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现、重思与重建：新时代的边疆研究范式期待

作者：常安（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原道》第32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腊月十六日甲子

          耶稣2018年2月1日

对于从事中国边疆研究的学者而言，拉铁摩尔，无疑是一个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名字，其大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也是讨论中国边疆历史的必读著作之一。但客观讲，与曾在论文撰写阶段接受过拉铁摩尔指点、在美国的学术事业蒸蒸日上、并通过良好的政学关系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成美国中国研究代名词的费正清相比，拉铁摩尔的背影，似乎如其研究的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边疆一样，黯淡许多。因此，袁剑博士将其个人首部学术专著的主题选择为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的系统学术史解读，既是一种致敬，更是一种正名，也饱含了作者对于新时期我国边疆研究范式重建的思考与期待。

袁剑博士的《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一书，作为国内研究拉铁摩尔学术思想的首部专著，系统梳理了拉铁摩尔边疆理论在20世纪30-40年代从出现到重视的在华接受史，以及20世纪50年代拉铁摩尔边疆理论在国内学界的从消失到重新“发现”的学术历程，并结合拉铁摩尔的个人在华期间的著述与纪行，细述了拉铁摩尔在北平、延安、重庆等地的政学交游，以及东北、蒙古、新疆等地的几次边疆考察经历，为读者呈现出了一副立体的拉铁摩尔在华游历、问学画卷，也是国内对于拉铁摩尔边疆理论研究的一次突破。

从一定意义上讲，边疆问题研究，并非一种纯粹的理论推演和玄学冥思，而常常与现实政治中的国家建设与国家认同相关，甚至有时会成为学者们以笔为剑的一种学术战，拉铁摩尔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也正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边疆正处于列强环饲、风雨飘零的情境之下，尽管拉铁摩尔本人并未刻意介入中国的学术界，而是更多的作为一个边疆游历的田野实践者，但其《满洲：冲突的摇篮》《日本占据长城的历史意义》《“局部战争”与世界战争》和《论中国抗战的国际形势》等著述，自会给当时处于受日本侵略危机笼罩的中国学人思考边疆问题乃至国家命运以启迪，尤其是1941年底其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在国内的迅速引介，为当时中国学界关于边疆问题、国家建设、地缘政治的思考，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职是之故，袁剑博士在其新著第一章中以拉铁摩尔为个案，为读者呈现除了当时边疆乱世危局中的边疆研究的国际互动网络，重回现场，重新审视。书中的第二章，则主要记述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拉铁摩尔在中国学界的境遇变迁，在折射几十年政治文化生态变化的同时，也旨在探索相关研究转向与视角深化的可能。在全书最后，还附有作者精心整理的拉铁摩尔著述目录与国内学界拉铁摩尔译介作品目录，可使大家对于拉铁摩尔的学术生涯尤其是在华研究状况、以及目前学界对于拉铁摩尔的研究现状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金针度人，难能可贵。

