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士与道德——“儒”名再探

作者：林桂榛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正月二十日戊戌

          耶稣2018年3月7日

摘要：古人以“柔、濡、需、区”等释“儒”是取同韵字来解字，但以“柔”释“儒”非纯粹声训之故，汉唐间的“儒”字的确多有“优柔—柔弱”之义，其原因可能是礼乐儒生尤其是礼乐童生的生理特点、职业特点、行为特点与柔弱相关（相较当时尚武世情，礼乐之文即为柔弱之态）。“儒”是术士之称，故先秦时代操方仙之术的术士也称“儒”（秦皇所坑多属此类），但真正的儒士并非方仙之士。“师”本掌教“三德三行”，“儒”本掌教“六艺六仪”。“三德”即至［知］德、敏德、孝德，“三行”即孝行、友行、顺行，“六艺”即五礼、六乐、五射、五驭、六书、九数，“六仪”即祭祀、宾客、朝廷、丧纪、军旅、车马之容。“儒”本指擅长技艺尤文化技艺之人，儒家崇奉的周公或孔子就是多才多艺之人，而且尤其擅长礼乐、重视礼乐。“儒”作为“术士之称”，从职业范围或从业特点来说，它相当于古人说的“四民”中的“士”，是以社会型技术、技艺去服务社会的人。“儒”的原始及主要本相在文化技艺、人文技艺，不在其他边缘特点或特征。

一、儒是术士之称

“儒”字小篆写作“”，从人从需，字形字义上是与“需”相关的人（“需”字本义是什么，学界有争议）。《墨子·非儒下》记载孔子时代的晏子对齐景公说“夫儒，浩居［傲倨］而自顺者也”，东汉时代许慎的《说文解字》（简称《说文》）说“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许慎《说文》对“儒”的定义有两层含义：一是“儒，柔也”，二是“儒，术士之称”。

（一）儒，柔也

“儒”如何既有傲倨之态又有柔顺之义？比许慎晚60年左右的东汉郑玄说：“名曰《儒行》者，以其记有道德者所行也。儒之言优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说：“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礼记·儒行》注）唐代孔颖达说曰：“案下文云‘儒有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搏猛引重不程勇力，此皆刚猛得为儒者。但儒行不同，或以逊让为儒，或以刚猛为儒。其与人交接常能优柔，故以儒表名。”（《礼记·儒行》孔颖达疏）南朝皇侃注《论语》“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说：“儒者濡也，夫习学事久则濡润身中，故谓久习者为儒也。”

佛典常将梵语“摩纳婆”汉译为“儒童”，唐代玄应《众经音义》注曰“儒，柔善也”、“谓輭软也”（一作柔愞，愞即懦，輭即软）。唐代王冰注《黄帝内经》“枢儒”时说“儒，顺也”。可见“儒”有“优柔—柔弱”义是汉唐间的概念常识。故清代学者王先谦《释名疏证补》说：“凡从需之字多有弱义，孺弱、儒弱、懦弱、濡弱皆是濡，则未有不弱者。《礼·儒行》疏亦云‘儒者，濡也’。”《说文》、《广雅》、《广韵》皆说“儒，柔也”，唐陆明德《经典释文》卷二十曰：“懦，怯懦也；又作儒，弱也。”此是以同音或叠韵的“柔—弱”来释“儒”。

据《诗经》的押韵诗句，可知古时候“柔—求—休—牛—遒”等字同韵，而古时候“儒—需—休”等又同韵，那么“儒—柔”亦同样叠韵或同音。西汉韩婴《韩诗外传》说“儒者，儒［需］也，儒之为言无也，不易之术也”，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说“儒者，区也，言其区别古今……”，皆是以同音或叠韵字来解释“儒”字。许慎的《说文》和后一百年左右刘熙的《释名》都喜欢以同音或叠韵字来解释另一字，如说“政，正也”、“阳，扬也”等。

