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儒对郑玄注《孝经》的辩护

作者：吴仰湘

来源：《中国哲学史》2017年第3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正月初八日丙戌

           耶稣2018年2月23日

内容提要：《孝经郑注》作者问题是中国经学史上一桩公案。郑玄自言注《孝经》，但自陆澄首发难端，陆德明、孔颖达等续加疑辞，刘知几再设“十二验”断言《孝经》非郑玄所注，王应麟继称郑小同注《孝经》。清代汉学复兴，《孝经郑注》作者之争空前激烈，陈鳣、袁钧、严可均、钱侗、侯康、郑珍、潘任、曾朴、皮锡瑞、曹元弼等前后踵继，通过考核证验，寻出《孝经注》必属郑玄的种种内证，同时针对刘知几“十二验”逐一辩驳，又对“郑小同注《孝经》”说予以否定，力翻陈案。这一典型的案例，具体展示出清代汉学持续发展的历程与后出转胜的成就。

关键词：《孝经郑注》/郑玄/清代汉学/经学公案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皮锡瑞《经学通论》注释与研究”(15ZDB010)的阶段性成果。

郑玄遍注群经，尤重《孝经》，在《六艺论》中将《孝经》视为六艺根本，自称“玄又为之注”。①东晋以来，历南北朝以迄唐初，国学均立有《孝经》郑氏博士。然而，后世对郑玄注《孝经》屡生疑窦。最先是南齐陆澄“疑《孝经》非郑所注”，陆德明随之增疑，谓《孝经注》“与康成注五经不同，未详是非”②。至唐代，情形更甚。《隋书·经籍志》虽著录《孝经郑注》，却明言有疑。孔颖达疏解《礼记·王制》时摘引《孝经注》，却加上案语：“《孝经》之注，多与郑义乖违，儒者疑非郑注，今所不取。”③唐玄宗曾令群儒详定《孝经》郑《注》与孔《传》长短，刘知几奏上“十二验”，宣称“《孝经》非玄所注”，提议“行孔废郑”。④后来唐玄宗自作《孝经》新注颁行于世，郑、孔两家渐废。南宋王应麟并疑孔、郑，提出“郑小同注《孝经》”新说⑤，使问题更为纠纷。

清代汉学复兴，郑学如火如荼，其中郑玄是否注《孝经》，一直是学界热点。一方面，清儒在搜辑《孝经郑注》、整理《孝经注疏》或撰作《孝经》新疏时，必定要考辨《孝经郑注》作者，或力主郑玄作，或断为郑小同作，持论截然相反；另一方面，诸家《后汉书》中，唯范晔明载郑玄注有《孝经》，清人无论考述郑玄事迹，还是考证范晔记载，大多断断相争。侯康、姚振宗、曾朴等为《后汉书》补作《艺文志》，则参稽众说，答解疑难，将《孝经郑注》归于郑玄名下。总之，清儒或沿袭旧说，或力驳前人，或别出新论，争辩空前激烈。被誉为乾嘉考据学大师的王鸣盛，既确信郑玄注《孝经》，又赞成“康成胤孙作《孝经注》”，⑥最能见出《孝经郑注》作者问题纠纷难解。

《孝经郑注》作者之争延续千年，异议纷纭，堪称中国经学史上一桩公案，足与伪《古文尚书》案相提并论。学界对清代有关伪《古文尚书》案的考辨非常关注，可是迄今未对清人考辨《孝经郑注》作者问题的成绩作专门评析。本文仅就清儒对郑玄注《孝经》的辩护作集中探讨，藉以一窥清代汉学的历史进程。

