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治《读易提纲》述要

作者：王鑫（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

来源：《云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十一月十一日己丑

         耶稣2017年12月28日

摘要：《读易提纲》是唐文治先生所作《十三经提纲》第一卷有关《周易》部分的入门纲要。《读易提纲》虽为“开示初学读经门径”所作，但并非搜辑旧说，而是贯注了蔚芝先生对于易学的基本理解，是我们探寻蔚芝先生易学思想的重要途径。从《读易提纲》可见，蔚芝先生论《易》始终有一以贯之的精神，所谓“惟折衷于圣传”。具体来说，一是基于孔门解《易》之家法，强调通过象数义例来通达言、象并进而发明圣义，在象数义例的使用上以《十翼》为界；二则是在义理的阐发上同样以《十翼》为准绳。这不仅是理解蔚芝先生易学整体之枢要，也是“千古解《易》之准的”。

关键词：唐文治；《读易提纲》；易学；折衷圣传

一、前言

《读易提纲》是唐文治先生（1865—1954年，字颖侯，号蔚芝，晚号茹经）所作《十三经提纲》第一卷有关《周易》部分的入门纲要。据蔚芝先生《自订年谱》：“民国七年（1918年、五十四岁）冬，编《十三经提纲》，《易》《书》《诗》《三礼》成。”又“民国八年（1919年），编《十三经提纲》，《春秋左氏》《公羊》《穀梁》三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成。合上年所编，共分二卷。是编之意，专为开示初学读经门径，后人得此，当不至畏难止矣”。民国十三年（1924年），蔚芝先生刊行大型丛书《十三经读本》，《十三经提纲》即置于《十三经读本》八十四册之首，作为《读本》之指南。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十三经提纲》单独辑出，修订重印，作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第五种出版。这也是民国时期最早对《十三经》作出概说的著作。

在《十三经提纲》卷一有关《周易》的部分中，无论合刊本，还是单行本，其实并无《读易提纲》之题名。但在《学易反身录》中，蔚芝先生自云：“文治读《易》数十年于兹，尝作《易微言》，刊入《读易提纲》。”从卷一《周易》的内容来看，包含两部分：一是对易学入门基础的详解，即“学《易》大旨”“《周易》名义”“四圣作述源流及《彖》《象》《文言》名义”“先儒说《易》家法义例”及“学《易》绪言”；另一则是《易微言》五篇。①因而本篇以《读易提纲》名之，不为无据。

《读易提纲》虽为“开示初学读经门径”所作，但并非搜辑旧说，而是贯注了蔚芝先生对于易学的基本理解。这一理解基础而扼要，是我们探寻蔚芝先生易学思想的重要途径。从《读易提纲》可见，蔚芝先生论《易》始终有一以贯之的精神，所谓“惟折衷于圣传”这不仅是理解蔚芝先生易学整体之枢要，也是“千古解《易》之准的”。

二、四圣作《易》

有关《周易》作者，《汉书·艺文志》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之说，即上古伏羲画八卦，中古文王重卦系辞以及下古孔子作《十翼》。后东汉诸儒又以为周公作爻辞。南宋朱熹则有“四圣作《易》”之成说。有关文王重卦，虽然朱子前后说有不一致，但若以《周易本义》为准，“四圣作《易》”指的便是伏羲画卦、文王系卦辞、周公系爻辞以及孔子作《易传》。　

蔚芝先生继承与发展了朱子的“四圣作《易》”说《易微言》中认为文王重卦，与《四圣作易源流》中伏羲重卦说不同。彭丹华在《整理弁言》中曾说：“此次整理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本为底本（简称国专本），校本采用施肇曾于民国十三年刊刻的《十三经读本》中的提纲（简称‘醒园本’）。”国专本于《易微言》题下则有对此问题的说明：“是篇属稿在前，重卦之说与上不同，传闻异辞，各有意义，自可并存，不必因此疑彼也。”，在《四圣作〈易〉源流及〈彖〉〈象〉〈文言〉名义》一篇中说：“伏羲画八卦随重之为六十四卦，又作十言之教，曰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消息”“文王作诸卦之彖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与朱子稍有不同的是，蔚芝先生认为伏羲作“十言之教”。“十言之教”出自汉代郑玄的《六艺论》，“十言”包含八卦卦名及“消息”二字。蔚芝先生对“十言之教”的强调显与其重视《周易》“消息”大义有关。　

