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北辰】国民教育危机及其对治之道

中国是礼仪文教之邦，在人类各大文明形态中，中华文明以重视教育而独树一帜。对教育的重视型构出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固有的自性特质。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所有的圣贤人物都是伟大的教育家，无一例外。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明现象。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开出了数千年的宏大气象，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一直遥遥领先。圣人孔子综合三代，继往开来，修《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作《春秋》，承接了源自上古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传统，集其大成，被后人奉为“先师”。中华文明两千年的宏大气象不是别人而正是我们的先师开出来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没有孔子就没有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没有董子，哪来大汉？没有文中子及其培养出来的房杜魏等将相之才又哪来大唐盛世？无数的往圣先师才是创造中华文明史的真正的原动力。正因为如此，“师”才有了仅次于“天地君亲”的神圣地位而被人们所供奉。“师”所承担的正是“教育”的责任和使命。传统中国，人君贵为天子，在老师面前也得行大礼。教师和教育的地位可见一斑！

然而，百年以来，在西风东渐的过程中，在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所支撑的霸道强势的压迫下，在民族“救亡”的呼声中，在“师夷制夷”的意愿中，在反叛传统的迷狂和全盘西化的幻觉中，中国的教育沦丧了，一步步滑向以夷变夏的深渊。传统被抛弃了，先师被打倒了，中国的教育走上了全盘西化的道路，直至今日，病入膏肓，危机重重。

教育，乃民族之本。看一个民族的现在和将来，只需看他的教育，教育是一个民族生命活力之表现，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教育兴则民族兴，教育衰则民族衰。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必须首先从教育改革开始。对治教育危机，改造现行教育，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第一要义。

一、中国教育的四大危机

中国的教育，危机重重，要而言之，有四大危机。

（一）价值性危机

教育的基本职能有二，一是“教书”，二是“育人”。“教书”，指的是传授知识，“育人”指的是对人的培养、培育。知识传授为“知性”教育，对人的培养培育则为“德性”教育。“知性”教育，其目的是让被教育者掌握知识，完成被教育者对世界的认知和了解。而“德性”教育，其目的在让被教育者生命中所固有的光明的德性彰显出来，即《大学》之所谓“明明德”。“明德”指的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中与生俱来的光明的德性，即神圣的善的本性（蒋庆先生语）。人的“明德”显现，其品格才能得以提升，其人格才能逐步趋于完善。只有人格完善了，其生命才能呈现出理想的状态。因此“德性”教育又可称为人格教育、生命教育。蒙学经典《三字经》开篇即言：“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如果我们不注重人的“德性”教育、人格教育，那么，生命中固有的“明德”就不能彰显出来，人的德性就会发生改变，其人格就不能趋于完善。如果人格不能趋于完善，其生命中神圣的善的本性得不到彰显，教育从根本上就是失败的，传授再多的知识，都将无益于生命成长。正因为如此，韩愈才如此定位教师的职责：“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德性”教育正是“传道”教育。这里的“道”就是“大学”之道，即“明明德”之道。

遗憾的是，我们今天的教育已经不“育人”了，不“传道”了。究其主要原因，正如蒋庆先生所言，“学绝道丧”、“礼崩乐坏”。圣人之学被我们抛弃了，“孔家店”被打倒了，六千五百年悠久而伟大的传统被当作封建糟粕抛进了文化的垃圾堆。圣人之道丧失了。没有了“道”，还传什么呢？试想想我们身边的教师们，有谁还读圣人之书？试回忆一下，曾教过我们小学、中学、大学的教师们，有谁让我们读过经典？既然我们的教育不传道，不“明明德”，不完善我们的人格，不彰显我们神圣的善的本性，那我们又如何要求医生讲医德，商人讲诚信，不制造假药、假烟、假酒、假奶粉？又怎么要求教授们不写假论文？又如何痛斥官员们贪污、腐败、渎职？道德崩毁再正常不过了！“道德”、“道德”，有其“道”才有其德，“道”之不存，“德”将焉附？“道”都没有了，“德”从哪里来？其实，贪官污吏们，滥医奸商们，他们也是受害者，是我们糟糕的教育的受害者，是我们只教书不“育人”，不“传道”的教育的受害者。

