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徘徊中前进的文化保守主义

作者： 陈继红（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来源：《人民论坛》2018年2月下期（总第586 期）

【摘要】2017年，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发展态势持续强劲，并呈现出一些新趋势与新动向，值得我们深度关注。其一是温和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二是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参与世界文化秩序的重建正在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其三是理性趋向与功利趋向、非理性现象共存。

【关键词】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新动向  主流意识形态   

2017年注定是意义非凡的一年，随着党的十九大召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被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推助下，读经热、国学热、儒学热、祭孔热等活动热度不减，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发展态势持续强劲，并呈现出一些新趋势与新动向。

2017年文化保守主义中的温和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

如果说，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2015年迎来了民间、理论界与主流意识形态的首次牵手与合流，那么到了2017年，这种趋势则演化为主流意识形态与理论界的“合谋”。在“合流”的态势下，各方力量实质上是分庭抗礼、自说自话的，而“合谋”则意味着各方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些共识，衍生出适当的合力。

在2017年中，理论界标榜大陆新儒家的极端主张虽然时有发声，但并没有继续产出引人注目的理论成果。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温和的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其聚焦之地是如何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作出积极回应，其中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等问题成为理论界关注的中心。理论界的回应基于两个向度展开：一是以意识形态诉求为主题的各级各类学术会议的召开，如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儒家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吸引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儒学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的研究者，不但使中国的意识形态在世界学术交流中得以输出，而且推动研究者结合意识形态的诉求开始重新思考儒学的当代发展方向和路径。二是通过学理阐释证说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如“创造的继承”这一观点的提出，在哲学诠释学的视野下澄明了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内在精义；又如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礼有三本”等传统思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性资源，等等。

上述文化现象表明，主流意识形态与学术界的关系已经从“合流”转向了“合谋”。并且，这种趋向亦存在于理论研究之外，一个典型性的表现就是各级政府对传统文化研究机构进行持续的深度介入。如山东省宣布将依托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建设“中国儒学院”，这个机构将与山东省共同开展“全球汉籍合璧工程”，对我国流传至海外的珍贵古代典籍进行调查、编目、影印、回归，建立全球汉籍资源数据库，等等。

众所周知，确立儒学在当代中国人主流信仰与主流价值中的地位，是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在文化价值选择方面的核心主张，而上述合谋的趋向则使这种主张在某种程度上被部分地遮蔽了，传统文化被理解为一种解释性资源或思想理论基础的思想倾向逐渐明显。但这并非意味着地位之争已经完全退场，中华传统文化重回当代主流价值体系的呼声依然存在。

问题转向：从中西古今之争到世界文化秩序重建

自近代延续至今，中西古今文化的关系从来都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在2017年召开的几次重要的哲学对话中，这个基本问题的重大转向趋于明朗，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参与世界文化秩序的重建正在成为一个具有替代性的新的基本问题。

对中国道路的关切是推动此种转向的首要致因。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有一种观点认为，致力于追求独特发展道路的中国，应当传达开放的、多元的、自省的文化信息，而不应当走封闭的民族主义道路，后一种道路所带来的后果将是中国无法承担的。因此，传统文化必须走出古今中西之争的狭隘传统，去拥抱更加宽广的全球世界。杜维明先生重新阐释了“精神人文主义”思想，他认为，“精神人文主义”是一个正在涌现的全球性论域，作为一种综合而整全的人文主义，它结合了人类经验所共有的自我、社群、自然、天道四个维度，以界定人类繁荣昌盛的最高体现。它不但是一种思想理念，也是当代中国应当践行的文化理想。

如何应对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对称危机，也是促动此种问题转向的重要致因。2017年，在《变化中的世界文化秩序的不对称：当代汉学面临的挑战》的演讲中，国际儒联副主席、著名汉学家安乐哲（Roger T. Ames）基于中西书籍翻译交流中的不对称现象，得出中西文化交流实质上是以西方文化的单向输入为主导的结论。在他与姚新中先生的对话中，这种不对称问题亦被认为是导致儒家形象传播发生偏差的致因。出于此种危机意识，如何通过中西方文明的交流与对话开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使其面向世界文明发展的未来方向，成为文化保守主义必须回应的问题。

