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政治与中国的近代转型──对中国近代史上边疆、族群历史书写的再思考

作者：吴启讷（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史学博士）

来源：《原道》第32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十一月初十日戊子

            耶稣2017年12月27日

内容提要：中国自16世纪中期开始在自身的历史演进中浮现出近代性，使得王朝由“文明”型态的国家开始转型为“领土国家”。列强改变了中国在东亚政治中地位，则成为中国“主权国家”“民族国家”化的动力：国家对外的定义和内部臣民的定义都必须清晰化，原本的多元帝国需要转变为内外分明的民族─国家；但中国传统的核心内容，尤其是多元性，也必须得到保存，只是它的外在形式不得不有所变化。即使近代中国的革命政治势力奋力模仿包括“种族革命”“一民族一国家”等模式在内的西式近代化，最终仍然无法彻底摆脱中国自身历史演进的逻辑，无法彻底拆解中国自身历史演进过程所建立的族群政治架构。如果从世界史的角度来写中国史，将非汉人群体和“边疆”置于中心，观察在“现代化”“革命”与“战争”等话语下的“边疆”和“族群”现象，边疆史和族群史在近代史研究中的意义和比重将会明显增加。

关键词：边疆政治；群族政治；近代性；民族国家；现代化；

边疆政治史、族群政治史在中国史研究中长期处在边缘地带。但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边疆政治、族群政治却空前地影响了中国的命运，形塑了中国的内在性质与外在呈现。早在17世纪，边疆政治、族群政治即是清朝国家建构的重要基石；20世纪初，满、汉菁英又揭橥“五族共和”的主张，试图挽救濒危的清朝，最终甚至以放弃政权的代价，换取中华民国接受“五族共和”的立国原则；“五族共和”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体制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嚆矢。

从19世纪起，列强也是从中国的边疆政治和族群政治入手，试图摧毁此前以中国王朝为核心的传统东亚政治秩序，进而肢解王朝中国。为此，日本、俄国和西方的中国古代史与近代史研究，有意选择与中国史学不同的视角。近年来，累积近一个世纪的这类研究开始影响华人圈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随之而来并不断发酵的，也包含西方中心史观或者经过精心包装的西方中心史观。

从边疆政治、族群政治的角度观察中国近代史，关照近代中国的转型议题，除了刺激历史研究在“民族国家建构”议题上的再思考之外，也激发我们对于现代化、革命、战争与文化等议题的重新思考。本文有意针对涉及中国近代转型的九个方面的议题，提出一点初步的思考，抛砖引玉，希望从不同角度引起对中国近代史书写的新关注。这九个议题分别是：1.边疆政治、族群政治与近代性；2.列强所推行的民族国家秩序与中国的边疆政治、族群政治；3.“主权国家”与边疆政治、族群政治；4.王朝遗产与边疆政治、族群政治；5.边疆和少数族群连结中国与世界；6.边疆转变为边界：人的因素；7.“现代化”与边疆政治、族群政治；8.“革命”与边疆政治、族群政治；9.战争与边疆政治、族群政治。

一、边疆政治、族群政治与近代性

清朝结合明朝与内亚两种政治模式的有效成分，在扩大并巩固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的同时，部分改变了传统朝廷与臣民的关系模式，加快了传统中国的近代转型。这样做的代价，是正式将族群政治推到中国政治的中心舞台。换句话说，从一个角度看，族群政治成为中国政治的核心内容。

假如我们同意，中国自16世纪中期开始在自身的历史演进中浮现出某种“近代性”，那么，这种性质的外观标志之一，就是王朝第一次尝试不仅从战略上，也从国家政治制度架构、政治制度体系的角度翻转传统农业王朝长期面临内亚游牧势力威胁的局面，从战略和制度层面改善王朝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缺陷。这一努力，使得王朝由“文明”型态的国家开始转型为“领土国家”。