“四圣作易”说实际表明了《周易》这部经典的形成并非成于一时一人，而是在悠长的时间累积中圣圣相继的结晶。同时，将《周易》内部不同的内容归属于不同的圣人，也意味着在《周易》中存在着不同的“文本层”。从细处说，有伏羲易、文王易、周公易及孔子易的不同。从大处讲，则如蔚芝先生所言：“伏羲文王周公为之经而孔子为之注。”即以伏羲所画之卦、文王周公所系之辞为《周易》中的“经”，而以孔子所作《十翼》为传注。这也就是说，《周易》或《易经》，其内部便蕴含了“经—传”两部分，内在地便具备着传对经的解释关系。因此，在此篇叙述经传分合始末后，蔚芝先生说：

愚谓《易》之亡不亡存乎其义耳，篇次分合岂直筌蹄而已哉。学《易》者不能舍卦爻辞以求《易》，即不能舍孔传以解辞。伊川《易传序》云，未有不得其辞而通其意者，余所传者辞也。然则欲得文周之辞，舍孔传其曷由？王氏以传附经，用资观玩，乃学《易》之定法，不得云变乱也。“

学《易》者不能舍卦爻辞以求《易》，即不能舍孔传以解辞。”前句是说对于伏羲卦画的理解不能脱离卦爻辞。因为从文周系辞来说，卦爻辞的系设并非随意凑泊，而是通过“观象”的方式来完成。其所观之“象”便是伏羲所画卦画之象。在文周“观象系辞”的过程中，遵循着某些基本的“观象”原理，象与辞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欲明伏羲之画，必由文周卦爻之辞。后句则言对于文周卦爻辞的理解又绝不能舍弃孔传。因为在孔传之中，恰恰指明了文周系辞的原理与根据，并进而引申其义。因此，对于蔚芝先生来说，能否充分意识到《周易》内在经传间的解释关系，重视与遵循孔传对文周卦爻之辞理解与解释的方向，成为其甄别各家易说之铨衡。

三、汉宋兼采

有识者常谓蔚芝先生之易学“汉宋兼采”。《自订年谱》中，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22岁）记载说：

春，赴礼部试，下第归。黄师函招，仍赴南菁书院。初治《易》，先读惠氏、张氏、焦氏诸书，继请业于黄师。师曰：“本朝《易》学，虽称极盛，然未有能贯通汉宋、自成一家者。子读《易》，当于《通志堂经解》中求之。其中如朱氏《汉上易传》、项氏《周易玩辞》、吴氏《易纂言》，皆极精当。”余因细读之，觉项氏《易》尤胜。黄师又假予所著《十翼后录》，衮然巨帙，未克抄录。思作《周易集解疏》，不果。因拟别作《周易兼采汉宋诸家之说》，始属稿焉。

可见蔚芝先生治《易》之初，受其师黄以周（1828—1899年，字元同，号儆季，又号哉生）先生影响，便有贯通汉宋之志。《学易大旨》中，蔚芝先生说：

汉儒郑、荀、虞诸家之说《易》，主乎数者也。宋儒程子、朱子诸家之说《易》，主乎理者也，数者难测，变动不居。理者易明，守之有则。虽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而其教人之宗旨，未尝不归于一贯。

在蔚芝先生看来，汉宋诸儒虽有主乎数理之不同，但从教人宗旨言，可归于一贯。但在《先儒说〈易〉家法义例》中，又说：

《易》之为书，广大悉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支离穿凿、驰骋私臆者亦复不少。学者何由而辨其是非，曰惟折衷于圣传而已。孔子以彖象文言说经，凡合于彖象文言者，必合于羲文周孔之意者也。其背于彖象文言而向壁虚造者，必背于羲文周孔之意者也。

在《先儒说〈易〉家法义例》中，蔚芝先生纵论历代易家之醇疵。如论汉代虞翻易学：“虞翻传《孟》喜《易》，发明十二辟卦消息旁通之正，以六十四卦皆归于既济定。实有合于圣传‘六爻发挥，旁通情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乾坤为《易》之门。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之义。精微深奥，可谓至矣。”又如论程颐易学：“宋儒之说《易》者，程氏传推天人之奥，广大精微，隐合宣圣之旨。”终篇自论其所作《周易大义》：“拙编《大义》……此外汉宋诸家，凡合于孔门家法者，均详加辑录。”

可见，在蔚芝先生看来，汉宋能否一贯，如何兼采的关键仍在于孔子之《易传》。孔子圣传体现的是孔门说《易》之家法，所谓“兼采”是裁采后儒说《易》家法义例之合于孔门家法者。换言之，不管是采汉易之数，还是采宋易之理，汉宋兼采的实质乃是“惟折衷于圣传”。这不仅表明了蔚芝先生铨衡各家易说的根本原则，也是其自身易学开展之枢要。

四、“惟折衷于圣传”