教育要“传道”，传什么样的“道”？教育要“育人”，把人育成什么样的人？这是教育必须要进行的追问。这是教育的价值性问题。教育如果丧失了价值性的关怀，没有了价值的诉求，那么，教育就会是残缺的，教育的职能就不能尽到，教育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而教育的残缺就会导致被教育者的残缺。没有价值诉求和价值关怀的教育所教育出来人，就不能“明明德”，不能彰显其生命中固有的神圣的善的本性，其人格就不会健全，其德性就不会光明，其生命就不会完善。而这种残缺的生命没有光明德性的生命是不可能具有向上的生命活力的，是不具有希贤希圣以稀天的内在生命冲动的，自然也就不具备崇高的创造的力量。教育的性质决定着一个社会的人的性质，而人的性质则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性质。要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状况，就看他的教育的状况，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未来就看他教育的现状。今天的中国社会，道心危危，人心危危，国民道德水准已突破底线，官员贪污腐败，教师不守师德，医生不守医德，商人不讲诚信，学人没有正气，连和尚也六根不净，不持戒律，盗贼没有义气，乞丐都是骗子，为贫者不安，为富者不仁，整个社会，道德沦丧，礼崩乐坏，物欲横流。人们丧失了最起码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社会伦理秩序及公共道德秩序实际上已经瓦解。这一切都是因为教育缺乏价值目标，没有价值诉求造成的，是我们的教育不“传道”，不“育人”造成的。儒家有“人禽之辩”的义法，孟子言“人禽几希”，就是说人与禽兽的差别就在于人有道德，而禽兽没有。人如丧失了道德就无异于禽兽。不传道不育人的教育，没有价值诉求和价值关怀的教育就只能把人培养成禽兽。中国社会的悲哀是中国教育的悲哀造成的，中国道德的危机直接源于中国教育的危机！因而，欲解决国民道德危机，必先解决国民教育危机，欲重建社会伦理秩序和公共道德生活，必先重建教育的“价值系统”，让教育切切实实地承担起“育人”的责任和“传道”的使命。

那么，教育应该传什么样的“道”呢？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教育自然要传中国人的“道”，传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道”。中华民族引领人类文明发展之先已历数千年，当中国社会繁荣、人文昌盛之时，欧洲尚处于蛮荒时代。中华文明数千年的繁荣昌盛所赖以凭籍的就是我们民族之“道”。这个“道”就是源自上古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董子、文中子、朱熹、王阳明一脉相承的古圣人之道，其中孔子集其大成。这个“道”究竟是什么？《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大学的所谓三纲领。“明明德”前面已讲过，即是彰显人的生命中固有的光明的德性，即神圣的善的本性。“亲民”指的是“爱民”，以民为亲，视民如亲人，孔子曰：“仁者爱人”，对民亲爱，对同类亲爱。有了对民对百姓对同类的这种亲和爱，人才能有家国天下关怀和济世情怀，才会努力地建功立业，服务社会，为民众、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谋福利。“明明德”是内圣之道，是个体生命的完善之道，“亲民”则是外王之道，济世之道，关怀天下国家之道。“止于至善”就是“内圣”“外王”合而为一，内外打通，圣王合一，与天同德。达到生命的最高境界，这就是至善，即最高的善（蒋庆先生语）。内圣外王是最高的人格理想，最完善的生命状态。

我们的教育要传的就是这样的“道”，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所传的也是这样的“内圣外王”之道，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之道，是“格致正诚修齐治平”之道。