（二）儒，术士

西汉扬雄在《法言·君子》说“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且该“儒”、“伎”字下各有古注曰“道业深与”、“伎艺偏能”（偏即徧，徧即今遍）。唐人颜师古注《汉书·司马相如传》“列仙之儒”曰：“儒，柔也，术士之称也，凡有道术皆为儒。”清代学者俞樾《群经平议》解释《周礼·地官司徒》“儒”字说：“儒者，其人有伎术者也。”（伎本指有才艺之人，如同妓本指有才艺之女子。）

《说文》说“儒，术士之称”是正确的。“术”就是技艺、技术、术艺的意思，“士”指行事、能事、任事的人，“术士”就是指有技艺、技术而能行事、任事的人。所以，汉代郑玄注《礼记》说“术，犹艺也”，宋代《广韵》则说“术，技术”，宋代《集韵》说“术，一曰技也”。而《说文》、《春秋繁露》皆曰“士，事也”，《白虎通义》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士”本指能行事、任事的人，尤其是指凭技艺、才干而出入境内外地帮君主、主人等干事、任事的男子，后来就衍变为“男子行成之大称”、“男子成名之大号”、“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谓之士”、“凡习学文武者为士”、“谓讲学道艺者”等义[①]。

二、柔与礼乐童生

（一）童乐生

《说文》说“儒，柔也”虽是取同音或叠韵字来解释“儒”字，但其实解为“柔也”还是有深刻含义的。许慎之所以说“儒，柔也”，笔者以为极可能是因为秦汉时代的儒生、儒士的基本标志是必须通礼乐，而且祭祀等场合的礼乐仪式、礼乐活动多用青年儒生作为仪式人员；而这些青年礼乐生或童子礼乐生，其礼乐动作及身段仪态自然与“柔”相关。而且相较当时尚武之世情，礼乐之文即为柔弱之征无疑。

所以《说文》说“儒，柔也”，大概是从儒家礼乐生的“职业特点”去理解“儒”的（朱熹注《论语》“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曰“儒，学者之称”）。我们看看《史记》、《汉书》关于使用众多童男童女来参与祭祀之礼乐活动的记载，或许《说文》从礼乐以及从礼乐童生去理解“儒”并不为过：

（1）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儛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肄旧而已。……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暤》，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论。（《史记·乐书》）

（2）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乐沛，以沛宫为高祖原庙。高祖所教歌儿百二十人，皆令为吹乐，后有缺，辄补之。（《史记·高祖本纪》）

（3）……其年，既灭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上善之，下公卿议，曰：民闲祠尚有鼓舞之乐，今郊祠而无乐，岂称乎？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乐，而神祇可得而礼。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于是塞南越，祷祠泰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箜篌瑟自此起。（《史记·孝武本纪》）

（4）初，高祖既定天下，过沛，与故人父老相乐，醉酒欢哀，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至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为员。文、景之间，礼官肄业而已。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汉书·礼乐志》）

《论语·先进》记载了孔子所赞赏的曾点（字皙，曾参之父）之语：“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对此，东汉王充《论衡·明雩》认为此“冠者—童子”是祭祀时的礼乐生，他说：“《春秋》鲁大雩，旱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祷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解祸矣。鲁设雩祭于沂水之上……冠者、童子，雩祭乐人也。”这就很能证明前述“儒—礼乐—礼乐生”的关系推测或关系描述。

基于这种礼乐童生的礼俗，那么《史记·乐书》说“童者舞之”、《史记·秦始皇本纪》说“于是遣徐市（即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说“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耶”就好理解了。这些童男童女的使用是具有“仪式意义—礼乐意义”的，所以至今孔庙祭祀用的乐舞生仍然是童子，而且教授这些童生礼乐的必是擅长礼乐技艺与礼乐制度的儒家学者为主。《礼记·曲礼下》说：“凡挚［贽］，天子鬯，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挚匹，童子委挚而退。”这种拿着礼物（贽，zhì）进退的童子，其实也是礼乐童生一样的角色。

（二）儒与需

“儒—需—柔—休”古音是叠韵的，《说文》说“儒”字“从人，需声”固然未错。但“儒”的“需”部不仅有声部意义，还同样有语义意义，如同“政”字的声与义都在“正”符一样[②]。

