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圣人也不是生而知之者，也跟我们普通人一样，长到十五岁才明白地认识、并且认真地从事读书做学问。我生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岁是一九四八年，以此为中心，前十年为一九三八年以后，我开始上学；后十年是一九五八年以前，我任教于赫中。十五岁是一生的转捩点，我是这一年之后才自觉地用功读书并且走向社会，独立生活的。我从朦胧的童年，经过荒唐的少年，进入发愤的青年时代。今天回忆起来，还是有趣味的、有意义的。

一、朦胧的童年

我家是一个小地主家庭，父亲教师出生，任过威宁县政府第三科科长、赫章区区长；兼习中医，但不以之为职业。生活不愁，有一定的文化氛围。我出生的时候，父亲五十岁，母亲三十五岁。母亲就生过我一人，所以他们对我十分钟爱。唯一的要求是我能读好书，做个有地位有好名声的人，不玷污祖宗。我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所以我对他了解极少，他可能喜欢读《红楼梦》，我曾见过他手抄的《芙蓉儿女诔》。更重要的证据是我们家的生活习惯颇受该书影响：每月初一、十五食素，谁感冒发烧也食素，孩子命名同辈用同部首的字；称姨妈冠以夫姓；男孩出门带零钱以备施舍，满十五周岁就结婚。我兄长、从兄一律如此。父亲虽去世，母亲也照行不误，在一九四九年为我娶了个比我大五岁的妻子。

我一九三九年入从叔仲良先生私塾发蒙，连续两年读了十多本《三字经》、《千字文》、《龙文鞭影》之类的启蒙读物，第三年读完《四书》和朱熹学生杨时编的《小学》，按照私塾的要求，都能背诵，但全都不能理解。一九四二年新成立的赫章县政府在各乡建立国民小学，我和西屯附近的几所私塾的学生进入设在普照寺的水塘小学。春季读小学课本第四册，秋季读第六册，第二年春季读第八册。三个学期完成初小课程。这其间有的辍学，有的留级，到一九四五年只有十二人毕业。其中我年龄最小，最大的长我九岁，次小的长我两岁零九个月。

用寺庙做学校，教室就设在神殿里，神龛上供着泥塑的神像，都用帐帏遮掩。神龛前放一个木架，支上黑板。桌凳是学生自带的，一般是方桌，很占地面。幸而每班学生不多，也不很拥挤。虽说是新式学校，实行班级授课，但教师大都是读儒书私塾出身的，年轻的是高小毕业生或进过几天初中或简易师范。上算术课还显得出点学问，起码可以解例题、讲定理、背公式。语文课就无聊了。阅读课文是大白话，意思浅显明白，不需解释。间或有点语法知识之类的知识性短文（不占课文篇目），老师和学生都一样，字是个个认得，什么名词、动词，一点不懂。至于篇章结构、写作技巧之类现在小学二年就有的东西，当时从没听说过。语文教学的要求就是识字、背诵课文，高年级学作文，也全是模仿课文。除了课本之外，学校没见过任何报刊杂志。赫章县城没有一家书店，从哪里去见到课外读物？

校长教师每月薪金多少，学生不知道，也不过问，好在他们都是本地人，吃住在家里，除了课本费外，笔墨纸砚自备，从不向学生收取任何费用。一九四四年来了个青年校长叫熊飞，他一个人住校，自办伙食。有时几乎断炊，派我们班年长的去向保长收取教师食粮。这个原因加上别的我们不知道的因素，他经常离开学校。离开前还算负责，叫学生翻开算术课本，按他的口述勾出必作的练习题，要求在一周之内做完。班上年纪较大的同学多，读得懂例题，课本末附有各题答案，可供验算，居然也就把算术学懂了。

一九四五年暑期高小毕业十二名学生，有的回家务农，一人留校任教，好几位分赴毕节上初中，或考入昭通师范学校。其时交通不便，赴毕节得步行两天。母亲不让我外出升学，遂到平山中寨朱益斋家里读私塾。朱益斋任赫章县参议长，仲良先生被聘为家庭教师，以经典教授其家族及至亲的近十来个子弟。我在那里读完了《幼学琼林》和仲良先生所藏先君手抄的若干篇唐宋名家作品。
上了七年学，从没想过为什么要读书。吃饭穿衣、读书学习，童年的生活就是这样，除了上学之外，不准离开庭院。母亲是很善良的，据说生我之前她做了许多赒济贫苦的善事， 所以土改时她没遭遇过斗争。但她的善良是只对别人，对我就不仅严格而近乎苛刻。偷懒贪玩，说脏话、讲假话、抛撒五谷、欺神侮像、伤生害命，轻则斥责、罚跪，重则“笋子炒肉”（竹条抽屁股）。挨条子虽疼，但为时短暂，罚跪最折磨人，至少跪一炷香时间。虽然施恩准跪蒲团，膝关节屈久了也很难受，无可奈何，只好用嘴吹香，让它借助吹风，燃烧得快一点，得以站起来伸直腰腿。当时以为，一生所受的痛苦和耻辱莫过于此，哪天我才长大，免受这种刑罚啊。

