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什么经？怎么通经？致什么用？

作者：吕明烜（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来源：《原道》第32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正月廿六日甲辰

          耶稣2018年3月13日

近年来，经学研究俨然成为学界的热门。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经学、谈论经学、研究经学。这里，我想就经学研究谈谈自己的认识，请各位指点。

刚才黄铭老师谈到经学教育需要重视专经之学的深入，培习根底之学，我是非常赞同的。我们的经学研究，确实需要防止把经学简单地思想史化、经学史化。没有专经之学作为根底，而仅仅以思想史的方法解读材料、浮于表面地疏通派别源流，或许也能做出有特色的成果，但不免会削弱经学本身的特点与独特的问题意识。当然在此之外，我们也要防止经学的文献学化。文献研究能为经学打下重要基础，但是研究者必须清晰地认识到，在经学研究中，文献学、小学是手段而非目的，经学的大关怀不能被简单肢解为破碎的考据。以上两点，已得到一些学者的大声疾呼。毕竟重提“经学”，绝不是要去还原出一堆有待裁割的史料，而是期待一种返本开新的视野与立场——这是我们的共识，也是开出经学新路的契机。因此，虽然一段时间内，学界对经学承担的任务、经学展开的方式，会有争议和困惑，但在已经祭出的“经学大旗”下，经过一系列的讨论和研究，学界的看法必会渐渐趋同，而形成一些适合于经学特点的基本共识。培养根底之学，固然是我们当下的重中之重，涵养学问、训练眼力方能迎来经学复兴之新时代。但我想谈谈几个尚未被充分重视的问题，这些问题蕴含在今天的经学熏习中，或将在未来影响我们经学展开的质量，决定我们反本的深度，以及应时的力度。

众所周知，对晚清今文学的兴趣，在这一轮经学复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晚清今文学之所以成为当下的研究热点，是因为它反映了一代学人重塑经学、应对时变尤其是应对西学的积极尝试。晚清今文家着眼新时代，反思立学根本，祭出“通经致用”的大旗，对经典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诠释，打开了经学的新视野。今文家对“通经致用”的认识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受此启发，“经学”被重新提出、“政治儒学”方兴未艾、针对康有为的聚讼成为儒学领域近年来最重要的思想事件之一。今文家的“通经致用”激发了蓬勃的学术思考，然而，我们对于“通经致用观”本身的考察，却尚显薄弱。在我看来“通经致用”这个命题至少包括三个内涵丰富的重要问题：通什么经？怎么通经？致什么用？晚清经师对这三个问题的看法差异极大，而我们今天重塑经学，也必须直面这三个问题的挑战。

一、关于“通什么经”

“通什么经”即是讲明通经的内容。治经要有主经，以主经旁通诸经、传记。这是千年来先贤秉持的教训。泛泛地于初学时讲持平、谈兼主，不仅影响裁断的品质，而且容易钝化眼力的敏锐度。这一点已被部分学者意识到。各经之学自有家法，如先人讲“礼是郑学”、论《春秋》则应主董、何。经学史中上分今古、下别汉宋，何郑相攻、清末论辩历历在目，面对相似的课题，诸位经师的立论迥异，其根结无非在于诸经经教各有侧重，不同的经教引导了不同的应时策略。因此，选择接受什么样的经教，即通什么经，便显得特别关键。如上所言，当下，今文学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研读《公羊》成为时尚，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晚清经师改造经学，大大申发了《春秋》经义，三统三世夷夏之义被在新的意义上激活，成为应对时变的利器。相比古文学的训诂求实，晚清今学家特别看重今文学的“重义理”“讲改制”，以期利用今学的这些特点，实现经学在新时期的变通。今天，古今之变仍然是大课题，晚清学者没有充分完成的应时任务，今天的学者希望能继续有所突破。因此，如康有为、廖平等学者被重视，而其共同的《春秋》学背景，也启发者今人在《春秋》经传上下最大的功夫。

然而问题是仍然存在的，为什么是《春秋》而不是《周礼》？为什么是今学而不是古学？这或许在呼唤读经的当下不是大问题，但在不远的将来，在经学土壤充分得到培养后，这种问题或将逐渐浮现。古有何郑之争，近有康章之别，古文的传统，始终绵延于历史，召唤后进与今学相颉亢。近日今学兴盛，明日未必不会有持古文立场的学人提出高质量的异议。然而，当代我们治经学，自然无意于去还原无穷尽的今古文争斗，那么在通什么经的问题上，便隐含着经学开展的一大关节：通某一经的理由必须得到清晰说明，且这种说明不仅要讲明经的特色与时代意义、要对历史上的异议做出合理的诠释，更要对通经的方式予以方法说明。那么“通什么经”的问题，便与“怎么通经”的问题发生关联。