“儒”字的“需”符有何含义呢？“需”怎样决定了“儒”的含义呢？“需”今读xū，但古读xū或rú，或又读nuò或ruǎn；读nuò、ruǎn是懦、软之义，其他则多解为“须也”、“待也”之义[③]。《说文》说：“需，𩓣也，遇雨不进，止𩓣也。从雨，而声。《易》曰‘云上于天，需’。”“需”字金文写作“”、“”等，小篆写作“”、“”，一般解释是“需”字造字是取自“人求雨”之象，所以“需”有求雨、求待之意，“儒”即求雨之人、祭祀之人的意思，字形上看这么解未必错。

但清代段玉裁（龚自珍的外祖父）解释《说文》“需，𩓣也”时说“䇓—须”是假借相通，都是“待也”的意思。段氏《说文解字注》说：“䇓者，待也。以㬪韵为训，《易》彖传曰‘需，须也’。须即䇓之假借也……皆待之义也，凡相待而成曰需……‘而’为迟缓之辞，故从而。而训须，须通䇓，从‘而’犹从‘䇓’也……云上于天者，雨之兆也。宋衷曰：‘云上于天，需时而降雨。’”照段氏解释也颇通，“需”字古代有迟疑、等待的意思，也有欠缺、不足的意思，今多有需求、需要的意思。

（三）儒与偄

古人又认为“儒—偄—濡”同义。濡是沾湿、滋润的意思，前引古人说“儒者，濡也”，是“儒”字本有濡润身心之义。偄现今读ruǎn，是懦弱、软弱的意思。《康熙字典》说：“儒又与偄同，《隶释·鲁峻孟郁碑》儒作偄。”清代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鲁峻碑》‘学为偄宗’，以偄为之，《衡方碑》‘少以濡术’，以濡为之。”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偄，与懦、儒二字略同而音形异。”可见“儒—偄—濡”三字是相通互用的，故清代郝懿行《证俗文》曰：“以儒为柔，是值文弱书生之号尔，故《隶释·鲁峻孟郁郭仲奇碑》‘儒’并作‘偄’，《说文》“偄，弱也”，《唐韵》‘奴乱切’。”

胡适1934年《说儒》一文说“需—耎”相通（或形近通假），“耎”读ruǎn或nuò，其义分别是软、懦，所以从需的“儒”有软懦、软弱义。他说：“‘需’字古与‘耎’相通，《广雅·释诂》：‘耎，弱也’。耎即是今‘輭’字，也写作‘軟（软）’字。‘需’字也有柔软之意……需即是柔耎之耎。柔软之需，引申又有迟缓濡滞之意……凡从需之字，大都有柔弱或濡滞之义……大概古时‘需’与‘耎’是同一个字，古音同读如‘弩’，或如‘糯’。”“‘儒’本来是亡国遗民的宗教，所以富有亡国遗民柔顺以取容的人生观，所以‘儒’的古训为柔懦。”[④]胡适此解从文字训诂尤其声训上看有一定道理的，但从儒者所从事的职业或工作来说，则不如从“儒—礼乐—礼乐生”去解释更近乎“儒，柔也，术士之称”的真相。

三、儒与六艺之术

“儒”是“术士之称”，故先秦时代操方仙之术的术士也称“儒”（秦皇所坑多属此类），但真正的儒士并非方仙之士。《周礼·天官冢宰》说到九种治理邦国百姓的官职或职业，其中第三、四种分别是师、儒。东汉郑玄注《周礼》时说：“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此师氏、保氏即《周礼·地官司徒》里说的师氏、保氏。《周礼·地官司徒》说师氏掌教“三德三行”[⑤]，保氏掌教“六艺六仪”，他们地位很高，“凡祭祀、宾客、会同、丧纪、军旅，王举则从，听治亦如之”。另外，《礼记•文王世子》说：“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其论师氏的职责与《周礼》相同，论保氏的职责又与《周礼》有异。