二、荒唐的少年

一九四六年暑期，升入初中的同学们回家来，一身童军服：草绿色高腰上装，系皮带的短裤，头上戴船形帽，风度翩翩，洋气活现。人家已是中学生，自己觉得矮了半截，于是向母亲请求到毕节考中学。母亲说我年幼，不能独立生活。经不住软磨死缠，她给了我四万元，说你自己去，意在要挟：谅你不敢去。同班毕业的族兄仁伦长我六岁，他要了二万元，我俩走到赫章，居然买到货车票。人装在车厢里，一路颠簸，走走停停，到毕节已是灯火通明，八九点钟了。初来乍到，分不清东南西北，认不得哪街哪巷。但也不惊恐，因为认识字，就走着找旅社。走不几步，突然碰上了徐玉祥、徐仁坤他们，就随他们住到东安路八号耿景斋家。第二天为报名截止日期，一早去照快相，下午取照片，交毕业证书报名。第三天考试，第五天发榜。一阵鞭炮响过之后，拥挤着看榜，居然红榜题名，弟兄二人均获正式录取。同乡有二人只获备取，其后也报到入学。

弘毅中学是私立学校，当时董事长兼校长是暴发的资本家刘熙乙，校务由副校长贡伯范主持。我们寄住在广惠路花大婆家，每月交一百五十斤大米，一日两餐，四菜一汤。早餐是各自在校门口的小馆子里吃的。因为不缺钱，生活也没什么不便，课程虽然多而高深，也能接受得了。个人是平安的，学校却闹了学潮。刘熙乙负气辞职，由地方名士周素园出任董事长，李仲群先生任校长，直到一九五八年。

当时毕节有三所中等学校：省立毕节师范、毕节县中和弘毅中学。前两者是官办，初中生受童军训，著童子军服；高中（高师）生受军训，著军装，腰皮带、胸臂章，一应俱全，惟星期六可以穿中山装。弘毅中学不同，我们初一年级受过童训，往后就不兴了。老师和学生都是自由主义分子、杂牌军。西装、中山装、夏威夷式夹克、长衫、对襟短褂，有几位老先生冬天还套马褂。

从初二年级开始，由于一位朋友的介绍，我结识了高中部的学生“头子”。他们或有黑社会背景，或有军政界的后台，或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既是学生，当然也读书，也相互鼓励，甚至相互督促、批评。但实际上有一半的工夫是用在谈恋爱和吃喝玩乐上。喝茶、进馆子，结伴下乡，一去三、四天。有镇雄籍姓罗的兄弟俩上街会同乡，正遇县中下夜自习，有人把手电射到大罗的脸上，他大声说：“是哪个？烧了老子的眉毛了。”这是县中的教师邓光表和男女生一群，邓大呼“抓流氓。”学生们上来抓住了罗。其弟逃脱回到学校告诉了我们几个人住在一间小宿舍的学生会李主席，李报告训育主任邱在先，此公曾任中共毕节县委书记，被捕后变节。他指示李主席：“你带几个人去，把邓光表和（huo）出来，打他一顿，打出鬼来我承。”李从大宿舍叫了十来个高中男同学，立即去县中。半夜回来说，大罗被送到南门派出所，他叫邓领他们去看望，邓死个舅子都不出来。是夜下了阵雨。天刚亮，李集合了二十来个同学，说了昨晚发生的事，决定教训一下县中。这一出去，见到县中的学生就揍，打男生不打女生，也不打初中生。队伍从东关坡出发，经小横街、大横街、威宁街，进南门，转中山路、民族路（箱子街）回学校。可怜那些倒霉的县中高中生，无端遭到殴打，疼痛不说，还滚了一身泥。一路打到南关桥，李叫我去报告李仲群校长。我到灰堆坡李校长家，他正在洗脸，听完我的报告，李校长两手相握着说：“这个咋个做？这个咋个做？你快去叫他们不要打了。”我跑到松山路，看见毕节县长万邦贞的女儿一身泥巴，从尺多深的水沟里爬出来，往中正路县政府跑去。本来是不打女生的，她见到她的同学被打，仗势出来相帮，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从来不信邪，推她走开，她太不经事，竟走到水沟里去了。队伍刚出东门，几个着灰军装的保警兵，随着万小姐追了上来，万指着叫：“就是那个穿黑裤子的。”带头的小军官跑来看见是李，傻眼了，打声招呼，又追上前去，逮住另一个也穿黑色棉马裤的镇雄人杨顺和，说：“你看你打了哪一个？你给我回去！”杨说：“我怎么了！我们出来越野赛跑，我怎么会打大小姐。”李说：“没关系，你跟他们回去。”又对那个小军官说：“他是学生，不要逗他，要不二天不好说话。”事件后来不了了之，谁也没受处分。我却趁机回家一趟，来回三天。