一、内证：清儒对郑玄注《孝经》的正面辩护

历来的怀疑论者，均指《孝经郑注》与郑玄他经注风格不同，或持论相异。如陆澄说“观其用辞，不与注书相类”，陆德明说“检《孝经注》，与康成注五经不同”，《隋志》说《孝经注》“立义与玄所注余书不同”，⑦孔颖达说《孝经注》“多与郑义乖违”，持论如出一辙。《孝经注》中俯拾皆是的今文家说，更与郑玄《三礼注》、《毛诗笺》多从古文说矛盾。诸儒由此怀疑、否定郑玄注《孝经》，虽未经指实，却似有理致，两宋以来学者采信其说，甚至加以补证，如王应麟说：“《孝经》郑氏注，陆德明云与康成注五经不同。今按：康成有六天之说，而《孝经注》云‘上帝，天之别名’，故陆澄谓不与注书相类。”(《困学纪闻》卷七，第18页)清代迮鹤寿还从《孝经注》中拈出十数条，称“以上诸条义皆醇正，然比诸《诗笺》、《礼注》之典雅古奥，相去远矣”。⑧然而，坚信郑玄注《孝经》的清儒接踵而起，深入探讨郑玄经学，特别是多方发掘《孝经注》，觅到各种证据，答解陆澄、王应麟等疑难。

陈鳣直驳陆澄说：“夫郑注《三礼》与笺《诗》互有异同，安在此注之必类于群经乎？”⑨从《三礼注》与《毛诗笺》有异，推论《孝经注》不必与郑玄各经注相同。袁钧就陆德明之论，提出“陆氏疑《孝经注》与康成注五经不同，细案之，实未见其不同也”⑩，认为《孝经注》与郑玄各经注有相同者，惜未列举实证。严可均则兼释二陆之疑，认为“郑氏注书百余万言，非旦夕可就，先后不类，非所致疑。即如五经注，亦或不类”，根据《礼记正义》引《郑志》自言注《礼》、笺《诗》前后参差，不及追改，指出“辞不相类，《诗》、《礼》多有之，何止《孝经》”，证明郑玄各经注“先后不类”，胜过陈鳢空泛立论。他同时提出“是否郑注，今宜详考，而注中故实，类不类，同不同，亦宜详考”，就《卿大夫章》“法服”郑注与郑玄他经注服章相异，解释说：“大较郑学积累而成，由疏而渐密。注《孝经》在注《礼记》、注《周礼》之先，用其初定之说，粗举大纲，后虽累更其前说，犹以《孝经注》小异大同，不复追改。陆澄谓不与注书相类，试问天子服日月星辰，非郑，谁为此语者？不必致疑。”(11)用郑玄注经先后变化，尽释“不相类”之疑难。在《圣治章》郑注“上帝者，天之别名也”句下，他又考释说：

郑以“上帝”为“天之别名也”者，谓五方天帝别名上帝，非即昊天上帝也。《周官·典瑞》“以祀天、旅上帝”，明上帝与天有差等。故郑注《礼记·大传》引“《孝经》云‘郊祀后稷以配天’，配灵威仰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泛配五帝也”，又注《月令·孟春》云：“上帝，太微之帝也。”《月令》正义引《春秋纬》：“紫微宫为大帝，太微宫为天庭，中有五帝座。”五帝，五精之帝。合五帝与天，为六天。自从王肃难郑谓“天一而已，何得有六”，后儒依违不定。然明皇注此“配上帝”云“五方上帝”，犹承用郑义，不能改易也。(12)

指出“五方天帝别名上帝”(即《典瑞》之上帝、《月令》注之太微五帝)，另有“昊天上帝”，五帝与天合为六天，证明郑玄“六天”说有典有据。严可均引《礼记注》解说《孝经注》，揭示郑玄各经注间内在一致，实是从郑玄各经注相合、相同，否定陆澄等“不相类”之说。可见，从陈鳢、袁钧开始释疑解难，到严可均提出“类不类，同不同”，指明了考辨《孝经郑注》作者问题的方向。晚清学者继之而起，从求同、释异两方面寻获到更多、更强的证据。

侯康专就王应麟的例证作辨析，提出：“王伯厚以‘上帝，天之别名’一语，谓与‘六天’之说不符，考《礼·大传》注云：‘《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灵威仰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泛配五帝也。’然则上帝者，五帝之总称，天即五帝中之一帝，郊祀之天非圜丘之天。故云‘上帝，天之别名’，与郑生平宗旨不背，此说亦不足疑也。”发现郑玄在《大传》注中，将《孝经》之“天”指明为灵威仰，将“上帝”指明为五帝，而灵威仰正是五帝之一，“上帝”既是五帝总称，自可代称五帝之一的“天”(灵威仰)，可见《孝经注》与郑玄《大传》注恰相呼应，并不矛盾。侯康通过寻求《孝经注》与郑玄《礼记注》之同来反驳王应麟，要言不繁，简截有力，惜未深究《孝经注》与郑玄他经注之异，仅说“至谓与郑他经注不类，今不尽可考，然康成笺《诗》不同注《礼》，《郑志》诸说每异群经，博雅通儒固宜有是，亦无可疑也”，(13)这种“今不尽可考”的缺憾，后经潘任、皮锡瑞等努力，得以弥补。