从《周易》的内容来说，“四圣作易”同时表明了《易》中所包含的三种内容要素：一是伏羲所画卦画，即“象”；二是文周之辞与孔子《十翼》，即“言”；依蔚芝先生说，很显然此处的言还应涵括伏羲所作之“十言”。前此已明，蔚芝先生说与其重视“消息”大义有关。由此也可体会到朱子“四圣作易说”的简洁无枝蔓。三则是四圣共同通过《周易》的制作所表明的圣人之道，即“意”。与其他经典（有言有意）相较，显而易见，《周易》不同于群经之处，在于其中有“象”。《系辞传》说：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表明的是语言在穷达圣人之意上的局限，但这并不意味着圣人之意晦默无明。在孔子看来，《易》中之象，恰是《易》独有的克服语言之局限、穷达圣人之意的保证，所谓“立象以尽意”。这也意味着，在孔门家法中，对于《易》中圣人之意的追寻，绝不能纯由文辞而脱离《易》象，必须由言及象乃至于意。因此，蔚芝先生在《学易绪言》一节中说：

凡说经者，必先明义例。不知其例，不足以言通经。

对于《周易》来说，义例便是解《易》时所使用的象数义例。象数义例表明的是卦爻辞与卦爻象间的关联，如前所言，文周“观象系辞”时遵循着某些原则，而孔子《易传》则指明了文周系辞的原则。象数义例就是对孔子《易传》所明原则的具体绎与呈现。换言之，通过象数义例来通达言、象并进而发明圣义乃是基于孔门解《易》之家法的《周易》独特的解释学原则，是深入《周易》固有文脉的必由之路。因此，学治《周易》，必先由象数义例入手。但从象数义例来说，历代易家所明不同，可谓汗漫无涯。如蔚芝先生所言：“《周易》之例，奚啻数千而已。”后世更有“叠床架屋”之讥。有见于此，蔚芝先生说：

今有至约之法以示学者，盖易例详备于《十翼》。《十翼》以《系辞传》为尤要。

以“易例详备于《十翼》”，不仅规定了象数义例“合法”的来源，更表明了“惟折衷于圣传”的第一重内涵，即解《易》时象数义例的使用当源于《十翼》。这实际上为解《易》时象数义例的发明裁定了界限。从此“至约之法”出发，《学易绪言》中，蔚芝先生列举了如“当位”“卦序”“三才（含八宫）”“卦变”（大旨宗荀、虞，与朱子说略有不同）“互体”“二体”“往来”“应”“乘”“中爻”“正”“阴阳”（包含消息、小大、贵贱、君子小人、奇偶）“十二辟卦消息”等。毫无例外，这些象数义例的绎都是以《十翼》、尤其是《系辞传》为据。如“互体”，便是引《系辞》“杂物撰德，辩是与非，非其中爻不备”，将中爻解作卦中四爻，以成互体之例。又如“卦变”，则说：“《系辞传》曰：‘以动者尚其变。’又曰：‘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是孔子明示人卦变之例。”《易微言四》中，蔚芝还以卦变为基础，探究卦爻变易交易之法，以“明爻之志”，此说虽前儒所未发，但同样是以《彖》传《小象》传所言卦爻之志为依据。

五、“《易》者，心学之书”

在蔚芝先生看来，不可“离象言理”、象数义例须以《十翼》为界据固是孔门解《易》之家法。但究“象”是为了明“理”，从四圣作《易》的最终目的来说：“四圣人手订此《易》之所以崇德而广业，穷理而尽性也。”这实际也表露出“惟折衷于圣传”的第二重内涵，即对《易经》根本宗旨的理解与对《易》中义理之阐发当以《十翼》为准规。由此也可以看到，在蔚芝先生这里，《周易》是一部完全代表儒家义理品格的经典。　

如蔚芝先生所言，四圣作《易》是为了“崇德而广业，穷理而尽性”。其中，“穷理尽性”出自《十翼》中的《说卦传》，指向的是修身；“崇德广业”则出自《系辞传》，是经由己身德性之昭著而推己及人以成其事业。《易微言五》中，蔚芝先生曾拈出《周易》中的“以”字如六十四卦《大象传》皆系以“以”字来讲明“用《易》之道”，并以《大学》“三纲领”“八条目”与《周易》诸卦相发明。但不管是“崇德广业”还是“止于至善”“平天下”，在蔚芝先生看来，都以修身为始基。在《学易大旨》中，蔚芝先生评价顾亭林之说：　

