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北辰】社会主义的第三次飞跃——论儒家社会主义

2006年夏，某网站作了一个看似平常却又极不平常的社会调查，调查的问题很简单：来生你愿意再做中国人吗？约80%的人回答“不愿意”。这个调查传递给我们这样一个信息，绝大部分中国人不愿生活在他的祖国和所在的社会。这是一个足以令每一个中国人感到可悲和震惊的信息!

中国是著名的礼仪文教之邦，其政治经济文化一直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数千年的历史上，中国始终是人们向往的国度。连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都曾感叹，如果有机会让他选择，他一定选择生活在汉唐盛世的中国。

那么，今天的中国为什么连中国人都不愿生活在这里呢？是什么导致了中国人对自己的祖国和所处的社会如此失望呢？这个让我们感到可悲和震惊的信息促使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深入思考，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又应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一、中国的问题

中国的问题很多，就其大者而言，有以下十个方面。

（一）民族信仰体系瓦解

中国的民族信仰体系是建立在儒家道统基础上的，这个道统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董仲舒、文中子、朱熹、王阳明一脉相承。由于近代“民族救亡”这一历史主题的凸显，西化论者掀起全面反传统的浪潮，全面拥抱西方文化，中国人自断根脉，道统中断。传统民族信仰体系瓦解,新的信仰体系无从建立,异教信仰体系无从移植。中国人被抛向信仰真空，民族生命无从安立，中国人遂成精神上的野鬼游魂，漂零无根，至今仍在饱尝丧失精神家园的痛苦。

（二）民族精神萎缩

由于民族信仰体系的瓦解，中国的民族精神失去了神圣性的滋养和导引而无法挺立。同时，由于全面的反叛传统，民族精神出现了强烈的认同危机，与民族文化传统相疏离。在“救亡”的历史主题淡出以后，中华民族丧失了凝聚力。民族精神被抽空了实质性内容和价值，加之百年来的屈辱和现实国力的不足，导致中华民族心理优势的丧失和自信心的彻底崩溃。民族精神萎缩而无法挺立。

（三）民族文化创造力贫乏

由于全面的反叛传统，中国人自断文化之根，中国文化丧失了生命力和创造力，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而异质文化也无法嫁接生长。自己的抛弃了，别人的拿不来，中国文化被置于时旷日久的空白化和恶质化之中。同时，在文化殖民化的过程中，中国文化屈从于西方话语霸权，丧失了自身的言说能力，沦落为被解释的对象。中国文化变成了西方文化的模仿者，没有了文化的自性和特质，从而丧失了文化的创造力。这是中国百年以来在思想界学术界缺乏重量级人物的根本原因。

（四）国民道德危机

由于自断传统根脉，信仰体系瓦解，国民道德失去了伦理资源和神圣性支撑。中国人从乌托邦的迷幻中清醒过来后，又一头栽进了物欲的泥潭之中。国民道德在世俗化的大潮中沉沦和堕落，已突破底线。商人不讲诚信，不辩义利；官员以权谋私，腐败贪污；医生不以救死扶伤为天职，不守医德；教师收红包，教书而不育人；学者写假论文，教授搞假专著；警察与盗贼为伍；制假贩假；钱权交易；豆腐渣工程等等，可谓五花八门。国民道德几近崩溃边缘。

（五）国民教育危机

中国的现代教育，从教育体制、教育方法到教学内容都无不模仿西方。中学教育以应试为目的，高等教育以工具化为取向，只教书，不育人，不传道。中国文化的根脉已断，无“道”可传，教育丧失了价值性诉求。在所谓“教育产业化”的堂皇借口中，教育这一阳光下最神圣的事业蜕变成了赚钱的行业。经济效益成了评判教育成功与否的标准，乱收费的现象屡禁不止，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读不起书。教师也没有了师德，博士、教授大批量生产，“大学精神”萎缩殆尽。教育的堕落和腐败必将祸及子孙，让民族失去希望。