对《孝经郑注》与郑玄各经注的关系，潘任不太满意严可均仅明其异，转而广求其同。他通过比对，发现《天子章》“兆民赖之”注与《礼记·内则》注全同，《圣治章》“郊祀后稷以配天”注与《礼记·祭法》注合，《卿大夫章》“守其宗庙”注与《诗·清庙》笺、《礼记·祭法》注合，《孝治章》“得万国之欢心”注与《礼记·王制》注合，“是皆与《礼注》相合者”。他又将《开宗明义章》、《卿大夫章》、《诸侯章》、《三才章》、《孝治章》、《感应章》所引《诗》句郑注与《诗笺》对照，发现“《孝经》引《诗》郑注多与《诗笺》合”。他还根据郑玄自述“遭党锢，逃难注《礼》”，提出：“是言逃难，即序所谓避难南城山，可知避难南城山乃注《礼》之时。注《礼》之暇，乃注《孝经》，故序云‘余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经》’，不然，则‘余暇’二字为赘辞矣。郑君注《孝经》在注《礼》之暇，故注‘郊祀后稷’与《祭法》注合，注‘朝聘’之文与《王制》注合。又《祭法》注引《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下即引《月令》曰‘其帝太皞，其神句芒’云云，是以《月令》之文释《孝经》之‘上帝’，而《孝经注》但云‘上帝，天之别名’，即谓五帝之别名也。郑君于《祭法》详之，故于《孝经注》从其略耳。”(14)潘任不仅以充分的事实证明《孝经注》与郑玄《三礼注》、《诗笺》相合，而且提出郑玄“注《孝经》在注《礼》之暇”，两经注文存在详略互见的关系，足证《孝经注》必为郑玄作，“佐证翔实，辨解详明，非徒逞口舌之比也”。(15)

曾朴针对王应麟之论，对“上帝，天之别名”重作考释。他综括郑玄各经注，指出“郑所谓六天者，即北极耀魄宝及五色帝灵威仰等是也。郑注诸经，大略以帝喾、后稷、文王分配六天。以帝喾配北极耀魄宝，即冬至祀于圜丘者也。以后稷配感生帝灵威仰，即正岁正月祀于南郊者也。以文王泛配五帝，即以四时祀四郊者也。凡经称皇天者，耀魄宝也；单称天者，灵威仰也；称上帝者，泛言五帝也”，揭明“郑之宗旨如此”，再推而广之，发现“其注《周礼·天官·司裘》、《春官·大宗伯》《大司乐》《小宗伯》《典瑞》、《秋官·职金》、《礼记·月令》《王制》《礼器》《杂记》《大传》《祭法》、《尚书·君奭》，均本此意，略无歧说”，证明《孝经注》对“上帝”与“天”的解说与郑玄“诸经注正合”。他进而征引群籍，探求“别名”二字古义，指出：“汉人之所为别名者，皆作别出解，非如俗解之所云一名、又名也。……是郑意正以上帝之中有灵威仰等五帝，虽不外于天，而别出于天，故下‘别名’二字分出之，犹言‘上帝者，天之分别名也’。”他用归纳法推寻“别名”的本义与引伸义，强调“郑君汉人，故犹从本义。是则此注‘别名’之说，正与六天合，王氏之言不足疑矣”，不仅佐证《孝经注》与郑玄群经注所说“六天”正合，而且揭出王氏致误的根源“乃由王氏不知‘别名’二字之古解，而以俗说解之也”。曾朴还就陆澄的疑难“不但谓解说之不同，盖兼文法而言”，分别举证反驳，一是《孝经注》与郑玄《论语注》、《毛诗笺》“词旨相同，显出一手”，二是《孝经注》与郑玄《礼记注》互相援引，“一人所注，故相合如此”，三是郑玄注《周礼》、《礼记》“皆据《孝经纬》为说”，《孝经注》“大半据《孝经纬》，与郑平生注书之旨亦合”：“由是言之，《孝经郑注》与诸经注几无一不合，则陆澄之所谓不相类者，后儒可无疑矣。”(16)