正如袁剑博士在书中所言，拉铁摩尔作为著名的“徒步历史学家”，对其研究无疑离不开对他边疆调查活动的考察，拉铁摩尔在中国边疆地区所进行的调查研究活动，实际上直接形塑了他对中国边疆问题的思考方式和解释路径，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后来对中国内部中原一边疆互动结构的看法。正因为如此，袁剑博士该书三至五章，分别以“田野中的全球史与地方性：拉铁摩尔1929-1930年的中国之旅”“历史与现实的互动：蒙古之旅及其蒙古视野”“新棋局中的穿行;拉铁摩尔的新疆之行”为题，将其对于拉铁摩尔的边疆理论的研究和拉铁摩尔的几次边疆学术考察经历结合起来进行了分析，细致挖掘了拉铁摩尔关于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的学术心路历程与学术史意义。而这种写作安排，刚好与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蒙古草原与草原游牧社会的特征”“满洲的农田、森林和草原”，以及“中亚的绿洲与沙漠”的篇章处理相映成趣，我们可以将这种写作安排视为一种巧合，也可以视为作者在进行着一种美职篮扣篮比赛式的向经典致敬。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既在于它对于某一学术研究领域的范式型塑作用，也在于它给一代代后学研究者以不绝如缕的新的启迪，阅读经典、倾听伟大心灵的思考，既是学者完成自己学术积累的一种真正“捷径”，也是一种克服浮躁学风、陶冶学术心性的必备训练。因此，袁剑博士该书中对于拉铁摩尔有关学术经历的梳理以及学术思想的研习，某种意义上也是作者自身在边疆理论研究方面的一次升华之旅，作者对于拉铁摩尔中国边疆问题学术视角的提炼与总结，也似可显示出作者自身在边疆问题研究方面的学术旨趣与理论追求，而作者对于边疆问题的学术见解，也可从其对于拉铁摩尔的学术思想评析、以及关于如何认识边疆与中原的互动等问题的思考中可见一斑，如书中第六章关于新疆研究的睿见：在新疆具体分析新疆内部各生态区域之间边界的时候，我们有必要避免对区域内部边疆与边界的固化印象，要注意边界的流动性与模糊性，而这种边界的流动性与模糊性又处在这个历史上充满着多种流动性因素（人员、货物、文化、观念交流）的整体大环境中。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原内地时经常强调的“固化”与“维持”，到了研究新疆的时候，可能更多地需要注意互动格局之下的“流动”与“变迁”问题（袁书第145页）。类似例子，不甚枚举。

经典阅读中，有时候除了围绕文本本身的细读，还不可避免的涉及到相近作家或者相近作品的比较阅读，而某一学者或者某一作品的独特学术贡献与学术史价值，也往往由此凸显，如论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之贡献，往往又会涉及到霍姆斯洛克等先贤之相关理论。在袁剑博士的这本讨论拉铁摩尔边疆理论及其对中国边疆问题可能贡献的著作中，作者也采取了这样一种比较的技法。这种比较，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拉铁摩尔作为“西来边疆人”之研究风格与中国本土边疆研究的比较，作者指出，虽然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经历由康雍乾到嘉道咸这一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边患成为影响整个知识阶层的重要议题，这一时期以西北史地学为代表，以经世致用为主旨的边疆研究已开始成为显学并形成了近代第一次边疆研究热潮，但客观讲，在近代中国边疆研究从较为单纯的史地研究向边疆综合研究转变的过程中，由于近代中国在经济结构及其连带形成的知识体系上的弱势地位，当时的中国边疆研究学术话语在世界学术版图中处于边缘位置（袁书第196页），而1909年中国地学会与1934年禹贡学会的成立，为20世纪上半夜中国现代边疆研究提供了组织上的可能与引领，也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的边疆研究，这自与中国当时日趋严重的边疆危机有关。在袁剑博士看来，以拉铁摩尔为代表的研究中国问题的外观学者，其研究风格与胆识的中国边疆学界实属既有联系，同时又独具特色，“这种研究路径首次系统性地将中国内部的中原核心区与边疆的关系放到一个更为宏大的背景下加以讨论，认为了解中国历史的关键之一在于了解中原与其周边‘夷狄’地区之间力量的彼此消长，并将内地王朝的内在循环与边疆游牧政权的历史循环两个脉络联系起来，其游牧一中原互动论为我们深入认识之前曾被忽视的中国边疆地区的社会与历史提供了契机与可能，也进一步激发了我们对于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外因与内因问题的思考”（袁书第196、197页）。于该书中，作者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拉铁摩尔这种独特的研究风格之理论渊源，即以特纳为代表的美国边疆学派，以及拉铁摩尔之个人独特人生际遇与游历经历对其研究的影响与刺激作用，从而使读者对于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理论研究之贡献与脉络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其二，是拉铁摩尔和施坚雅两位中国问题研究大师分别代表的内亚范式与西南范式的比较。如作者所言，由于“内亚”与“中国西南”在抵御上基本没有重合，结果导致这两个研究领域之间在广义的中国研究层面缺乏必要的沟通与互动，学界目前的内亚研究与施坚雅模式研究之间也缺乏彼此的互动与对勘，但实际上，“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这两大区域之间又存在着干丝万缕的联系，诸如茶叶贸易等，其路线贯穿这两大区域，并对周边社会与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因此，作者力图从两种研究传统的比较出发，探讨这两种研究取径之间内在对话的可能性。在作者看来，“施坚雅在进行这些分析的过程中，对于西南地区社会内部的族群结构、政治地缘等要素，缺乏理论上的阐述与实证的分析，在他弥漫着经济色彩的叙述笔调下，这些原本复杂多样的内容被消解掉了”（袁书第171页）。而拉铁摩尔则敏锐的注意到了西南地区兼具中原特征与边疆特征、中原地区在向南和向北两个方向发展上也差异明显，对西南的地缘态势与政治形势也有一定认识。这种比较，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凸显出区域研究的理论缺陷所在和未来的理论转向可能空间----将边疆与区域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边疆发现中国西南”，进而从整体上形成从“周边与边疆看中国的独特视野”。