（六）权力腐败

权力腐败，在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已然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以权谋私、钱权交易、贪污腐化，这些事在每个国家和社会都是存在的，也是正常的事情，但这种事情一但普及化，对国家和社会来说就是莫大的灾难。权力腐败，于中国而言是一个大毒瘤,如不去之,则国家无望,民族无望。

（七）拜金主义

在今天的中国，金钱是万能的。现代社会，金钱作为一般等价物，就其社会折算功能而言应该是万能的。但在我们的社会，金钱的万能不仅表现在折算功能上，可怕的是它更体现为一种价值评判标准，是价值上的万能，变成了意义所在，目的所在。中国人陷入了拜金主义的泥潭之中，这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巨大灾难。

（八）贫富悬殊

今天的中国社会，贫富悬殊很大，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贫者益贫，富者益富。富者挥金如土，竭尽奢华，而贫者却处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基本的物质需求都难以满足。在城市，低收入者有的每月只有80元人民币的收入，在农村最贫者家庭财产总计折算不足人民币100元。在当今社会，有病不能就医者比比皆是，辍学儿童随处可见，考上大学无力缴纳学费者不胜枚举。贫富悬殊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极不和谐的因素。

（九）分配不公

社会分配不公，这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大问题。特殊利益集团掌握着公共生产要素，易于致富；特殊行业在分配上“近水楼台先得月”,如：电力、金融、税务、交通等部门，收入远远超过其应该享受的分配。至于暗箱操作的灰色分配就更不用说了。广大民众只能靠提供劳动力获得工资报酬，而且就业困难，劳动力价格压得太低，即便如此，许多人还是就业无门。分配不公让广大民众怨声载道。

（十）国家伦理目的淡化

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最大特征就在于社会主义有着明确的国家伦理目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个利益体，国家和政府只是“守夜人”，而社会主义社会则是个道德体，国家和政府是有伦理目的的，是有社会理想的。我们的社会理想和伦理目的就是要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但现在我们的国家伦理目的已经淡化了，对社会主义而言，这是危险的信号。

以上十个方面的问题是中国为数众多的问题当中较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由来已久，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问题是一百多年来累积而成的，是在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历史演进中逐步滋生出来的，到今天开始激化和凸显。现在是该我们好好疏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啦。

要解决好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找出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要从根子上，从本源处着手，才能有效对治这些问题。中国的问题虽然纷繁复杂，但究其根本，可归结为一个总的问题，其它一切大大小小的问题，都是从这个总的问题衍生出来的。只要抓住这个总的问题，解决好这个总问题，别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这个总问题就是：核心价值的缺失以及由此导致的意识形态的危机。

二、核心价值的缺失与意识形态危机

核心价值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的脊梁。没有了灵魂，一个国家就会手足无措，迷失方向；没有脊梁，一个社会和这个社会的人民就无从挺胸昂首。在“救亡”的历史主题下，我们抛弃了6500年优秀的民族传统，因而源自西方的各种“主义”就不能植入中华民族的深层结构中与民族传统相融合。所以，百年以来我们始终未能建立起属于自己民族的一整套核心价值体系并进而型构出与本民族传统相融的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意识形态。

当以阶级斗争为手段，以武装夺取政权为诉求的“革命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和平建设事业中淡出以后，中华民族被抛掷到一个价值虚无的荒漠和意识形态的真空，除了对金钱的追求和物欲的满足以外，我们的生命再没有别的意义。神圣性、崇高性、英雄主义、天下关怀、理想主义，这一切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我们的生活中已成为笑柄，遭到人们的嗤之以鼻。我们的社会就在这种意识形态真空中堕落，我们的民族就在这个价值虚无的荒漠上无所适从。由此而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就开始缠绕着我们束缚着我们。故此，确立民族核心价值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意识形态，这是我们解决所有问题的唯一途径。否则，我们的社会将永无希望，我们的国家将永无宁日，我们的民族将无法复兴，和谐社会的理想将无从实现。

