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此文是我二月初在美国写成的原文，《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4-8）刊出的那篇有删节，文字有很大差别，现由儒家中国网站和《儒家邮报》另行刊发。

 

 

 

当前中国发展 “国学” 牵涉的方面很广，有文化上的问题，有历史上的包袱，有时人的心态，甚而有关当下国内学术和文教的整体（不只是体系）问题。我近年在国内用中文发表的文字牵涉到的方面相当广，也和这问题有些关连。

 

   2009年岁末我回美国家中度假，收到学术界同仁电子邮附寄的南开大学刘泽华先生等具名的一篇“宣言”式的文字：《把国学列为一级学科不妥》。以我在英美学术界工作三十多年的背景，反思近百年来中国受西化影响下所建立的教育和学术体制，认为从（一）在邓小平先生领导下中国近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实际经验，（二）近十多年来中国高校的演变与现状，和（三）西方近数十年来“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判的视野来看，刘先生等的看法还有可商榷的地方。本文略为论列。

 

 

This article is in response to a declaration by Professor Liu Zehua and his colleagues

questioning the viability of the present promotion of “Guo Xue” or Chinese National

Learning/Studies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1) the 100-odd years of the somewhat

slop-sid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humanistic education; (2) the

renaissance of China’s economy and worldly standing in the most recent 30-odd years

under the guiding spirit of experimental spirit and pragmatic approach, (3) the current

cultural (especially moral, psychological) and educational crises facing China as a nation,

(4) the recent Western “post- modenistic” critique of modern cultur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re may be rooms and possibil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renascent

“Guoxue” (Chinese national learning/studies) in China currently.

 

 

当前发展 “国学” 牵涉的方面很广，有文化上的问题，有历史上的包袱，有时人的心态，甚而有关当下国内学术和文教的整体（不只是体系）问题。 在这方面，我在2009年四月间写了一篇《论争国学》文稿，五月中寄交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刊在《国学学刊》，2009年第叁期），另外我在2009年和在2010年初发表的5-6篇文章也都和这问题有些关连：

 

《中西文化传统与“超越哲思》《学术月刊》（总477期，2009.2）；

《中西文化传统和信仰》《社会科学战线》(总165期，2009.3)；

《从多元历史视野宏观中国现代化问题：蒙古西征与人类文明》《史学集刊》(2009年第4期)；

《中国人文学术的近代转型——胡适、傅斯年、和钱穆个案》《河北学刊》（2010年第1期）；

《中国传统社会领导层的建构和演变》《历史教学》（2010年第1期）。

 

这些文章以及我近年在国内用中文发表的文字牵涉到的方面也相当广，但也不免掛一漏万。“国学”所关连的问题，已不是三言两语，或数篇文章，甚至一二本书所能尽述的了。因此我只希望把个人的所见所闻所思，以丛论的方式陆续提供给关心这问题的同仁们参考。 

 

   2009年岁末我回美国家中度假，2010年二月中收到北京学术界同仁电子邮附寄的南开大学刘泽华先生等具名的一篇“宣言”式的文字：《把国学列为一级学科不妥》。刘先生等是国内著名的学者，也是我很尊重的南开同仁。以我在英美学术界工作三十多年的背景，刘先生们文中的论列，在近百年来中国受西化影响下所建立的教育和学术体制的立场来说，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荀子》《非十二子》语）。不过从（一）在邓小平先生领导下中国近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实际经验，（二）近十多年来中国高校的演变与现状，和（三）西方近数十年来“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判来看，刘先生等的看法还有可商榷的地方。本文略为论列。

 

                            一.  务实观：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经验

 

目前中国经济繁荣和国力增强的现况，是邓小平先生在1978（1980？）年开始改革开放的成果。在当时，中国国家的状况真的是“一忡二白”，再加上“三信危机”（现在人们还记得那个时代的“三信危机”吗）。邓氏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多年的极左积习改变，靠的不是哪一套“知识系统、理论构架、方法和配置”（刘文，四），而是靠“摸着石头过河”的大胆尝试,“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的便是好猫”的判断标準， 和实事求是的务实立场。如果邓氏一定要依靠一整套的“知识系统、理论构架、方法和配置”的体制来运作，今天的中国可能还是在毛体制中打滚。如果邓氏完全迷信西方宣传的那套“知识系统、理论构架、方法和配置”来改革，当时苏联在戈巴乔夫和叶尔钦因为迷信美国宣传的那套“知识系统、理论构架、方法和配置”来改革而导致了苏联全部解体的经验，由和美国并立的世界二强变成被美国和北约欺负到国门的弱国，是很严峻的历史教训。

 

