苇杭书院杨汝清：从警察到山长，从不立道场到处处为道场

作者：邓超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北京市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二月初六日癸丑

            耶稣2018年3月22日

杨汝清，字杭之，号水木心斋，著名儒家学者。苇杭书院山长兼儒家文化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副主任兼儒学经典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客座研究员、美国旧金山燕京书院导师、南京国学联盟导师。多年来致力于儒家文化传播，奉行“以儒家解释儒家，用经典诠释经典”的治学理念，立足先秦儒家原典，系统研习《孝经》与“四书”。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在清华读书时，杨汝清身上常带着本《论语》。2001年的一天，当他在校园大道上读到这句话时，突然感觉像有一盆凉水从头到脚贯穿下来，虽是阳光明媚的正午，但冷汗和泪水却无法控制地流了下来。他迫不及待地给家里打了电话，却又如梗在喉说不出几句话来。

多年后，当杨汝清再跟笔者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他说当时的感受可能就是古人说的“天人感应”，这也让他意识到儒家已经是自己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出身燕赵之地的杨汝清自有几分慷慨悲歌，但促使他走上儒家之路、并最终创办苇杭书院的，并非只是感性的情感，更多的则理性的思考。

警察故事（1992-1999）

1992年，大专毕业的杨汝清被分配到老家张家口的一所监狱担任警察——做警察是他从小的愿望。27岁时他被提拔为正科，“我当时的规划是干到副厅以上，这样才有能力造福一方”，杨汝清对笔者笑谈。

但成为正科还不到两年——1999年，杨汝清辞职了。

“我做警察是希望能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工作上我不是那种吃吃喝喝的人”，但彼时杨汝清所处的环境不太允许他这么单纯，“不放弃良心上的东西很难”。后来他入选司法部的普法师资，逐渐对法律产生浓厚的兴趣。“我觉得做律师可以仗义执言，于是决定放弃公职去做律师”。

今天，在清华紫荆公寓，他指着眼前的一片宿舍楼感叹地说：“就是这一片，十多年前还是村子，我在这合租过六平米的房子，上下铺。”辞职后的杨汝清开始了3年的北漂学习，终于在2001年考上了清华大学法学院。

故事并没有从此岁月静好。

2003年毕业时他没有做律师，甚至连简历都没有投。他说自己渐渐发现律师行业的氛围实际跟警界类似，那不是他想要的。

但这不是根本原因。在清华时杨汝清对法哲学特别倾心，他认为中国当时的法治理念太强调规则之治，而法律的尊严必须依靠伦理道德的重建来维护，“西方法律的道德根源是基督教精神，中国的呢？”他把目光转向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发现古代的法律思想都指向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一些基本信条。他开始全新地去看儒家经典，认为这才是中国法治的根源。

如果思考到此为止，那今天的杨汝清可能只是一名法学学者。随着他对儒家经典学习的深入，他渐渐笃信中国当下种种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儒家道统的缺失，他逐渐确定要将研究儒学、为儒家守道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

多次变更事业方向，但杨汝清却说自己并非兴趣驱动——自己大学时甚至还是很西化的人，但无论是做警察还是做律师，再到后来走进儒家，都源于他希望能在社会发挥作用的初心和他济世安邦的情怀。

六年聚集（2001-2006）

2000年隆冬，北京成立了一家致力于学习、体认和普及传统文化的民间公益组织，彼时尚在台湾的南怀瑾先生还专门发来贺信，这便是一耽学堂。2001年～2006年，杨汝清一直在这里担任义工讲授课程，并进入管理层，主管宣传。

现在看来，一耽学堂的六年实际是杨汝清在思考研究什么内容、怎样进行传习的六年，是对儒家研究进行聚焦的六年。渐渐地，杨汝清发觉一耽学堂泛国学的传习理念与自己的追求不太相符——他希望专注地进行儒家研究和推广。