由于对“十年浩劫”心有余悸，许多知识分子患有严重的“意识形态恐惧症”，在他们看来，意识形态就意味着“专制集权”、“钳制思想”、“剥夺自由”。其实不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意识形态。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社会而言，核心价值及意识形态是立国之本，是民族精神之源，是治世原则，是不可置疑的，不可动摇的。社会是“一统而多元”的，“一统”就是核心价值与主流意识形态，“多元”则是自由，是丰富。但“多元”必须是“一统”之下的“多元”，绝不能为“多元”而废“一统”。“一统”不是统一，“统一”就无“多元”可言。中国百余年来的问题不是因为没有“多元”，恰恰是因为没有“一统”造成的。

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抛弃自己的传统，而又无法移植西方的传统，以实现“全盘西化”，因而始终未能确立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革命意识形态”只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不具有恒常性与普适性，当社会主义进入和平建设时期，“革命意识形态”必然会淡出。确立恒常的核心价值体系，建构新的意识形态，这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之所在。

当然，我们永远也无法忘记，过分强化意识形态，奉行意识形态至上，曾摧毁了中国人的个人生活，消解了社会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给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给全体中国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致使我们直到今天为止对意识形态仍然谈虎变色，心有余悸。然而，近三十年来，我们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全盘否定意识形态，视意识形态为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障碍。意识形态的至上主义和万能主义是非理性的，意识形态的否定主义同样也是非理性的。我们从意识形态的至上和万能走向对意识形态的全面否定，这两种思想和态度都是不明智的，它导致的结果必然都是灾难性的。

在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中重提意识形态问题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内涵。这并不是主张回到那个令人心寒的年代，既不是“左倾”，更不是怀念“阶级斗争”，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核心价值与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立国之本，是治世经国的大原则，是社会政治制度和法律的价值之源。没有核心价值和意识形态，国家将没有灵魂，社会将没有脊梁。我们今天的时代已不同以往，社会结构和经济文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有必要重新塑造新的意识形态。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绝不能总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必须明确自己的方向，知道自己的目标。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型构出来的国家意识形态。那么，怎样来确立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建构我们的意识形态呢？

前不久，一个苏联专家在北京作了一次演讲，他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为什么说垮就垮了？而你们社会主义中国却垮不了？这个令苏联专家感到困惑不解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有着天然的亲缘性和共融性。所以，社会主义才成为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性选择并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而不可动摇。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序论里把中国政治思想的特性概括为“世界主义”、“平民主义或民本主义”、“社会主义”，并认为这是我国的“率先发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是儒家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他认为社会主义与大同理想是根本一致的。儒家传统与社会主义的这种亲缘性与共融性也深植于早期共产党人的灵魂和思想之中，成为他们对社会主义进行历史选择的深层文化动因，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无不如此。

中国步入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则更是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诠释为“小康社会”，而胡锦涛则把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界定为“建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都是儒家的社会理想。“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提出，充分体现了儒家与社会主义的亲缘性与共融性，这在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迈出了崭新的一步，为儒家传统与社会主义的全面融合开启了新的一页。在西方的各种“主义”中，唯有社会主义与儒家传统最为契合，在人类各大文明形态中，唯有儒家传统与社会主义最为相通。

儒家传统与社会主义有着天然的亲缘性和共融性，这种亲缘性与共融性为两大资源的融合带来了极大的可行性。首先是伦理目的的一致和社会理想的趋同。从终极层面看，儒家以大同盛世为目标，社会主义以共产主义的实现为目标。《礼记•礼运篇》所描绘的大同盛世的景象和共产主义社会基本上没有多大区别。大同盛世，“天下为公”，货“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盗贼不兴，夜不闭户，人们安居乐业。共产主义社会“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劳动成为需要，阶级消灭，国家消亡。二者惊人相似和一致。就现实层面看，儒家追求小康之世，倡导以“富民”为本，“藏富于民”，百姓衣食无忧，各得其分，“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这与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发展生产力，追求共同富裕的伦理目的是基本一致的。

