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从宋代到朱元璋时代，经济发展水平竟然一落千丈？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腊月廿一日己巳

           耶稣2018年2月6日

我以前比较过宋代与明代的平民工薪与物价水平：宋代一个五口之家的平民家庭，如果只有一名劳动力，家庭日收入为100~230文，日基本开支100文；明代一个五口之家的平民家庭，如果同样只有一名劳动力，则日收入只有21文，日基本开支28文。

面对这样两组数据：我们应该会感到惊诧，从宋代到明代，中间相隔不过100年左右的时间，但不管是物价，还是劳动力价格，都发生了惊人的缩水，而且，如此低水平的物价与劳动力价格，在明代差不多持续了200年。这是怎么一回事？

恐怕很难简单地用改朝换代与战乱破坏来解释。明清易代之际，也是长年战火燃烧，但劳动力平均价格却不曾出现长时段的大起大伏，晚清冯桂芬说：“年来（咸丰初年以来），百物腾贵，……即如工匠一节，国初（清初）每工只银二三分，今（晚清）增三四倍。” 可见清初的劳动力价格与明代相仿佛。

从宋代到明代，之所以发生了大规模、长时间的严重通缩，我们相信重要的原因在于，朱元璋建立的财税制度、经济体系、明中前期的市场规模、货币流量、商业化与市场化程度，都跟宋朝的大相径庭。

一些研究明代经济史的学者已经指出：“明王朝建国前后，出身贫农的开国君主朱元璋施行了许多发展农业经济和限制商品经济的措施。他欲图构建一个定额化、以实物经济和劳役为主的经济体制，学界有人干脆称之为‘洪武型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对于市场经济的扩展是不利的，具体的表现而言便是商品价格和劳务工资的极端低廉，以及商品贸易的低度发展” 。“明代经济格局受朱元璋立国规模的影响至深，1500 年以前的明代财政体系亦被称之为洪武型体系，其特色是反市场的劳役和实物交换制度。货币交换虽还存在，但始终备受打压而完全不显著” 。

朱元璋似乎下定决心要将他治下的中国改造成为一个封闭而宁静的巨型农村，农民呆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知焉” ；乡间不得有游手闲人，“其有不事生业而游惰者，及舍匿他境游民者，皆迁之远方” ；人们也不得擅自离开户籍所在地，“凡军民人等往来，但出百里者，即验文引。凡军民无文引，……必须擒拿送官” ；乡里最好不要有诱人作乐的酒店，“乡社村保中无酒肆”，“夜无群饮，村无宵行，凡饮会口语细故，辄流戍” ；首都南京虽然在朱元璋的指示下兴建了十五间酒楼，以点缀太平盛世，“但不设官酝以收榷课” ，朝廷对于酒税漠不关心、满不在乎。

事实上，朱元璋似乎也不需要发达的工商业与货币化市场，有官员上书请求设立官营炼铁工场，朱元璋称“今各冶铁数尚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设此，必重扰之，是又欲驱万五千家于铁冶之中也”，将上书人杖责，流放海岛 ；明政府也常年不铸币，整个明朝近300年的铸币总量，居然不及宋神宗元丰年间一年所铸的货币量；明代前期，全国有接近一半的地区成为“不行钱之地”，即不使用法定货币的区域，民间交易只好采用实物货币，“云南专用海贝，四川贵州用茴香花银及盐布，江西湖广用米谷银布，山西陕西间用皮毛，自来钱法不通” ；政府与财政都控制在最小规模，以实物税与全民劳役方式维持政府的简单运转，连衙门办公的“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的向村民征取” 。

在这样的“洪武型体系”之下，我们很难想象社会经济能够获得正常发展。所谓的“晚明资本主义萌芽”，只有在突破了“洪武型体系”的束缚之后才可能出现。但终明一代，劳动力价格一直徘徊在“日薪三分银”的水平线上下，即使在晚明，劳动力价格也未见明显上升。从这个角度来看，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也许被今人高估了。

倒是晚清自洋务运动之后，从经济生活的表现来看，跟宋代高度相似：国家致力于发展工商业，政府机构中成立众多经济部门，大批官办企业兴起，口岸对外开放，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大量人口流入城市，政府通过征收工商税、发行公债快速扩张财政，积极发行货币并试图控制铸币权，工商税比重开始超过农业税，物价与劳动力价格也庶几追上宋代的水平（冯桂芬的观察可作为旁证：“国初每工只银二三分，今增三四倍”），社会出现“高收入+高消费”的趋势。

历史学者将晚清时期出现的这种历史性嬗变视为是近代化的表现，但我们如果拉宽历史观察的视界，便会发现，这样的近代化转型早在宋代就开始启动了。只不过宋后历史又发生了逆转。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