（一）六艺六仪

东汉蔡邕（蔡文姬之父）《明堂月令论》说“师氏教以三德守王门，保氏教以六艺守王闱”，那么“儒”即保氏所掌教的“六艺”甚至“六仪”是什么呢？《周礼·地官司徒》说：“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又说：“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

此《周礼·地官司徒》的“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六术（《周礼》两次出现“六艺”概念，一次如前引，另一次直接释“六艺”为“礼乐射御书数”），《周礼·地官司徒》细分该六术为“五礼—六乐—五射—五驭—六书—九数”共计36类技术。郑玄（字康成，约127—200年）曾引郑众（字仲师，约？—83年）的解释如下：

五礼：吉、凶、宾、军、嘉也。六乐：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也。五驭：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九数：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赢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勾股也。

那“六仪”又是什么呢？郑玄先引郑众的解释，然后又列自己的解释，分别如下：

（1）祭祀之容：穆穆皇皇。宾客之容：严恪矜庄。朝廷之容：济济跄跄。丧纪之容：涕涕翔翔。军旅之容：阚阚仰仰。车马之容：颠颠堂堂。

（2）祭祀之容：齐齐皇皇。宾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济济翔翔。丧纪之容：累累颠颠。军旅之容：曁曁詻詻。车马之容：匪匪翼翼。

《大戴礼记·保傅》说：“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史学家吕思勉解释说：“予谓诗、书、礼、乐、易、春秋，大学之六艺也；礼、乐、射、御、书、数，小学及乡校之六艺也。”[⑥]大六艺即“《诗》—《书》—《礼》—《乐》—《春秋》—《易》”六种经术，西汉贾谊《新书·六术》所谓“……以与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小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周礼·地官司徒》所谓“……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周礼·地官司徒》还提到“安万民”的“本俗六”，其中第三、四、五条分别是“联兄弟—联师儒—联朋友”，郑玄注曰：“连，犹合也。兄弟，婚姻嫁娶也。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同师曰朋，同志曰友。”郑玄以“教以道艺者”为师儒，就类似颜师古说“凡有道术皆为儒”，且俞樾《群经平议》说“师者，其人有贤德者也；儒者，其人有伎术者也”。由此看来，师是教道德的，儒是教技艺的，故有人说：“师与儒都是教师，所不同的是，‘师’是负责道德品行教育的教师，而‘儒’则是负责专业知识、专门技艺教育的教师。”[⑦]——今人多以为“师”是教知识与技能的，“儒”是教伦理道德的，但古代的概念正与此相反，“师”反而是教道德品行的，“儒”才是教知识技能的。

明白了“儒”本来就是指擅长技艺尤其是指擅长文化技艺的人，那么“儒—礼乐—礼乐生”的关系以及《说文》“儒，术士之称”的定义，就非常浅显易明的了。所以，相传系孔子第8代孙孔鲋（字子鱼）所著的《孔丛子》一书就记载孔子第6代孙孔穿（字子高）这样答平原君“儒之为名何取尔”之问：“取包众美，兼六艺，动静不失中道耳。”（《孔丛子·儒服》）孔鲋的这种解释，同样是强调“儒”是精通“六艺”的技能之士（技士）而已。

（二）礼乐儒术

《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之父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说：“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又说：“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这也说明“儒—儒士—儒家”主要是精通“六艺”尤其礼乐方面的技士。而《史记》的如下记述，更能证明儒家擅礼的特点：

（1）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拘谨貌）。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史记·货殖列传》）

（2）今上即位，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仪，十余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万民和喜，瑞应辨至，乃采风俗，定制作。上闻之……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太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云。（《史记·礼书》）

（3）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伺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皆废。（《史记·封禅书》）

（4）（文帝）即位十余年，时五谷丰熟，百姓足，仓廪实，蓄积有余。然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净无为，以故礼乐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苟温饱完给，所谓治安之国也。（《风俗通义·孝文帝》）