事实上，文化交流不对称的危机早已存在，以“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为代表的文化传播工作即是政府应对危机的重要表征。与政府的外在途径不同的是，理论界表达了一种内在途径：只有在理论建构上积极参与世界文化秩序的重建，才能真正为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舞台赢得一席之地。基于此，一些相关理论问题得以被深度探讨，西方个人主义与儒家伦理的关系、儒家文化如何应对当代科技的挑战等话题受到关注。而在郭齐勇先生所著的《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中，更是汇聚了儒学与各文明的对话，囊括了全球伦理、环境伦理等诸多理论问题。

此种问题转向亦将中国哲学的现代建构引向了一个更为宽阔的理论视野。中国哲学应当成为世界哲学立法的参与者，以中国哲学的丰富内涵与独特优势拯救现代性的偏弊，这样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中西古今之争依然存在，它并没有被新的问题完全取代。这种现象表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一方面努力建构一种开放的心态，另一方面又无法完全打破旧有思维方式，因而注定只能在徘徊中前行。

理性趋向与功利趋向携手同行

传统文化如何走向生活世界？这个“接地气”的话题使理论与实践两大层面实现了对接。虽然观念分殊一如既往地存在，但理性反思已经成为共同的趋向，其中也不乏功利色彩。

对传统文化教育的探讨具有持续的热度，理性反思主要基于两大问题展开：一是对少儿读“经”利弊得失的反思，正反两个方面的观点在理性层面展开论争。肯定性的观点占据了上风，人格教育、人性开发、教育规律等成为其主要的理论依据。二是对传统文化教育路径的反思。一种意见认为，应当承认公共教育体系之外的书院、私塾的合法性，使两者互为补充，共同提升、完善中国教育体系；另一种意见则希望通过公共教育系统的自我完善推动传统文化教育，认为学校的各门课程、教材与读本中应增加传统文化的内容，包括民族、地区特色等文化因素，还可以专门设置一门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教材编写、师资队伍培养、国学学科设置等，被视为重要的担保因素。基于这种观点，大学教育应当为中小学教育提供多方位的支持。这种理念在教育实践中已经有所体现，如大学教师走入小学讲授传统文化经典，就示范了一种具有尝试性的教学模式。

具有功利色彩的引导策略，使传统文化的普及之途看起来更为顺畅。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是，全国中学生国学大赛暨国学等级考试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启动，这次活动受到了国内顶级的高校、研究机构、出版单位及知名媒体的追捧。其中蕴含的巨大吸引力在于，优胜者将获得与北京顶级高校专家学者及优秀大学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并将获得国内一流高校的推荐资格。

儒商文化的重新开掘是广受关注的另一个热点问题。这个曾经大热的论域近年来一直处于波澜不惊的状态，2017年开始重新回温，商业经济发展的功利诉求是其不可忽略的动因。理论界对此持理性立场，学者们既看到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相悖的重大短板，也希望结合时代特点开掘其良好的精神内核。黎红雷的《儒家商道智慧》是此类研究成果的代表，这本著作总结了中国企业家运用儒家思想经商办企业的实践，归纳出当代儒家商道的八大智慧。2017年召开的博鳌儒商论坛年会暨首届博鳌儒商人物典礼，首次面向全球发布博鳌儒商榜评估体系，以儒家美德“德义信智仁勇”作为结构框架，表明理论界与商界达成了亲密合作关系。

此外，理性趋向的一个典型表现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内部的自我反省。针对当前的儒学热，不少学者清醒地认识到，有高潮期就一定会有消退期，儒学只有不断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并根据时代特点展开新的诠释，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成为现代的、活的儒学。基于这种思路，对心性儒学、政治儒学、贤能政治的反思或批判并没有停止，尽管以往的热度已经不复存在。这种反省也体现在对“女德班”“读经热”等文化现象的批评中。

当然，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内部的复杂性决定了理性趋向与非理性现象共存的必然性，对传统文化不加思考的狂热追捧在民间活动、文化活动中依然活跃，这其中不乏浓重的功利趋向，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参考文献】

①郭齐勇：《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②黎红雷：《儒家商道智慧》，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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