另外，儒家与社会主义都具有“尚公”的观念，儒家有“天下主义情怀”，社会主义有国际主义精神；儒家与社会主义都关注民生问题，以民为本，反对贫富悬殊，强调分配过程中各得其分。因而在价值取向上儒家与社会主义有着一致性。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从现实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的本质有了切身的体会，对资本主义的剥削性、不公正性以及资本权力的排他性有了真切的感受。这种体会和感受让我们不得不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进行再认识再评价。前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并不代表社会主义本身的失败，更不能由此对社会主义进行价值否定，它只表明“苏俄模式”的终结。

社会主义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是从柏拉图到马克思无数西方圣哲智慧的结晶。它优越于资本主义是因为它拥有崇高的伦理目的和美好的社会理想，是对治、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的西方观念形态。事实上除了“苏俄模式”以外，社会主义的价值也始终在彰显着，社会主义的影响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也从未中断过。在这些西方国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处于一种“共生”状态，并始终对资本主义进行着批判和修正。因而许多西方国家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色彩，如芬兰、瑞典、加拿大等。就连公认的资本主义强国同样有着社会主义的成分，如美国，罗斯福的“新政”就吸纳了社会主义要素并形成了美国的“新政传统”，其实质就是强化国家统控，用政府权力和社会力量来制约资本主义，调节市场。而英国的工党，法国的社会党等许多欧洲国家的政党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的政党。今天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许多制度建设都是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结果，如工会制度、劳动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我们走入了一个误区，引进了资本、技术和市场，却淡化了社会主义的各种要素。因此，我们必须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再思考，重拾社会主义的信心。把中国的儒家传统资源与社会主义资源进行有机的融合贯通，以重新确立我们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和意识形态。

由此可见，儒家传统与社会主义的全面融合必将成为大势所趋。这种融合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需要。我们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意识形态，只能由儒家传统和社会主义两大资源来提供。儒家传统与社会主义的有机融合，是我们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也是我们民族国家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社会主义融入儒家传统可以获得历史文化的合法性支持，避免社会主义因传自境外而导致的民族集体性疏离感，从而获得全民族的忠诚。而儒家传统与社会主义融合则能够实现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并落实到社会现实层面而参与历史文化的创造。

三、儒家传统与社会主义融合的意义

（一）建设真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儒家社会主义

儒家传统与社会主义的有机融合，对于中华民族和亿万中国同胞而言，是天大的好事。儒家传统是我们本民族自己的传统，有着数千年的积淀，其与社会主义又有着天然的亲缘性与一致性。无论从感情上，认同度抑或可行性和必要性而言，这两大资源的有机融合都应该早就完成了，为何至今迟迟未能融合？即便有所“接触”，也只是羞羞答答，隔着一层窗户纸。一方面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智慧资源被闲置，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对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资源需求。可是供需两方面却隔着一层窗户纸，谁也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在儒家看来，“学在民间，道在山林”，“礼闻来学，未闻往教”，为维护“道”的尊严，刻意与权力保持距离。而社会主义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的原因是不能走出“五•四”传统的巨大阴影，不愿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家传统“礼教吃人”的荒谬判决。就儒家而言，儒为世间法，不入世何以转世？既以家国天下为己任，就应该昂首挺胸地入世，与社会主义融合。就社会主义而言，则应该如邓小平所言“解放思想”，以民族大义为重，彻底公开为儒家“平反”，堂堂正正地取法祖宗的资源，不要只局限于几个口号和象征性的姿态，要全面会通儒家传统，深入取法儒家资源。

儒家传统与社会主义融合是必然的事情，迟早的事情，越早融合，中华民族就越早复兴。这两大资源的融合不光对中华民族的复兴，甚至于对人类和平与幸福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和意义。儒家传统与社会主义的有机融合，将型构出我们民族国家新的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意识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创生出真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儒家社会主义”。

