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孝经》辟两希

——“《孝经》之当代意义”座谈会发言

作者：姚中秋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腊月初八日丙辰

            耶稣2018年1月24日

【弘道书院编者按：2017年12月20日晚，弘道书坊“《孝经》之当代意义”座谈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103室成功举行。此次与会嘉宾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姚中秋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陈壁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刘增光副教授和外交学院杨晖副教授。座谈会主持人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顾家宁讲师。此篇为姚中秋教授的发言。】

非常感谢壁生兄、杨晖兄、增光博士参加这个活动，首先简单讲讲自己为什么会写这本书、这本书想干什么。

这本书写作是因为我的另一本书《尧舜之道》而起意的，在写《尧舜之道》过程中，我特别深切地认识到“孝”在中国文明中的重要地位，甚至我们可以把其称之为决定性的地位。

为什么呢？大家可能读过《尚书》第一篇《尧典》，《尧典》重点记述尧舜之禅位、权力的转移过程。《尧典》经文对这一历史过程有非常细致的记载，首先，放齐推荐了尧的儿子，其次，讙兜推荐了共工，这两人都被否定。接下来又有一个过程，帝尧让让四岳来担任，他们都说自己不行，最后由大家推荐，舜脱颖而出。而大家推荐的理由是什么？是舜之大孝。他有孝之大德，他的家人都不怎么样，“父顽，母嚚，象傲”，但舜能够让家内和谐，“克谐”，那么舜是怎么做到的呢？经文说得很清楚：“以孝烝烝，义不格奸。”

这样的记载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刚形成的中国这个国家的第一次权力转移问题。而这个继位之王是凭着其大孝之德而获得王位继承人的资格。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舜之大孝，可能中国就没有了，只经过尧这一世就完了。可以说，孝在中国这个国家诞生、稳定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一个枢纽。我们从如此历史过程中可以看到，孝在我们中国文明的整体架构居于关键位置，真的像关和键。不过这个关，我们就无法理解中国文明。

这个问题引我深思，我不能不思考为什么孝如此之重要，也就是带着这样的问题，开始认真研读《孝经》。其实在这之前，没有认真地读过《孝经》，虽然它那么简短。若干年前，曾经与杨汝清先生共同研读《孝经》，但也没有完整地理解其大义。《尧典》中展示的问题，才促使我认真地研读《孝经》。

这一番研读的收获甚大，可以说是大喜过望，真没料到《孝经》这本书的内涵是如此的丰富，所以写作《孝经大义》这本书的过程，是我过去20多年来所经历的最愉悦的写作过程，我也算是高产了，翻译了一二十本书，写作了也有十本书了吧，这本书写作过程中的喜悦，则是我从来没有经过的，所以写得也很快。这时候才体会了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真正体会到了学之悦乐。

为什么如此悦乐？

我们今天学圣人之学，难免带着现代问题意识，尤其严格说来，是受现代人制造问题所纠缠而不能不有的意识，因为我们要解决现代人制造的问题。在写作这本书之前，我已是一位坚定的儒者，我必须面对一个问题，这就是：二十世纪以来反传统的浪潮之根本诉求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反传统的浪潮？球场根本诉求是什么？在我理解了孝之根本义，孝在中国文明中的决定性地位以后，才能够比较清楚地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场声势极为浩大的反传统的思想和政治运动及其根本诉求，以及，这一根本诉求的理据何在。

那么，这场反传统运动的主要诉求是什么，现在可以一言以蔽之，即《孝经•五刑章》所讲的，非圣人、非孝。新文化运动不用说了，“吃人的礼教”之说就是要非孝、破家，现代文学最重要的母题就是描写家的黑暗，以及青年出家之努力。二十世纪中期的政治运动，其核心诉求也是破家，大跃进中最重要的制度变革其实是公共食堂，所以大跃进到后期已暴露出很多问题，党内有很强烈的反弹，要求退回去。为什么公共食堂成了改造中国社会的根本诉求？其实就是为了破家。

我们可以总结一句：二十世纪中国一浪高过一浪的反传统思想和政治运动，是以非孝、破家为根本诉求的，康有为的《大同书》如此，梁启超《新民说》如此，新文化运动如此，二十世纪中期的政治运动如此，八十年代以至于今天的自由主义依然如此。由此，我们做一个反向理解，以反传统浪潮作为一面镜子，就可以看清楚，中国文化、中国文明的根本是什么，当然就是孝、家。反传统的人以其疯狂告诉我们，《孝经》至关重要。儒家要复兴中国文化，则不能不认真对待《孝经》，阐明《孝经》之大义，并以此大义重整旧山河。在我看来，《孝经》是一块试金石，由对《孝经》的态度可以判断，谁是真儒家、谁是假儒家，谁是弘道者，谁是乡愿。