《荀子》、《韩诗外传》、《孔子家语》等记载孔子与鲁国的国君交流时说人有五类，分别是“庸人—士—君子—贤人—大圣”。国君问“士”是怎样的人的时候，孔子说：“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率也；虽不能遍美善，必有处也。”（《荀子·哀公》）意思是“士”是虽然未必掌握所有道术，虽然未必达到完全美善，但也一定有所循（循道术），一定有所处（处美善）。这说明儒士是追求美善、持用道术的，甚至是以道术去实现美善，如孔子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四、何谓“道术”

“道术”这词在古代较常见，儒家、墨家、法家、杂家等都用，甚至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阐发过“勾股定理”的《周髀算经》都说“道术”：“夫道术，言约而用愽者，智类之明。问一类而以万事达者，谓之知道；今子所学，算数之术，是用智矣，而尚有所难，是子之智类单。夫道术所以难通者，既学矣，患其不博。既博矣，患其不习。既习矣，患其不能知。故同术相学，同事相观。……”

《周髀算经》这段话是强调一般的算数之“术”的智慧并不能达到知晓“道”的境界或状态（道的境界或状态是“问一类而以万事达”），但也强调“道—术”属不同层次但又相关的关系。这种关系，用《庄子》里“庖丁解牛”故事里的庖丁之语来说，就是“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的“由技入道”的道理。此“道”，并非是指抽象的存在实体，而是指高超的状态，是在“术”中达到或以“术”去实现的高超状态，尤其是技术上“游刃有余”或“炉火纯青”的高超状态。

（一）何谓“道”

“道”小篆写作“”，金文写作“、、、”等。“道—衜—衟——”属同一字。从“首”表示人或引导者（故道字有導［导］的意思），又从“彳止”（即辵）或“彳亍止”（即辵亍），且该“止”即“之”义，如同古文里的“吾欲之南海”的“之”，表示去、往的意思。《说文》曰：“道，所行道也。从辵从𩠐。一达谓之道。”辵即辶，𩠐即首，达即《说文》解释为“行不相遇也”，“一达”就是一个行进方向。“道”字初义指人所行进的路向、轨迹，后引申指事物运行发展的轨道、法则等，故郭沫若说：“道字本来是道路的道，在老子以前的人又多用为法则。”[⑧]

（二）何谓“术”

“术”本作“术”，《说文》说“术”有“道”的意思，正是从“彳亍”所致，或许也是都从“彳亍”的“术”（）与“”（）通假使用所致。从“人”的“”与从“首”的“衜（道）”完全同义，所以“行—道（衜）——術（术）”数字同义或近义，所以《尔雅》曰“行，道也”，《周易》“日月之道”在马王堆《帛书周易》写作“日月之行”，《后汉书》“日月之術”又写作“日月之行”。——“术”本字写作“术”以及与“行—道”二字意义相同或相关，正证明“术”字实既有动态“行”义，也有轨迹“道”义（引申为法则），所以古人的“道术”一词既是“行术”的意思，也有“法术”的意思，甚至“武术”也称“武道”，“茶艺”也称“茶道”等。

《说文》说“儒，术士之称”，又说“士，事也”。孔子说“志于道……游于艺”（《论语·述而》），又说“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率也”（《荀子·哀公》）。唐颜师古说“凡有道术皆为儒”（《汉书·司马相如传》注），清俞樾说“儒者，其人有伎术者也”（《诸子平议》）。可见儒者、儒士、儒家就是有技艺、道术的“能人”、“达人”，而且必须是“有术”且“有道”，且“道—术”关系是庖丁说的“好乎道，进乎技”的“由术入道”之关系，其实也就是一如儒家说的“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礼记·乐记》）的“德—艺”关系一样。

（三）道术与德行

《管子·君臣下》说“道术德行出于贤人”，王符《潜夫论·务本》说“遂道术而崇德义”。“道术”与“德行”或“德义”又是相关的，故《礼记·曲礼上》曰“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唐孔颖达疏曰“道者通物之名，德者得理之称，仁是施恩及物，义是裁断合宜”、“教谓教人师法，训谓训说义理”，又曰“道是通物，德是理物，理物由于开通，是德从道生，故道在德上。此经道谓才艺，德谓善行，故郑注《周礼》云‘道多才艺，德能躬行’，非是《老子》之‘道德’也。”郑玄注《周易乾凿度》“管三成为道德苞籥”句则曰：“管，统也；德者，得也；道者，理也；籥者，要也。”

