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院“饶奖”学子悼饶宗颐：斯文攸归 可期来者

来源：凤凰国学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腊月廿二日庚午

         耶稣2018年2月7日

凤凰国学编者按：2014年的“致敬国学——2014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颁奖礼上，时年97岁的饶宗颐先生荣获“全球华人国学终身成就奖”。饶公赠墨宝“斯文在兹”四字致谢，并将所获奖金50万慨然捐出，用于设立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饶宗颐国学奖学金”，以激励后学。闻悉饶公仙逝后，数位曾获饶宗颐国学奖的书院年轻学子写下追念文章，特摘选集纳如下，以表深切缅怀之情。

饶宗颐先生

李屹轩：业精六学，博通古今——深切悼念饶宗颐先生

2月6日上午，我像往常一样打开微信朋友圈，突然发现朋友圈里有不少不是学界的朋友在转载饶宗颐先生的文章，我当时就觉得有些奇怪。饶宗颐先生确实早已蜚声海内外，读其文章，常常旁征博引，细心考索，一篇《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的结语，从邹衍、韩愈说到章学诚、龚定庵，这种类型的文章与平日里刷爆朋友圈的“爆文”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当时我心里就有一些不祥的预感，饶先生如今年逾百岁，数日之前宿白先生遽归道山，我自己的爷爷也是已入迟暮之年，所以知道老人冬天最难过。果然，当辛德勇老师的公众号里发布的文章标题“悼念饶宗颐先生”映入我的眼帘，我心里就像丝线纠结起来一样难受。

我虽然没有机会亲身见过饶先生，但是却深受饶先生的激励和影响，2014年饶宗颐先生获得了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奖之终身成就奖，但是却慷慨的捐出全部奖金，在岳麓书院设立“饶宗颐国学奖”，用于资助有志于学的本科生学习深造，而我获得过两届“饶宗颐国学奖”。当初获得这个奖项时，我曾以为有朝一日会有机会当面感谢饶先生，如今知晓饶先生仙逝，心中除了有哲人其萎的哀叹惋惜之情外，更有一句“感谢”从此无处说的遗憾和难过。

饶先生学界称其“业精六学、才备九能”，在历史、文学、语言文字、宗教、哲学、艺术等文学科领域都有卓越成就，他的“博通”精神曾经带给处于大学本科时代的我极大震撼。有学者曾经总结从20世纪到21世纪，学术范式由“通人钱钟书式”转变为“专人陈寅恪式”，无论是问题意识还是论述角度，都越来越精细化、专门化，这也是现代学术的特点。在如今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中，不仅学科之间壁垒森严，而且就算是不同时期断代之间，也是隔行如隔山。但是，饶宗颐先生《选堂集林·史林》等著作，上至三代，下迄明清，所论极为广博，这在现代学术著作体系中是极为少见的。

荣新江先生曾指出“敦煌是饶宗颐先生学与艺的交汇点”，敦煌学将饶宗颐先生的历史、语言、绘画等研究结合到了一起，其实同样的道理，可以说：文献就是饶宗颐先生打通上古至明清的交汇点。饶宗颐先生的学术起点是帮助父亲整理潮州地方文献，最终作成《潮州艺文志》并发表在《岭南学报》上，凭借此书，饶宗颐先生得以进入中大广东通志馆，遍览地方志，并编纂出了《广东易学考》。抗日战争爆发后，饶宗颐先生在香港协助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先生整理《中山大辞典》的甲骨文部分，同时参与了粤籍前辈叶恭绰主持的《全清词钞》辑录编修工作。在此之后，饶先生与海外汉学界交往的过程中，也极为留心收集各地新见的文献，如《巴黎所见甲骨录》、《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敦煌白画》、《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等。饶宗颐先生在《选堂集林·史林》中的文章《略谈甲骨文与龟卜》、《甲骨文断想》和《朱子与潮州》都与他的这些经历密切相关，饶先生也曾自豪的说：“当代学术之显学，以甲骨、简帛、敦煌研究之者成就最高，收获丰富，影响至为深远，余皆有幸参预其事。”

不过，虽然饶先生预时代学术之流，得风气之先，但是毕竟文献浩如烟海，也绝非每一位治甲骨、敦煌和简帛者能够做到饶先生这样博通。饶先生在给“饶宗颐国学奖”得主的赠书中曾经写道研究历史不可只注意外在的事状而忽略内在的深层意义，并引用了他十分欣赏元人吴莱《书胡氏春秋通旨后》的几句话：“史文如画笔，经文如化工。惟其随事而变化，则史外传心之要典，圣人时中之大权也。”这一段话让我想起了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他在著作中通盘研究了中国历史全局，并提出理解中国历史的关键在于考察期“潜运默移”。从学术背景上来说，内藤湖南的“京都学派”以继承乾嘉自许，而饶宗颐先生的父亲饶锷也是按照清朝朴学的路数为其启蒙，饶先生自己说：“父亲给我打开的天空、建立的基础是无科不修，按照中国传统的做学问方法。”内藤湖南所强调的“潜运默移”和饶宗颐先生所追求的“随事而变化”也许正有相通之处。