目前中国经济的繁荣和国力的增强，比起1980年代的三信危机，是一极强烈的对照。但目前中国面对的也是百年难见或未有的局面，如何把中国成功发展的经历延续，并实现“富而好礼”的文明，由“小康”而进入“大同之世”，可能也不能完全依靠近百年来从西方引进的那套完整的“知识系统、理论构架、方法和配置”----按：西方的历史经验教训是“无百年延续的和平（西方由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到近三四百年，可以说三千年来从没有过百年的和平日子，可与西方列强比美的大日本帝国更是如此），也无百年延续的帝国（西班牙，英国，美国，日本），更无百年延续的经济繁荣（意大利，英国，德国，近日的美国，和仿效英美的日本）”。借用中华古语来说，的确是“不足为训”的。本文用字尽量引用中华古语，而不用西方“民主，自由”等宣传文字，主要用意在于表明中华传统自有其理想精神和学术理念，其中如“和谐”理念和理想实在是西方古代文化传统所无的（关于中西历史传统及现代文明的批判，详本文续篇， II）。

 

当前中国面对此百年未有的局面，虽然不至于产生1978-90 年代的那种“三信危机”，但“极左和极右”， “保守与急进 （自由？）”， “传统与反传统”，“提倡国学与反对国学”，甚至“愤青与和谐”间的种种对立和抗争，其牵连方面，比起1978-90 乃至1965-75年代，可能更广泛和更复杂（另文再论）。刘泽华先生等对“国学”问题的建言，只是这对立抗争的一部份而已。在这情况下，如果“国学”尚有其基本价值（这点刘先生等都不否认,他们只是批评其推行的方式----包括把国学列为一级学科的方式）, 我们可否采用邓小平当年的务实方式，先由中国人民大学开始，试办一列为一级学科的“国学院”，看看其成果如何。如果有人担心恐怕把“国学”列为一级学科后，其他各高校会群起仿效建立国学院，而成为乱象。面对这一疑虑，我想可有二种务实的制衡：（1）现在中国的企业运作已经相当“市场化”了（包括南开等很多高校），如果“国学”学科建树的后果不佳，它会在“市场化”的优胜劣败的过程中被淘汰（这是对传统有所致疑的“自由主义者”强调的立场）；（2）中国政府虽然对高校的管理相当开放自由， 但对某些乱象还是有不少约制的权力和方法的。 

 

在此需要一提的是：西方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宗师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时间与东方人》（Time and Eastern Man,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65, p. 9）中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史学）是万学之母（queen 皇后）。” 而历史学在古今中外都是研讨“一民族一国家一文明过去的经验”的；中国3000多年来文明的传统更是著重“历史 的教训”（《书经》“殷鉴”）。邓小平先生在1980-90年代的改革路向，用的正是这民族文化传统（参陈启云《治史体悟》《陈启云文集之一》，页22-33， 42-59，64-75。）

 

                         二. 近十年来中国高校的演变与现状

 

刘泽华先生等宣称如“国学院”建制列为“一级学科”必须符合政府关于高校体制的规章和一套完整的“知识系统、理论构架、方法和配置”，这是很义正辞严的。但还有些可商榷的地方。国内对天津市和天津南开大学有一种传言：“这是极左的地方”（这是1987年我在美国加州大学时听到的）；但另有一种传言：“天津和南开是极保守极右的地方”（这是我2006-08年在南开时听到的----包括一位刘先生的在职进修博士生。当时我曾向刘泽华先生和南开的一级领导们提出这传言，请他们解析，但不得要领）。“极左”、“极右”、或“极保守”意涵对马克思主义或其新解的某种坚持。但根据马克思的想法，“政府关于高校体制的规章”和“一套完整的知识系统、理论构架、方法和配置” 都是属于上层架构，都由“生产/经济”等基层实况来决定，一旦这基层发生变化，那些上层架构都要跟著变化。近年中国经济的繁荣和国力的增强，是基层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因而“政府关于高校体制的规章”和“一套完整的知识系统、理论构架、方法和配置” 等上层架构都可能发生变化，而不是不可变动的“金科玉律”。刘先生等对这种上层架构的坚持，恐怕违反了他们对马克思思想的坚持的宗旨。

 

不管从马克思思想的宗旨，或是西方自由主义的立场，或务实的“历史或社会科学”的观察，中国的“政府关于高校体制的规章”和学术文化界认可的“知识系统、理论构架、方法和配置”，在近百年，近五十年，近二十年，和近十年来，都经过了很多的变化。由清末的废科举建制新学堂，到军阀时期的各地不同的文教运作（如在东北的张氏，在广东的陈氏，在广西的桂系等等），到蒋氏北伐成功后的“训政”体系和胡适亲美的“自由派”的思想言论，到解放初期的激烈鬥争，到十年动乱的打倒一切，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到1990以后的高校发展，都不是严格遵守“政府关于高校体制的规章”和学术文化界认可的“一套完整的知识系统、理论构架、方法和配置”，来进行的。#*（按可加目下的科研奖励指标的流弊）。当然，这看法只是指出一些历史事实，并不是认为这些动乱时代的变动是对的，更不是提倡再次动乱，而只是指出近百年来的这些变动，留下来给我们和我们下一代的并不是一套完整无缺尽善尽美的“金科玉律”，而是可能背上了一些“历史包袱”。