我从小喜欢国文，大概和我的知识结构有关。初中一年级两个国文老师都是老学究，毫无特色，印象模糊。初中二年级的贾子谦先生却至今活在我的记忆里。贾先生，四川人，大夏大学毕业，曾任西黔日报记者。其时不到三十岁，身材高挑而不单薄，中山头，绸长衫，西装裤，黑皮鞋，经常擦的锃亮。冬天加一条围巾，风华正茂，器宇轩昂。任班主任，授国文课。课本上的文章，他不全讲，另外印发一些他自选的诗文作教材。讲课口若悬河，辩才无碍，旁征博引，绘影传神。学生们佩服的五体投地。本人何其幸也，深得先生关爱，翻译聂夷中的悯农诗，先生在堂上朗诵；背诵《木兰辞》，我是当堂完成（其实小时候母亲口授过）；参加初中作文竞赛获第三名，班级编写壁报，由我主笔。四八年秋开学，贾先生不在学校了。后来听说他在叙永被捕遇难，我深感震惊和悲痛。他是否中共党员，我不知道。曾经使用笔名贾琳，就是我个人知道的对他的纪念。

初三国文教师兼班主任刘贻祯先生、物理教师刘宗道先生，是刚到弘毅的。他们都穿长衫，常在一起，却是鲜明的对比：贻祯先生高挑，清瘦文静，讲话慢条厮理，不动声色，一派庄严；宗道先生敦实健壮，红光满面，讲话高声大气，情见乎色，颇饶风趣。贻祯先生也不大讲课文，常印发一些词曲给我们读，作文训练也做得切实，让学生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他虽然器重我，叫我担任班报主笔，我对他却敬畏有余而缺少亲近，因为他曾两次严厉批评我挥霍浪费：一是花一块大洋（可买百斤大米）刻一颗私章，二是我们在饭馆多次碰到他们二位。宗道先生指责学生，总是笑嘻嘻点到即止，让你感到过意不去。

一九四九年春季，国内局势不平静，有次听说民主联军打到赫章火焰地，实在人心惶惶，哪有好心情读书。临近毕业考试，我却跑回赫章来，不久也就结婚了。杨光全先生几次提到：一九五一年赫章各族各界代表大会，他是学生代表，我是教师代表。报到的时候，经办人问我什么学历，我回答说：“初中三年总算混出来了。”这是多么无赖的话，也确实是无奈的话。

三、发愤的青年（上）

一九四九年成立的赫章县人民政府，曾经培训一批教师，恢复了各乡村小学。我当时未曾参与，因为我还想考高中继续深造。这时我真算明白，要立身社会，只有充实自己，别的一切都不可靠。但这些学校都不曾办成，因为县政府撤到毕节，赫章又被国民党残余势力强占。我既不能外出升学，也不能浪费光阴，自觉地进入仲良先生设在家里的私塾，要发愤读书了。发愤也真是发愤的，连结婚也只耽搁那么三几天。更重要的不在于花了多少时间，能背诵多少诗文，而在于认真读注疏，真正求得理解。这时我读《诗经》，用的是朱熹集注本。还读《左传》，是木板白纸印的所谓“草版书”，双行夹注出于谁手，已记不清。族叔泽生指示我，同时读《东莱博议》。这几种书不曾读完，县人民政府又回来了。

因为偏僻闭塞，消息不通，外面的学校是否招生，毫无所知。工作队在大会上宣传干校招生，前往报名，遭到拒绝。说你家是地主，你去读回来改你家土地吗？最后是参加征粮队。别看读了十年书，连算盘都不会打。幸好买有一本《珠算口诀》，木板刻印，字有小指头那么大。有口诀却没有任何说明。无师自通，试算验算，花了一周工夫，学会了加减乘除，而且背熟了口诀。书上有“飞归”口诀，佶屈聱牙，真不知是怎么回事。直到翌年在窝皮寸，李德祥我们在一起才把它弄懂，这当然是后话。征粮结束，参加小学教师训练班学习。虽然还未划阶级成分，但我自报了地主，按政策要回避，不能在本区。我被分配在兴发区小学。区公所在兴发，中心校却在窝皮寸。那里人烟稠，经济和文化水平较高，原先的在校学生多。