二、关于“怎么通经”

“怎么通经”即是讲明通经的方法。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一部分近代经师，其治经带有很强的判教意识。为了开宗立学，讲明经术，拉大与异论的差距，他们大量使用辨伪的手法，甚至不惜将这种判别深入进五经层面，在大经大典中判别伪作。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经学系统，但也破坏了经典体系的稳固性。

今天我们治经学，在研制专经、培养根底的过程中，只要下功夫钻研就能有所收获，“怎么通经”的焦虑并不明显。然而问题在于，在以一经通向群经的过程中，学人该如何矫正自己的治学坐标？也就是说，接受专经之学的训练后，一位学者该如何处理面对来自它经的异论呢？我们是要承认诸经之学都可自立旗帜，还是要在经的领导权上再展开一场大战？就今天来讲，学界治今学的风气较盛，上文已经说到，读《春秋》、讲《公羊》者不在少数，学者希望在这样的立场上引领经学的重建，无疑是当下最值得注意的研究前沿。然而，想要真正完成重建，就必须在经学的框架中给出通今文《春秋》之优先性的充分说明，而这种说明所要回应的，便是如何认识郑玄的遍注群经、特重《周礼》，如何认识朱熹的博学通经、升格“四书”，如何应对当今可能出现的与这些传统一脉相承的认识。而说到底，则是需要对诸如《周礼》与《王制》，《公》《谷》与《左氏》这些大经大典在礼制、义理上的差异，提出一个有效的诠释方案、解决方法。

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我们是否还要延续康有为的判教方法？我想，尽管小范围的判教、攻伐不可避免，但是一定要警惕，不能把强烈的辨伪判教意识上升到十三经的大本层面。这里廖平的教导倒是值得参考，尽管他一变时严分今古，二变时更率先提出刘歆伪造说、创作《周礼删刘》，但是进入三变以后，廖氏迅速调整了工作重心，系联三传，区别诸经的小大层次。在他看来，经典的系统性是其整全性的基石，破坏了系统性，将严重消解经学的权威感。我们要在经学不尊的今天重建经学，在处理经典的系统性时更应该改谨慎小心。尽管诸经中礼、义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也确实要有辨析取舍，但是这种辩义、系联不能演变成激烈的伐异，更不应极端化为偏激的判伪、裁割。如此，才能时刻有意识地矫正经学建设的坐标，保证有品质的经学稳步推进。

三、关于“致什么用”

“致什么用”即是讲明通经的现实关怀。“致用”自然是经师的理想与目标。晚清学人改造经学，是为了应对三千年之大变局，而今天我们重建经学更是为了承担时代使命、回应现实问题。不过，经学施展的场域，与其致用方式是需要得到划清、讲明的，这便是“致什么用”的问题。我们需要不断思考，经学能够致什么用？应该致什么用？不得不说，近年经学复兴，所伴随的背景，是政治哲学的热潮。在习惯了由心性通向政治的叙事之后，汉代经学侧重制度建设的特征，给学界带来了新鲜启示。不少学者正是抱着改善政治的理想走入经学的。而从热点话题来看，援引经义立法建制的主张，已经吸引了舆论的注意。一部分学者期待经学资源能在制度建设之中发挥重要作用。

我认为，政治当然是最重要的话题，制度建设也是重中之重。然而如何将经学展开为政治则是一个极其复杂操作问题。经学的施用绝非是直接把制度从经典搬到现实，也绝非通过诠释附会来文饰立法，我们的经学展开，绝对不能跳过中间培养人的那个重要环节。在我看来，制度由人应时而创，而经学的长处在于养人。今天，接受近代今文学教导的我们，对于泥古的危害，已抱有足够的提防。而在逐渐对守旧派的重视解读中，也已警惕起过度诠释引发的失据危险。照搬古制自然难以应对万千变幻，而单纯倚靠义理加持也易走入文饰现实的歧途。因此，唯有兼具古典关怀与现实眼光的人，才能切实有效地裁断当下。

经学致用，正应致养人之用。廖平有一段话说得好：“古人言通经致用，旧以为将经中所言施于政事，非也。无论古今时势不同，泥经败绩，试问古来经生，何曾有以功业见者？不流于迂疏，则入于庸懦。……经如陶范，心如金土，以经范心，心与经化。然后其心耐劳知几，包大含细，原始要终，举天下之大不足以乱其神，举事物之繁不足以扰其虑。周公所以致太平者，以其有制作之才；孔子所以言神化之效者，以其收博约之效。”（廖平：《经话（甲）》）经学陶养有政治眼力的学人，并期待学人能将所习与自己的应变能力相结合，开创出真正坚实有效的政治。以上所说是自己的一些想法，这些问题或许并非当下的热议，但是或将是我们几年后要面对的问题。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