日本近代化之父涩泽荣一提出“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的理念，以儒家价值为基础创造出了日本的现代工商业文明模式。韩国、新加坡同样以儒家价值为立国之本，创造了亚洲的经济奇迹。儒家传统凭籍着与社会主义的亲缘性和共融性及本土优势，则必将滋养出中国的“儒家社会主义”。“儒家社会主义”才是真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儒家社会主义”的诞生是中华民族的福音也是全人类的福音。儒家传统与社会主义两大资源的融合，必将为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开启新的篇章，也必将继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由科学理论到实践运动的两次飞跃后，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三次飞跃。

社会主义的第一次飞跃发生在英德，第二次飞跃发生在俄国进而扩展到全球，第三次飞跃只能发生在中国。当今社会主义阵营的五个国家中惟有中国有这样的实力和条件来完成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使命。社会主义的第三次飞跃，是与儒家传统融合，以中国6500年雄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智慧为基础来承载社会主义的高楼大厦。社会主义的第三次飞跃，对内，将整合民族资源，挺立民族精神，以中国新的现代文明模式建构和制度创新为目标。对外，将以王道对治霸道，用道德和道义对治强权；为人类和平输入新的价值和理念，改变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规则，重建国际政治秩序；以良好的国家形象，垂范世界，悦近来远，树立中国道德大国的权威，为建构和谐世界作出贡献。

（二）维持社会稳定与和谐

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条件。一个不稳定的社会不和谐的社会充满“乱源”的社会，是搞不好建设的。因此，为了寻求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我们必须清除各种“乱源”。社会的“乱源”将对现行秩序造成颠覆性的影响。现阶段，中国社会存在以下四方面的“乱源”。

首先，是人心混乱。由于民族信仰体系的瓦解，核心价值的缺失和意识形态的危机，民族精神无法挺立，民族凝聚力极低，人心无处安立。由于缺乏伦理资源的滋养，国民道德处于崩溃的边缘。同时，由于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普遍化，政府公信力下降；加之就业率低，社会贫困状况未得到缓解，相当部份人承受着生活的重压，怨声载道。人心混乱是中国社会的第一“乱源”。因此，收拾人心是为清除“乱源”的第一步。

其次，社会公正的失落。社会公正失落表现在许多方面，普及到社会各领域。如钱权交易，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司法领域的腐败，各种机会的不均等，社会分配的不合理等等。社会公正失落，民怨四起，是为第二“乱源”。

第三，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诉求。比如中国式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持不同政见组织在国内已不存在，但作为一种在野的社会意识形态它却异常强大，它具有着“现代文明”意义上的合理性与“五•四”传统意义上的合法性。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绝大部分都有着“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情结，怀着追求“自由”“民主”的冲动。这种情结和冲动目前被物欲所掩盖，当外在的契机勃发，这种情结和冲动就会喷薄而出，表现为强烈的非理性的社会政治诉求，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颠覆现行秩序而后建立所谓的“民主制度”。因而，中国式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带有强烈的非理性色彩和“草寇主义”特征。而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学者和经济学家则拿着西方资本家提供的“基金”为西方资本主义代言，刻意削弱社会主义的优良要素，淡化社会主义的伦理目的，丑化社会主义形象，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隐性掠夺提供合法性支持。这是中国社会稳定和谐的最大“乱源”之一。故而有学者称，中国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祸国殃民。

第四，异教文化的入侵。这里的异教文化特指基督教文化。作为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核心价值神圣性源头的基督教文化具有两面性，对“基督世界”倡导博爱、和平；对“异教世界”则主张征服，带有强烈的扩张性和侵略性。基督教的这种性格也决定了西方国家治世方略的双重标准，对内强调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对外则实行霸道、扩张，甚至暴力掠夺。自古《圣经》跟着枪炮走，现在游戏规则变了，武装掠夺变成了资本扩张，《圣经》跟着资本走了。资本扩张到哪里，《圣经》就跟到哪里，基督教就渗透到哪里。据相关统计，基督教在中国的地下教徒已突破一亿大关！这是西方“文化殖民”与“和平演变”的结果。这对中华民族而言，对我们国家和社会而言绝不是一个“福音”，而是一个“乱源”。因为基督教文化扩张的背后有一只西方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的黑手，这只黑手随时都在准备颠覆中国的现行秩序，葬送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以去除他们一厢情愿认定的“中国威胁”。