近年来的“去中心化”的现象越来越多，陆扬先生在微博上感慨中古史领域中“拜物教（materialculture）”、“多神教（popular belief）”和“刑侦验尸学（the true story of X）”大行其道，而“政治挂帅（politicalhistory）”也越来越稀少。谷川道雄则说当今日本年轻一代的学者已经失去了对宏大问题的关怀，而仅仅满足于对细碎问题的考证。欧美学界中的新文化史研究同样占据着一大片领地，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刘子健先生的《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一书因为其宏大叙事的倾向与如今琐碎或猎奇的欧美学界风气格格不入而遭到了非常多欧美学者的批评，认为其“论述宏大，宽泛而缺乏力度”。对于这种“去中心化”的现象，史学家的自我解释是学术史由粗转精的必然过程，但是其实很多学者在私下里还是表示，当前很多历史研究课题紧跟“朝政”亦或关注一些近乎“无聊”的小事，其实恐怕都是自我束缚，不是自己的本心，相信无论是公众还是学界，都在期待未来能够出现一部真正打通断代壁垒，融汇各时代研究范式，综合清理各时代史料文献的专题研究。根据饶先生等先贤开辟的道路来看，想要达成这个目标，必须以文献为基础和线索，并“随事而变化”，结合中国历史发展的“潜运默移”，将历史的外在事状和内在意义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实现。

当然，这个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甚至不可能由一个人来完成。饶先生是在其父饶锷、王国维和罗振玉等人的基础上向前迈了数步，饶先生出生于1917年，正逢文献“盛世”，王国维在此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饶先生在《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中说：“二十世纪为中国学术史之飞跃时代，亦为返哺时代。何以言之？飞跃者，谓地下出土文物之富及纸上与田野调查史料之大量增加。由于考古学之推进，可征信而无文献纪录之历史年代，已可增至七八千年之久。返哺者，谓经典旧书古写本之重籀，奇字奥旨，新义纷披，开前古未有之局。”近百年来，无数学者不断整理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建立不同的分析框架，探索细节，才终于将现代学术研究向前推进了一个阶段，虽然将其完全通贯是可以预期的目标，但是目前来看仍然比较遥远，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饶先生说做学问和做人要耐得住寂寞，要做一个“能够享受孤独的人”，“积极追兔子的人未必能够找到兔子，而我就靠在树底下，当有兔子过来的时候，我就猛然扑上去，我这一辈子也不过就抓住几只兔子而已”，诚哉斯言。

虽然胸中热血翻腾，欲说还休，但是饶先生著作等身，2009年《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在大陆出版，共计十四卷二十册，超过一千二百万字，包含专著八十余种，论文一千多篇，季羡林先生在《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序中都说“饶宗颐教授的学术研究涉及范围很广，真可以说是学富五车，著作等身。要想对这样浩瀚的著作排比归纳，提要钩玄，加以评价，确非易事，实为我能力所不及。”我也只能就饶先生文章和精神对我影响至深处略陈一二，希望以此深切悼念和感谢饶宗颐先生。先生虽然已哀逝，文犹不朽，可期来者也。

饶宗颐先生所赐墨宝“斯文在兹”

周明昭：斯文攸归——纪念固庵先生

昨日传来消息，言固庵先生归于道山，遽闻噩耗，我震惊之余，既悲痛又惋惜。我曾有幸获得先生设立的奖学金，感其奖掖后进之心，悲痛是自然的。至于惋惜，先生德隆望尊，学贯中西，著作等身，如他这般有大功于中外学术的大贤逝世，于学界和我们这些奉之为榜样的末学而言，可谓一大损失。

固庵先生，姓饶，讳宗颐，字伯廉，又字选堂，广东潮州人士，长期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其钻研的领域，遍及史学、文学、语言文字、宗教、哲学、艺术等各个方面，相关的著作文字，不可胜计。我这里不提他那得到过张大千赞赏的书画造诣，也不详细讲述他在甲骨敦煌、梵文巴利、希腊楔形，楚汉简帛等方面的贡献，更不赘述他所编写的《选堂集林·史林》与钱钟书先生《管锥篇》共为“南北学林双壁”的佳话。作为岳麓书院的一名本科生，我更想说说自己对固庵先生的看法。