可见“道”是事物之理或通物之才艺，“德”的得理或理物之善行，而且要圣贤之“教训”才能保障“道德”之推行，故西汉贾谊《新书·保傅》说“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礼记·乐记》、《管子·心术上》曰“德者，得也”，《释名·释言语》曰“德，得也，得事宜也”，郑玄又注《周礼》“以三德教国子” 曰“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朱熹注《论语·述而》曰“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又注《论语·学而》曰“德者得也，行到而有得于心者也”。

子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论语·子张》），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儒家重术，也重道，亦重德，故孔子坚信“君子怀德”、“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坚称“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又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不同，不相为谋”、“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等等。

五、儒家之技能

孔子在世的时候，有人评价孔子为“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意思是说孔子博学多能，但并没有什么突出成就。对此，孔子回应说：“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论语·子罕》）孔子还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可见孔子深谙于“执御—执鞭”这种赶车驾车技术，以致于他非常自信地认为可凭此糊口养家。所以孔子活在21世纪的话，他也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哥”职业的（开出租车）。

（一）多才多艺

《史记》等记载，父亲早亡的孔子出身“贫且贱”，但他17岁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博学有名，所以鲁国大夫孟釐子遣其儿子孟懿子等人“往学礼焉”于孔子。到中晚年的时候，孔子被视作是几乎无所不知的“圣人”，弟子们更是服膺和崇敬有加：颜回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论语·子罕》）；子贡说如日月“无得而逾焉”，所谓“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下之不可阶而升也……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论语·子张》）；孟子评价孔子为“出类拔萃，生民未有”（《孟子·公孙丑上》）和“金声玉振，圣集大成”（《孟子·万章下》）；司马迁则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很崇拜周公，曾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常梦见周公是因他非常崇敬周公的才艺及靠才艺建立的不朽功业，所以孔子曾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论语·泰伯》）。周公多才是事实，《史记·鲁周公世家》说“旦巧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王发不如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汉代《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逮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贾谊《新书·礼容语下》说“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不敢怠安，蚤兴夜寐，以继文王之业，布文陈纪，经制度，设牺牲，使四海之内，懿然葆德，各遵其道”（实周公辅佐成文而得）。

曲阜孔林的明代孔子墓碑上写着“大成至圣文宣王墓”几字，曲阜孔庙孔子神位牌写着“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几字，所以孔子的最高称号是“至圣”，意为“最圣的圣人”[⑨]。孔子在世时，有人问子贡：“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回答说：“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论语·子罕》）但孔子于此坚决否认自己是“圣”或“圣人”，只谦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论语·子罕》）、“吾不试（被用），故艺（学艺）”（《论语·子罕》）、“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只承认“我非生而知之者”、“敏以求之”（《论语·述而》）、“学而知之”（《论语·季氏》）、“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

其实古代官方推崇的“圣人”或“先圣”最初不是孔子，而是孔子崇拜的周公。汉代郑玄注《礼记·文王世子》“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时就说“先圣”是指周公或孔子，周公的地位自然高于孔子。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学校考》说：东汉第二位皇帝汉明帝的永平年间（58—75年）开始，各级学校释奠礼（祭祀礼）所祀的“先圣—先师”是周公、孔子，到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年）仍然明确规定“先圣”是周公，孔子是一个配祀角色，由此可见唐代之前周公地位都高于孔子。

据《文献通考·学校考》，唐太宗贞观年间“先圣—先师”就分别改为孔子、颜回了，唐高宗永徽年间又恢复为周公、孔子，唐高宗显庆年间复改为孔子、颜回。唐玄宗开元年间不仅“先圣—先师”为孔子、颜回，而且颜回也升级为“亚圣”。南宋朱熹《四书集注》同样称颜回“亚圣”，孟子是“亚圣之次也”。东汉赵岐《孟子题辞》赞孟子是“命世亚圣之大才”，但孟子被官方称为“亚圣”实是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的事了，并后来形成“至圣孔子—亚圣孟子”即“孔孟”同称同举之评价格局。

