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动摇：胡适的基督教思想及其转变

作者：楼惠子[1]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时间：西元2018年3月22日

【作者按：笔者目前在香港大学攻读中国历史文化专业的硕士课程，此文为其中一门课程之短篇习作。在下之所以选择该题目，是因为也曾有过留学英国的经历，在留英的几年间，我亲身感受到基督教会在海外留学生团体中的极大影响力。许多中国留学生在初到国外时的孤单彷徨期，给了宗教介入最好的时机，而这些留学生在尚未出国时对儒学以及本国传统知之甚少，且教会在传教时又极赋技巧，一边对中国留学生的生活与学习提供无微不至的帮助与家庭的温暖，一边回避基督教与本国传统的冲突，这样使得大批留学生加入了当地的基督教会。

我在偶然读《胡适日记》时发现，胡适作为第二批庚子赔款的留学生，早在100年前，他的遭遇就和今天的留学生状况一模一样。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是如何被基督教会感动，而后来，他又是如何认识到教会是在使用“情感的把戏”使人皈依，我相信胡适的这些经历能给当代的留学生极大的警示与帮助。小文重点分析了促使胡适放弃基督教原因之一，那便是胡适早年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儒教教育的熏陶，由此，小文借胡适的案例进一步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儒教与基督教的冲突对立之处。】

1.胡适的基督教信仰

胡适（1891-1962），字适之，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具国际声誉的学者，他在文、史、哲方面都有着巨大的成就。清宣统元年（1910）时，19岁的胡适考取了第二批赴美的“庚款留学生”，于1910年9月至1917年6月的七年间在美学习，先在康奈尔大学读农科后转到哥伦比亚大学读哲学[2]，他对于基督教的接触、认识与研究便始于此。大量的日记与胡适自传表明，胡适一度被基督教精神所吸引，几乎成为一名基督徒。

在《胡适口述自传》中他清楚描述了他初到美国之时的情景：第二批赴美留学生是由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协会主席约翰.穆德（John R. Mott，1865-1955）接待的：

因而通过这个协会，他们号召美国各地其他的基督教领袖和基督教家庭，也以同样的方式接待中国留学生，让他们知道美国基督教家庭的家庭生活的实际状况；也让中国留学生接触美国社会中最良善的男女，使中国留学生了解在美国基督教整体中的美国家庭生活和德性。这便是他们号召的目标之所在。[3]

胡适在《胡适口述自传》中对于接待中国留学生的“目标之所在”有着清楚的认识，但这种认识显然不是一个刚到美国的19岁的青年所能了解的。这种接待对于当时人生地不熟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实在是获益匪浅”。[4] 康奈尔大学附近的基督教家庭都接待中国学生，胡适作为其中被接待的一位，自是感受到了基督教温情的氛围，当然亦是从中了解了基督教精神，因为接待家庭组织了很多的圣经班，他们也帮助中国留学生加入他们的教会。

胡适与基督教最亲密的时期便是在他抵达美国的第一年间。《胡适留学日记》中显示，他在1911年6月间参加了一个为期六日的中国基督教学生会夏令营。[5] 夏令营的目的地是Pocono Pines[6]地区，而活动内容则主要是各种布道演说、讨论会与经课。此次基督教夏令营使胡适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在6月14日的日记中写到穆德的演说“极动人”，6月15日又再次提到此君“演说之能力真不可及”，到了6月18日，胡适彻底被这种基督教的氛围感化：

下午绍唐为余陈说耶教大义约三时之久，余大为所动。自今日为始，余为耶稣信徒矣。是夜Mr. Mercer演说其一身所历，甚动人，余为堕泪。听众亦皆堕泪。会终有七人起立自愿为耶稣信徒，其一人即我也。[7]

2.胡适基督教信仰的转变

纵观胡适留学日记，可以很容易发现，胡适与基督教的亲密接触多发生在胡适初到美国之时，而一个青年学生独在异乡，寂寞孤独的情绪时常难以避免，这给了宗教介入的最好时机。此外，胡适受到基督教的感召大多在情感层面或社会现实功效层面，此处以胡适在中国基督教学生会夏令营时写给两位友人的信件为例：

在胡适写给章希吕（1892-1962）的信中，他写到：“适连日聆诸名人演说，又观旧日友人受耶教感化，其变化气质之攻，真令人可惊。”[8]

在胡适写给许怡荪（约1888-1919）的信中，他写到听完一位名叫Mercer的基督徒的演讲后的感想：“此君幼时育于白宫，则所受教育不言可知，而卒于此，一旦以宗教之力，乃举一切教育所不能助，财产所不能助，家世所不能助，友朋所不能助，贫穷所不能助之恶德一扫空之，此其功力岂可言喻！”[9]

按此两封信的内容来看，胡适显然是被基督教的温情氛围冲昏了头脑，此两封信只字未提关于基督教的任何教义，而完全陷入了基督教使人悔改的感动与社会功效中去了。胡适后来在1919年回想这一幕来，亦认为教会在用“感情的”手段来使人皈依，他深恨这种“把戏”，故起了一种反动。[10]