皮锡瑞无论求同还是释异，均能直探根源。他就严可均解《孝经注》服章之失，提出郑玄“各注虽有详略之异，并无触碍之处”，(17)强调《孝经注》与郑玄他经注并不矛盾，特别指出：“郑君深于礼学，注《易》、笺《诗》，必引礼为证。其注《孝经》，亦援古礼。”依据郑玄以礼注经的风格，指明《孝经注》多引古礼，与《易注》、《诗笺》等完全一致，从本源上找到了证据。他在《孝经郑注疏》中不畏繁难，“于郑注引典礼者为之疏通证明，于诸家驳难郑义者为之解释疑滞”，援引郑玄《三礼注》、《尚书注》、《尚书大传注》、《毛诗笺》等，附以孔、贾之疏，以《孝经注》与之相同、相合或相近，证明《孝经注》必出郑玄之手。他还根据郑玄先治今文、后治古文的学术经历，解释《孝经注》与郑玄他经注一主今文、一主古文的歧异，答解前人疑难：“郑君注《孝经》最早，其解社稷、明堂大典礼，皆引《孝经纬·援神契》《钩命决》文。郑所据《孝经》本今文，其注一用今文家说；后注《礼》、笺《诗》，参用古文。陆彦渊、陆元朗、孔冲远不考今、古文异同，遂疑乖违，非郑所著。”(18)疏证《孝经》各处郑注时，皮锡瑞一再指明郑玄所采今文经传、所用今文经说，或指出郑解同于今文某说，指斥前儒不能分晓郑玄注经先后相异之故，以致妄疑《孝经郑注》。如《孝治章》郑注“古者诸侯岁遣大夫聘问天子无恙，天子待之以礼，此不遗小国之臣者也”，与郑玄《王制》注两歧，孔颖达无法疏通，悍然弃置，皮锡瑞疏证时先引《公羊传》桓元年“诸侯时朝乎天子”及何注、徐疏，指出何休所引《孝经》古说同于郑说，证明郑注属于今文，再引《王制》经文及郑注、孔疏加以分析，然后评判说：“郑君先治今文，后治古文。注《孝经》在先，用今文说，与《公羊》、《王制》相合，自可信据。注《礼》在后，惑于古文异说……郑义当以《孝经注》为定论，不必从《礼记注》。郑注《礼》、笺《诗》，前后违异甚多。孔疏执《礼注》疑《孝经注》，真一孔之见矣。”(19)一旦明晰郑玄注经先今后古，即可清楚《孝经注》与郑玄晚年各经注歧互的根源，对《孝经郑注》的疑虑自可烟消云散。

总之，二陆、王应麟等提出《孝经注》与郑玄他经注风格不同、持论有异，是从《孝经注》本身人手发难，对郑玄是否注《孝经》构成致命威胁。对此，陈鳢、袁钧、严可均、侯康、潘任、曾朴、皮锡瑞等相继奋兴，通过求同、释异的考核证验，深入探讨《孝经注》与郑玄各经注的异同，寻出《孝经注》必属郑玄的种种内证，“使千百年之蒙蔽，一朝尽发其晦，真郑氏之功臣也”。(20)不料民国年间蔡汝堃作《孝经通考》，竟对清儒考辨成绩置如罔闻，仍引二陆之说辞、王氏之例证，老调重谈，“检所谓《孝经郑注》，实与郑注五经不同”(21)，全然不顾清儒早已驳正二陆之说，推翻王氏之证。当代学者陈铁凡承清儒之绪，在《孝经学源流》辟专节“郑解《孝经》与笺《诗》、注《礼》相类举证”，又据《孝经注》敦煌写本，与郑玄《易注》、《书注》、《诗笺》、《三礼注》、《论语注》对勘核校，举出十六例，发现“郑注《孝经》与注他书相类者殆十之七八”，由此“以郑证郑，俾释群疑”，断言《孝经注》“实与郑注他书符合，其为康成自著无疑。陆澄妄诋，后儒訾嗷，俱不必论”，使《孝经郑注》的历史疑案得以定谳。(22)