以上四个方面的“乱源”都将威胁着中国社会的稳定，不从根本上消除这些“乱源”，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就处于危机“四伏”之中，这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埋下了隐患。在和平的政治环境中，一定程度上，政府的权力对此鞭长莫及，当然，靠政府权力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这些隐患。要彻底根除这些“乱源”，唯一的办法就是靠民族国家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和意识形态的建构。因价值和意识形态而导致的问题只能靠价值和意识形态去对治，光靠制度和法律是无法解决的，更不能靠政治权力去解决。没有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相应的合理的制度和法律也无法建立和完善。

（三）提高执政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

执政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提高，是民族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保障。要提高执政能力，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进行。

首先，是提高公信力、凝聚力、整合力和动员力。公信力源于政绩与政治清明；凝聚力、整合力和动员力则源于民族精神。要提高这几种“力”，除了政治清明以外还要培育和挺立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由于“五•四”全面反传统，抽空了中国民族精神的实质性内容，中国的民族精神在“救亡”的历史主题淡出以后变成了一个空壳，政党伦理又无法提供民族精神所需要的神圣性资源和基于传统的实质性内容。中国的民族精神至今萎缩无法挺立。故此，把儒家传统与社会主义有机融合，确立核心价值并以此培育和挺立中国的民族精神，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提高政府的整合力和动员力，这是提高执政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关键所在。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及基于传统的民族精神，能够使政府获得全民族的忠诚。

其次，要提高执政能力必须根治腐败。无容讳言，在今天中国，权力的腐败已是普遍现象，大部分官员都不同程度堕入腐败的行列。对执政党和政府而言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不反腐是不行的，整个官僚集团将败坏下去，以至于无法收拾。而反得太彻底太全面也不行，那样会瓦解现行秩序的基础。腐败的普遍性是因为人性出了问题，人心出了问题，是社会道德崩溃导致的结果，是民族精神萎缩的结果，是民族国家核心价值缺失的结果。因而，要根治腐败，光“反”是不行的，要从根源处着手，必须靠“教化”来解决。光靠反贪局和纪委是根治不了腐败的，而且也不能这样去处理腐败的问题，毕竟稳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

在“教化”腐败方面，儒家传统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儒家是道德之教、人格之教，按儒家传统培育和教化出来的人，是人格光辉的君子，能自觉遵守道德规范，有着崇高的品格和生命境界。《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就是让人生命中固有的光明德性能够彰显出来；“亲民”就是以民为亲，为社会为百姓谋福利，做治国平天下的事功。这样就能达到至善的境界。这种内圣外王的生命境界是为政的官员都必须追求的，如果官员都能这样要求自己，都能努力实现人格的完善和生命境界的提高，腐败可不“反”而治。这就是儒家“德主刑辅”的智慧和功效之所在。因此，欲解决腐败问题，欲根治腐败，必大兴“教化”之风。董仲舒说：“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教化行而习俗美也”，主张“任德教而不任刑”（《汉书•董仲舒传》）。只要儒家传统与社会主义有机融合并确立为我们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启动儒家传统资源，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大兴“教化”之风，则腐败可根治，同时又不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第三，制度创新。执政能力的提高要以制度作为保障，而制度创新必须以核心价值为基础，在民族国家核心价值的导引下进行。制度创新的资源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的经验积累；二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成果；三是民族传统资源。融合会通三大资源，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创造出新的制度。如融合儒家察举、荐举制度，借鉴西方选举制度，再结合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原则设计出中国新的选举制度。融合儒家传统的科举制度和社会主义公务员制度创造出新的国家公务人员遴选制度。以传统的乡绅制、乡约制和学治精神结合今天的村委会制度创建新的村民自治制度，而不是搞大民主式的村民普选。再比如：借鉴西方福利国家税收制度，强化国家统控能力，向弱势群体倾斜，建构合理的分配制度，以缓解贫富悬殊缩小贫富差距，强化社会主义的伦理目的。

