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某某为母复仇事件沸沸扬扬，赞扬之声盈天，批评之声不绝。对于复仇，不妨看看儒家经典有些什么观点和规定。

首先，儒家强调，君主、父母、兄弟之仇必复。《礼记•曲礼》：“父之雠，弗与共戴天；兄弟之雠，不反兵；交游之雠，不同国。”父仇不共戴天，不与仇人生活在同一蓝天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可见，如果父母死于非罪，司法又不能维护公正，不能惩罚凶手或者不能罚当其罪，复仇就是人子不可推卸的生命责任和天赋使命。

兄弟之雠不反兵，兄弟之仇随时准备着报复，见到仇人抄家伙就上。不反兵，意谓不回家拿武器。交游之雠不同国，朋友之仇，不与仇人共同待在一个国家。

《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不复仇，非子也。”君弑不讨，不配为臣；父仇不复，不配为子。《檀弓》也有类似记载：

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于朝市，不返兵而斗。”曰：“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曰：仕，弗与同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曰：“请问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为魁，主人能报之，则执兵而陪其后。”

孔子的回答体现了儒家对复仇的重视和对“复仇之义”的强调，阐明了复仇原则。一是肯定了复仇的合理性正义性和必要性，二则复仇的方式手段因亲疏而有异，不同的仇有不同的复法。《白虎通》记载：

子得为父报仇者，臣子于君父，其义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义不可夺也。故曰：“父之仇不与共天下，兄弟之仇不与共国，朋友之仇不与同朝，族人之仇不共邻。”故《春秋传》曰：“子不复仇，非子。”子夏曰：“居兄弟之仇如之何？仕不与同国，衔君命遇之不斗。”父母以义见杀，子不复仇者，为往来不止也。《春秋》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

政治黑暗天下无道，个人复仇有助于追求自然公正，来恢复社会正义。春秋大复仇。《春秋》中凡有复仇事，必大书特书。其推崇的复仇有三大类：国君复国君杀祖杀父之仇，臣子复乱贼弑君之仇，个人复杀父之仇。

其次，儒家规定，父母以义见杀，因罪被诛，子不得复仇。《公羊传•定公四年》：“父不受诛，子复讎，可也。父受诛，子复讎，推刃之道也。” 何休注：“一往一来曰推刃。”父罪当诛而子复仇，仇家之子亦必报复，则一往一来循环报复。也就是说，父母因自身罪恶而死于法律惩罚或他人报复，子女不得复仇。

另外，周礼和公羊学都规定复仇对象只限于仇者，不可牵连对方子孙。《五经异义》引古《周礼》云：“复仇可尽五世之内。五世之外，施之于己则无义，施之于彼则无罪。所复者惟杀者之身，乃在被杀者子孙，可尽五世得复之。” 《公羊传》云：“复仇不除害”何休注：“取仇身而已，不得兼仇子。”

关于张某某事件，人民法院报发文说：“任何为个人复仇张目的论调均是反法治的”。反法治，前提是有法治在，法律公正，刑罪相称，罚当其罪，司法能够真正充当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此，个人复仇就丧失了必要性和合理性。否则，个人复仇就具有天然的正义性。

且看发生于北宋年间的一件为母复仇事件：

“有京兆鄠县民甄婆儿，母刘与同里人董知政忿竞，知政击杀刘氏。婆儿始十岁，妹方襁褓，托邻人张氏乳养。婆儿避仇，徙居赦村，后数年稍长大，念母为知政所杀，又念其妹寄张氏，与兄课儿同诣张氏求见妹，张氏拒之，不得见。婆儿愤怒悲泣，谓兄曰：‘我母为人所杀，妹流寄他姓，大仇不报，何用生为！’时方寒食，具酒肴诣母坟恸哭，归取条桑斧置袖中，往见知政。知政方与小儿戏，婆儿出其后，以斧斫其脑杀之。有司以其事上请，太宗嘉其能复母仇，特贷焉。”（《宋史-孝义》）

甄婆儿小时候，母亲与人愤争被人打死，他稍长大后找机会杀死仇人，其事与张某某可谓“异代同工”。唐太宗嘉奖他能够为母亲复仇，特旨宽免。

顺及，对待仇怨包括家国大仇，儒道两家态度大异。道家主张以德报怨，缺乏复仇精神；儒家主张以直报怨，以复仇为大为荣。这个差异是原则性的。小怨不妨德报，大仇必须直报，这里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能和稀泥，不能苟且和乡愿。

2018-2-22余东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