由此进一步地思考，这样的反传统诉求，破家、非孝的诉求，理论渊源何在？这个其实很清楚，来自西方。由此学术源流追溯，我开始思考中西文明之别。从新文化运动、到八十年代，以至于今天，中国人纠缠在中西古今之辨中，其中有很多非常复杂的问题，但大体上，在整个二十世纪，西方就贴上现代的标签，也即今的标签，中国被贴上古的标签，也即所谓的传统，当然看，说传统已经是好的了，人们经常说是落后的、过时的。因而，中国人所谓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当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他们就把西方人的观念界定为现代的观念，要以此现代观念来改造中国人固有的观念，由此而有破家、非孝的观念。由此，中国文化被抹黑，被踢翻，被人一次又一次踩上几脚，相反，各种贩卖西方观念的人招摇过市，就好比这几天，信奉基督教的人趾高气扬，大讲基督教的好处，中国必须基督教化才有出路。中国文化要复兴，就必须拨乱反正，必须颠覆二十世纪形成的中西古今范式。

这几层考虑，构成《孝经大义》这本书的理论思考方向。写作《孝经》，我的想法是拨乱反正，拨二十世纪之乱，去破家非孝之乱，把关于中西古今文明的颠倒了百年的是非，再颠倒回来，全面肯定《孝经》所阐明的生命成长与社会治理之大道。刚才已说国，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所谓古今之辨，事实上是中西文化之别的转换，所以从肯定《孝经》必然走向破两希神话。所以《孝经大义》这本书一方面是辟二十世纪各种观念，所谓的现代思想，而更重要的是辟其源头，也即辟两希：辟源于希伯来的西方一神教，辟源于古希腊的西方哲学，从根源上揭示其教义、其思想之荒诞不经。

写完《孝经大义》这本书，坚定了我的一个基本看法：中西文明之别就在于肯定家还是否则家，肯定孝还是否定孝，最根本的差异就在这里。《孝经》阐述的中国人的生命成长与社会治理之道，就是《论语》第二章有子说的，“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也就是《孝经》反复阐明的大义，在《开宗明义章》、《天子章》就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孝为本，本立而道生，这个道既包括我们个体生命成长之道，孝是德之本，诸德都是孝这个德生发出来的；同时，孝又是教之所由生，政教都是从孝转生出来的。

由此，圣人所体认、所阐明的生命成长和社会治理之道都是“顺”的，我在书里特别解读了“顺”这个字，这是孔子在《孝经》中论孝的第一个关键词，“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为什么，因为这是人人固有的本，此本乃基于我们每个人获得生命的最基本事实，也即，我们是父母所生这一个基本事实。所以，每个人生而爱、敬自己的父母，都在最为基本的父子之人伦中，由此，则自然有孝之德，而诸德都可以由此发展出来。教化也是教人孝，人就可以由孝生发出各种德，从而有良好社会秩序。这就是顺，中国人的道德之生发，以及政治、社会秩序之形成和维护都是顺的，顺乎人人固有之孝悌之德。

我们回过头来看西方文明，不管是它的个体生命之善，还是社会治理，一言以蔽之曰，逆，与顺相反之逆，西方人整个都是逆着来的。在书里我随时随处指出其逆之所在，不管是一神教，还是古希腊哲学，其实都是逆出去，逆出人的生命之外，或者设置一个绝对的神，这是在人之外的；或者构想一个理念的世界，或者叫本体，或者叫本质等等。总之，在人的生命之外有一个世界，并且是绝对的善，在这另一个世界的绝对的善回过头来再来规制这活生生的人，我把它称为逆。最可悲的，哪怕是康德这样一位最接近儒家的西方思想者，最后也仍然逆出去，他说，人要为自己“立法”，他还是不敢、不能充分肯定人的自主，人不能顺着其生命生发道德，而必须遵从绝对的道德律令，他仍然逆出去，设立一个客观的、绝对的规范，来约束人。人本来可以堂堂正正在天地之间成长，康德以及西方的几乎哲人们，却要拼命给自己修个猪圈，然后宣称，人在猪圈中才是最幸福的。西方人还经常想象这个猪圈在天上，此即所谓天堂。他们逆出去，自然把人非人化了，必然把追求非人的幸福当成人的目标。

由此，我们会看到中西文明的分叉点在哪儿，就在于对一个最简单而最基本的问题的回答：人是从哪儿来的？我们的圣人肯定了最基本的生物学事实，人是父母所生，《孝经》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八个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孝经》的一切道理都是由此讲起，所以紧接着一句话“孝之始也”，而如此重要的起点只是肯定了一个最基本的生物学事实，它跟道德、伦理没有关系，它是一个生物学的事实，而道德、教化、政治都可由此生发出来。由此可见圣人之诚。由此，中国思想奠基在最坚实的基础上，并且顺顺当当的。