经典阅读，或者学术史研究，是为了重现学术研究现场，重新发现学者的学术贡献、学术史意义；然温故知新、知往鉴今，经典阅读，除了从经典中汲取理论养分、向经典致敬，也是一种重思与重新出发。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重新“发现”拉铁摩尔，重新阅读拉铁摩尔，是一种纪念与致敬，更是一种对当代中国边疆研究的范式期待。如作者在书中所言，“我们回顾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研究经历及其与中国学术界的关系，其着力点不仅在于重新梳理和认识拉铁摩尔在中国边疆研究尤其是西方对中国边疆研究中所取得的开创性成就及其不足，更是我们通过对这位来自西方的边疆人在华经历的探寻，来更好地回顾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中国边疆研究所处的环境，从而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边疆与边疆研究问题。重建中国自身的‘边疆人’传统，推进中国的边疆认知并更好地认识作为整体的中国，才是我们更为重要的目标”（袁书第202页）。因此，作者将其第一本学术专著的主题选择为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理论研究，是后辈学者向前辈学者的一种理论致敬，更反映出处于当代中国的国家形势与边疆变迁格局之下的一种理论追求。

时下的中国边疆，与一百年前拉铁摩尔探访过的那个危机四伏、满目凋敝的中国边疆已经有天壤之别，但客观讲，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学界人士，对于边疆之于中国的重要性、边疆历史现状的认知，还远为不够，这一点也被一些边疆研究的有识之士所批评过。而如何改变这种认知，则需要广大边疆研究者的不懈努力。作者在该书中曾指出，“尽管边疆地区是中国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我们对边疆社会的认识往往还维持在20世纪50年代边疆调查所获取的知识背景与层级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样需要经由这种实地的调查与整理，进而对当地社会与文化有更为全面而具体的认识”（袁书第207页）；实际上，即使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边疆调查所获取的知识背景，我们在相关研究中也未能很好的加以整理、利用。新中国成立后曾在边疆民族地区进行了为时长达几十年的大规模社会历史调查，这既是出于了解我国边疆民族发展生态的一种深思熟虑后的举措，客观上也为我们进行民族治理相关问题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分析材料，但目前是对这些调查资料的研究利用仍不够充分，如当年在西藏地区做的藏族社会历史调查，非常形象生动的勾勒出当时西藏的社会历史生态、也可以非常好的揭示出当时西藏地区在香格里拉神话盛名之下大部分民众缺乏最基本的政治、人身、经济权益保障的现状，但目前在藏学研究乃至涉藏外宣中对这些社会历史调查的利用明显不够，更缺乏从法学、政治学等角度进行深入分析，殊为可惜。

另一方面，关于边疆问题的法学、政治学研究在整个法学、政治学的学科格局中仍处于边缘地位，相关学者的思考更多的仍然是以中心、城市、乃至全球化为中心，缺乏对于边疆的足够关注，也未意识到边疆稳定和边疆治理在我国整个大国崛起、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所以，在此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关注边疆问题，投身边疆研究。借用袁剑博士的说法，当代中国的边疆研究需要重建中国自身的“边疆人”传统。中国法学、政治学的学科发展与自主性夯实，也离不开对于中国边疆问题的真正关注与贡献，这是一种理论趋向，也是一种理论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