 

这些历史包袱之一是“中文汉字的简体化”，尤其是“十年动乱时江青提倡的极端简体字”。关于这问题国内有一定的共识。1969年我邀请任继愈先生到加州大学访问，和1999 年（？）北京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回访在台湾新竹的清大人社院时，都对我说到这问题----其中两句名言是：简体字的“爱无心” （按繁体“爱”字，“心”居于中心地位； 简体“爱”字却把“心”去掉了），和“厂不敞”（按繁体“厂”字，上盖之下是“敞”-----面积宽敞，而简体“厂”字则把“敞”去掉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国内小学和中学读的中文是繁体字，但写的却很多是简体字。据我所知，认识繁体字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一定会看和会写简体字；认识简体字的，有多少人能看和能写繁体字？ 更严峻的是国内中学“中（国）文”的课本。1945-47年我在国内读中学时，中文课本是按中国文化史的先后系列编排的，第一年级的第一课是《诗经·伐檀》篇，到第三年级课本，才是现代白话文学。当时我的学校在落后的乡村，但我们听老师讲解《诗经·伐檀》，并不觉得困难。后来在香港和美国遇到不少1950-60年在中国读中学的华人，谈起《红楼梦》，已说是很难读了，更不要提《诗经·伐檀》了。但1981年在北京到承德的火车上，我却听到一位年约7-8 岁的男孩背诵唐诗。起初他只背诵了3-4 首；他的30多岁的爸爸看到我惊讶的反应，便面带微笑一直鼓励他儿子背诵下去，于是他一直不断地背诵，直到火车到达承德）。回到我的自身经历，1937年我家离开广州市，几经颠簸，回到祖籍的乡村进小学，因为乡村学校水平比广州落后太多，母亲担忧我的教育，于是从村中的家塾拿来《三字经》（“人之初”），《千字文》（“天地玄黄”），“童蒙诗”（“天子重元豪”），和《古文观止》（记得得读的第一篇是《李陵，答苏武书》“子卿足下”）等书，课余亲自教我。当时我也不觉得特别困难，直到现在数十年没看这些书了，但然仍可背诵一些。反而是新编小学课本的文字，除了“小猫叫，小狗跳”外，一句也记不得了。这些个人经验，虽然不是“雅言”，但却是我们那个时代的真实历史经验。

 

回到当前中国“政府关于高校体制的规章”的问题，2000年代国内最高领导要把某高校提升到世界的优越水平。该校负责人曾过访商谈，提到政府在1990-2000年代对高校的治理大大放宽，希望各大学内部自治。很多大学的“学系”，因而纷纷改为“学院”，原属理学院的“物理系”改成“物理学院；原属文学院内的历史系改为“历史文化学院”（内中更有包括1990年代早期火红的“旅游系”）。南开大学则以保留了“历史学院”的名号自豪。这可是美国高校体制所没有的，也是国内自清末民初引进的西方学制所没有的，甚而与近百年来西方高校以及尖端学术理念背道而驰的。刘先生等诸位不对这些影响国本的严峻问题大力批判，而针对一“国学院”的建制来攻击，未免使人感到古谚所说的“明察秋毫，而不见车薪”了。

 

 

  一个国族的文化和教育体系应该是完整一体的，虽然其间有高低轻重的层次。西方传统的学术和高教以哲学为最高层次，由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The Republic）中的 “哲王”（Philosopher-King）为标誌。这理念和标誌一直传承到21世纪的美国高校。后来西方科学兴起，注重分科专精，因而出现了各种科系。但美国的高校除了职业性的“工科”、“商科”、“法律”、“医科”、“教育/师范”等各成学院之外，其余各学科（由物理学到历史学）的最高学位都名为“哲学博士”（Ph.D.），正是尊重这一古代的学术文化传统的理念。中国近百多年来从西方引进的教育系统，大学设有文、理、法、工四个学院；仅有1-2个学院的高校则名为“学院”，如“科技学院”和 “文理学院”。比起美国高校，这已是分科割裂太细了。著名的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 和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除了职业性的“工科”、“商科”、“法律”、“医科”、“教育/师范”等另成学院之外，其余属于学术性的科系都合为 “文理学院”（在哈佛名为“Arts and Sciences; 在加州大学名为College of Letters and Science）。其理念（刘文所注重的“一套完整的知识系统、理论构架、方法和配置”）的要旨都是学术真理的整体和科际的整合。