相反，数千年来，西方人竭力否认这一点，变着花样宣称，人不是父母所生，我们在其神学经典中，在西方哲学典籍中，都会看到大量否定人是其父母所生的论述。最有名的，书中也反复说到，苏格拉底所说的“高贵的谎言”，霍布斯所讲的“人像蘑菇一样从土里冒出来”。这两个高贵的谎言，各位，它确实是谎言，一个构成古典思想的基础，一个构成现代思想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说，整个西方哲学就奠基于谎言之上，我们不能不怀疑，其整个价值观念体系就是由谎言堆积起来的。

也因此，西方思想体系是极为脆弱的，因为，它从否定那个最基本的生物学事实开始，如果你把这个生物学事实予以肯定，其整个体系就会解。你只要肯定的人是由其父母所生，那么请问，什么是“自然状态”？现代主要思想家都谈论自然状态，那么，自然状态里的人是从哪里来的？那些有理智、相互平等、并且相互怀疑、相互斗争、乃至于拔剑互斗而死的人是从哪里来的？只能出自谎言。基本的生物学事实是，人是其父母所生，在此，人和人之间的体力和智力上就不一样。刚出生的婴儿与其父母的体力、智力不可能平等。但你去看霍布斯论述自然状态的第一句话就说，人和人的体力和智力上是平等的。这完全是谎言，再高贵，也是谎言。立足于这样的谎言所建立的理论，也只能是谎言。

我准备写一篇文章，论真正的自然状态。真正的自然状态是什么？父母生孩子，自然有人伦，在自然状态中，有男人与女人之别，人也有生命成长的过程，先是孩子，然后是青年、壮年，最终是老年，则在任何一个维持正常生存的人群中，人必定是多样的。那么在这个真正的自然状态，人会怎样？会处在丛林状态吗？孩子和他的父母是在丛林状态中吗？共同抚养孩子的丈夫和妻子是在丛林状态中吗？毫无疑问，霍布斯所讲的自然状态是人造、不可能的自然状态。正因为如此，霍布斯和其他西方哲人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制造了各种各样的理论体系，这只是因为，谎言需要更多的谎言来支撑，基于谎言构造理论不能不依靠方法。

可笑的是，这种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理论，在西方却盛行不衰，近百年来，在中国也大行其道，一直到今天，大多数知识分子还用这些谎言来嘲笑圣人之道，甚至所谓儒学研究者中很多人也要用这种谎言改造儒学。我写作《孝经大义》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辟两希。当然，首先是为圣人立言，阐明圣人之大义；但也致力于辟两希，《孝经》之大义恰恰可以最为有效地辟两希，如我上面所说。

我想，今天中国学者，我说的是真正的中国学者，作中国学问的学者，以中国学问为生命的学者，一个重要的知识任务就是辟两希，一如当初宋明儒之力辟佛老。我在《尧舜之道》中部分地开始了这个工作，全面的展开是在《孝经大义》，因为《孝经大义》恰恰触及中西文明之根本区别，所以在《孝经大义》这本书里，基本上是火力全开，每一页都会辟一次、辟两次。作为中国学者，我义不容辞，不能不做这个工作，因为圣人之道已经中绝了好长时间，为什么会中绝，不是因为圣人之道无效，而是现代中国的读书人不肖或者说不孝，跪在西方面前，相信西方之学说才是真正的道，圣人所说的东西只能管到1900年以前，1900年之后，圣人之道就不可行了。我们不要说反中国文化的人，就是把人大国学院的人拉出来，让他们一个一个表态，我相信，2/3的人都会说，圣人之道在1900年以后就不可行了。现在号称做儒家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这个想法，所以他们讲要会通中西，要让儒家思想适应现代社会。听了这话，我就想笑，那你干嘛还费劲做儒家思想研究，你直接研究现代思想不就完了吗？从港台新儒学一脉下来的学者都是这样，要让儒家做西方民主科学的小妾，可是，如果你的志向只是做小妾，那能不能进门，可久悬了。

前些天，澳洲总理说，澳大利亚人要站起来；最近川普要说，美国人要站起来。我说，今天，中国读书人也该站起来了。要站起来，就必须自我反思，具体而言就是辟两希，辟一神教，辟希腊哲学，从精神上走出自甘为奴的状态，堂堂正正做个中国学者。当然，所谓的辟，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指出其根基之荒谬，至于其具体论断、方法，当然是可以为我所用的。我认为，这一工作，不仅对中国有很重要的意义，对整个人类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两希之路就是死亡之路，很简单，我们大家都听说过所谓的历史终结论吧？其实，不管是一神教，还是古希腊哲学，都是忙着去死，由此而有所谓历史的终结，终结不就是死吗？上天堂不得先死吗？按照这样的观念，人类只能走上死亡之路，因为它从根本上、在开头处就没有肯定人之生。中国文化最伟大的地方则在于肯定人之生，其所开出的文明之道则是生生不已。