我是一九五一年正月十八离家赴校的，请人背着简单行李，当天只走到野里坝，西屯是干冷干冷的老阴天，走到田坝，地上有了雪凌，两山净是雾凇，而且越走山越深，雾越浓，冰凌越厚，雾凇越长。很难遇到行人，无法知道里程。看不见太阳，又没有钟表，估计不准时辰。遇到了人户，仿佛见到救星。尽管人家说走到兴发还黑不了，也不敢相信，更缺乏自信，也就未晚先投宿了。第二天到区公所，区长兼校长交代：去约起谢正达，你们四个人，把学校打扫一下，把学生集合起来上课。

名是区中心校，却只招了一百二十来名学生，编为一至四年级各一班。教师是钱世义、谢正达（窝皮寸人）、赵开泰（妈姑人）和我。各人担任班主任，交叉着上语文、算术和其他课程，每周都是三十多节。开学一个月左右，区长说钱老师立场不稳，和大地主有往来，不要他了。他一句话赶走一位教师，丢下一个班的学生怎么办？正好邓廷袖、李德祥二位是赫章旅毕同学，都供职于设在窝皮寸的仓库，就请他二位为我们承担一班的课程，没有任何报酬，纯属友情帮助。真是好人有好报。德祥早已结婚，延袖还是单身，后来我把“尖子”女生介绍给他，一生幸福至今，这虽是后话，但所得报酬就太大太大。

当时有一个现象，算术教师最吃香，因为算术题必须正确列式，准确计算，结果要符合唯一的答案。弄不得虚，做不了假。语文课嘛，只要认识字就可以教读，也就可以上课，谁都不以为难。《人民日报》发表《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连载了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文修辞讲话》，我，大概同事们都不例外，才发现了这个广阔的语文天地：文字、词汇、语法、修辞、文艺理论、文学史……井底之蛙突然看见大海，简直惊呆了。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学记》这精辟的真理，不知熔铸了多少教师的心血。我们都会写一些字，会用一些词，会造简单的复杂的句子。写着，用着，习焉而不察；但站上讲台，禁不住学生几句问：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能不能是别样，有没有更多的样？……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这半桶水实在不够，一桶两桶也不够，必须有源头活水，这就是必须不间断地学习。

一天，忽然收到省教育厅寄来的一包四十本《农民识字课本》，经过与工作组商量，决定在学校举办农民夜校，教男女青年读书识字。这工作自然摊在教师身上。作为学校负责人，还得参加群众大会，县和区的农代会以至于区的公审会。任务是够重的，然而精神是振奋的，心情是愉快的，因为心里充满着对革命的信仰和对未来的向往。在这种情况下，要读书，只有熬夜。我于是加夜班。读书至深夜，感觉头脑昏沉，没关系，两粒仁丹，满嘴清凉；进一步是眼皮子打架，有办法，打一盆冷水，赤足往水里一浸，浑身颤栗，头脑清醒。我从而发现，四肢五官，眼睛最脆弱。先是眼皮胀，随后眼球红，时间一久，腫大如桃，畏光怕风，视觉模糊，出门必带太阳眼镜。好朋友得知，声言要绝交，最后听话保养，凭军用急救盒里的一支盘尼西林眼药膏治好，往后虽然熬点夜，但也不敢这么玩命了。

在窝皮寸三年，学习各有重点，是客观条件使然。我最初接触到的政治读物是部队设摊出售的单行本《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读起来真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给一向迷茫的人生，开拓了新的世界。特别是《讲话》，深入浅出，其所批评，正切合我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实际。从而，我立志要做一个革命教育工作者，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从而，我尽力收集和阅读“干部必读”之类的政治理论著作。第二年，着重学习语法理论，读了曹伯韩的《语法初步》，黎錦熙的《国语文法》和吕叔湘、朱德熙新发表的《语法修辞讲话》。一九五三年纪念屈原逝世二千二百三十周年，报刊上发表一些纪念文字，《人民文学》发表了郭沫若《九章今译》、何其芳关于《离骚》的论文，出版了《屈原集》，我还弄到了郭沫若的《屈原研究》。主要读的是屈原，还学着郭氏译《骚》的办法，译了百十首《国风》。在求知的道路上，我算有了点进步，当然是我作了点努力：但努力的根源何在？是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安定的社会环境、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和革命理论所启示的远大光辉的理想。