当我们全力移植西方现代教育的时候，却忽略了西方教育中的另一重要因素，那就是西方现代教非常重视传道和育人，在西方国家，宗教教育是进入国民教育体制的。每个学校都开设有宗教课程，至于教会学校就更不用说。西方人自小就接受了系统而良好的宗教教育，西方人除了重视科学技术的工具化教育以外，还非常重视宗教教育、人文教育、道德教育。基督教、天主教在西方现代教育体制内始终承担着“传道”“育人”的职责。正因为如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难看出，许多“老外”比我们“文明”多了。他们不学“雷锋”，但照样会扶老携幼，急人之难；他们不读孔子之书，照样彬彬有礼，医生照样救死扶伤，商人照样诚信。他们不肆无忌惮地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主要不是因为对法律的恐惧，而是因为其社会伦理秩序和公共道德秩序并没有崩毁，人们还守护着道德的底线，守护着行为规范。欧洲诸国的乡村，处处是教堂，人们的日常生活以教堂为中心，恬静、和谐而安详。一个朋友到了法国乡村，不禁感叹：儒家所追求的礼乐社会，在这里已成现实。是的，不惟儒家讲“礼乐”，别的文明也讲“礼乐”，遗憾的是，中国的西化论者们视“礼乐”为“封建糟粕”，只知西方有“科学民主”，确不知西方也有“礼乐”，西方社会也是礼乐的社会。

西方教育重“传道”、重“育人”，我们学习西方教育却抛弃了“传道”、“育人”内涵，习其表不习其里，学其末而不学其本。实为憾事。

由此可见，教育无论是向民族传统回归也好，还是学习西方也好，都应该重“育人”，重“传道”。“传道”、“育人”是为教育之本。以古圣人之道作为教育的价值系统，并以此改造中国现行教育不“育人”，不“传道”的弊端，拯国民教育于危机之中，让教育真真正正、切切实实承担起“育人”和“传道”的神圣职责，这是中国现行教育走出困境，摆脱危机的根本之所在。也是中国现行教育走向健全和完善的根本之所在。

（二）方向性危机

中国现行教育的第二大危机是方向性危机。中国现行教育中，中小学教育是典型的“应试教育”，高等教育是典型的职业化教育和工具性教育。“应试教育”从属并服务于职业教育及工具性教育。应试教育所追求的是升学率，升学率是整个教育工作的目标，也是评判教育效果的唯一的标准。应试教育，从教手段、教育方法、教育内容到教育的体制建构都无不以升学率为中心、为目标。教育所固有的神圣职责，如：德性的彰显、人格的培育、生命的完善、素质的提高、能力的培养、创造潜能的开发等等全都萎缩甚至被取消。考试的分数和升学率成了整个教育所追求的唯一目标，成了评判教育活动的唯一的标准。而中国的高等教育从系科建构到专业设置，到教学内容的安排和教学方法的使用都呈现出职业化和工具性的特征。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是为社会输送和培养各种类型的工具型人才，高等教育极度的媚俗，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能否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是高等教育的目标，也是评判一个大学好坏的标准，是评判一个专业优良与否的标准。人们接受高等教育就是为了把自己培养成一个“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工具。教育不传道、不育人，不注重综合素质的培养，不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不注重生命境界的提升，不注人格精神的塑造，不注重人文关怀的培育，而只着眼对“工具”的打磨。在这样的教育理念的导引下，中国的高等院校沦落成了一个极度世俗化和平庸化的社会。没有了“大学精神”，高校承担不了他本应承担的社会功能，完成不了对创生社会精神生活和引领时代精神方向的担当。“大学精神”的式微导致了极为恶劣的后果，大学蜕化成了商业和市场的奴婢，随时随地都在看着主子的脸色，根据主子的好恶和心情调整着自己的表情和行为。请看一所师范大学的系科设置改革，荒诞而滑稽：历史系更名为“决策科学系”，生物系改名成为“生物工程技术系”，外语系改名为“外语外贸经济系”。牵强附会，别扭滑稽，平庸俗气，实在让人难以忍受。要知道这是一所师范大学。好象一个系科一个专业不戴上“科学”、“技术”、“经济”的帽子就不“与时俱进”，即使是风马牛不相接，也要去弄一顶，也不管它是否合适。“历史”就一定关乎“决策”吗？就一定是“科学”吗？外语就一定关乎“外贸”吗？何谓“师范”？才高为师，身正为范。这种平庸不堪，俗气十足的学校也敢妄称“师范”？岂不玷污了“师范”二字？

