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研究的“传心”模式

作者：张昭炜（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腊月初四日壬子

         耶稣2018年1月20日

阳明学经历了形成、发展、衰落和沉寂四个阶段，并形成不同形态的阳明学。阳明学在明代盛极一时后，为什么逐渐衰落并归于沉寂呢？《阳明学发展的困境及出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阳明学发展的困境及出路研究”[15FZX023]结项成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0月版）力图对此给出原因。作者引入“传心”模式，论述了江右王门、泰州学派、浙中王门、止修学派四大阳明学门派在遭遇发展困境时努力实现阳明学内部“自愈”的历程，阐明了阳明学的学术领袖为挽救颓势而在困境中探寻出路、展现阳明学核心精神的心路历程。

阳明学研究常以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以下简称《学案》）为圭臬，推崇浙中王门、江右王门等以地域为主的分派模式，其特例是以学说宗旨命名的“止修学派”。与此不同，《青原志略》卷三所收录的方以智叙述、其弟子记录的《传心堂约述》（以下简称《约述》）则在全面深入总结阳明学的过程中，展现了阳明学的“传心”模式。《约述》以王阳明论学标宗，传心要旨为：立志、时义、良知道体、实致良知、道体与功夫打并为一。以此展开，精要评述阳明学的“传心”法脉及各学者的良知学要旨。

从总体特征而言，《学案》划定的阳明后学是横摄的，如一花开八叶，阳明后学分八个门派，并以江右王门、泰州学派、浙中王门、止修学派为主；《约述》则是纵贯的，一线贯穿，呈现纺锤形，两端分别是王阳明与方以智，中间依次为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江右王门弟子。《学案》以横摄为主，在横摄中兼有纵贯，在各门派内部依次分述纵贯师承；《约述》以纵贯为主，在纵贯中带有横摄，穿插叙述传心主线与其他各学派的互动。传心学脉以江右为中心，并带动浙中王门、泰州学派等其他学派。江右诸贤在继承阳明学时，也表现出对江右王门学风的超越，例如：胡直以觉言仁，存神过化；王时槐透性为宗，以心著性。横摄展现总体的宏大，而对整体的连贯性兼顾不周；纵贯注重内在一致性及连续性，而对同时共存的其他学派横断面不能全方位展现。由此，《约述》与《学案》可以互补，新模式是对传统模式的有益补充。

无论是《学案》，还是《约述》，二者所勾勒的学术史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并在构思写作中表达了著者的学术情怀及现实关切。从客观性而言，二者选取的阳明后学重点人物基本一致。二者的主观性在于：黄宗羲师承湛若水、许孚远至刘宗周一系，向性体倾斜，因此，他不认同重视心体流行、“四无”超越的泰州学派及浙中王门。方以智远承其曾祖方学渐，方学渐属于泰州学派。方学渐著《心学宗》，方以智之子续编。阳明学由方学渐植入方氏家学，并与方氏《易》学融合，从方大镇、方孔炤以至方以智，传承稳固。《约述》强化了方氏家学在阳明学中的重要地位，并涵摄方以智的外祖父吴应宾。

江右从来不是封闭的，作为江右王门中心的青原讲会，也是整个阳明学的盛会，浙中王门的领袖王畿、钱德洪等亦参与其中。江右也是泰州学派的重要支系，从吉安颜钧一系发展，则有罗汝芳、何心隐等重要学者，是王艮之后泰州学派中影响最大的支系，并延及北方王门、粤闽王门等。从连续性而言，青原讲会形成于王阳明及第一代弟子邹守益、欧阳德、罗洪先、聂豹的“五贤”时代，经过再传弟子胡直、王时槐联芳续焰，三传弟子邹元标、郭子章主盟，终止于方以智、施闰章复兴讲会，持续一百二十余年，薪火相传，绵延不断。对于止修学派，既要看到其在阳明学内部的别具一格，也应注意其与江右王门的内在紧密联系。李材开创止修学派，其良知学导源于江右王门的邹守益、罗洪先等，在地域上仍属于江右，在思想上受江右王门笼罩性影响。止修之止如“艮背”，这一贯于江右王门学风；修即“修身”，可救正江右王门沉空守寂的流弊。李材的同心友万廷言表现出江右王门向止修学的倾斜，而由李材完成良知学的转折，并深刻影响了东林学派；另一位同心友许孚远，不仅下开“慎独诚意”的刘宗周，而且带出了以“至善”为宗的关中学者冯从吾。

由“传心”模式扩展，突破《学案》的地域分派框架，可以还原阳明学传承的丰富性。如邹元标，从《学案》单一的江右王门传承，可转为江右王门、泰州学派、浙中王门、止修学派四大门派的综合传承，由此展现出邹元标的良知道体丰富性、致良知功夫多维性。通过传心主线的关联，可凸显《学案》“泰州学案四”中位居第五的方学渐，进而将未列入《学案》的方大镇、吴应宾拉入传心主线。从良知学思想特色及悟入深度考量，方、吴两人完全有资格列入《学案》。两人持论不同：方大镇继承了方学渐的思想，与东林学派同宗至善，良知学主“有”；吴应宾贯通儒释，良知学倾向于“无”。两人延续了钱德洪与王畿在天泉桥、许孚远与周汝登在南京、顾宪成与管志道在无锡的“有”“无”之辩，居桐城辨析二十余年，乃至两家联姻，由此孕育了方以智这位传心堂法脉的“绝响”，以“至善统有无”，成为阳明学理论发展的又一个高峰。

总之，通过引入《约述》，梳理阳明学发展的传心线索，为《学案》研究模式提供了新的维度，拓展了阳明学研究的视野。在此基础上，吴应宾的《宗一圣论》、方学渐的《心学宗》等与“传心”模式相关的阳明学文献整理及深度诠释有待展开。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