二、外证：清儒对刘知几“十二验”的反驳

前人怀疑《孝经郑注》的另一大理由，是认为东晋以前官私记载未明言郑玄注《孝经》。如陆澄说“案玄《自序》所注众书，亦无《孝经》”，陆德明说“案《郑志》及《中经簿》无”(23)，以郑玄本人、郑门弟子均不言及，《晋中经簿》无明确著录，试图否定郑玄注《孝经》。刘知几兼取二陆之议，增添各种新说，力论“《孝经》非玄所注，其验十有二条”，(24)议废《孝经郑注》，司马贞等反驳，朝廷也未依从，但宋代官修《唐会要》、《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孝经注疏》以及王应麟《玉海》等纷纷采录其说，后世深受影响，郑珍因此痛言：“刘议颇多信者，此《注》遂不为康成书矣。”(25)清儒在为郑玄《孝经注》辩护时，相继对二陆之说尤其刘氏十二验作了辩驳。

严可均指斥陆澄之说“尤为偏据”，因《六艺论》明言注《孝经》，又有《孝经郑氏序》传世，可证郑玄《自序》遗漏《孝经注》。他进而提出：“《自序》注《易》时作，稍系晚年所注《书》、《诗》、《论语》，前乎此者置不登载，未可据为《孝经》非郑注之证也。”“《自序》无者甚多，岂得《易》、《书》、《诗》、《礼》、《论语》外，皆疑依托？”以郑玄《自序》本不记载前期著述，对其遗漏《孝经注》作了合理解释，强调“《孝经》为郑注，不必问《自序》有无”。(26)袁钧则在《孝经注》辑本序中考辨说：“万岁通天初，史承节为《郑君碑》，具载郑所注解，仍有《孝经》，孔、贾诸疏亦并引用，是当时从郑《注》者众也。宋均《孝经纬注》引《六艺论》叙《孝经》云‘玄又为之注’，是郑已自言，可信。吾乡黄文洁谓《孝经》郑康成注主今文，是京口刻本文洁犹及见之，今断句流传正是今文，又可信也。”用郑玄自言作注和唐人采信、宋人目见，证明《孝经注》可信。他还特别指出：“《礼·郊特牲》疏引肃难郑云：‘《月令》“命民社”，郑注云：“社，后土也。”《孝经注》云：“后稷，土也。句龙为后土。”郑既云“社，后土”，则句龙也，是郑自相违反。’甚矣，昺之疏也。”(27)寻出《礼记正义》引王肃难郑言及《孝经注》，堪称一大发现，后人纷纷采用，对刘氏验十一给予致命一击。

