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中国政治和文教精英们对中国国学的想法，是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想法，甚至是他们对整体中国文化的想法的一部分。这种态度受到西方关于“传统与现代化”的学说的影响很大。[1]

近一百多年来，西方的科技、工业、经济、军事力量突飞猛进，带动了整个西方文明登上了主导全球的霸权地位，对世界其他文明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这历史文化背景中，重视客体物化文化硬件的历史、文化、思想观念和理论盛极一时，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文化学、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论、乃至为很多中国知识份子所迷信的 “科学主义”(Scientism)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这种重视文化硬件的文化理论并未完全压倒西方宗教、精神、信仰、价值等文化软件在西方文化与文化理论中的地位；2009年美国新总统就职，还要在两千多年老旧的基督教牧师面前手奉老旧的宗教“圣经”宣誓，誓辞结语还说“盼上帝助我”（ “So help me God”）---按：欧巴马总统在公开宣誓典礼中因过于紧张把誓辞念错了，公开仪式虽继续完成，但当晚再白宫总统府内还要重新在牧师面前手奉圣经再宣誓一遍，才能就职（在美国是没有人敢公开宣传“把圣经丢到毛坑去”的，孙中山不敢，胡适也不敢）。2000多年前，柏拉图在《共和国》中认为哲学至高无上，“哲王”Philosopher-King；2000多年后，美国高校所有学术系科的最高学位仍名为“哲学博士”（Ph. D），仍旧是遵重这旧传统——也没有人说这是老旧过时的传统。这硬件和软件两种文化与文化理论在客体上虽然呈现成两极异化对立，但在西方文化传统和历史过程中却是属于同一或相连续的本体（Continuum）——连科学实证主义的老祖宗孔德都不否定这一点。一旦硬件文化和文化论在西方发展至饱和点而开始缓慢弱化，软件文化和文化理论，便即抬头了。[2]

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 ，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时代，也是在西方文化里文化硬件压低文化软件的时代。在形势比人强的情况下，中国不能不接受在强势西方文化中居强势地位的文化硬件 （从购买西方的现代武装的洋务运动开始）。这种移植过来的文化硬件，在中国本土主体中格义不清，便会被约化为西方文化的整体。把西方的硬件文化看作西方文化的整体，是20世纪初全盘西化说的根源。依照这说法，中国要在现代世界中生存必定要整体现代化（约化为全盘西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 西式文化的“不同”（主要是当时没有现代西式的文化硬件）便被约化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全球普世文化的不同或互相冲突的异类”；便被说成是“现代化的障碍，须要铲除”。中国文化的传统根源或基础如果和西方不同，这更要连根拔除。这想法进一步地约化，便是把中国的整体文化传统看作是现代化的阻力，须要革除。特别要指出的是：五四运动以来流传的“全盘西化论”，並不是现代西方学术界研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论点 （见前注，笔者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图书馆翻阅了二十多种西文关于“现代化”的研著，都没有发现“全盘西化”——total or complete westernization字样）——这只是中国知识份子和文化人作出的一句宣传口号。这句在学术上很不负责任的老旧过时的宣传口号，当前还是被很多“反传统”“反国学”的中国人拿来不断地宣扬。把西方文化约化为 “民主” 与“科学”，並偶像化为 “德先生”和 “赛先生”，更是很轻薄的话语，是对文化知识 庸俗化的歪曲，在学术上是很不负责任的行径。 

料想不到的是，现代化先进的西方国家在近百年来不但没有领导其他落后国家成功地现代化，反而本身遭遇到很大的挫折和难以解决的困难：如伤害很大的二次世界大战；随后而来（尤其在英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危机；大英帝国的衰落和继起的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动摇；落后地区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原西方殖民地人民的独立与动乱；乃至回教和阿拉伯世界与西方文化的冲突对抗——按：这种冲突对抗也是在西方很老旧的传统了；和更普遍性的现代工业科技对全球各地的负面影响（由贫富极度的差异，百年难复的环境污染和破坏，乃至可能毁灭全人类的大气温室作用等）。这都是西方现代化文化硬件所引发而无法收拾的。这导致了人们对现代化文明和上述现代化（或现代主义）理论的严厉批判和质疑，甚至“后现代主义” 者对现代主义的全面否定。[3] 相对而言，对本身文化传统极为保守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约1900-1940）和韩战时期之后（约1960-75），工商业突飞猛进，几乎超越美国，却不须要“打倒传统”（日本天皇万世一尊便是很老旧的传统了）；[4]　在越战期间兴起的“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星加坡），也都是对传统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学）比较保守和尊重的地区。[5]　而1980年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有惊人发展的中国大陆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态度也改为和缓、宽容、甚至支持。文化传统是现代化的阻力的看法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

1993年夏，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外交战略专家（美国哈佛大学奥连策略研究所所长）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外交事务》学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明的冲突》，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冲突的时代已成过去，即将来临的，是文明（或文化）冲突的时代，尤其是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以儒学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为主）冲突的时代。[6] 根据亨廷顿自述，这篇文章所引发的争论是《外交事务》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所发表的论文之冠；亨廷顿本人在这三年间曾受邀出席在阿根廷、比利时、中国、法、德、英、韩、日、卢森堡、俄国、新加坡、南非、西班牙、瑞士、台湾地区等地关于此论文的讨论会。他在1996年又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西方[文化] ：很独特但非普世的》，并且出版了一本题为《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整》的专书发挥他的论点。[7]