热情一旦有所减退，动用理性的勇气与怀疑的本能便显露出来。大约一年半后，也就是1912年12月时，胡适已经在日记中明确表示“吾不信耶教中洗礼及圣餐之类。”[11] 这一年的圣诞节前夜时，胡适去教堂观弥撒礼，他在日记中第一次大笔墨显露出对基督教的反感情绪：

坐定审视，堂上有塑像甚多，中列十字架，上刻耶稣裸体钉死之像。像后有四像，似系四使徒也。两厅各有像，右为耶稣之母。其左侧之像有髭，不知为何人，疑是耶稣之父也。此等偶像，与吾国神像何异？虽有识之士，初不以偶像祷礼之，然蚩蚩之氓，则固有尊敬顶礼迷信为具体之神明矣。教中男女来者，将入坐，先屈一膝(如吾国请安之礼)行礼，然后人坐，座前有木板，人皆长跽其上，良久然后起坐。有儿童数十人，结队高歌颂神之歌。坛上牧师合十行礼，俨如佛教僧徒，跪拜起立，沓沓可厌。其所用经文及颂祷之词，都不可解，久之，始辨为拉丁文也。吾敢言座中男女十人中无二三能解其词义者。此与佛教中之经况何异乎？(佛经中梵文名词都直译其音，即如 “南无阿弥陀佛”，今有几人能言其意耶？)[12]

 此时的胡适已经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初来乍到的迷茫已经被正常的学生生活所取代，对他来说，宗教的安慰功效已经有所减弱。在最初的甜蜜期后，对教义的理性反思逐渐占据上风。相对于胡适对与基督教有着从信仰到转变的过程，作者更倾向于将胡适的基督教信仰分为两个层次，一为情感抚慰与社会教化功效层面，在这一层面上，胡适信仰基督教； 二为教义层面，也就是宗教哲学层面，胡适则对基督教持有批判态度。若以这两个层面来看，胡适的基督教思想从来就没有转变过，只是由于所处的环境变化，使得在美国的最初一段时间内第一层面盖住了第二层面而已，但随着深入研读《圣经》以及在美的生活学习逐渐走上正轨后，第二层面的理性反思才逐渐显露。但自始至终，胡适对于基督教第一层面的社会教化功效都是予以肯定的，正如《胡适口述自传》中所写：“我一直欣赏圣经里所启发的知识。”[13] 他甚至将自己的一个儿子送进了“教友会”的学校。[14] 但在宗教或哲学层面，胡适又确定地说：“直至今日我仍然是个未经感化的异端。”[15]

3.胡适放弃基督教信仰的原因

胡适遍读《圣经》，却最终与基督无缘，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作者试图简单将众多原因归结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源自西方的其他文化或理论对他的影响，另一方面可称之为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来自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胡适最终选择与基督教分道扬镳。

 关于西方理论对他的影响，就不得不提及实验主义、存疑主义与近代一系列自然科学的发展。胡适无法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他是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的学生，他无法接受教会的洗礼是因为在他的时代，他已经接受了自然科学的洗礼。这些自然科学中，影响胡适至深的便是与“上帝创造宇宙”完全对立的进化论。胡适的名字就是最好的证明，“适”字便出自当时最为流行的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的《进化论》中“适者生存”的理论，而杜威的实验主义更是影响胡适宗教思想的关键所在，他总结到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便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对于没有充分证据的事绝不可信。 

由于本文旨在从中西文明抵触的角度来分析胡适拒绝基督教的原因，所以将不展开讨论西方的其他理论对胡适宗教选择的影响。下面将主要分析中国传统思想对于胡适宗教选择的影响。

首先，胡适出生理学家庭，受到了儒学的启蒙教育，他回忆他家小时候门上贴着“佛道无缘”的帖子，由此可见无神论对于儿时的胡适的熏陶是潜移默化且根深蒂固的。

在《四十自述》中，胡适反复提到了在他的孩童时代，北宋历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对他的影响。司马光的家训“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判烧春磨，亦无所施。” 这句话给儿时胡适壮了胆，把他从对“十八层地狱”的恐惧中解放了出来。[16] 而司马光的名著《资治通鉴》更是极大的影响了他的宗教信仰，使他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资治通鉴》的第一百三十六卷记载着一段范缜（约450-515）的《神灭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胡适在描述这句话带给他的影响时说到：“他（指司马光）决想不到，八百年后这三十五个字竟然感悟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竟影响了他一生的思想。”[17] 有了年幼时的无神论基础，成年后的胡适已经无法虔诚地拜神拜佛了。

再者，胡适拒绝基督教与他十几岁时就拥有的怀疑精神与实证精神有关，这种怀疑精神尤其显露在宗教方面：

“我对许多问题存疑；我尤其反对迷信鬼神。我对我的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的一切理论、记载和事实，如一有怀疑，也都要予以批判来证明或反证明。这都是由于我的怀疑的倾向所致。”[18]