这本书是我辟两希的知识事业之开端，接下来还想做《系辞大义》，主要以横渠和船山之学作为阶梯，解读《系辞》，目的是明鬼神，明天人之际，同样触及中国文化和两希文化的根本区别。

主持人顾家宁：接下来20分钟，开放给大家的提问。

听众：姚老师我这里有两个要问题，第一个是您说父子关系跟生物学事实，这个我们都得承认，但是如果讲生物学事实，这只是个事，后面的理在哪，比如我今天胳膊摔断了，它也是生物学事实，我忘了看钱穆先生哪本书了，他说父子关系是一种天伦，特别想听一下您作为生物学事实父子关系，后面天伦，人与天的关系多讲一点。第二个小问题，我们辟两希，没问题，两希一定要辟的，但是有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在面对中西古今的时候，我们这个西方仅仅是两希再加二十世纪吗，或者还有其他的更复杂的，这个复杂没有褒义，如果辟完两希发现，西方还是那么趾高气扬怎么办？

姚中秋：好的，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理解，古人讲天伦，其实讲的就是生物学的事实，只不过古人不用这个词而已，因为，这个事实是不可改变的，所谓天生人，就落在人生人上，父母生子女，这就是天伦，也就是生物学事实，你永远都不可能改变它，所以它就叫天伦。我认为这两个词的意思差不多。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想，辟两希首先是说服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基本上都是两希化的，我们在知识上已经夷狄化，我们就要通过辟两希的过程，进行一次头脑的转换，走出夷狄化，逐渐熟悉圣贤的思考方式。这个工作还有知识上的重要价值：今天，我们脑子里面装的就是西方的东西，我们辟它，反而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弄清圣贤的思考方式，第一它是什么，第二它好在哪里。所以必须进行思想斗争，其实，这个斗争更多地是我们的内在斗争，就是我自己以前获得的知识与我现在所获得的知识之间的斗争，这是辟两希的第一个意义，首先说服我们自己。第二，我辟两希，希望说服我们的同道，比如儒学圈子的人现在很多还在非孝，或者忽视孝，他也不高声地说孝不对，但也不说孝，我们要说服这些人。接下来，我也希望能够说服我们中国人。至于夷狄，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去吧，人家要信神，你还能拦着人家。我们圣人有好东西，我们当然有责任让他们听见，至于他愿意来，那就来，不来就拉倒，“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不来就听之任之，中国人对待夷狄向来就是这种态度。

听众：我的意思是说，除了两希。但是对我们来说，欧风美雨最直接来说不就是宪政、民主、自由平等。您说破完两希，但是他或许认为两希还不够平等，所以他认为更好的西方是平等那个西方。

姚中秋：你讲的这个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制都是一些具体的制度，它的背后有一些基础性观念，刚才壁生老师也特别强调了，就是秩序的一些根基性东西。儒学是求道的学问，恰恰要关注这些根基性东西。我们现在的工作就等于一，不忙着讨论这些制度，咱们还是先去挖一下它的根子，看看其根基是否正。根本正，自然会长出一个比较正的枝干。你只关心枝干，就得不到一棵端正的大树的。你现在忙着思考这些西方的具体制度，你就没有办法看清楚这些制度的利弊得失究竟何在。像现代新儒家的学者，他一看见人家的民主科学就爱上了，但现在，面对台湾的现状，那些港台新儒家们学者们哑口无言了。因为，他的学问就围绕着枝干展开，而忽视了本。或者说，他们忘记了中国文化之本。熊十力开辟的那一支现代新儒学，似乎从来没有理解过孝之大义，甚至明确反对孝，因而对圣人组织社会、安顿生命的最根本的东西没有把握住，眼光短浅，学问狭窄，面对台湾的问题，面对香港的问题，束手无策。

当然，儒家并不反对民主、法治等等，但在历史上每一个时代，儒家的真正价值在于回到根基上思考人是什么，人的生命要怎么成长。于是，儒家发现了天伦，然后顺着天伦往上走，往四下里走，得到一个最自然、最顺畅的社会政治秩序。我们今天也要做这个工作，我们首先要返本，也即，回到《孝经》，回到《尚书》，回到《易经》，确认大本；然后，顺着这个大本，生发我们的思想。在此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把宪政、法治、民主之类的制度装进去；它会在我们关于美好社会政治秩序的全盘设想里面，但它不是全部，它不是价值性的东西，不是根基性的东西，它在器的层面上可以找个位置，但也只是众多器的一部分。而在今天的知识、文化脉络中，要给它们安顿这个位置，这必须先辟其背后的两希思想，驯服它们，才可以让它们成为中国文明的构成部分；否则，它们反客为主，必然撕裂、瓦解中国文明。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