蒋庆先生的学术助理范必萱女士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2003年杨汝清组织一耽学堂到阳明精舍游学。座谈会上，大家向蒋先生提了许多有关人生、社会的困惑，而杨汝清的提问却始终围绕儒家义理，“当时我们就看好这位后生”。方向的差异，使杨汝清与一耽学堂渐行渐远，最终在2006年离开。

2006年是杨汝清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那一年他离开的除了一耽学堂，还有清华的教师岗位。

从法学院毕业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杨汝清成为清华对外汉语专业的老师，在这里他得以专注地对外国学生讲授中国文化与儒家思想。2006年，杨汝清离开清华，并在团中央所属的北京青年国际研修学院负责文化交流中心。

清华任教

离开清华和一耽，标志着杨汝清脱离束缚、专注儒家，并开始独当一面——2006年底，苇杭书院成立。

三年沉淀（2007-2009）

书院成立了，“活动家”杨汝清却沉寂了。

当时杨汝清有一个同道的小圈子，从2006年开始，他们以“苇杭书院”的名义聚在一起研读儒家经典，讨论问题，但并不对外搞活动。

此时的苇杭似乎更像是读书会，但杨汝清心中却有很郑重的思考，“当时儒家被关注得很少，而我坚定地认为儒家要有人捍卫，我也不想跟别人牵扯，所以它更重要的意义是我心中的书院”。他认为必须要有一批具有儒家情怀的人，把儒家正统性、本源性的东西捍卫住，守住儒家的道统。所以2006～2009年，杨汝清和朋友们就是在守着自己心中的书院，埋头读书、寻根，以及自我提升。

2008年夏，杨汝清陪同当时尚在清华任教的贝淡宁教授再次拜访蒋庆先生。对于这段往事，范必萱女士写道：“在蒋先生与贝淡宁先生进行学术思想交流的座谈中，汝清一直参与了问答。这时的汝清与几年前相比，在学术义理上的长足进步实在是令人赞叹！”

出山

一个现实的情况是杨汝清始终不是中哲或其他相关专业出身，但他没有因此妄自菲薄，更没有在其他研究者身后亦步亦趋。

杨汝清认为中国主流研究儒家的方法方向并非真正站在儒家角度，因此他提出“以儒家解释儒家，用经典诠释经典”的研究方法。比如研究《论语》，可以用《孟子》、用《诗经》来解释，也可以采用汉代的注释、朱子的注释，但不用杂乱的二手资料，更不作牵强附会的所谓现代性思考，“有人认为我是儒家的原教旨主义者，我无意去辩解；后来又有人说我是儒门的守护者，这一点我比较认同”。

“学术届主流的研究方法容易忽视本源，并对经典造成误读。我有必要让社会看到有我这么一种研究方法，可以作为一种新的思考方式。”2009年，杨汝清打破三年的沉寂，举办以“孝”为议题的年度会讲，苇杭书院也正式步入人们的视野。

年度会讲

至刚刚结束的丁酉会讲为止，苇杭书院已经连续九年举办年度会讲；而杨汝清另辟蹊径的解读方式并没有被学术界孤立，今年的会讲共有90多名学者300余人参会，钱逊、张祥平、韩星、廖申白等知名学者也位列其中。“张祥平先生每年会讲都没落，钱逊先生参加了八年，楼宇烈楼老近三年都有来”，杨汝清回忆有一年提前一周才跟钱逊先生约时间，当时先生已经安排了去北师大的学术活动，但特意请假半天过来，参加苇杭的活动。

从2009年开始，苇杭书院还坚持开展了一项学术活动，就是“周三会讲”：十余人的会议室，投影的只是word讲义，内容也仅限经典原文和其他经典对其的注解，没有当下国学讲座那种“经世致用”的机灵，甚至有些沉闷——这可以视作杨汝清宣讲、践行自己“以儒家解释儒家”理念的主要场合，不过他还有另一层想法。