针对刘知几的十二验，清儒更纷起反驳，屡加辨析。经初步统计，情况如下：

可见，郑珍、皮锡瑞、曹元弼对刘知几作了全面批驳，钱侗、侯康、潘任反驳也很集中。从各家批驳的内容与力度看，以钱、潘、曾、皮四人最为突出。

钱侗认为宋均《孝经纬注》所引“玄又为之注”、《春秋纬注》所引“为《春秋》《孝经》略说”，以及《大唐新语》所引《孝经郑氏序》，“皆当日作《注》之证”，继而分析说：“郑注《春秋》未成，遇服虔，尽以所注与之，《世说新语》实志其事，而云郑无《春秋注》，非也。《郑志》一书多为后人羼杂，隋唐所行已非原本，所记容有脱漏。赵商撰郑碑铭具载诸注、笺亦不言注《孝经》者，犹《后汉书》本传叙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诸书，而唐史承节碑乃多《周官》而无《论语》，俱载笔者偶然之疏，岂得据墓碑、史传，并谓郑无《周官》《论语注》乎？”(28)钱侗从刘知几验七、验八和《世说新语》中找出力证，又以原书脱漏、记载疏失解释《郑志》诸书、各种碑铭何以不载郑注《孝经》，言之成理，后来各家纷起仿效或援引。潘任承严可均之绪，“就严氏所未及以广证之，又得其十五证”，辨论《孝经注》出自郑玄，对刘知几疑难予以圆满解答。其中关于《晋中经簿》著录《孝经郑氏解》而不明言郑氏名玄，他辨析说：“考《释文》于《毛诗》、《三礼》皆称郑氏，贾公彦《周礼》《仪礼疏》，孔颖达《礼记正义》、《毛诗正义》，皆称郑氏而不名玄，可知诸经中专称郑氏者甚多，亦不足致疑。”(29)举出中国古代学术基本史实，对刘氏验五可谓釜底抽薪。曾朴鉴于“刘知几之十二验，国朝钱侗、严可均等驳之甚详，惟第十一、十二两验无驳”，专门就此两验作驳。他依据《晋书·礼志》，考明东晋元帝太兴年间立过《孝经》郑氏博士，“刘知几乃谓魏晋之朝无有此说，至魏齐始立学官，误矣。然则博士且立，即不必有撮引之证，而刘说自破”，(30)对刘氏第十二验的驳斥最为有力。对刘氏第十一验的反驳，清儒多举《郊特牲》孔疏为证，皮锡瑞则从《孝经注疏》发现新证：“《圣治章》疏曰：‘郑玄以《祭法》有周人禘喾之文，遂变郊为祀感生之帝，谓东方青帝灵威仰，周为木德，威仰木帝。以驳之曰：按《尔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薶。又曰：禘，大祭也。谓五年一大祭之名。又《祭法》祖有功，宗有德，皆在宗庙，本非郊配。若依郑说以帝喾配祭圜丘，是天之最尊也。……若帝喾配天，则经应云禘喾于圜丘以配天，不应云郊祀后稷也。’案：‘以驳之曰’以下，是王肃驳郑之语。肃引《孝经》驳郑，确是驳《孝经注》。邢疏于下文亦谓是《圣证论》，则‘以驳之曰’上必有脱误。黄干《仪礼经传通解续》引《孝经》邢疏‘以驳之曰’上，多‘韦昭所著，亦符此说。唯魏太常王肃独著论’十七字，文义完足，所据当是善本，今本邢疏乃传刻讹夺耳。子玄生于唐时，《圣证论》尚在，乃漫不一考，且谓魏晋朝贤无引《孝经注》者，王肃岂非魏晋人乎？”(31)他对检《孝经注疏》、《仪礼经传通解续》，断定王肃《圣证论》确曾攻驳郑玄《孝经注》，责斥刘氏信口胡言，立说确凿难移。

总之，陆澄等提出东晋以前官私记载未明言郑玄注《孝经》，是从《孝经注》外围搜集证据，经刘知几汇成十二验，看似理据充足，实多疑似之辞，“惜当时皆慑其名学，谓必不误，都无抵其巇而破之者”(32)，司马贞即针对刘氏“行孔废郑”之意，用力指摘孔《传》伪劣，未正面回应对郑《注》的疑难，竟使十二验流传千年。袁钧、严可均、钱侗、侯康、郑珍、潘任、皮锡瑞、曹元弼等前后相继，纷纷反驳，多能击中要害。不过书缺有间，各家辩驳中仍难免推测之论，因此若无上文各种内证，仅凭这些外证，难翻千年陈案。

三、补证：清儒对“郑小同注《孝经》”说的反驳

因《孝经郑注》历遭怀疑，王应麟所谓“郑小同注《孝经》”作为一种异说，得以流传后世，如明代胡爌《拾遗录》、清初朱彝尊《经义考》均有引录，否认郑玄注《孝经》的清代学者更直接采信，阮福还苦心论证“注《孝经》之郑氏当是小同无疑”。(33)清儒在考辨《孝经郑注》作者问题时，一并对“郑小同注《孝经》”说加以辩驳，为郑玄注《孝经》作了补证。