（四）创建中国现代工商业文明模式

在西方现代文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华文明是一个被“化”的对象，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或曰发展中国家，处于后发的劣势。中国如要摆脱这种文化殖民化的困境和经济上的后发劣势，就必须要建立自己独立的核心价值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新的规范和标准，开出一条独特的发展路径，创生出自已的现代工商业文明模式，而不能亦步亦趋，步西方的后尘，把自己变成西方现代文明简单的拙劣的模仿者。在这方面邻邦日本、韩国、新加坡都提供了成功的启示。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代就通过民族宗教的改革创立了以天皇为象征符号的国家神道，从而完成了大和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挺立了民族精神，提高了民族凝聚力。在商业精神上借鉴儒家传统资源，提出“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的理念，创造出了独特的管理模式和西方世界望尘莫及的低成本高效力，从而创生了日本式的现代工商业文明模式。韩国、新加坡则更是以儒家价值为立国之本，同样创造出了现代经济奇迹。韩国素有“小中华”之称，儒家传统在韩的传承至今尚未中断，滋养和培育了韩国的民族精神。新加坡绝大部分居民为华人，儒家传统在此也是薪火相传，成为其立国之本，滋养了新加坡的爱国主义精神，培育了新加坡的现代文明。而儒家传统在其本土中国却中断了百多年，致使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失去伦理资源而无法挺立，文化创造的能力日显贫乏。故此，启动儒家传统资源，会通社会主义，重建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势在必行。这是中国现代工商业文明模式创造的需要。儒商精神的弘扬、儒商人格的培养、以儒家价值为核心的商业道德规范的建立、儒家传统与西方现代管理学融合而创生的中国式企业管理模式的建立等等。只有创造出中国现代工商业文明模式，走出一条真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中国才能摆脱后发劣势，超越西方。

（五）以王道对治霸道，重建国际政治秩序

经过二十余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综合国力国家，同时，也是世界工业第一大国。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

今天的国际政治秩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是一种以民族国家利益为最高诉求的，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奉行霸道和强权的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体系。这种政治体系从价值理念到运行规则都从属于霸权，服务于霸道。在重大国际政治事务中联合国形同虚设，霸主国家及其同盟国可以任意践踏国际法，可以肆意妄为，打着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号疯狂为本国谋取私利，为此不惜使用武力威胁和赤裸裸的军事打击。蛮横干涉他国内政，颠覆他国政府，屠杀别国百姓，处决别国元首。这是对人类生命和尊严的践踏。

谁来为弱小民族和国家主持正义？谁来维护联合国的权威？谁来改变国际政治秩序中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谁来提供对治霸道的价值理念和实力？谁来为人类开出一条没有武力和战争的通向和谐安宁的光明大道？环视当今世界，舍中国其谁？中国有这样的综合实力与国际强权抗衡，中国的社会主义资源有着批判对治和超越资本主义的内涵，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天敌。而中国儒家传统的“王道政治”则是“霸道”的克星。中国拥有抗衡强权的实力有超越资本主义的优势，儒家有对治霸道的资源，因此，中国有能力有条件有资格重塑国际政治体系。

启动儒家传统与社会主义资源，输出“王道”，以讲信修睦、悦近来远、任德不任力的王道政治，取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规则”和奉行霸道的极端民族利己主义原则，重建国际政治新秩序。用社会主义的伦理目的和儒家“大同理想”为国际政治植入美好的愿景。这是中国当仁不让的时代使命和历史使命。把人类带出“战国时代”，带出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带出强权霸道的黑幕，这是全人类寄予中国的希望。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周北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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