自13世纪后期蒙古人入主中原开始，中国王朝的世界观开始转变，标志之一是，蒙古统治者不再沿用中国历朝以西周封国、地域名称为国号的传统，而改采寓含时空无限而一统之意的“元”为国号（这一改变成为明、清二代的范例）。元朝在某种程度上主导了13-14世纪的初始全球化，而其从广袤的欧亚大陆其余部分带到中国的多元文化因素，被它的汉人继承者明朝接受。明朝的政治文化不仅沾染到内亚的因素，也将经有元一季模糊化的夷夏界线接收下来，明朝在西藏、西南和东北方向的经营，已然朝经济一体化的方向移动。从明朝中期开始，在中原王朝与外界的互动中，西方的因素急遽增加。西方因素不仅来自东部沿海，也来自与中亚、南亚接壤，或为明朝边疆，或为明朝藩属的王朝陆上边缘地区。西方的扩张，在其外表上拥有海洋贸易、（以经济贸易为核心功能的）都市化、近代工业和火器军事等技术特征，但其核心内容却是迥异于亚洲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这种政治秩序体系的扩张，对于东亚传统国际秩序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即使是在近代早期，缅甸史上对中国构成威胁的两个重要王朝，在一定程度上即崛起于印度洋西东贸易之中，而活跃于印度洋的葡萄牙人甚至直接参与了万历明缅战争和乾隆清缅战争；俄国从陆地上向亚洲扩张也对中国王朝与蒙古各部和东西伯利亚的关系造成重大威胁。清朝真正警觉到中国主导的“天下”秩序遭受挑战，乃于《尼布楚条约》中界定“中”“外”的界限，将原本一同归类在“外藩”的蒙古与俄罗斯明确分隔在线的两侧。

有关清朝的边疆政治和族群政治，有三个需要深入观察和讨论的焦点。

第一，面对清朝将“满、蒙、回、藏”正式纳入国家的政治体系、权力体系内，五个族群间的政治关联与互动，构成了清朝战略安全的有机防线，因而共同构成清朝整体政治制度不可或缺的部份。可以说，早在17-18世纪期间“五族共和”格局即已实质形成。这样，满洲菁英在20世纪初试图用“五族共和”的论述对抗汉民族主义革命派“驱逐鞑虏”的种族主义论述，他们所揭橥的不过是清朝的国策而已。如恒钧、乌泽声等留日满蒙旗人在东京创办《大同报》，不久又在北京创办了性质相同的《北京大同日报》，提倡“满汉人民平等、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并且结合民族与立宪政治议题认定，满汉问题之所以出现，是由于满汉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上都不平等之故，而归根结底又是君主专制独裁造成的恶果。因此，要想根本解决民族问题，就必须改革政治，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开设国会。[1]旗人菁英同样强调满、汉乃至蒙古人之间内在的联系与一体性。满人御史贵秀指，“时至今竞言合群保种矣，中国之利害满与汉共焉者也。夫同舟共济，吴越尚且一家，况满汉共戴一君主，共为此国民，衣服同制，文字同形，言语同声，所异者不过满人有旗分无省分，汉人有省分无旗分耳”。[2]留日旗人更具体论证中国境内各民族融合为一体的必然性与现实可能，指出中国各民族，尤其是满汉两族，具有共同的命运、利益与责任。乌泽声认定，“国兴则同受其福，国亡则俱蒙其祸，利害相共，祸福相倚，断无利于此而害于彼之理。……又岂独满汉为然也。凡居于我中国之土地，为我中国之国民者，无论蒙、藏、回、苗，亦莫不然。我有同一之利害，即亦不可放弃救国之责任也”。[3]不仅满、汉，整个“中国之人民，皆同民族异种族之国民也”，“准之历史之实例，则为同一之民族；准之列强之大势，则受同一之迫害，以此二端，则已足系定其国民的关系矣”。穆都哩为文称，“盖民族之成，国民之合，其绝大之原因，全由于外部之压迫及利害之均等，而他种之原因，则一缘于居于同一之土地，一缘于相安于一政治之下。至于言语、风俗习惯，虽为成立民族及国民之要素，然有时不以此而亦能判定其为某国之国民。若专以风俗、言语等而定民族之异同，则英人与美人之问题，必难解决矣。虽然，中国之人民皆同民族而异种族之国民也，言语、风俗间有不同之点，有时而同化也。故同化者，亦造就新民族之一要素。以满汉两方面而言，则已混同而不可复分，推之及于蒙回藏，则其大多数虽未收同化之效，而其近于内地之人民，则其言语风俗已一于内地之人民。虽欲使其不同已不可得矣。再加之以经营，施之以教育，则数年以后可用者将不遑计。不然，委之于不显，或奴隶视之，则三年之后，其地必非我有。”[4]还有人引证日人高田早苗之民族要素说，即“同一的言语；同一土地住所、生活职业及共同政治之下；同一宗教；人种之混同”，直指满汉事实上是一个民族。因为民族与种族不同，民族是“历史的产物也，随时而变化，因世而进化……故民族以文明同一而团结，而种族则以统一之血系为根据，此民族与种族又不可不分也”。因此，“满汉至今日则成同民族异种族之国民矣”。[5]在这样的认知下，留日旗人在其他场合更多次迳称“我汉、满、蒙、回、藏四万万同胞”。[6]

