型的依据见于《论语·卫灵公》。子张闻孔子讲做人要“言忠信，行笃敬”之言，马上将老师之言“书诸绅”，即书写、记录在衣带上，可见其珍重之意态。相关资料还大量见于《孔子家语》，如《入官》篇子张“退而记之”，《论礼》篇子夏“敢不记之”，《五刑解》冉有“退而记之”等，以及孔子多次提示弟子“识之”“志之”等。据《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孔子晚年讲论时，就有弟子轮流加以笔录。

当然，“孔子遗说”形成系统，进而流传下来，有一个集中纂辑的过程。这一过程，可能肇端于孔子殁后孔门弟子间的“分化”。弟子们禀性不同，对孔子所讲内容的接受、体会自然各异；孔子施教也往往因材而异，不拘一格，以致弟子们或“皆有圣人之一体”，或“具体而微”。孔子去世后，弟子们游走四方，设帐授徒，必然称扬和发挥孔子学说，无形中又强化了这一趋向。

孔子弟子众多，又各有所记，孔子遗说必是丰富乃至庞杂，这便亟须能力、地位、影响足以服众者出面主持、领纂。符合这般条件的大概可举出子贡、有若、子张、子游等人，他们都是孔子身后很有影响的弟子。但其中地位更特殊、对孔子学说理解更深的当属曾子。孔子去世后，曾子为群伦推重，孔子嫡孙子思也从而问学，故曾子应是纂辑“孔子遗说”的前期召集人和主持者。

纂辑“孔子遗说”，绝非短期完成。曾子以后，主持其事者必为子思。《孔丛子·公仪》记子思之言说：“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其正辞，然犹不失其意焉。”他整理“孔子遗说”，并坚信所记实得孔子本意。

近年来，新出简帛中多有关于“孔子遗说”的相关资料。其中，上博竹书《从政》篇与郭店竹书《成之闻之》屡次出现“闻之曰”。我们认为，所谓“闻之曰”，即是闻之于孔子如何如何，相当于“子曰”。而“闻之”的主体即应是子思，这一特殊的语式质朴地反映出所记遗说的来源以及子思与孔子的特殊关系，从而也印证了这些言语资料的真实性与可靠性。

可见，“孔子遗说”的形成与整理有着复杂的过程。所有这些遗说，除少量为后世诸子假托外，绝大多数系由孔子弟子记录，曾子、子思等人纂辑而成、传流而来。此后，随着文献的传流、播衍，孔子言论则更多地以“子曰”“孔子曰”“夫子曰”等形式呈现。

三、“论语学”要把握孔子遗说的特点

在对“孔子遗说”的形成、汇集整理等情况有了基本了解后，就要分析其特点，把握其性质，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开掘“孔子遗说”的研究价值。

首先，要充分估量，并正确理解和认识“孔子遗说”的整体性。现存“孔子遗说”，都是孔子思想某一维度和方面的反映，我们应尽可能地将“孔子遗说”合观参验。《论语》绝非研究孔子的唯一可靠资料，其仅为“孔子遗说”材料中“正实而切事者”材料的选辑，远非全体。《论语》类于“语录”，缺乏孔子论说的相关背景与情形的记述，令人难得要领，甚至产生误解。这就需要参考其他文献资料，除常见的《礼记》《大戴礼记》等外，更有《孔子家语》《孔丛子》等重要典籍。其中，《孔子家语》类于孔子弟子笔记的汇编，《孔丛子》则可谓孔氏家学的学案。尤其《孔子家语》，内容丰富、材料真实、价值极高，当完全称得上“孔子研究第一书”。

第二，辩证认识弟子“润色”与保存“本旨”的关系。孔门弟子记录孔子言论，旨在保存孔子的思想学说，忠实记录孔子思想宗旨，其记录工作的最重要原则应该就是“存真”。然而，耳“闻”与笔“记”之间毕竟有时间差；口头语与书面语之间也会有距离；禀性与学养的不同会在理解上出现偏差；汇纂和编辑时也必有主持者的润色之功。从绝对的意义上讲，现存“孔子遗说”不可能完全是孔子言论的实录。然而，无论是一般弟子，还是主持汇集的曾子、子思，其主观愿望一定是保存孔子思想学说的“本旨”。对此，我们应理性、客观、辩证地进行理解和把握。

第三，动态考察与客观看待篇卷分合与文字讹变等情况。随着简帛古籍的出土与研究，人们认识到古书的形成要经过复杂的过程，其间往往有多种传本，且经过若干学者之手，一般都要经历较大的改动变化才能定型。因此，应以一种动态的眼光看待文献传流，对各种“孔子遗说”的传流当然也是如此。只要对《孔子家语》传流中的各种问题进行梳理、分析，就能发现在特定条件下，其文本所出现的文辞歧异、篇卷分合、文字变更等各种情况及其成因。