顾亭林谓孔子说《易》见于《论语》者，一为寡过；一为有恒；可知学《易》不外乎以修身为主。其言可谓至精至切矣。此学《易》之大旨也。

但学者又当如何用《易》以修身呢？蔚芝先生说：　

人生在世，无日无时不在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即无日无时不在吉凶悔吝之中。为善则吉，为利则凶悔吝。利与善之间，所谓几。由利而之善即由凶悔吝而之吉，由善之利，即由吉而之凶悔吝。惟变所适，无一定也。文治尝以几而验之，心响身应，善念恶念之萌犹形，吉凶悔吝犹影。形动而影随，人心动而鬼神随之。

在蔚芝先生看来：《易》的世界与人身处其中的世界契合一贯。《易》中三百八十四爻涵盖了人生的全部境遇与情状。因而，“人生在世，无日无时不在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即无日无时不在吉凶悔吝之中”。但人在世界中并不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存在，“心响身应”“形动影随”指明的便是人在世所具备的高度能动性，人或人心对于善利的抉择（“利与善之间，所谓几”）在根本意义上决定着人的命运本身。“为善则吉，为利则凶悔吝”则透露出“响应”“动随”的前提是德福间的一致。正是在德福一致的前提下，德性操舍与命运间的关联才得以开展：“由利而之善即由凶悔吝而之吉，由善之利，即由吉而之凶悔吝。”人心的意义才由此呈现出来。《易微言一》中，蔚芝先生说：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是故吉者未必其终吉也，凶者未必其尽凶也，其所以变化无常者，随人心之善恶为转移也。

命运随人心之善恶而流转，人成为了自身命运真正的最高主宰者。正是在此意义上，蔚芝先生说：“《易》者，心学之书也。”但人心不仅表现为善恶之念，也体现为喜怒哀乐之情。在蔚芝先生看来，“人事之吉凶悔吝”，也与“人心之喜怒哀乐相配相成”，而“人心之喜怒哀乐，万有不齐，故人事之吉凶悔吝，亦变迁而无定，皆配之以其分也”。那如何对待这人心固有但万有不齐之情呢？蔚芝先生认为，对待人心喜怒哀乐之情，其要在于《中庸》所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及“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尤其是“发而中节之和”：

未发之性，卦画之未成爻者也。画而成爻，是为已发之情，六十四卦即三百八十四爻，皆归于《既济》定，所谓“发而皆中节”者也。

因此，学《易》修身养心，不仅是察心之几择善而从以之吉，而且须观《易》“三百八十四爻皆归于《既济》定”从而使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蔚芝先生说：　

王者之刑赏庆罚，制礼作乐，皆本于喜怒哀乐。因一人之喜怒哀乐，而使万物各得其所，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者也。《中庸》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皆《易》理也。圣人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其德行事业，要归于使万物各得其所。

可见，对于人心喜怒哀乐的操存，不仅关系到一己之吉凶祸福，而且关系到群体政治之治平。尤其是王者之心，其喜怒哀乐能否发而中节，更关系到“参赞化育”的根本。在蔚芝先生看来，《中庸》“参赞化育”之道即《周易》所言通志、定业、断疑之道，体现的都是儒家最高的政治理想：使万物各得其所。但儒家最高政治理想的实现，究其根本，乃系于人心，尤其是王者之心。由此，我们才能理解蔚芝先生以修身为始基以及以《易》为“心学之书”的完整内涵。

六、结语

《十三经提纲》书成刊行之后，时人褒贬不一。王紫翔（1842—1918，字祖畬，号漱山）先生评价说：“此书义理，多未经人道。”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伦明（1875—1944，字哲如，一作哲儒）为此书所作《提要》中却诋诃激烈：“按是书名曰《提纲》，乃绝无义例。搜辑诸说，瑕瑜互见。所持论大都陈言，无精义，且参以论诗文语，尤非体。”　

本篇以《读易提纲》为例的研究已充分表明：蔚芝先生论《易》，有一以贯之的准则，即“惟折衷于圣传”。具体来说，一是基于孔门解《易》之家法，强调通过象数义例来通达言、象并进而发明圣义，在象数义例的使用上折衷于《十翼》；二是在义理的阐发上同样折衷于《十翼》。这意味着《十翼》既是义理之府，也是象数之源，是后世解《易》的最高铨衡。

清代陈澧（1810—1882，字兰甫，号东塾）在《东塾读书记》中曾说：“《汉书·儒林传》云：费直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此千古解《易》之准的也。”其中引钱辛楣《周易读翼揆方序》：“圣人为之经，宣尼为之传；故舍《十翼》以言《易》，非《易》也。”可见，蔚芝先生“惟折衷于圣传”之旨正是解《易》千古弥新之道。由此再来观伦明之说，其偏颇无识已不足论。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