一九五四年二月寒假期间，我作为赫章县教育界代表，参加毕节专区政府委员扩大会议。会上认识了专区文教科长张承业，毕节师范校长李君郇，毕中副校长陶必谦和织金县代表刘宗道先生。师生别后重逢，十分高兴。他约我到百花山他的家里吃了一碗汤圆，也就认识了师母杨莲春老师。

开会回来，教师集中学习正结束，我调长铅丰小学。这里有规模不小的省属单位铅锌矿，不少私人的炼铅炉，经济较为富裕，是全县的经济中心。学生不少，其中多为职工子弟。家长的文化层次相对要高一些。

真没想到，来铅丰（妈姑）是旧地重游。三岁的时候，我曾经在这里住过一年多。几位老太太约起来看我，询问无误之后，说：“幺，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妈妈身体还好吗？”我当然礼貌地回答，说了些问候祝福的话。原来我这里还有父辈的许多朋友。

教育是百年之功。通常，学校工作，教育教学活动都是平稳有序地进行；但在特殊的时代环境条件下，也不能墨守陈规，还必须进行改革。这里青年职工多，经济富裕，学生年龄偏大，谈情说爱的事时有发生，妨碍学生学习，社会影响也坏，这是局领导和区领导的特别交代；由此之故，加上别的各自不同的原因，学生学业成绩也不好，这样，我的任务就很明确了。

我认为教导处不能适应我的工作部署，我采取军政和军令分开的办法。教导处是军政部，安排课程，编制课表，考勤考绩，检查教师教案和学生作业，组织考试，公布成绩发放成绩通知，统计各项资料……做常规工作；另外组织执行军令的参谋部，量才用人：以冷静而博学的葛正为教研组长联席会议召集人，负责组织实施教学研究，目标是提高教学质量；以精悍而多艺的肖清祥为班主任联席会议召集人，负责组织开展教育活动，目标是端正校风校纪，提高学生思想素质；以热情而正直的饶彩德为行政会议秘书，负责联系协调各方面的工作，这些人就是学校行政会议成员。我们的工作是齐心协力而颇有成效的，就因为我这些名义不合条例，引起一些人非议，甚至检举控告。

李君郇先生寄给我一些教学研究资料，我们认真学习之后，决定率先实施在教材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课堂教学研究，组织公开课，全区部分同学科的教师一起听课，共同评议，然后将公开课的课时计划（教案）和评议总结，油印寄送地、县局、毕师和县内各区校。得到不少同事的赞许的信件，也风闻一些背下的讽刺。在第二次寄发同类资料之时，我在前面加了几句“小引”，顺便“镇”了一下阴沟里的噪音，居然没有谁伸出头来回应。

张承业先生，彝族，曾经统帅过数千人的游击队，他趋车赴威宁，在铅丰停下来，枉顾鄙人。坐定之后，就问学校情况，我答，一切正常，小有进步。看到我桌上的一大本旧的厚书，问在读什么，我说“向一位李老师借的书，我在抄《汉书•食货誌》。”问：“你翻译过《诗经》?”答：“译过《国风》百十首，不成气候。”张停了好一阵，才说：“赫章有几个人，老是盯着你，经常给我写信告你。”我问：“告了些什么？”张说：“什么骄傲自大,目空一切，自吹自擂，炫耀翻译诗经，研究楚辞，还有生活作风问题。”我问：“你准备怎么处理我呢？”张说：“什么处理，别跟他们叽叽喳喳的。年纪轻轻，各人读点书，做点学问。汉书、史记，认真读通一本也好。”我说：“尽力而为罢。”临走，张局长交代，要我去找锌矿领导商量共同办学,由他们建校舍，搞设备，地方政府派教师，发工资，负责经常开支。

我为此事专程拜访锌矿杨矿长，首先请他给学校工作提意见，作些指示。他鼓励我，说我不错。他指示：“红军老传统不能丢，要艰苦朴素，现在的娃儿，好吃懒做，贪图享受。”我唯唯应承。后来向学生转述了他的这些话。关于联合办学校的事，他说，他们不能单独建校，建校费、设备费、教师工资等一切开支，两家分摊。我问：“怎么分摊法，是不是各出一半？”他说：“那也不行，你出百分之二，我出三分之一。”这不成比例的话，我是第一次转述。