“先圣”本指多才多艺的周公的历史真相，以及孔子时代将“圣者”与“多能”联系起来的历史事实，确切地说明了儒家对“才艺”的推崇，“才艺”尤其是“六艺”实是儒者的标志！《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儒者以六艺为法”，又说孔子是“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正是不离“六艺”来谈孔子或儒者的能力与贡献。儒家主要是传授“六艺”之学的，六艺分小六艺、大六艺两种，小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周礼·地官司徒》），大六艺指“《诗》—《书》—《礼》—《乐》—《春秋》—《易》”六种经术（贾谊《新书·六术》）。

小六艺是先秦时代儒士所须掌握的最基本的为“士”之技能。但其实孔子才艺除了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外，孔子还有其它诸多才能。《论语·先进》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是在罗列孔子的弟子里最擅长美德、言辞、政治、文献的四类名单，这就反映了孔子也擅长美德、言辞、政治、文献之类，而且这在《论语》、《史记》是有明确记载的。所以，当时的人会赞叹孔子是“圣人”，真是因为他何其博学多才！

（二）尤擅礼乐

无论将儒家或儒学的开创者定为孔子还是周公，周、孔都是多才多艺的，而且尤其擅长礼乐，故《孔丛子•嘉言》记载孔子去周朝都城洛阳学习时，苌弘对刘文公说孔子象圣人，且现在是“尧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坠，礼乐崩丧，其亦正其统纪而已矣”，孔子后来回应说：“吾岂敢哉！亦好礼乐者也。”此即是以弘扬礼乐自居。至于周公，《史记》说周公“多材多艺，能事鬼神”就自然涉及礼乐，而且“制礼作乐”一直被视为周公的卓越历史贡献，故《礼记·明堂位》说：“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

祭祀周公的周公庙有三座，各在山东曲阜、河南洛阳、陕西岐山。周公封地鲁国曲阜的周公庙现东西围墙处还各有一座明代石坊，题额曰“经天纬地”、“制礼作乐”。周公主持营造的东都洛阳，其周公庙有楹联曰：“礼行四海经纬天地，乐奏八方震古烁今。”而周朝的发祥地陕西岐山的周公庙有清代楹联曰：“制大礼作大乐并勘大乱大德大名垂宇宙，训多士诰多方兼膺多福多才多艺贯古今。”这些石坊题额、门楼楹联都生动总结了周公的礼乐贡献。“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礼，治定作乐，礼乐者，行化之大者也。”（《说苑•修文》）辅佐周王的周公的功业与礼乐是密切相关的！

孔子非常推崇周朝、周公“制礼作乐”的成就，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后周公五百年左右的孔子时代已是“礼崩乐坏”，史书记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史记·孔子世家》），“周室陵迟，礼崩乐坏，诸侯恣行，竞悦所习”（《风俗通义·声音》），以致于周王朝精通音乐的乐师们流散到齐楚秦蔡诸国以及黄河、汉江下游和东方海滨了：“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论语·微子》）所以喜爱礼乐的孔子以振兴礼乐文明为己任，“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文之以礼乐”（《论语·宪问》），最终成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孔子精通音乐欣赏，他曾经跟鲁国的大乐师交流音乐时说：“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孔子不仅精通音乐欣赏，而且还精通音乐创作。孔子流亡到卫赵之间时，曾创作过古琴曲《陬操》（即《将归操》）：“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乃还息乎陬乡，作为《陬操》以哀之。”（《史记·孔子世家》）唐代《艺文类聚》引东汉蔡邕《琴操》说孔子还创作过古琴曲《猗兰操》，唐代韩愈《琴操十首》记录了《琴操》所载《猗兰操》的唱词：“习习谷风，以阴以雨，之子于归，远送于野。何彼苍天，不得其所。逍遥九州岛岛，无有定处。世人暗蔽，不知贤者。年纪逝迈，一身将老。”