第二，中国历史开始呈现近代性，并不是对西欧近代社会的被迫或者主动的模仿；中国自身的近代化源自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源自中国历史独特的动力与独特的演变逻辑。16世纪中期以来中原─内亚的商业连结，包括山西、湖北、安徽、天津等地的商人与蒙古、云南、新疆、西藏区域的互动，成为中国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结成整体国内市场的经济动力；而中国经济藉着规模空前的市场连结，超越了农业和游牧分割的状态。质言之，中国经济、社会的近代转型也有类似“海洋化”的现象，但“边疆”才是中国的海洋。而这种“海洋化”并不简单等同于新清史所描述的“类似英、俄的殖民扩张”，比较接近事实的描述应该是：清朝将中国历史上边疆与中原的长期互动合并，使得长城成为中国的腹地，北京成为国家真正的中心。

第三，“新清史”强调清朝的内亚文化与政治渊源，并将这一渊源与清朝对汉人的统治视为一种对立的“二元”结构。这种观点低估了这样一个事实：满洲统治集团入关之前，即已确定夺取“中国”之“正统”的目标，要达成这样的目标，除了利用汉人农耕地区可靠的人力与物质资源，建立坚固的统治基础之外，别无其他选择。基于这一建立在政权根本利益基础之上的立场，清朝族群政治的核心内容，乃确立在蒙古议题之上，具体而言，是“中原-满汉”与“游牧-蒙古”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为了主导这一关系的方向，满洲朝廷乃利用满蒙之间的连姻笼络蒙古人；利用满─蒙共同信仰的藏传佛教，引进西藏因素削弱和控制蒙古人；联合喀尔喀蒙古打击准噶尔蒙古，在这一系列关系中，满汉双方的利益取得了高度一致。[7]为了维护整体族群政治结构的稳定，清朝只能不断强化满汉之间这种利害相同、荣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关系。满洲统治者在中国西部山区推行“改土归流”，即是在长期有利于清朝统治的前提下，直接嘉惠了汉人移民。

“新清史”强调清朝“二元”结构的观点，显然低估了清朝以前中国历代王朝的内亚关联，以及中国历代郡县制与封建制长期并行的史实。自西汉以来，朝廷因统治力辐射范围的限制，只能在汉人集中的农业区域实行郡县直接统治，在边远、非汉人集中的区域封建当地上层，实行间接统治。这两种制度固然不一致，但却构成了中国王朝政治完整的政治架构。[8]