铅丰是矿区，土地瘠薄，蔬菜都长不好，副食品昂贵，生活指数高。而工资收入却全县一样，每人每月二十二三元。这里的教师更见清苦，而且着实困难。我在职两年，除了一位单身女教师和我之外，人人都申请并且得过生活困难补助。其中有四川丰都人李星熙老师，三十五六岁，有真才实学，教学极为负责。有三男一女，全家六口，生活特别困难。其夫人替盐业公司零售食盐，收入也极有限。隔不了多久，就要申请补助。有一次，他送来申请，我说干脆写个长期补助的申请：每月补助十五元。申请上报之后，县教育科龙科长电话问我，我如实汇报。科长说：“是倒是，但是没有先例。”我说：“什么先例，国民党的先例用不上，共产党才管事几年。要讲先例，我们这就是先例。”龙科长是教师出身，能体贴教师的疾苦，给批准了。过后，我虽被加过经济主义收买人心的恶谥，也算创了一个例。李老师由衷的感激的话，当然是奉献给党和政府的。

其实我也是贫困户。月薪二十三元八角五，伙食费，洗理费之余，还不够买书，《诸子集成》一套二十六元，《楚辞集注》一函六元，多贵。新华书店的张文林很尽责，只要见诸广告的书，他都能函购来。于是，穿着就顾不上，有时穿朋友的，或朋友掏钱为我缝制。邮电局秦天霖四十多岁，有学问，我俩很熟。我去打电话，无论上班或下班时间，他都知道我要找谁，主动给摇通。一次他问：“你们要放假了？”我说：“早呢。才半期考试。”他说：“我看你都出榜了。”我说：“不兴出榜，发成绩单。”他说：“我看你肩膀都出来了。”扭头一看，外衣两肩都豁开了，岂不羞煞人也。然而无所谓，缭上就得了。

有两位学生的事值得一提，我刚来学校的夜晚，见了区委书记侯梦增同志，他提到有一位学生是党员。我当时不大在意，过后也就忘记了。开学近一月了吧，我到一年级听课，才认识了这位“大姐”——她是共产党员，我是共青团员，党的助手嘛。经过谈话得知，她叫王秀云，在山东老家入的党，从未上过学校。她哥是锌矿党委书记，把她带出来读书。我说：“你这么大了，再读五年，什么岁数了？”她问：“那咋办？”我说：“读四年级。”她说：“读不了。”我说：“你是党员，跟七八岁的娃娃们在一起，成天大狗叫小狗跳，那几个字够你学了。”我于是给他哥王观政写了个信，叫她带回去。第二天她送来她哥的信。客套之外，说一切由我安排。她到四年级读了几天，又来叫苦，要求退到三年级。我不准。半期考试，两科各四五十分，都不及格。学期（即学年）考试，算术还不及格。我将她继续升到五年级。两年后高小毕业，考进赫中，一九五七年二年级时评为三好学生。另一个山东掖县人何镜全，其父为锌矿保卫科指导员，转学来读四年级。小伙子年龄不大，身材魁梧，十分有礼貌。四年级读了一学期，我把他提到五年级，跟王秀云同班，也是一起考进赫中，还任篮球队队长，学生会主席。
据医生说是由于熬夜劳累，我患了胸膜炎。到赫章住院治疗近一个月。隋克勤医师给开了张处方，划价一百三十多元，公费报销，这几乎是我半年的工资，我感动不已。


四、发愤的青年（下）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县教育科抽派袁桂荣、王永寿、我和刚从省干校学习半年回来的丁应芳，组成视导组，赴四、五、六区检查学校工作。寒假结束，一九五二年二月，我调教育局组建教研组任组长。按照计划，上半年依次视导一区、三区（含矿山民族小学）、二区（含兴发民族小学）、八区中心校，到水塘小学（今白果一小）结束。由于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准备建设人才，应届高中毕业生远远不足大学扩大招生的需要，中央号召三十五岁以下的在职干部（含小学教师）报考高校，地方党政领导不得阻拦；不具备高中和相应学历的，必须经省教厅命题预考。本来，一九五四年秋初，龙科长通知我准备交代工作，保送读贵阳师范。消息传出，朋友们为我称贺，我当然喜出望外，也下定决心要做个合格的大学生。不几天又通知，说地区决定：水城、威宁、赫章三县要保送少数民族教师，换高登朝去。李登峰县长叫我不要闹情绪，我说组织服从，思想不通。这回机会来了，我报考，经预选考试合格，李县长又出面了，说我们县教育干部不多，精干的更少，最好不考什么大学了，叫我冷静考虑。正躊躇间，我的朋友坚决反对我当干部，说哪怕当科长都不如上大学。我们视导组到了兴发，我才在那里给组织部长周玉启打电话，要求报考大学，他同意了。