关于国际上不同集团阵营间的紧张对立、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的论析，多如牛毛。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之所以广受注目，在学术上的主要原因是他在通常国际关系分析中所注重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力量等“硬件文化”的因素以外，特别强调语言、宗教等属于“软件文化”因素的重要性。这回应了上面提出的，在西方文明中，文化硬件和硬件文化论发展至饱和点而开始缓慢弱化时，文化软件和软件文化论即重新抬头的事实。亨廷顿在上述文中还没有完全放弃以物质、经济、科技为基干的硬件文明进化理论观点。他在东西两大文明对垒中把伊斯兰教文化划入东方文明阵营，就是此观点使然。但他已扬弃单轨文化的进化观点（即是把整体文明的进化---现代化，约化为硬件文明的进化---西化），而认为世界上的各种文明可以保持本身的文化传统的特质而取得现代化的财经、科技、武装力量，无须西化也可以成为现代文明，因而导致未来世界性多元文明冲突的危机。这些论析，在亨廷顿1996年的专书中都有进一部的论述。要指出的是：亨廷顿的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对立冲突论，显然受了西方传统上对东方文明根深蒂固的偏见的影响。他的东、西文明观可以直溯至古希腊希罗多德的东、西文明观。[8]　亨廷顿本身的文明意识因而也证实了他认为世界上各个文化传统不会在现代化过程中改易的“本质主义” 论点。这“本质主义”和中国国内的“反传统”“反国学”的人是完全相反的。

亨廷顿本身其实也是属于西方文化硬件的学术阵营。他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整》专书第42页中，列举了构成个别具体文明的主要文化因子：“如语言、历史、宗教、风俗、制度等客观成分和个别文明中的人民对自身文明归属的主观认同。”粗看起来，似乎亨廷顿特别注重文化软件（如语言、历史、宗教、风俗）；但他书中对文化软体的讨论，仅止于此；其余全部是讨论这些文化因子所构成的各文明集团在国际对抗形势上的实力。亨廷顿虽然把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划归为西方文明的大敌，但全书对儒教和伊斯兰教的基本内涵和意义，完全没有讨论。书中特别讨论到语言时，注重的只是全球使用不同语言的人数的量化对比（尤其是使用英语和华语的人数）（页59-64）；而专门讨论宗教时，注重的也只是信教人群数目的对比（页64-66）。换言之，亨廷顿是把软件文化当作硬件文化来处理。他的论述主要是显明了“文化软体”（精神文化，文化传统）在当前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日益重要的地位---连亨廷顿这外行的人也不能不特别注重这命题，甚而一谈这问题便在全球战略论坛上出人头地了。[9] 而这却是刘泽华先生最近极为轻视的“软实力”。

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国的知识份子为了改革弊政，引进西方优势的硬件文化，以救亡图存的紧急需要，把西方文明和现代文化约化为一些通俗的宣传口号，或许可以谅解。但把学术作为宣传工具，把学理约化为庸俗口号，縦然所宣扬的道理很正确，对学术的真理使命已是严峻 的伤害，对百年树人的文教风习和实质更是沉重的打击。何况如上所论，这些言论对中西文化和现代化学理都缺乏应有的体认，而是一知半解，甚至是故意歪曲。时至今日，中国需要的不是这种宣传口号和由这种宣传心态引导出的假学术理论。


注释：

[1] 西方关于这方面的论述真的是汗牛充栋了，但大多是属于文化硬件的阵营的研著，如 《传统社会之现代化丛书》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societies series（ Prentice-Hall, 1965-1974）；1960-70年代的经济学家如 Walt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0),  文化学家 Daniel Lerner，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The FreePress，1958）, 和全球化资本主义发展论者, Jan Aart, Globalization (St. Martin’s Press，1982)，和Ronald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对他们的批评，参见Immanuel M. Wallersteim,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 the States, the Movements, and the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Colin Leys, The Rise and Fall of Development  Theor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 Tony Spybey, Social Change, Development, 

and Dependency: Modernity, Colonial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 

 (Oxford : Polity Press, 1992).  

[2] 关于硬件文化、软件文化和文化理论，引自陈启云《治史体悟》（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页138-141。

[3] Immanuel M. Wallersteim,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 the States, the Movements, and the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Colin Leys, The Rise and Fall of Development  Theor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 Tony Spybey, Social Change, Development, and Dependency: Modernity, Colonial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  (Oxford : Polity Press, 1992).  最有代表性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编 的 《人文史》的 《总序》（UNESCO,  History of Humanity ,  Vol. III,  UNESCO, 1996. 关于后现代文化和后现代主义的初步论析，参见陈启云《治史体悟》（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页50-58， 所引书目。

[4]《日本第一》，Ezra F. Vogel，Japan as Number One (New York : Harper Colophon Books, 1980).

[5] 《亚洲四小龙》，Ezra F. Vogel， The Four Little Dragons : The Sprea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6] Samua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3 

(Summer 1993), 22-49；“The Coming Clash of Civilizations——Or the West Against the Rest”, New York Times, June 6, 1993.

[7] Samual P. Huntington,“The West: Unique But Not Universial”,

 Foreign Affairs 75:6 (NovemberDecember, 1996)；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Preface”.

[8] 　陈启云《治史体悟》（广西师大出版社，２００７），页1７４－１７５。

[9] 　对亨廷顿的文明意识和文明论的详细评析，见陈启云《治史体悟》（广西师大出版社，２００７），页134-137, 164-177。

[节引自陈启云《中西文化传统和信仰》《社会科学战线》2009.3]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