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修末：创制立法的基本原理

整理者：胡云

来源：“弘道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正月廿八日乙巳丙午

          耶稣2018年3月15日

弘道书院2018年第1次读书会于3月9日举行。接续丁酉年，姚中秋老师带领大家继续阅读《读通鉴论》卷二“汉高帝”篇十二至“惠帝”篇一，由沈蜜领读并作文意疏解。

大国初立之时，创制立法的基本原理不仅关乎立国之根本，也关乎长远基业之兴盛。船山在“汉高帝”第十二篇中引用鲁二生“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的言论，阐发了止乱必须兴礼乐的核心观点。姚老师指出，有敬爱之心则必有礼乐，礼乐为贯通天地万物之根本。立国之始，君主以奉行安民养民的修养之道，而后再行礼法，譬如等枝叶之荣而后培养其本根，实为本末倒置。置礼法之大原，应在于立国立政之初。船山认为，若礼乐不兴，则人心不靖，风化未起，世风苟且，民情无所寄托。“鲁二生”对孔子兴礼乐之说只知其表，而未见其实质。礼乐是世间万物的根本秩序，草创之主治理天下，应该以兴礼乐为先，使万物运作和顺通畅，人心得到教化，世风得以调和。明确立政的次第，则眼前灭裂局势便会从根本上得到调节。基本秩序得以建立，则社稷稳固、民生富足，立国之初复兴礼乐秩序，则后世之兴盛亦有凭借。

《孔子圣迹图·杏坛礼乐》

此外，鲁两生对于礼乐的理解，在船山看来也有不尽之处。鲁两生所谓的礼乐“谓其文也，非其实也”。他们眼中的礼乐只是浮于表面，没有理会到礼乐的本质内涵。“大序至和之宝，不可一日绝于天壤。”礼乐扎根于天道秩序，是天道至和的体现，孔子所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鲁两生没有理解什么是“务本”，只是看到了礼乐的表面与形式。

修礼乐以振秩序，昭德威以柔天下。古代的帝王以显赫荣观昭示德威，而民众习其仪制而知礼法，据此来怀柔异己，教化万民。船山认为，萧何所谓“壮丽之威”，虽意图简陋，目光短浅，但不失为帝王治国智术。德威之仪显示礼法秩序，是礼法大纲可被人观感。于君，则有驯化天下，启迪民智，通过仁义礼乐教化润泽臣民的功能；于民，礼乐之仪外显出来，则圣德昭然在上，心折魂萦便会收敛异心。礼乐之仪过于简陋，则德威也日益消减，修礼乐与昭德威相辅相成，乃是立国立政不可忽视的两面。

图为西汉未央宫复原图。据《资治通鉴》记载：春，二月，上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上见其壮丽，甚怒，谓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上说。

“汉高祖”十四和十五篇，就汉初立国的为政思考做出延伸，阐发了汉高祖“抑末崇本”的基本政策和“移民”与“和亲”的治国举措及其背后之因循。“汉高祖”十六篇，船山举“周昌请诛常山郡”的案例，申明了“故立法者，无一成之法，而斟酌以尽理”的观点，“故周昌之按法，不如高帝之原情。”既要按法，也要原情，董仲舒的“原心治罪”，目的就在于确定动机，而不只是简单地依凭行为。儒家以人心为本，人的外在行为都是人心的阐发与体现，因而讲究教化。

“汉高祖”十七篇，举“叔孙通谏易太子”一例，阐明明君贤能相互依傍，朝风清正，则能矫正奸邪与软弱之辈的道理。立国之初为后世树立典范，从而形成祖宗之法影响后世帝王的治理之道。然而明确立政次第，清晰治国本原，则后世因袭与变通则要根据形势与时机做出判断，因此引出王船山关于“本”与“末”，“文”与“质”的论述。

鲁二生“礼乐百年而后兴”之论在高祖时期不合时宜，汉初中正之主权威强大，推行礼乐能匡正制度，移风易俗，止乱安民。惠帝时中主权威孱弱，大权旁落，则因袭成法才能稳定朝局，使天下大治。如农人耕作，不违农时则可避免灾祸。创制立法、整顿制度、匡正社稷、净化民风，必须分清局势与序次。制定礼乐大政、立纲修纪，使秩序分明，万物顺其大理，则为本质；缘饰以昭示德威，协和万民，教化人心，则为末端。

惠帝

本与末相辅相成，不可失其一端。植其本，则后世有所凭借，人心得到安顿。汉高帝抓住时机，置其根本，大大加强了“质”的一面，开创了汉初秩序井然、民心清净的景象。惠帝时期皇权孱弱，因袭前人之法是迫于形势的选择，而造成修明制作之风遭到压制，浅薄之风泛滥也是无法避免的。

王夫之关于正本修末的思考统贯全篇，立国之初树立一代之典范，奠定后世立政治国的基本思路，这使得立政精神尤为重要。姚老师认为，立国之时植其国本刻不容缓，文质之选在于时机，时机恰当则治理有序，成就治世。开国君主创制立法，兴礼乐以重整秩序便是国之根本，正本修末并非一日之功但也不可纵缓，而是后世不断的积累和延续。立足于创制立法的本原，王夫之从源头上强调了顺应时代特征匡正制度的重要性，正本修末不可偏废，二者相辅相成方可以裨益社稷。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