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炜】阳明学研究的“传心”模式

栏目:学术研究
发布时间:2018-01-24 22: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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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学研究的“传心”模式

作者:张昭炜(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腊月初四日壬子

         耶稣2018年1月20日

 

阳明学经历了形成、发展、衰落和沉寂四个阶段,并形成不同形态的阳明学。阳明学在明代盛极一时后,为什么逐渐衰落并归于沉寂呢?《阳明学发展的困境及出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阳明学发展的困境及出路研究”[15FZX023]结项成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0月版)力图对此给出原因。作者引入“传心”模式,论述了江右王门、泰州学派、浙中王门、止修学派四大阳明学门派在遭遇发展困境时努力实现阳明学内部“自愈”的历程,阐明了阳明学的学术领袖为挽救颓势而在困境中探寻出路、展现阳明学核心精神的心路历程。

 

阳明学研究常以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以下简称《学案》)为圭臬,推崇浙中王门、江右王门等以地域为主的分派模式,其特例是以学说宗旨命名的“止修学派”。与此不同,《青原志略》卷三所收录的方以智叙述、其弟子记录的《传心堂约述》(以下简称《约述》)则在全面深入总结阳明学的过程中,展现了阳明学的“传心”模式。《约述》以王阳明论学标宗,传心要旨为:立志、时义、良知道体、实致良知、道体与功夫打并为一。以此展开,精要评述阳明学的“传心”法脉及各学者的良知学要旨。

 

从总体特征而言,《学案》划定的阳明后学是横摄的,如一花开八叶,阳明后学分八个门派,并以江右王门、泰州学派、浙中王门、止修学派为主;《约述》则是纵贯的,一线贯穿,呈现纺锤形,两端分别是王阳明与方以智,中间依次为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江右王门弟子。《学案》以横摄为主,在横摄中兼有纵贯,在各门派内部依次分述纵贯师承;《约述》以纵贯为主,在纵贯中带有横摄,穿插叙述传心主线与其他各学派的互动。传心学脉以江右为中心,并带动浙中王门、泰州学派等其他学派。江右诸贤在继承阳明学时,也表现出对江右王门学风的超越,例如:胡直以觉言仁,存神过化;王时槐透性为宗,以心著性。横摄展现总体的宏大,而对整体的连贯性兼顾不周;纵贯注重内在一致性及连续性,而对同时共存的其他学派横断面不能全方位展现。由此,《约述》与《学案》可以互补,新模式是对传统模式的有益补充。

 

 

无论是《学案》,还是《约述》,二者所勾勒的学术史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并在构思写作中表达了著者的学术情怀及现实关切。从客观性而言,二者选取的阳明后学重点人物基本一致。二者的主观性在于:黄宗羲师承湛若水、许孚远至刘宗周一系,向性体倾斜,因此,他不认同重视心体流行、“四无”超越的泰州学派及浙中王门。方以智远承其曾祖方学渐,方学渐属于泰州学派。方学渐著《心学宗》,方以智之子续编。阳明学由方学渐植入方氏家学,并与方氏《易》学融合,从方大镇、方孔炤以至方以智,传承稳固。《约述》强化了方氏家学在阳明学中的重要地位,并涵摄方以智的外祖父吴应宾。

 

江右从来不是封闭的,作为江右王门中心的青原讲会,也是整个阳明学的盛会,浙中王门的领袖王畿、钱德洪等亦参与其中。江右也是泰州学派的重要支系,从吉安颜钧一系发展,则有罗汝芳、何心隐等重要学者,是王艮之后泰州学派中影响最大的支系,并延及北方王门、粤闽王门等。从连续性而言,青原讲会形成于王阳明及第一代弟子邹守益、欧阳德、罗洪先、聂豹的“五贤”时代,经过再传弟子胡直、王时槐联芳续焰,三传弟子邹元标、郭子章主盟,终止于方以智、施闰章复兴讲会,持续一百二十余年,薪火相传,绵延不断。对于止修学派,既要看到其在阳明学内部的别具一格,也应注意其与江右王门的内在紧密联系。李材开创止修学派,其良知学导源于江右王门的邹守益、罗洪先等,在地域上仍属于江右,在思想上受江右王门笼罩性影响。止修之止如“艮背”,这一贯于江右王门学风;修即“修身”,可救正江右王门沉空守寂的流弊。李材的同心友万廷言表现出江右王门向止修学的倾斜,而由李材完成良知学的转折,并深刻影响了东林学派;另一位同心友许孚远,不仅下开“慎独诚意”的刘宗周,而且带出了以“至善”为宗的关中学者冯从吾。

 

由“传心”模式扩展,突破《学案》的地域分派框架,可以还原阳明学传承的丰富性。如邹元标,从《学案》单一的江右王门传承,可转为江右王门、泰州学派、浙中王门、止修学派四大门派的综合传承,由此展现出邹元标的良知道体丰富性、致良知功夫多维性。通过传心主线的关联,可凸显《学案》“泰州学案四”中位居第五的方学渐,进而将未列入《学案》的方大镇、吴应宾拉入传心主线。从良知学思想特色及悟入深度考量,方、吴两人完全有资格列入《学案》。两人持论不同:方大镇继承了方学渐的思想,与东林学派同宗至善,良知学主“有”;吴应宾贯通儒释,良知学倾向于“无”。两人延续了钱德洪与王畿在天泉桥、许孚远与周汝登在南京、顾宪成与管志道在无锡的“有”“无”之辩,居桐城辨析二十余年,乃至两家联姻,由此孕育了方以智这位传心堂法脉的“绝响”,以“至善统有无”,成为阳明学理论发展的又一个高峰。

 

总之,通过引入《约述》,梳理阳明学发展的传心线索,为《学案》研究模式提供了新的维度,拓展了阳明学研究的视野。在此基础上,吴应宾的《宗一圣论》、方学渐的《心学宗》等与“传心”模式相关的阳明学文献整理及深度诠释有待展开。

 

责任编辑: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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