二、列强所推行的民族国家秩序与中国的边疆政治、族群政治

西方对近代中国的挑战，恰是以中国的边疆政治和族群政治为切入点。因而，要观察近代史上西方对中国本身历史进程的影响，将中国的边疆政治史和族群政治史作为起点，有其必要。早在17世纪中期，俄国即利用蒙古与清朝间尚未完全确定的关系性质，试图控制与中国有着长期历史和文化关联的中亚和东西伯利亚；19世纪的英国则利用了藏人、突厥穆斯林与清朝的关系，试图控制西藏与新疆南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本更利用其与琉球、朝鲜、满、蒙的地缘、历史和文化关联，意欲全面取代中国在传统东亚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体系在19世纪后期越出西欧，进入东欧和亚洲。这个过程当然是西欧列强主导的。就中国的例子而言，西方和日本都是试图透过赋予中国藩属和边疆非汉人群体以民族国家的性质，来瓦解中国主导的，以朝贡为外在形式的多元礼仪制度和其背后内在的东亚传统政治秩序。

中国在东亚政治中地位的改变，成为中国“主权国家”“民族国家”化的动力。与此同时，中国并不甘于无条件接受西方的“nation”观念与“nation”体制，[9]而是立足于中国边疆政治与族群政治的现实，承认中国内部各族群间的历史与文化差异，同时建立“五族”和（“五族”之上的）“国族”概念，在边疆政治中延续族群有条件自治的传统。这一抉择，成为1950年代中国大陆从事“民族识别”，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滥觞。[10]

三、“主权国家”与族群政治

尽管已经设立了前提条件，面对从规模、技术到性质，种种前所未有的外来威胁，清朝为维护王朝的政治势力和利益范围，被迫，或主动改采列强的国际政治规则，试图将自身转型为近代史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民族国家”，于20世纪初推行“新政”，试图将内部并行的两种政治制度统一为一种政治制度，导致奠基于清朝“五族共和”概念之上的“中华民族”“中国国民”与“中国各族人民”概念的形成。19世纪中期开始，列强对清朝势力范围和国土的蚕食黥吞，使得清朝必须援引西方列强本身的规则，说服西方相信自己的主权国家性质；同时也有意说服并动员其臣民：一方面，国家对外的定义和内部臣民的定义都必须清晰化，原本的多元帝国需要转变为内外分明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核心内容，尤其是多元性，也必须得到保存，只是它的外在形式不得不有所变化。

四、王朝遗产的继承与边疆政治、族群政治

19世纪中期，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其中一部分人将中国的危机归咎于中国内部“异族”的统治。这种认知，在20世纪初发展成为汉民族主义；抱持汉民族主义思想者，多数转化为“革命派”，主张发动“种族革命”。[11]为此，孙中山明确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12]维新派则警告，“革命派”的“排满”种族革命主张可能导致国家分裂。[13]维新派揭橥包容性的“中华民族”主张，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质，[14]成为“五族共和”理论化的基础。[15]辛亥变局后，为继承清朝留下来的领土遗产，原本在革命派试图推翻清朝的过程中被设计为汉民族的民族国家的中华民国，最终接受了维新派的“五族共和”理论与清朝“五族共和”的政治设计和政治体制。这一结果显示，即使近代中国的“革命”政治势力奋力模仿包括“种族革命”“一民族一国家”等模式在内的西式近代化，最终仍然无法彻底摆脱中国自身历史演进的逻辑，无法彻底拆解中国自身历史演进过程所建立的族群政治架构。

五、边疆、少数族群连结中国与世界

如果从世界史的角度来写中国史，我们很难避免对于近代中国在世界当中的位置做出另有一番评估。

事实上，对于16世纪以后的“中国”（China）和汉人（Han-Chinese）而言，边疆（Frontier）和非汉人群体（Ethnic Minorities）是“中国”与世界建立连结的桥梁。如果破除在地理上对“中原”位于“中心”的想象，将“边疆”都置于地缘视野的中心，以往的历史书写，尤其是近代史的书写将会发生根本改变。