中小学的应试教育与大学教育的职业化、平庸化、世俗化相辅相成，共同把中国的教育推向了工具性的深渊。它所最终完成的不是对人的德性、人格和精神生命的培育，而是把人塑造成工具——没有精神没有灵魂的工具。从而使教育导致人的异化，而不是使人性趋于完善生命趋于完美。教育走向了他应然的反面。这就是教育的方向性危机。

（三）体制性危机

中国的教育，原为国家大包大揽，教育费用由国家财政支出。教育“体制改革”以后，教育逐步与财政“脱勾”，被一步步推向社会、推向市场。教育开始向所谓的“产业化”（实质就是市场化）过渡。处于一种“事业化”和“产业化”交混的状态。国家仍然在政策上、财政上对教育作一些有针对性的支持和补贴，但很大程度上教育要自谋“发展”。中国的教育开始被商业和市场所腐败，社会邪气开始侵蚀教育。教育开始在中国的世俗化大潮中沉沦。由教育行政官员、教师、学生及学生家长共同型构了今天中国教育的腐败。教育行政官员贪污腐败，教师堕落、丧失师德，学生流俗，家长推波逐澜助长腐败。教育“产业化”“市场化”以后，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教育的功能和性质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教育本来是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主要属于社会公益事业。而“产业化”、“市场化”以后，教育蜕变成为一个“行业”，一个赚钱的行业。这一来，经济效益成为评判教育成功与否的标准。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演变成了销售与购买的关系，对被教育者而言，教育已变成消费。没有钱就上不了学，读不起书。考起大学而读不起大学的人不在少数。对许多农村家庭而言，孩子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是一件悲喜交加的事情，一来孩子有出息了，有希望了；二来整个家庭将因而破产。为供孩子上大学，他们不得不卖掉耕牛、卖掉房子，有的甚至拖着年迈的病体外出做苦力以供养孩子读书。这样的事，在广大农村，司空见惯，不胜枚举。

教育乱收费这已经成为当今教育的一个普遍现象，政府三令五申，一而再再而三地整顿，但收效甚微。幼儿园，除一次性缴纳的正常费用不算，孩子学绘画要交钱、学英语另外交钱、学唱歌跳舞要另交钱、学识字要另外交钱、不交钱孩子只能坐在旁边，被冷落、被歧视。试想想这种冷落和歧视将给我们孩子幼小的心灵造成多大的伤害？庆“六•一”儿童节，组织活动要交钱，去春游要交钱，不交钱不能参加活动。这种冷落和歧视又有哪个家长能忍受？我认识的一个家长为孩子不受到这种冷落和歧视而去卖血。这些额外收取的费用用于园工园丁们发奖金涨工资。

在这种产业化、市场化的教育中，教师的师德丧失殆尽，浑身社会邪气，行贿受贿之风气焰嚣张，家长们推波逐澜，在对教师的行贿方面互相攀比，寻找一切机会向教师行贿。教师节、中秋节、春节、开学之时、教师生日、教师父母儿女的生日、婚丧红白之事都是向教师行贿的高峰时间，出手一个比一个重，生怕送礼份量不足而影响孩子的教育，而教师们也乐于受贿。为此，中小学教师的灰色收入远远大于正常工资收入。我有个同学在重点中学教书，两个班级共计一百余人，据他本人透露，每年其灰色收入有十五六万。

而大学则变着戏法出售文凭。什么函授，什么委培，什么“二级学院”，什么“自费”，什么“远程教育”，这些都是高校为卖文凭而变出的戏法。只要交钱，你考试就一定能过关，文凭也一定能到手。哪个学校哪个系科的文凭卖得好、销售得多，这个学校这个系科的教师收入就多。为此，各学校各系科才争先恐后地改名字、设新专业、设新学科。历史系改名决策科学系，数学系更名计算机科学系，外语系更名外语外贸经济系。因为“科学”的文凭，“计算机”文凭、“外贸”的文凭更好卖、市场购买力更大。