第四，特别应注意，遇有时忌或不合时势时，传世文献往往会不得已进行改动或调整字词语句。这种情况在汉代较为普遍，其中尤以《礼记》《大戴礼记》的纂辑最为典型。如果将《孔子家语·哀公问政》与《礼记·中庸》相应部分进行比较，就能看出前者中的“尊贤”“笃亲亲”“敬大臣”“子百姓”“来百工”，分别变成后者中的“劝贤”“劝亲亲”“劝大臣”“劝百姓”“劝百工”，动词“尊”“敬”等皆改写为“劝”，透露出尊君卑臣的意涵。将《孔子家语》与二戴《礼记》进行比较，类似的例子俯拾即是。把握住这一规律，仅仅从“孔子遗说”文献中，也能将儒学由先秦“德性儒学”到汉代“威权儒学”的这种演变看得一清二楚。

四、正确认识“论语学”的研究对象

在特殊具体的语境中，“论语”可以成为“孔子遗说”的代名词。对于孔子在长期从事教育的过程中留下的这些遗说，我们当然应该进行一体思考、整体观照。也正因如此，“论语学”的研究对象不应是拘泥的，而是宽泛的。

实际上,“论语学”的内涵应该十分丰富，它不仅要研究《论语》及“论语类”文献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还要研究《论语》在历代流传与研究的历史，更要研究《论语》在当代的认识、理解与运用。关于“论语学”的研究对象，其实包涵了几个层面的学术关系：

首先，《论语》研究与“论语学”的关系。不言而喻，“论语学”首先要研究《论语》其书。按照一般的理解，“论语学”应该是以《论语》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事实上，以往的《论语》研究也早已经广泛展开，研究范围已涉及到很广阔的范畴，如前人已经归纳过的《论语》之编纂者、成书年代、版本变迁、真伪考辨、篇章结构、文字训诂、名物考释、学术价值、学派风气、注译传播等，并涉及哲学史、经学史、经济史、伦理史、教育史、文化史、历史学、文字学、版本学、校雠学等多门学科。

然而，“论语学”首先以《论语》为研究对象，但不能仅仅以《论语》为研究对象。也正如前面已经说到的，我们应该把“论语学”的研究对象由“《论语》”扩大到“论语”，也就是说，“论语学”研究对象不能局限于《论语》本文。如前所言，“论语”其称谓本来就没有排斥其他的孔子遗说。因此，包括《论语》其书在内的“论语类文献”都应一体思考。在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孔子家语》、《孔子三朝记》、二戴《礼记》以及《荀子》中的大量孔子遗说，当然还包括出土简帛文献中的孔子遗说。

其次，思想性研究与编纂学研究的关系。无论《论语》其书研究还是“论语类”其它文本研究，都要处理好这个重要关系。例如《论语》属于思想性文献，它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它是中华民族的思想经典，它的思想永远是研究重点。很多的研究只注意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就往往会缺乏判断力、鉴别力，顾此失彼，缺乏严谨，由此造成一些错误。有的不顾及文本的思想性，单纯进行成书研究、真伪论证、年代考辨，有的则不了解早期儒学及其时代，就进行《论语》学史的断代研究，都容易出现此类的偏失。

这就是说，无论进行实证的还是义理的探讨，都不能不知道“论语学”的特殊性。当然《论语》（或其他“论语类文献”，如《孔子家语》《孔子三朝记》以及《礼记》《大戴礼记》《易传》等）的编纂、成书与流传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对其进行编纂学的研究，就是要讲清楚它的材料来源、作者或编者、成书时间、编纂目的、内在结构等诸多问题。搞清楚了这些问题，文本思想的研究才更加可靠，才建立在更加扎实的基础之上。反过来，对文本思想了解越深入，对文本的形成认识也就越透彻、越明晰。

研究《论语》的最初编纂，对于当前许多人热衷于进行的“论语类纂”一类的工作亦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一般说来，对《论语》或“论语类文献”的文本进行分类编纂，往往是利用它的学说，借鉴它的思想。如果不了解文本的形成，那么，以思想内涵为标准对文本进行分类编纂，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比如，如果我们承认《论语》的篇章之间存在内在联系，那么这些所谓的“类纂”就解构了原来文本的联系，文本的意义流失就在所难免。