我在进入大学以前，虽然对历史和国学有兴趣，但也仅仅如此了。看起书来不求甚解，所阅也并非善本，虽偶有心得，亦不过人云亦云，遑论对国学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了。进入岳麓书院学习后，我才渐渐寻得读书治学的门径。学习要依靠文献，所谓“文献”，既有书籍，也有贤才。正是由于书院提供的大好平台，我才得以接触一些学界前辈。我第一次深入了解固庵先生，是在2014年书院与凤凰网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上，之前只是略知先生年高德劭，业精六学，才备九能。当然，先生年事已高，未能亲至。但听到他竟将所得奖金50万尽数捐与书院作为奖学金以鼓励学生传承国学的消息，我着实有些吃惊。钱财于先生，不过身外之物，其心中牵挂的，唯中华千年学术文化的薪火相传。书院将这笔奖学金命名为“饶宗颐国学奖学金”，每年的额度为5万元，并挑选五位热心国学，在学术上有所精进的本科生进行发放，每人1万元。此后，书院学子便都以获得“饶奖”为荣。我曾侥幸获得2016年度的“饶奖”，但我却时常反思，自己的努力和才能是否真能当得起这份殊荣，受得起如此高额的奖学金。于是我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愈发地如履薄冰，不敢懈怠!

初，固庵先生曾题字一幅赠与书院，上书“斯文在兹”。而书院讲堂也有故山长旷敏本所撰长联道：“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素，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先生所题，其意在颂书院千年学府，弦歌不绝，教授生徒无算。而在我看来，长联所言能“审之、听之、安之”以会“太极”之意，又能“酬恩”、“立命”、“传道”使得“斯文”有所归者，正是固庵先生之俦。

今先生西去，我竟再无机会能够亲往致谢，实抱憾终生，叹息痛恨！又路修道长，庶业綦繁，亦只得心中遥祭。然今中国富强，国学复兴有望，先生于后学，自可懿德永在，典型夙昔，谓之既殁不亡，凛凛犹生可矣！

千年学府岳麓书院

蒋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纪念饶宗颐先生

2014年9月29日，岳麓书院11、12、13、14级学生都无法忘怀的一个夜晚，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时年九十七岁的饶宗颐先生获终身成就奖，饶先生因身体原因未能亲自前来领奖，但转托佳婿邓伟雄教授作为代表。邓教授当场展示了饶先生赠予书院的“斯文在兹”的墨宝，并宣布道：“饶先生说自己一生秉承求真、求是、求正的原则。这次颁奖典礼所获的奖金，他会捐赠出来，用于培养下一代年轻人。”

于饶先生而言，这是对一所弦歌不绝的千年学府走向新时代学术前沿的厚望与期待；于岳麓书院学子而言，这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是勉励，更是鞭策。诚如先生所言，其一生秉承的是“求真、求是、求正”的原则，他说“做学问是文化的大事，是从古人的智慧里学习东西。”又说要“多育人，多帮人，多扶人”。饶先生自称目标是学艺兼修，希望将“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几个方面都兼顾得到。观其一生所为，实将立德立言集于一身而足以风世，叶恭绰先生在为饶宗颐先生继父业而作的《潮州艺文志》作序时有“所谓鸡鸣不已，凤举孤骞，诚空谷跫音，荒年颖秀”之叹，诚哉斯言也！

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饶公者，诚能预时代之流者也。他曾自言道：“当代学术之显学，以甲骨、简帛、敦煌研究之者成就最高，收获丰富，影响至为深远，余皆有幸参预其事。他若楚辞与楚学之恢弘、滋大，而垂绝复兴之赋学与文选学，余皆曾致力，不无推动之绩。至余所开拓之新业，如潮学，比较史前文字学与悉昙之学，则亦薄著微劳”。这种“预流”，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学术自信。但饶宗颐先生又有着大学问家的胸怀和谦逊，他说，做学问和做人要耐得住寂寞，要有平常心态，要“守株待兔”，不能急功近利。“积极追兔子的人未必能够找到兔子，而我就靠在树底下，当有兔子过来的时候，我就猛然扑上去，我这一辈子也不过就抓住几只兔子而已。”这不禁让我们想到了牛顿的临终遗言:“我好像是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不时为拾到比通常更光滑的石子或更美丽的贝壳而欢欣鼓舞,而展现在我面前的是完全未探明的真理之海。”古今中西，异地而皆然！

逝者已矣，而精神火炬永存。搁笔之时，想起施议对《文学与神明：饶宗颐访谈录》代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中的《金缕曲》，兹摘录以为最后的悼念：“盖世饶公学。地天人、要终原始，群书卓荦。德镜清琴素怀寄，尘霭众山如濯。呈藻绘，文章颖烁。我志述删千春映，骋良图、上下看横廓。存大雅，正声作。”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