胡适1934年《说儒》一文提出：“儒是殷民族的礼教的教士，他们在很苦难的政治状态下，继续保存着殷人的宗教典礼，继续穿戴着殷人的衣冠。他们是殷人的教士，在六七百年中渐渐变成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教师。他们的职业还是治丧、相礼、教学，但他们的礼教已渐渐行到统治阶级里了。……儒是一个古宗教的教师，治丧相礼之外，他们还要做其它的宗教职务……丧礼是他们的专门，乐舞是他们的长技，教学是他们的职业。……孔子是儒的中兴领袖，而不是儒教的创始者。”[⑩]这种探源，可以在先秦时代儒士多才多艺以及尤其擅长礼乐方面得到很好的印证，其中周公、孔子就是最大的典型。

（三）重视礼乐

孔子重视礼乐以及礼乐对于社会秩序的意义，所以《孝经》等记载他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他还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又说“为政”（理政）须注意礼乐，“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他“为邦”（治理邦国）的理想是恢复或光大周的礼乐文明：“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而他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此既反映了他对礼乐制度的了解，更反映了他对匡正礼乐制度、维护社会秩序尤其是政治秩序的迫切愿望。

因为重视礼乐，所以孔子学习礼乐、教授礼乐，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论语·子罕》记载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子路妻兄）之徒，颇受业者甚众。”汉代《风俗通义·孔子》记载：“自卫反鲁，删《诗》、《书》，定《礼》、《乐》，制《春秋》之义，著素王之法。”

孔子精通礼乐，重视礼乐，自然他就重视礼乐教育了。《礼记·乐记》、《礼记·祭义》说“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论语》记载：“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进》）“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这些都是强调礼乐必须贯穿于教育或修养，如此才能培养“成人”（完美的人，非指成年人）。

即使是礼乐教育，也是既要形式也要实质，否则必是孔子说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孔子说“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又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就是强调要“文—质”、“内—外”一致或相统一。

所以，《礼记·文王世子》记载说：“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记·乐记》说：“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又说：“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欣喜欢爱，乐之官也。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顺，礼之制也。”《荀子·儒效》则说：“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著名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朱光潜（1897—1986）《谈修养》一书更是从社会秩序与精神和谐的角度来谈礼乐的正面功能与价值，他说：礼的目的在规范仪表，“养成生活上的秩序（order）”；乐的目的在怡养情性，“养成内心的和谐（harmony）”[11]。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人性都差不多，但德性或操行是有差异的，所以社会既需要礼乐教养所成的秩序与和谐，也需要礼法管治所成的秩序与和谐，故《荀子·富国》说：“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乐有导引性，礼有规范性，礼可延伸到法。《礼记·乐记》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荀子·劝学》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礼记·乐记》又说：“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儒”作为“术士之称”，从职业范围或从业特点来说，它相当于古人说的“四民”中的“士”，是以社会型技术、技艺去服务社会的人。《汉书·食货志》“上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东汉徐乾《中论·谴交》曰：“执契修版图，奉圣王之法，治礼义之中，谓之士；竭力以尽地利，谓之农夫；审曲直形势，饬五材以别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

《汉书·艺文志》分析儒家的起源时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那司徒之官是主管什么的呢？《周礼·地官司徒》曾说“大司徒之职”是以三者“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对此，东汉郑玄注曰“贤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艺者”，唐贾公彦疏曰“有六德六行即为贤者，有六艺即为能者”。

可见，从儒家起源于司徒之官来看，儒家固然着重以技术、技艺、术艺来服务社会，但儒家也不脱离道、道德、贤德（《汉书·艺文志》说“留意于仁义之际”）。从郑玄、贾公彦之说，则“儒”本是“贤能”者之称，即掌握“六艺”之能加“六德六行”之贤，如此“贤德—才能”兼备者方可谓之“儒”。

注：

本文宣读于“首届儒家文化论坛”，2017.11.3—5，山东济南；未刊稿，部分古字网络版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