办完一切报名手续之后，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九日，我带上备考的课本及赫章报考人员的档案，和袁桂荣、周修仁、刘永芬、郭琼华、李旭、游子华等十来个人，站在一辆货车的车箱里，一路欢笑到了毕节。我居然发现有涂改档案的事，不说也罢。

为了让这批半路出家的小知识分子能以合格的成绩考上大学。国家提供了十分优越的条件，报销旅差费，自学一个月。这是多么美好、幸福、永远值得回忆的一个月啊！外国人结婚兴度蜜月，想来也不过如此吧。吃饭在职工食堂，一日三餐；住宿在合营旅社，服务周到。没有工作任务，没有人事应酬。月夕花晨，水边林下，农场公园的石桌旁，小河堤岸的草地上，或行或止，或坐或躺，或高声朗诵，或沉思默想。通常是各自用功，不相妨碍；有时也此问彼答，相互启发。总之，我们都有各自的追求，都不敢辜负党和国家的愿望，都作了最大的努力。
七月十五日上午考语文，张承业入场巡视，下午考地理。晚餐后观看篮球赛，有人找到了我，说张局长在办公室等我，要我立即去。我走进他的办公室，他正在练黑板字。大约想改行当教授吧。不待我多想，他掉转身就说：“你不要考了，我把你撤了。“我大惊，忙问为什么，他说：”你是教育干部，只能报考师院。”我说：“我就报师院。”他说：”师院读四年，出来教中学。你现在就去教中学。”我说：“我教不了。”他说：“我负责。”我说：“局长，这不是谁负责的问题。我连高中都没上过，贵阳城都没进过，教中学不是误人子弟吗？”他惊异地笑笑说：“你没去过贵阳呀！那好，省里办个北京语音训练班，你去学习。”提到学习我就高兴，仿佛原先谈论什么都忘了，就说：“去，但是没得钱。”他说：“打条子借。”第二天我向专教科借了一百五十元（其中帮周修仁借十元），携带上行李，坐了两天汽车，赶到省教厅教师进修学校报到。

办事员不给报到，说早超过了报到时间，叫我找校长。校长也不体贴下情，问：“为什么才来？”我说：“你看介绍信嘛，我不曾耽搁。”他说：“你们专区真胡闹，才叫你来，人家都快学结束了。你就玩几天吧，参加下一阶段学习。”我说：“怎么玩，我连街道都认不得。你就让我参加学习吧。”他说：“那你旁听。”我说：“旁听与正式学员，待遇有什么不同。”他说：“有什么待遇，待遇就是吃饭上课，都一样。只是不负责你的成绩。”听到这话，我的牛劲上来了，说：“谁也负责不了我的成绩，成绩在我自己。”

我所在的这个小组，都是毕节专区的中学教师，其中有我初一时的国文教师卯仲恒先生。辅导员是黔西中学的欧阳熹，交谈之后，他说：“没关系，我教你。”学习三周的课程，连两天考试时间在内都只剩下七天了。欧阳兄教我从头学起。口试是单个进行，各人当众认读声母、韵母、读四声、读四百多个音节，读准一个就在该栏盖一红星，我竟然得了满堂红，取得讲授北京语音和普通话的资格。

第二阶段学习内容是汉语和文学分科教学，重新编成大组。上午请师院教授赵伯愚他们讲课，下午座谈讨论。座谈之初有人提议作自我介绍。人家都是大学出身，有个别三四十年代的高中生教中学十多二十年。我差点想打麻胡眼，说个弘教中学毕业，但弘毅校龄不长，首届高中毕业的吴维延学兄俨然在座。我只好说弘教中学初中毕业，而“毕”字也是水分。但是，通过几天的讨论，听了大家的发言，我的底气越来越足，而且助长了坏脾气，不大瞧得起一些人，那怕他的学历牌子很堂皇。结论是:这个初中教师，我可以放心地当了。

回到赫章，怀着喜悦之情去见刘宗道老师，告诉他我将到赫中，问何时报道。他说等专区文件来了，我通知你。给我的热心浇了一瓢冷水，我不舒服了好几天。后来有人说我进赫中是刘老师搞的，全不是那么回事，别的就更说不上了，因为那时中学教师是专区管分配、调动的。