16世纪以降，中国与包括欧洲在内世界其他地区的来往大幅增加，这其中超过半数来自陆上边疆和边疆非汉人群体与中国以外国家、人民直接或间接接触的经验。龚自珍早已洞见乾隆皇帝攻击准噶尔的一个隐而未宣的动机，即乾隆早已感受到海洋与陆地关系反转的大势，设法让中国连结大陆另一侧的海洋。[16]没有“边疆”与非汉人族群，近代中国将无法与另一个海洋相连。

即以十四年抗战这一形塑中华民族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观之，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确立民族独立，中华民族最终形成，缺少边疆与非汉少数族群的参与，将是难以想象的。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乃是以中国的少数民族为突破口，经由少数民族聚居的中国边疆深入中国的堂奥，抗战因而成为一场（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真正意义上的）全民被迫奋起抵抗外敌侵略的战争。中国的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比汉人聚居区更早面对日本的渗透和侵略，边疆少数民族民众甚至比汉人更直接、更深入地参与对抗日本侵略的行动。值得注意的是，从中国国家整合的角度看，远离战火的新疆各族民众在强大政治力量的动员下，长期沈浸在抗日政治和抗日文化活动中，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该地因未接触20世纪前期影响中华民族形塑的几个重大历史事件和思想潮流，而未能与内地同步进入中国人意识逐步强化过程的缺憾。1942年2月至1945年5月滇缅抗战期间，云南从抗战的大后方变为抗战的最前方，考验并加速了云南各非汉少数族群国族认同的建立。在各族军民的共同奋战下，云南成为中国最早将侵略者逐出国土之地。

如果从这个角度重写中国史，边疆史和族群史的地位将从陪衬变为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尤其是在近代史意义上的比重更会明显增加。

六、边疆转变为边界：人的因素

如果，再从世界史的角度来写中国史，对于非汉人群体而言，则汉人所谓的“边疆”就成为自身生活的中心，“中国”与“外国”都是外在的力量，传统的“边疆”转变为近代史上主权国家的“边界”的意义，只有在这个角度下才能够得到检视。例如，“两属”现象，从位于中国边疆的非汉人群体而言，乃是自身对外交往过程中，赖以生存的的政治策略。在近代晚期亚洲传统天下秩序即将遭到全面替代之际，边疆非汉人群体的不同抉择，成为形塑现代国家边界的关键要素，而边界史研究通常集中于国家间折冲樽俎的过程，鲜少从这一角度切入，等于排除了“人”的因素。现代亚洲普遍存在的“跨境民族”现象，与明清史上“藩属”的“两属”现象有密切关联，值得从历史的角度深度回溯。边界划定后的“跨境民族”现象，则在一方面凸显了源自西方的制度与亚洲传统的冲突，另一方面也为亚洲新兴民族国家间的关系保留了很多值得关注的可能。

七、“现代化”与族群政治

由于较汉人和“中国”更早接触列强，边疆非汉族群更早接触西方版本的“现代化”，西人版本的“现代化”，彰显出传统中国的“落后”，增加了非汉人的离心倾向。19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边疆的分离主义运动之中，“现代化”因素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另一方面，“现代化”的影响仅及于上层，深植边疆非汉族群传统文化中的亚洲价值传统，仍有其巨大惯性；基层民众较为传统的生活状态，迫使其仍有必要维持与汉人农业社会的连结，这两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牵制边疆离心倾向的决定性角色。