教育在经营过程中有了“产出”，有了大量的利润，接下来就要进行分配。怎么分配呢？自然是按资历、按学历、按职称（当然不是按教学效果和实际水平），于是教师们开始“争名”，因为“争名”才能“夺利”。于是乎假论文、假专著、假学历、假文凭、假头衔纷纷问世，假学道、假教授开始粉墨登场。本科算不上学历、硕士遍地都是、博士也开始投入批量生产，教授——大学的灵魂，开始普及化。“大学精神”萎缩殆尽，“商业精神”茁壮成长，我们的大学从思想精神的集散地蜕化成世俗腐败的名利场。学术腐败、教师堕落、学风日下，高等教育危机重重。大学的神圣性消失了，大学精神坍塌了，大学的人文关怀没有了，大学已经不承担社会价值，不引领精神方向，蜕变成市场经济大潮中的一个产业，一个追逐利润的行业。这是教育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四）母语危机

中国教育的第四大危机就是母语的危机。我们的母语就是汉语，这是中华民族自己的语言。我们民族的语言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优美的语言，也是最优秀的语言。无论从文字的构造，还是语言的表现力抑或语言的韵律和典雅程度来看，我们的民族语言无疑都是非常优秀的。人类文明史上，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可以与中华民族的语言相比美。令人遗憾的是，近百年来，在中国文化的殖民化过程中，我们民族的语言被败坏了，被糟蹋了，中国人被人为地置于母语的危机当中，不能正确地感受、体会、学习、掌握和使用自己的母语，从而使中国人丧失了文化和精神的创造力。语言是文化和精神的载体，是思想的工具，是人们进行文化传承和精神创造的凭籍和资源。母语的危机，给我们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它也必将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大障碍。对此，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和发动者们难辞其咎，《马氏文通》难辞其咎！“现代汉语”难辞其咎，现代教育难辞其咎！

母语危机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中国人语言能力的普遍低下，中华民族呈现出集体性的语言低能。人们不能充分体会和感受民族语言的意蕴和魅力，不能正确地学习和掌握民族的语言，也就无法用民族的语言从事精神文化的创造。这是中国百年来在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缺乏重量级人物的最为直接的原因。民族精神的萎缩是与民族精神创造力低下相关联的，而精神文化的创造力低下又直接导源于母语低能。我们从小开始学习民族语言，学了几十年仍然不能写一篇象样的文章，“作文”历来是中小学教育的老大难问题。许多拥有硕士、博士头衔和教授头衔的人（尤其是非人文学科）母语运用能力仍然非常低下，更不用说非知识阶层的人们。究其根本原因，是我们对待母语的态度和学习母语的方法错误。

现代语言学把汉语分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这种对民族语言的二分法还带着强烈的取舍情绪和潜在的价值判断。这种对母语的二分法及态度认为“古代汉语”、“文言文”是传统的，按“五•四”逻辑来定性则是“落后”的，“过时”的，甚至是“糟粕”，因而是无用的，没价值的，是应该抛弃的。新文化运动的干将，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无一不对文言文竭尽挖苦讥讽之能事，无不对文言文深恶痛绝，仇视鄙弃。后人则击节称快，巴不得如此，他们就有了不学习文言文的最堂而皇之的理由，教书的人省了许多麻烦，学习的人免了许多“头痛”。“我是现代人，不学文言文”，就成为理直气壮，理所当然。然而，事与愿违，我们学了几十年的白话文和现代汉语，却始终无法洞悉民族语言的奥妙，无法有效地掌握和运用自己的母语，无法摆脱语言低能的状况。

中华民族的语言有其自身独特的自性特质，要穷尽其奥妙，就不能违背其固有的规律。就本质而言，中国的语言没有所谓“古代”与“现代”之分，只有“书面”与“口头”之分，有“典雅”与“平淡”之分。语言自身有其传统，我们不能人为地割断这个传统，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开新和创造。而背离传统割断传统，最终的结果只能让我们的补充、开新、创造的努力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口头”代替不了“书面”，白话也无能取代文言。消解了语言的形式美，必将导致其表现力的苍白，而表现力的苍白又必将导致其创造力的枯竭。