看来，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文本的编纂是思想内涵研究的基础，它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经文”研究之于“经义”研究的意义。只有在进行踏实的基础性研究之后，才能更深刻、更准确地探究其思想内涵。如果不顾《论语》的编纂学的诸种问题，孤立地研究《论语》的思想与哲学，往往就像不重视文字校勘训诂那样，其结论面临着很大的局限甚至错误。

第三，要处理好“论语学”与“《论语》学史”或“论语学史”的关系。近代以来，经学被宣告死亡，但是经学史的研究则蓬勃开展起来，正如学术史研究中出现了“诗经学史”“尚书学史”“三礼学史”“春秋学史”“易学史”等一样，“论语学史”的研究也受到了许多关注。但是，“论语学”包涵“《论语》学史”，甚至包涵“论语学史”，但毕竟不同于“《论语》学史”。也就是说，我们要放开视野，要清楚地知道“论语学”研究不能脱离“《论语》学史”或“论语学史”的研究，但是却不能只局限于“《论语》学史”。

最后要指出的是，经过多年来尤其近年来学者们的勤奋探索，在“论语学”方面已经积累丰硕成果，相关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构建“中国论语学”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要构建中国的“论语学”，除了对《论语》及“论语类”文献本身进行正本清源的研究之外，对既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必须给予充分的关注。例如，在结合出土文献对于传世文献的研究方面，出土文献激活了很多传世的孔子遗说文本，如《孔子家语》《孔子三朝记》，还有散见于《礼记》《大戴礼记》《易传》（包括帛书《易传》）等，这些文本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哲学的、思想的世界，给“论语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因此，历史上、现代的相关文献集成性整理也应该尽早着手开展。为了推动“论语学”的建构与研究，我们倡议有条件的地方（尤其科研机构或高校）建立相应的“论语学”研究平台，进而组建全国性的“论语学”研究组织，以更好地扩大对话与交流。

五、深刻理解“论语学”的特性

要更好地进行“论语学”研究，必须认清“论语学”的特点，把握“论语学”的特质，清楚“论语学”的特殊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论语学”本身的重要性、研究的必要性，进而理解其亟待开展的紧迫性。

“论语学”首先属于经学的范畴。“论语学”自身的特征非常明显，这正如《论语》在儒家经典中具有特殊地位那样。不过，正如传统上“四书”也像“五经”（或“六经”）被称为“儒经”那样，“论语学”与“诗经学”“尚书学”“三礼学”“春秋学”“周易学”一样，也属于经学的范畴。然而，其间毕竟有差异之处。而孔子整理“六经”，“六经”功能也各不相同。诚如孔子本人所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可见，孔子所说“六艺于治一也”，其言值得细细品味。“六艺”本来就是“先王之政典”。孔子整理“六经”后，以“六经”或“六艺”（《大戴礼记·保傅》所谓“大艺”之“艺”）教授生徒。孔子阐发“六经”奥义，其思想则集中在“论语”（包括《论语》在内的“论语类文献”）之中，这就决定了“论语学”的经学性质与意义。

既然“论语学”从属于“经学”，它就具有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各种属性，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就必须遵从传统学术的规律，只有这样，“论语学”才能开辟新天地，结出丰硕成果。“论语学”属于“经学”，当然也就属于“孔学”“儒学”或“传统文化”领域，由此，“论语学”研究关涉极大。反过来，不了解“论语学”的特性，不了解它的这一特点，就可能会像疑古思潮盛行时期那样，把《论语》与相关文献的研究“降‘经’为‘子’”。

事实上，很多人研究孔子儒学，视野受到了很大局限，造成了许多的误解。这种局面产生的原因，要放在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考察。近代以来，由于外敌的入侵，许许多多中国人失去了文化自信，长期以来疑古思潮的盛行更是加剧了其负面影响，形成了一种“反传统”的传统，从而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重要的文化典籍遭到怀疑，很多关于孔子的文献材料也被弃之不用，“孔夫子”甚至几乎变成了“空夫子”。

可见，“论语学”直接关系到对于中华文明高度、深度与宽度的认识，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问题。如果我们“照着讲”，就要了解“照着讲”的对象；如果人们“接着讲”，不了解“接着讲”的对象，或对“接着讲”的对象认识不清楚、不全面，“接着讲”实质上就是盲目的。实际上，孔子“述而不作”，乃基于他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他是站在中国上古三代历史文明漫长发展的基础上，今天的“论语学”研究，也必须置于这一广阔背景之中。在走出疑古时代，重新估价中国上古文明，找回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加强对“论语学”的研究，加强对孔子遗说的综合探讨，就能逐渐拂去尘埃，开辟孔子思想、中国儒学、中华民族文化研究的新局面！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