近年来，针对昆明、拉萨、喀什、迪化、伊宁、满洲里等地的城市史研究，显示出这些城市在20世纪初期（或可称之为）“半殖民地现代化”的景象；对于滇军、藏军等地方武装的军事史研究，显示出这些区域对于“现代化”的优先选择，对于土默特蒙古和东北蒙古人中的“现代”教育的研究，也显示出内蒙古菁英观念的巨变，这些都远超出以往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刻板印象。在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56个“少数民族”中，朝鲜族的教育程度超越汉族名列第一，不能不追溯到日本扶持“满洲国”过程中赋予朝鲜裔的角色。[17]

与此相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70年代亚非各国脱离殖民统治后，亚非各国内部又出现纷繁的“后殖民”现象，包括对殖民者和殖民意识型态的眷恋，都使得近代史研究有义务针对“现代化”带来的以“现代化”为外观的西方思想殖民做出深究。

八、“革命”与边疆政治、族群政治

在近代中国的边疆政治、族群政治中，“革命”是另一形式的黏合剂。无论是清朝末年被赋予“现代”和“进步”意义的“五族共和”主张，还是中国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民族自治”宣示，抑或中国共产党“民族自决”“民族平等”“民族解放”宣示，背后隐藏的终极目标，还是“全民族共同解放”。[18]

清末以来，“革命”成为流行话语，边疆与非汉人群体也未能免俗。“五族共和”作为清末满人的口号，暗含为清朝的族群关系体系套上“进步”外观的意图。共和肇建，“五族共和”正好变身成为共和的核心内容，议会政治则成为陪衬；民国肇建，国民党抛弃了“驱除鞑虏”的主张，但却改尊扶持─同化─国民革命的新论述，并且逐渐将中华民族本身视为“国族”，也是民族解放的唯一主体；共产党认为“民族问题从根本上说是阶级问题”，将汉人被压迫阶级与所有少数族群被压迫阶级连结在一起，最终以“阶级革命”“阶级解放”达成了“共同解放”。尽管“革命”话语替代了“民族”话语，其背后传统的价值依然存在。

清朝早已意识到族群政治资源的价值，但它利用这一资源的方式，以传统为主，长期有效。直到清末，为平息“新政”在边疆引发的反弹，才为“五族”的政治结构加上“共和”的新冠冕；[19]北洋政府对族群政治的经验，基本上承袭自清朝，但也敏感地嗅到威尔逊“民族自决”主张对于中国的价值，立即将之与整体中国的去殖民化连结起来。相较之下，出身南方的国民党对于族群政治和边疆事务十分陌生，基本上无从动员，直到抗战，才因将整个国家政治机构移往西部，意外地获得了某些边疆经验，也需要动员西部的族群政治资源。中国共产党则在长征途中获得与少数族群密切接触的空前经验，对于它在延安时期揭橥有吸引力、可实践的族群论述有莫大的帮助，更为其于建立国家政权后推动“民族识别”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两项族群政策奠定了基础。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革命”的话语带有左派性质，它至少承认多元的存在与价值；但左派执政后，在革命理想上跳票，似乎也是历史的常态。

九、战争与边疆政治、族群政治

战争，尤其是现代战争，是塑造“国族”认同的重要工具。从16世纪末开始，中国的内外战争几乎都留下了外国势力介入的印记。这一系列的战争，不仅影响到了近代中国政治的核心内容，也改变了包括汉人和非汉人族群在内的王朝臣民与“中国”的关系。

在中国近代史上，抗战与中华民族的形塑有着重大关连。在这场规模空前的战争中，边疆与非汉少数族群第一次经历生死与共、命运相连的情境，开始共同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论述。当然，这个过程是曲折、复杂的。