《马氏文通》以后，中国的母语教育走向了所谓的“现代化”，实质上，就是用西方拼音化语言的语法分析法来作为汉语的教学方法。这是汉语教育教学的灾难性选择。这种语法分析法有如一把手术刀，把优美的语言肢解为“主谓宾定状补”，把对语言的学习变成“造句”、“填空”、“选择”、“分析”。但空填得再好，ABC选得再准，主谓宾分析得再透也无法提高学生对语言的感受力和使用力。讲古汉语的老师不能用文言写作，研究唐宋文学的博士不能写一幅对联，更不用说古诗词，教了十年的语文课，也同样写不出一篇象样的“作文”，又怎能让学生“提高写作能力”？

古人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道理就这么简单！要知道那些反对文言文，倡导白话文的“大师”们，从鲁迅到胡适有哪一个不是“三味书屋”式的传统教育培育出来的？有哪个不是读圣贤经典，读文言文读出来的？有哪个是靠分析“主谓宾”、“定状补”分析出来的？有哪个是靠填空填出来的，靠选ABC选出来的？淳沫若、徐志摩能在新诗上有所造诣，那是因为他们七八岁时就能对出优美的对子，写出漂亮的古诗。没有旧学的训练和涵养，哪来他们新学的造诣？陈寅恪先生就曾以对对子作为清华大学入学考试题。这就是大师的见地！文言的训练，语感的培养是可以在短期内见效的，而且是见奇效。本人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训练学生用文言文写作，屡见奇效，学生写作能力突飞猛进。本人在北京圣陶学校教小学二年级古诗文，学生三个月可对出优美的对子，现场考核，《人民日报》记者为之瞠目。而相形之下，“现代汉语”教育方法，十年也难以达成。传统教育的方式是我们的祖先集数千年的经验和智慧总结出来的，实践证明是有奇效的。我们有什么理由和资格弃之如弊屐如垃圾如糟粕？

母语的危机，母语的低能，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反思和追问？改革现代汉语的教育教学方法，放弃用西方拼音化语言的教育方法来从事民族语言教学，使用传统的母语学习和训练方法，提高国人的母语能力，增强我们文化传承的能力和精神创造的能力。复兴母语，这是现行教育的当务之急。

二、对治之道

针对现行国民教育的上述危机，笔者在此提出对治之道。总结起来就是五大教育理念：

理念之一、重“传道”，重“育人”

教育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必须注重“传道”和“育人”，传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脉相承的古圣人之道，即内圣外王之道。教育要彰显人的光明德性，要育人，要注重德性教育和人格教育。教育的终极价值目标，就是要把被教育者的人格培养成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

理念之二、“君子不器”

教育要培养的是人而不是工具。教育的目标是完善人的生命，从知性和德性两个方面去完善。反对教育的应试化、职业化和工具化的价值取向。反对教育对人的异化。以儒家“君子不器”的理念，取代现行教育的工具化理念，实现教育完善生命完善人性的目标。

理念之三、复兴母语

从根本上改变白话文运动以来对文言文的基本态度，反对把民族语言进行“古代”“现代”的二分。民族语言是一个有自性特质的有自身传承的有机整体。反对用西方语法学的方式分析和学习民族语言，恢复母语学习的传统方式，彻底改革中小学语文教育。从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上实行归根和返本，从而根本上摆脱民族母语低能的普遍状况。

理念之四、反腐败，倡师德

反对教育向产业化、市场化纵深发展，提倡教育向公益化发展。整治教育腐败，重建教育行为规范和道德秩序。力倡师德，重塑教师形象。

理念之五、读经典，习礼仪

经典指的是以“四书”“五经”为基础的民族文化典籍。中国文化的主体就是儒家文化，儒家经典是民族文化之源。读经典，则“传道”在其中，“育人”在其中，“德性彰显”在其中，“生命完善”在其中，“母语复兴”亦在其中。读经典是对治现行教育危机的综合之道。中华文明是礼乐的文明，礼是社会秩序的规范力量，人在习礼的过程中，会得到陶冶，其“辞让之心”，“敬畏之心”都会在习礼的过程中得到呈现。读经习礼，相辅相成。要把经典教育，礼乐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都要把经典立为必修课，作为基础教育和通识教育的重要内容。

按上述五个理念来改造现行国民教育，则教育的危机可逐步化解。教育改造的成功与否关乎民族复兴之大业，每个中国人都应慎思之，力行之。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周北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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