 

近百年来，在西风压倒东风的情势下，中国文教学术全面接受了西方分科分系的近代教育和学术系统。但由于其时中国文明处于大分裂的时代，因而忽略了西方这学术真理的整体和科际的整合的要旨（参陈启云《中国人文学术的近代转型——胡适、傅斯年、和钱穆个案》《河北学刊》，2010年第1期）。这些分科西学，如何与中华学术文化整体衔接，便成为困扰问题。过去中华传统“汉”、“宋”、“考据之学”、“义理之学”之分虽严，但只是门户之分，其研究讨论之客体对象，仍是中华文化整体。现代中国学术和高教把这种宗派门户分别定位为“文学”、“哲学”、和“历史”等不同的学科，互相割裂；哲学系不必理会历史，历史系不必理会文学。而“经学”则成为无主孤魂，游离于中文系、历史系、和哲学系之间。近年来国内各科系改成各“学院”以后，这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近代学术分科虽然来自西方，但现代西方学术界深知这种分科学术的毛病，因而大力倡导“跨学科、超领域”的科研（interdisciplinary，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国内新兴的“科研平台”、“创新基地”的一项任务, 也是在推动这跨学科超领域的科研工作。但由于各学科建制自成“学院”，这方面的推行的成效很有限（参陈启云《跨学科与超领域的研究》《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5）。 从这现况而言，“国学”应是在科际整合的指标下，对整体中华文化和传统学术的科际综合研讨和学习的一种可行的基本学科。这学科可以补救现行各科系乃至各学院的学理和内涵互相割离和隔离的缺点。

与此相关，刘文致疑“国学院”课程与其它久已建制的学科互相重叠等问题，都可以从上述这理念来解答。关于学科重叠问题，从务实的立场来看，这是学术体系的正常状况——近百年来以至当前，国内高校的中文院系、哲学院系、和历史院系不是都在研习“儒家、孔孟、道家、和佛教”等问题吗 ? 其间的分别在于研习的面向和方法的分别。在这一点上，“国学院”的研习面向和方法，可以暂定为“务实的（论述见前）多面向和跨学科方法的训练和研讨”， 作为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方式的试验，以观其后效或其发展出的新面向和新方法。

 

关于刘文提出“国学”学科概念含糊不清和内涵庞杂这实际问题，在此提供一些美国学科的重要建制实例为参考：

 

在1970年代，由于越南战争的影响，美国出现了“宗教热浪”。我任教的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应运而开创了美国前所未有的一体系最完整的“宗教系”。以前在美国，“宗教”大多在“神学院”施教（如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Divinity School；但哈佛后来又另建立了一整体综合性的世界宗教研究院）。各基督教派各有各的“神学院”。但加州大学的“宗教系”则包罗万象，有犹太教、回教、印度教、佛教、藏传佛教、道教、日本的神道等等。其内涵非常庞大和复杂。但成果极佳；其创系系主任Robert  Michaelson 后来升为加大常务副校长，在代理校长任内荣休。

 

上述这包罗万象的“宗教系”成果很好，发展很快，开办第一年的学生人数便超过了老大的“历史系”（按：在美国大学，历史系一般都是文理学院内三大学系之一），大大引起校内的注意。有一次校内哲学系和历史系的教授们邀请该系的创系主任和资深教授们举行一“跨学科研讨沙龙”，当时（1970 年代初）我少不更事，向该系主任提问：“我们对宗教的学科定义感觉不明确，请问你对宗教的定义”。该系主任拉长脸孔一板正经的说“宗教和宗教学科就是我们系的同仁们研究和教授的[东西] 。”这正是很务实的回应；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同仁们对这问题也应该可以作出同样务实的回应。

 

在此要指出的是，我完全赞同刘泽华先生等诸位的看法：发展“国学”绝对不是“复古”，不是回到鸦片战争前的自闭自大的心态，更不是像余英时所说的“有些人的思想被挖空了，要找东西代替：老祖宗的东西就是很好的，我们不用向 国外求什么，光老祖宗的东西已经用不完了。”（参陈启云《评余英时论汉学》， 2009-4-15 发表于博客中国的专栏，引《时代周报》中文版创办号，对余英时的独家专访），也不是如胡适等在1930年代所倡议的，把中国文化当作古埃及金字塔中的“死物”（国故）放在博物馆中作为古董地用科学方法去研究（参陈启云《论争“国学”》《国学学刊》2009年第三期）。当前我们发展国学要以当年邓小平先生的务实的精神，去了解我们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当前的问题，以实践的立场融和中西学术优良的理念和方法（参陈启云《中国人文学术的近代转型——胡适、傅斯年、和钱穆个案》《河北学刊》2010年第1期），去向前发展。

 

原载于《 历史教学》（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