蹴球的可组织齐云社，相扑的可成立角抵社，连妓女都有翠锦社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腊月廿一日己巳

           耶稣2018年2月6日

日裔美籍社会学家福山说，社会信任度的高低跟一个民族的“自发社交性”密切相关。对于缺乏“自发社交性”的民族来说，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很低，社交范围非常有限，所以不容易建立家族与政府之外的社团。福山显然觉得中国人的“自发社交性”十分匮乏，只能建设基于血缘的宗族组织。但福山在这一点上也看走眼了。

1831年，法国人托克维尔到美国访问，呆了大半年，他发现，“在美国，不仅有人人都可以组织的工商团体，而且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团体。既有宗教团体，又有道德团体；既有十分认真的团体，又有非常无聊的团体；既有非常一般的团体，又有非常特殊的团体；既有规模庞大的团体，又有规模甚小的团体。”如果托克维尔有机会在十二三世纪访问中国，他一定也会发现宋人的结社，也丰富得足以让人瞠目结舌。

宋代的民间结社，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营利性的商业部门，即托克维尔所说的“工商团体”，宋人一般称为“行”、“团行”。一是非营利性的组织，宋人一般称为“社”、“社会”。

宋朝的团行，“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虽医卜工役，亦有差使，则与当行同也”。这是置立团行的初衷：应付政府采购。但团行成立之后，则获得了约束本行商人、维护市场秩序、同行互济互助的行业自治功能。宋代城市的团行非常发达，据西湖老人《繁胜录》，南宋时杭州“有四百十四行”。

宋朝的“社”也很发达，就宋代笔记《东京梦华录》、《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记录的“社”，就有上百种，五花八门，什么社都有，演杂剧的可结成“绯绿社”， 蹴球的有“齐云社”，唱曲的有“遏云社”，喜欢相扑的有“角抵社”，喜欢射弩的可结成“锦标社”，喜欢纹身花绣的有“锦体社”，使棒的“英略社”，说书的有“雄辩社”，表演皮影戏的有“绘革社”，剃头的师傅也可以组成“净发社”，变戏法的有“云机社”，热爱慈善的有“放生会”，写诗的可以组织“诗社”，好赌的可以加入“穷富赌钱社”，连妓女们也可以成立一个“翠锦社”……各种结社应有尽有，只要你能拉到几位同好，就可以成立一个“社”。

《武林旧事》等笔记没有提及的结社，数目肯定更多，比如文的有“书社”（参加科考的士子结成读书社）、书院，武的有弓箭社、山水寨，等等。有一件事颇能说明宋人对于结社的偏好：北宋时，有一个叫王景亮的读书人，闲得蛋痛，“与邻里仕族浮薄子数人，结为一社”，专给士大夫起不雅外号，故社团被称为“猪嘴关”，这大概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非常无聊的团体”。可惜这个“猪嘴关”后来拿当朝权臣吕惠卿开玩笑，吕氏衔恨，便寻了一个借口，将王景亮等人抓了，“猪嘴关”也就解散了。

总的来说，宋人是享有高度的结社自由的。除了黑社会性质的团体，官方基本上并不禁止民间结社，偶有立法干预，也效果不大。小心眼的吕惠卿要报复王景亮诸人，也只能“发以他事”，而不能直接取缔“猪嘴关”。再如北宋中叶，有人举报蔡州有数千妖人搞地下结社、非法集会。朝廷于是派宦官前往调查。到了蔡州，宦官提出要派兵逮人。知州吴育说：这是乡民相聚集资办佛事，需要派兵逮人吗？叫一名小吏将为首之人唤来问话就行了。为首十人被叫来，问话后“皆无罪释之”，而那名居心不良的举报者则被吴育打了板子。

我们前面文章我们的社会信任，是怎么弄丢了的？提到的金陵“行院”，便是工商行业组织，“护引行院”，即本行业互相保护、帮助的意思。临安的“作坊”，也是一个商业社团。北宋的汴梁，“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如果背后没有发达的行业组织在维护自治，很难形成如此井然的商业秩序。

可见生活在宋代城市的人们并不缺乏“自发社交性”。恰恰相反，他们建立、参与了各种社群、团体。正是借助发达的社团组织，宋人构建了一个交错纵横的信任网络，并且慢慢将人际互信沉淀为一个地方的社会风气、人情习俗。这样，人们在脱离乡村熟人社会、来到陌生的城市谋生时，才不致于沦为彼此孤立、人人自危、处处设防的一盘散沙，而能够迅速地融入到相互交织的信任网络中。这个过程，也是城市陌生人社会的“再熟人化”过程。一个复杂社会要建立信任网络，形成自治秩序，“再熟人化”是不可绕过的路径。

最后，我还想说，一个健全、有力的社会，必定是由各种自生组织与自发秩序联结而成的，我们不妨称之为“有机社会”。而所谓的“一袋马铃薯”式的社会，则可以叫做“无机社会”，它因为缺乏有机联结而支离破碎，必然非常脆弱。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