一九五五年，专署派刘宗道来赫章筹建中学，秋季，借城关小学一间教室，招一个班五十五人。第二年，建成了新教学楼和餐厅、厨房，新招三个班，一百五十人。学生进了校，教师没来齐，全集中在餐厅上课。我上语文，宋兴明上数学。随后教师陆续到齐，才分班上课，我任一个班文学、汉语课和三个班的历史课。分班之前，我算大班主任。一位新生报告，他的一套新制服被偷了。几十个人住大宿舍，我真无法查。就在集合时给大家通报了这件事，说了一些偷窃不对的道理，希望自动交出来，不给处分，并保证保密。事后一位女生对我说：“听你的讲话，我眼泪差点淌出来，如果我有钱，我都愿意赔给他。”我说：“与你无关。”一天晚自习后，有人敲我的门，开门让他进来，原来是来“自首”的，我说：“你真糊涂，干这个事，你家穷得很么？”他说：“他欺负我们，我恨他。”我说：“用这种手段报复人，太不高明。东西放下，你不要露什么破绽，我说的话我负责。”第二天集合我讲话结束，叫失主到我处领取衣服，对学校负责人宗道先生，我没说这位学生的姓名，直到今天，尽管他已经作古，我仍然为他保密，作了错事，敢于承认，改了就好。

系统地讲授现代汉语知识：语音、语法和词汇，在中等学校是第一次，按题材、按文学史顺序和按文章体裁讲授文学作品，也是创举。一九五六年秋季起使用的那一套教材，其实是很深的，可惜已经找不到了。赫中首届学生很幸运，他们一年级语文教师冯明祥，二年级是宋福均，都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高中生，冯在大学修英语，是名家谢六逸的学生。他用骚体翻译雪莱的《云雀颂》，曾经谢六逸润色。宋曾抄一份给我。

我不懂英语，把它和郭沫若用五言诗译的《云鸟曲》对照着读，窃以为冯译更有文采。宋未正式上大学，但旁听过闻一多等名家的课。一九五七年暑假宋调黔西，宗道师要我接这个班的课。我真有“崔颢在上”的感觉。这些听惯高手上课的学生，能接受我吗？刘老师说：“我听过他们的课，也听过你的课，你一定能行。”我遵命教了这个班半年，和他们中特别是文学爱好者结下了不薄而几十年不变的友谊。特别是后来成了作家的陈学书，一直说我是指引他走上文学之路的恩师。这是他在地区文联成立大会宴会上来我们桌敬酒说的话。九二年地区诗词学会开会，报到的晚上，他来我们席上敬酒，也这样说，还加了句：只有恩师，没得恩领导。第二天照相，他扶我坐在他的座位上，自己站着。纳雍县余贵书当面对他大加称赞。

但是，我进赫中曾经引起过“吹皱一池春水”的涟漪。刘老师告诉我，好几个人给县委写信，说赫章大学生不少，怎么拿一个初中生去教初中。县委书记问刘老师究竟行不行。刘老师大包大揽说很行。还说些过誉的话。我明白，他是在安慰我，因为丑了梅香，就丑了小姐啊。
一九五七年二月，全专区九个县（含水城县）的中学教师都在毕节集中肃反学习，几次见到张承业先生，他鼓励我好好用功，准备考个学位。我对考学位的路并不了解，但学习还是努力的，工作也不敢懈怠。我规定：星期天写好一周的教案，批改完剩余的学生作业。学生作文是当面批改的。通常是夜自习时，把作者叫来自念作文。有的人念着念着，自己笑起来。他发现错误了，自己能改正多好。本人发现不了的，我提出来，要他自行改正或改得更好——更准确、更鲜明、更生动。从局部到整体，从题材到题旨，都通过讨论，得到改进、提高。通常，教师改了学生文章发下去，学生不一定会认真看。

工作抓得紧，才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夜十二点电灯灭了之后，点上玻璃罩子的煤油灯加班读书，从不间断，在赫中，我参加过全国性的关于教育方针的讨论，我的文章被压缩登在《贵州教育》一九五七年第七期上，得稿费六元，请了一次客。写过一篇中篇小说，当然不好，后来被抄了。个人学习偏重于古典文学和古汉语。曾多次向王力先生写信求教。新中国的学风真好。大学者王先生多次回信赐教。大多数信大约是助手写的，字迹工整秀丽，末尾是浓重粗大的签名：王力，经王先生认可。最后一信是先生用毛笔书写的，收到时我已经离开了教育界，离开了知识界，所以就断了联系。幸好此信还夹在先生著的《汉语音韵学》里，前几天我才将他裱装起来，以作纪念。

拉杂写来，已逾万字，大大超出了编者的要求。作为回忆录，实在是挂一漏万。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经历，且听下回分解吧。七十六岁，垂垂老矣。小小一支笔，还是弄得动的。

                          2009年9月9日17点28分


（作者单位：贵州省威宁师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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