伴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亚洲国家纷纷脱离殖民宗主国的宰制，开启转型为近代民族国家的进程。70年过去了，其中多数国家仍然陷于国内严重的种族、宗教冲突之中，难谓转型成功。与多数亚洲国家相较，中国从未完整沦为单一列强的殖民地，但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提早遭受到出身亚洲的新兴帝国──日本的侵略，这一不幸，使得中国人比其他亚洲殖民地人民更早投入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将危机化为转机，恢复了被日本占领的国土，更从思想、文化、政治、军事和经济各个角度加强了由各民族组成的国族──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团结，构筑起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据中国东北，进窥内蒙古以至关内，即以“民族自决”相号召，建立“满洲国”，同时在“满洲国”范围内运用“五族协和”的口号，动员非汉人族群，抵销汉人反满抗日的能量；其后，进一步发起扶持、操控内蒙古自治、独立运动；介入新疆穆斯林反抗汉人行动；并藉宗教联系笼络西藏。“七七”事变前后，日本鼓吹汉语穆斯林建国，在侵华战争中分化回汉关系；并与其盟国暹逻合作，试图以“泛泰主义”渗透广西、云南；1941年，日军实施南进政策，占领中南半岛，于次年5月进占中国云南西部边地。但是，由于日本始终立足于征服者的地位，对于中国长久而复杂的族群政治史也缺少深入的理解，其高调动员并未在大部分中国少数族群间造成深度的影响，不足以全面瓦解中国古代王朝长期延续和近代中国国族建构过程之下的国家政治结构。

在日本的军事与政治威胁面前，国民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地方政治势力和中国共产党等政治力量并未坐以待毙，他们也以各自的方式，展开对少数族群的动员。这样的动员，在一定程度上，较为贴近少数族群自身（包括族群意识和国家意识同步建构在内）的民族化过程的节奏，较为贴近少数族群对于自身利益与中国、日本之间利益关系的切身感受，因而与少数族群自发的抗日行动有所衔接，结成对抗日本军事、政治攻势的共同阵线。从包含“国族”与“族群”两重含意的“民族”角度来看，抗战可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民”动员的战争。

相较于汉人聚居的内地省分，边疆和非汉人群体与抗战之间，有更多超越军事层面的连结。广袤的西南、西北地区，从荒远落后的边鄙一跃成为接近国家政治核心的战略、经济、文化要地，步入以“边疆开发”为名目的近代化进程。尽管在这样的进程背后隐藏着突发人为因素下的不稳定突变，还隐藏着“国难”与“国难财”的道德冲突；西南、西北边疆的非汉人群体更面临在汉人的国族认同与边界另一侧血缘、文化近亲的国族认同之间做出选择的严峻考验，[20]这些“边鄙”之地无疑步入了近代中国文化、经济、政治演进的共同轨道，当地人民与内地、沿海人民间的互动和相互了解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汉人与少数族群各方都创造性地延续、更新了历史上的互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由抽象转为具体。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互动、融合的过程中，少数族群主动、创造性地参与其中的机会和比例显著提升，中华民族的包容力和凝聚力也随之进一步提升。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实力不足，组织效能和动员能力不足，或者需要透过与清末民初以来形成的地方军政势力的利益交换，来编织党国的权力网络；或者需要借用传统资源，一定程度上感化、羁縻那些无法直接控制的政治势力；或者，无法将少数群体利益的论述与中华民族国族论述作出有说服力的连结，只能期待战争状态下少数族群的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的权宜结合。这样，间接面对边疆非汉少数族群，国民党未能充分激发民众的国族意识，未能有效地将少数族群的政治资源转化为对自身的长期支持。但无论如何，国民政府面对中国由古代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面对这个过程所遭遇的空前考验，以艰难重建的政治军事机构，在能力范围内尽最大的努力汲取边疆和少数族群的政治能量，未在困局面前向强敌妥协，其历史地位已然不可磨灭。

相较之下，共产党于抗战期间在其“敌后根据地”内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创新与组织布建，动员民众，充实党的基层组织，将党的力量深入到社会的血脉中，弱化乃至消除了传统宗族组织和乡绅阶层对地方的控制，造成社会能量与政治力量间的有效互动。中共透过与少数族群民族自决、民族解放论述和族群现实而具体的利益巧妙接轨，将上述模式灵活应用到少数族群动员工作之上，将少数族群的政治资源转化为对自身的支持。