严可均辨析说：“小同，汉魏间通人，注本幸存，亦宜宝贵，然而旧无此说。《经典叙录》云‘世所行郑《注》，相承以为郑玄’，引晋穆帝集讲《孝经》云以郑玄为主。陆澄所见宋、齐本题郑玄注，《旧唐志》、《新唐志》称郑玄注，未有题郑小同者也。”(34)他以郑小同注《孝经》说始自宋代，因此以“旧无此说”及晋、唐间记载加以反驳。顾櫰三也对此种“后儒拟度之辞”作了分析：“小同所著有《郑志》十二卷，与玄弟子同撰集，又有《礼记》四卷，不言注《孝经》。……后为司马昭所鸩而死，距黄巾之乱相去甚远，不得云遭黄巾乱避难徐州注《孝经》也。”(35)从郑小同著述与生平入手，推断他未注《孝经》，更不可能遭遇黄巾之难，论证相当有力。皮锡瑞还另作推断说：“郑小同注《孝经》，古无此说。自梁载言以为胤孙所作，王应麟遂傅会以为小同。梁盖以《孝经郑氏解》世多疑非康成，故调停其说，以为康成之孙所作；又以序有‘念昔先人’之语，于小同为合，遂创此论。案：郑君八世祖崇为汉名臣，祖冲亦明经学……郑君之祖必有著述，序云‘念昔先人’，安见非郑君自念其祖，而必为小同念其祖乎？”(36)他提出郑玄可自念其祖郑冲，不必释作郑小同怀念其祖郑玄，实有正本清源之效。潘任则列举王肃《孝经注》与《孝经郑注》三处明显差异，指出：“此皆与郑《注》相违处，苟为小同注，则肃何必难之？”又据《公羊疏》两言何休解《孝经》与郑玄有异，以两家解《孝经》“资”字为例，指出：“一训资为取，一训资为人之行，是郑与何异义处，如为小同所注，安得云与康成异耶？”(37)他采用排除法，推论《孝经郑注》作者只能是郑玄，不可能为郑小同，理据较为充分。

四、结语：千年疑案有定谳

《孝经郑注》从东晋到唐初几度立学，通行于世，人无异辞。陆澄虽认为《孝经郑注》“不宜列在帝典”，却不被王俭依从，陆德明虽续加疑辞，仍说“未详是非”，直到刘知几设十二验断言郑玄不注《孝经》，“自后论者或疑小同，或疑康成胤孙，甚有据徐彦《疏》证为郑偁作者，纷纷聚讼，莫衷一是”。(38)《孝经郑注》作者之争延续千年，到清代又有众多学者继起论辩，惠栋、钱大昕、阮元、阮福等沿袭旧说，不信郑玄注《孝经》，而袁钧、陈鳢、严可均、钱侗、侯康、郑珍、潘任、曾朴、皮锡瑞、曹元弼等先后辩驳，寻出《孝经注》必属郑玄的种种内证，同时针对刘知几十二验逐一辩驳，击中其要害，又对郑小同注《孝经》说予以否定，力翻陈案，为清代郑学研究增添一道亮丽风景，也为后人深入观察清代汉学发展提供一则典型案例。

梁启超曾把清代考证学称作一场“继续的群众运动”，认为以考据为业的乾嘉正统学派“远发源于顺康之交，直至光宣，而流风余韵，虽替未沫，直可谓与前清朝运相终始”。(39)对《孝经郑注》的辑佚、疏证及其作者的考辨，始役自清初，大盛于乾嘉，毕功于晚清、民国，堪称一次旷日持久、具体而微的考证学“群众运动”。几代学人前后接力，淬厉精进，不仅最大程度恢复了《孝经郑注》的文本，还以确凿证据维护了郑玄的著作权。特别是几位学者针对陆澄、陆德明、孔颖达、王应麟的疑难，就《孝经注》与郑玄五经注的异同问题，以各种策略释疑解难：先是陈鳣承认郑玄各经注存在差异，袁钧另称《孝经注》与郑玄五经注“实未见其不同”，却未及细究，严可均接着论述郑玄群经之注本来有异，又具体考察《孝经注》与郑玄各经注“类不类，同不同”，既求其同(仅一例)，又释其异(郑玄解经有初定、后定之说)，为考辨工作指明了方向，此后，侯康、潘任、曾朴更求其同，例证增多，皮锡瑞再进一步，既深求其同(强调郑玄以礼注经的风格)，又尽释其异(论证郑玄注经先主今文、后主古文)，最后陈铁凡根据敦煌新材料，“以郑证郑”，尽释群疑。可见，在为郑玄注《孝经》作正面辩护的两百余年间，自陈鳣、袁钧云程发轫，经严可均创建基业，侯康、潘任、曾朴开拓奋进，至皮锡瑞底定大局，终由陈铁凡奏凯告成，后先相继，层累递上，彻底解决经学史上一桩千年公案，从而非常具体地展示出清代汉学持续发展的进程与后出转胜的成就。