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这就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的不可知论，胡适称之为“存疑主义”，对于宗教问题持这种态度的，就叫做“存疑论者”(Agnostic)。中国思想传统里亦含有明显的“存疑精神”，孔子（前551-前479）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话无疑是“存疑主义”的恰当表达。宋明理学中“疑”与“思”的思想方法亦是存疑主义的表现。

4.中国传统思想与基督教的抵触之处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无神论与存疑论可以说是极深刻的影响了胡适的宗教倾向，从这里也能看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与基督教的最根本的抵触之处。

儒家思想中的无神论和存疑论倾向使得儒家向来只谈人事，不论鬼神。孔子的“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可以看出儒家对鬼神的态度是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儒家对鬼神所在的非经验的价值世界是存疑的。人的智力或后来近代的自然科学都不足以证明外在超越价值世界的存在，所以价值源头落在了人的“心性”之中。孟子(约前372-前289)的性善论，仁义礼智四大善端都内置于人性，正所谓“仁义根于心”正是点出了这种价值源头的内心自觉，人拥有这种价值自觉的能力。追求价值之源的努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向上的，不是等待上帝来启示的。[19]

与之相对比，基督教则拥有清楚明了的具体形象化的外在超越价值世界。关于基督教的具体的外在超越价值世界，余英时是这样解释的：

 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正为西方人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存有的根据。宇宙万物是怎样出现的？存有是什么？一切人间的价值是从何而来？这些问题至此都获得了解答。不过这种解答不是来自人的有限的理性，而是来自神示的理性而已。

 上帝是万有的创造者，也是所有价值的源头。西方人一方面用这个超越世界来反照人间世界的种种缺陷与罪恶，另一方面又用它来鞭策人向上努力。因此这个超越世界和超越性的上帝表现出无限的威力，但是对于一个人而言，这个力量则总像是从外面来的，个人实践社会价值或道德价值也是听上帝的召唤。[20]

5.总结

作者认为，胡适对于基督教信仰的摇摆正是与基督教这种外在超越价值之路有关的。基督教假设了宇宙是上帝的杰作，上帝便是这个外在的价值源头。基督教最为强大的精神动力便是用上帝这个外在的价值源头来鞭策和引导人间。信仰上帝使恶人悔改，显示出基督教强大的道德教化功能。而对上帝的信仰更是极大地促进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科学家们正是因为深信上帝，从而才会以一种狂热的宗教热情去证明宇宙与这世间的规律都是上帝创造的。除此之外，西方各个领域都有着这种基督教精神的渗透。而在胡适所在那个年代，他对于西方文明的仰慕与崇拜是显而易见的，他一心想要做的便是用西方文明的长处来再造中国文明，而西方文明处处有着基督教精神的渗透，所以他对基督教的现实功能是认同的。

但基督教这种外在超越的宗教，有着一个根本的问题，那便是上帝的存在是一个假设，是无法被彻底证实的。这亦是基督教为何如此强调“信”与“不信”的原因。信便是一切，不信一切顿时毫无意义。特别是对秉持怀疑精神和无神论的胡适来说，实证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他无法相信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正如他在对劝他皈依基督教的人说到：“你必须平心静气的明了，世上自有一种人确不能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他们的不能不怀疑，正如某些人的不能不信仰一样。”[21]

注释

[1] 香港大学中国历史文化专业硕士，该论文指导导师为苏维初教授。

[2] 耿云志：《胡适年谱》，修订本（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页24-58。

[3] 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1册，页183。

[4] 同上。

[5]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上册，页20- 25。

[6] 在《胡适文集》中，Pocono Pines被翻译为孛可诺松林区。

[7]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上册，页21。

[8] 同上，页22。

[9] 同上，页23。

[10] 同上，页24。

[11] 同上，页63。

[12]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上册，页64-65。

[13] 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1册，页185。

[14] 同上，页184。

[15] 同上，页185。

[16] 胡著适，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1册，页55。

[17] 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1册，页57。

[18] 同上，页259。

[19]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页8。

[20]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页6。

[21] 胡适著，耿云志、宋广波编：《胡适书信选》（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页405。

参考书目

书籍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胡适（1891-1962）：《胡适留学日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胡适（1891-1962）着，耿云志、宋广波编：《胡适书信选》（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耿云志：《胡适年谱》，修订本（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

胡适（1891-1962）着，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劳思光（1927-2012）：《新编中国哲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胡适（1891-1962）：《不朽-我的宗教：胡适论人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文章

胡晓：<胡适无神论思想初探>，《安徽史学》，第4期，（1989年），页51-57。

郑旭敏、朱海亮：<胡适无神论思想的形成及理论渊源>，《东岳论丛》，第24卷第2期，（2003年3月），页65-67。

牟德刚：<胡适留美期间对基督教的态度及其变化>，《江淮论坛》，第5期，（2003年），页9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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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成鹏：<胡适留美期间的基督教思想>，《宗教学研究》，第1期，（2010年），页99-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