无论从结果还是从过程来看，日本针对中国少数族群所从事的“工作”都归于失败。究其原因，首要在于，日本人并未在日本的利益与汉人以外的中国少数族群人民的利益间做出有效连结；而尽管国民政府的动员力和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都小于日本，甚至中共的动员力与影响，但古代王朝中国的多元族群、多元文化遗产、近代初步国族建构过程中庞大的惯性，都是阻碍日本与中国少数族群之间建立共同立场的障碍，而列强等外来势力的威胁，又催生出少数族群与中国国家之间共同利益的纽带。

在外国军事入侵面前，少数族群在某种角度和一定程度上体认到其利益与中国国家或其他中国政治力量间利益的一致性，将为桑梓、群体的生存奋斗与奉献国家连结起来，为抗战中的国家开辟了战略纵深地带和后方；为被围困的国家维持了通向盟邦和国际社会的最后生命线；为全民的奋战提供了人力和物资保障；更重要的，瓦解了日本分裂、拆解中华民族的图谋。同时，少数族群也藉由空前动员、参与现代战争的经验，提升了自身对现代社会的适应力。

中日战争对于近代中国的边疆事务、国族整合，对于中国的边疆地区本身和少数族群，都造成了意外而巨大的影响。战争爆发前，日本威胁的步步加剧，已迫使国民政府调整其国族论述，同时向蒙、藏等族群的自治要求做出妥协，事实承认“五族”以外其他更弱势少数族群的存在与他们的政治权力。[21]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了中国东部的政治、经济核心地区，国民政府被迫迁移到偏远多山，少数族群密集的西部。国民政府在西部重建了政治军事体系，并意外获得与少数族群间密切接触的空前经验，[22]包括动员少数族群政治资源支援抗战的需求和与少数族群间互动模式的重新建构。中国的少数族群本身，也在严格意义上真正获得与汉人生死一体，命运与共的历史经验，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族群意识之外，建立了中华民族意识的雏形，正面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国族建构、国家整合，以及境内非汉人人群身分的“中国国民”化与“少数民族”化。内蒙古人、维吾尔人、傣人等等由清朝的臣民转为中华民国的国民，又进一步转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少数民族，是一类例子；中国东北的朝鲜人由境外移民转为“满洲国国民”，再转为中华民国境内的外国侨民，又进一步转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少数民族，则是另外一类的例子。[23]

十、结语

讨论边疆政治、族群政治与中国的近代转型，不能不论及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主体族群──汉人。毫无疑问，汉人与“中国”具有扩张的历史，也有沙文主义情结。我们不能认为汉人在道德上是优越的。然而，农耕定居的生活方式造成机动性和动员力的薄弱，使汉人和“中国”面对游牧威胁的时候，永远只能选择守势，“安定”是最高价值，这一结构性限制，使得汉人发展出节制性的政治文化（“王道”）。这样的价值观和政治文化，被出身边疆，又身为少数族群的满洲统治集团奉为圭臬，原因无他，满人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差异在于，满洲统治集团从元、明的历史经验中开拓出空前广阔的视野，面对西方迥异于亚洲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开创出新的包容性、整合性政治体制，为现代中国定型为多元统一国家奠定了关键基础。

倒是汉人内部的很多菁英，一直徘徊在传统夷夏观与西方民族国家观两极之间，或者在历史论述中淡化乃至排除边疆、少数族群在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中的角色，将少数族群边缘化、异己化；或者长期抱持汉人中心主义的“同化”企图，窄化了“中华民族”内涵的扩展空间。这种倾向与20世纪以来在部分非汉族群中发展出来的民族主义和分离意识有异曲同工之妙，皆与中国近代转型过程中在边疆政治、族群政治方面的制度创新和演进方向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