注释：

①李隆基注、邢昺疏：《孝经注疏》卷首《孝经正义》。

②萧子显：《南齐书》卷三十九《陆澄传》；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一《叙录》。

③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十一《王制》。

④王溥：《唐会要》卷七十七，《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第7-13页。

⑤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七，《四部丛刊三编》景元本，第18页。

⑥分别见王鸣盛《尚书后案》卷一、《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五、《蛾术编》卷八与卷五十九。

⑦萧子显：《南齐书》卷三十九《陆澄传》；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一《叙录》；魏征：《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

⑧王鸣盛撰、迮鹤寿校订：《蛾术编》卷八，道光二十一年吴江沈氏世楷堂刊本，第12页。

⑨陈鳢：《集孝经郑注序》，乾隆四十七年裕德堂刊本，《孝经郑注》卷首“序”第1页。

⑩陈惠美点校、蒋秋华校订：《袁钧集》卷一，台北：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3年，第24页。

(11)严可均：《孝经郑注》，《丛书集成初编》本，卷首“叙”第1-2页，卷末“后叙”第1-3页。

(12)严可均：《孝经郑注》，第7页。

(13)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卷二，光绪十七年广雅书局刊本，第4页。

(14)潘任：《孝经郑注考证》，光绪二十年《虞山潘氏丛书》本，第1-4页，第9-10页。

(15)陈铁凡：《孝经学源流》，台北：“国立”编译馆，1986年，第153页。

(16)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卷三，《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2496-2498页。

(17)皮锡瑞：《师伏堂笔记》卷三，民国十九年长沙杨氏积微居刊本，第1页。

(18)皮锡瑞：《孝经郑注疏》，光绪二十一年师伏堂刊本，卷首“自序”。

(19)皮锡瑞：《孝经郑注疏》卷上，第24-25页。

(20)潘任：《孝经郑注考证》，第1页。

(21)蔡汝堃：《孝经通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56-57页。

(22)陈铁凡：《孝经学源流》，第154-159页；《孝经郑注校证》，台北：“国立”编译馆，1987年，“弁言”第7页。

(23)萧子显：《南齐书》卷三十九《陆澄传》；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一《叙录》。

(24)刘知几原文见《唐会要》卷七十七。

(25)郑珍：《郑学录》卷三，同治四年刊本，第12页。

(26)严可均：《孝经郑注》，卷首“叙”第2页，卷末“后叙”第1页；《孝经郑注考》，《铁桥漫稿》卷四，道光十八年四录堂刊本，第16-17页。

(27)陈惠美点校、蒋秋华校订：《袁钧集》卷一，第23页。按，袁钧误将刘知几说系于邢昺。

(28)钱侗：《重刊孝经郑注序》，《知不足斋丛书》本。

(29)潘任：《孝经郑注考证》，第1页，第10页。

(3)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卷三，第2498页。按，曾朴另谓《南齐书·礼志》有晋泰始七年祠部郎中徐邈议礼援引郑玄“郊者，祭天名；上帝者，天之别名也”云云，据此反驳刘知几第十二验，实有误。

(31)皮锡瑞：《孝经郑注疏》卷上，第11页。

(32)郑珍：《郑学录》卷三，第14页。

(33)阮福：《孝经义疏补》卷首，道光九年春喜斋刊本，第9-10页。

(34)严可均：《孝经郑注》，卷首“叙”第2页。

(35)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卷二，《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第2158页。

(36)皮锡瑞：《孝经郑注疏》卷上，第1-2页。

(37)潘任：《孝经郑注考证》，第6页，第9页。

(38)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卷三，《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第2496页。

(3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页，第46页。

(40)虞淳熙：《孝经跋》，吕维祺《孝经大全》卷二十二《表章通考》，《续修四库全书》本。

(41)曹元弼：《孝经学》，《续修四库全书》本。

(42)方宗诚：《柏堂集后编》卷五《吕忠节公孝经本义跋》，清光绪8年(1882)刻本。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