“很多人建议把这个课放到周末，这样会有更多人来听，但我认为如果你真的愿意学习，请半天假不行吗？而且我讲的方式就是‘猛灌’”，“谁受得了就跟着走，我就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筛人，筛未来能一起做事的人”。

衡水人刘四顺之前做生意，2015年4月接触到“周三会讲”后就一直在跟着听——早上坐火车从衡水到北京，晚上再回，直到后来有了直播。他说自己很享受杨汝清“猛灌”的教学方式，而“杨老师的教学方式其实也可以很灵活”，他曾在一天之内听过其面对不同人群的三场讲座，各有侧重、精彩纷呈。2016年3月，他在杨汝清的指导下成立了研习儒家思想的“衡水学习社”，并专职投入其中。在苇杭书院的丁酉会讲上，刘四顺还是其中一场的主持人。

周三会讲

“做事全靠朋友”，通过讲学杨汝清还结交了一些能帮他撺掇做事的挚友。2012年辞职后专心做儒家文化的研究和弘扬工作，如何少花钱多办事便成为一个现实问题，不过他回忆起来却说，“只要到需要的时候，无论是钱、人还是场地，很快都会到位”。2016年苇杭书院入选“敦和种子基金计划”，获得敦和基金会每年20万、连续3年的资助，这才在经济上更有了一些保障。

“刺头”

今天的杨汝清很随和，很难想到他在学生时代曾经是个“刺头”。高中时他是校学生会主席，因为给同学争权益得罪了校党委书记。工作以后杨汝清“老实很多”，仅有的一次“亮剑”却颇能显示出其年少时的锋芒。

2014年，儿童教育学者王立华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为什么反对幼儿读<弟子规>》的文章,引起很大反响。杨汝清认为对方缺乏对传统文化的了解，甚至缺乏对《弟子规》的全面解读，在此基础上发表这样的文章会造成社会对儒家的曲解，他觉得自己有责任站出来，“在视频里我说，我不是在和王立华女士进行所谓学术商榷和探讨，我是在明确驳斥你的所有似是而非的观点！”

大学生与幼教园

守护儒门，甘做基础，是杨汝清给自己的定位。在思考如何让儒家文化落地这一问题上，他认为要从根上长期培养接受儒家浸润的人，因此他非常注重对青年人的指导。

聆听授课的青年学生

李启鹏曾是南京一所高校国学社团的创办人，也号召志同道合的高校国学社团创立了南京国学联盟，并将大学生的生命成长作为自己的使命，基本每年都会邀请杨汝清去南京讲学，“每次我都会待一周左右，启鹏会把每天都安排得很满，有高校讲座也有私下的座谈，以便让更多的同学可以和我深度交流。每次他和他的小伙伴都会用心地安排好我的休息和饮食。最初他也没钱，去了就住他租的房子，我睡卧室，他睡客厅；现在经济状况略有好转，就会给我订离活动地点最近的快捷酒店”。言语中，杨汝清丝毫不掩饰对李启鹏的赞扬和欣赏，或许这就是儒家所追求的继往开来思想的具体体现吧。

就是这位李启鹏，2014年在杨汝清的指导下发起了“北辰青年计划”。该项目希望把全国有志于传统文化的青年聚拢在一起，共同学习成长。2017年，该项目在全国18个城市举办了51场活动，2300多名青年直接参与其中。作为其核心活动的北辰青年领袖营，是一个以7～12天为一期的传统文化主题青年修身营，从2014年开始迄今已经举办十三期，参与青年1260余人。

他毫不隐晦地说，“经过百年来的刻意破坏，儒学已经花果飘零”，“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已经‘先天不足’，难成大器，更不要奢望成圣成贤。不夸张地说，在经典面前，我们这个时代人人都是小学生。”所以，他认为当下儒学的复兴所依赖的最重要的就是两个人群：一是即将走向社会的青年大学生，他们有朝气、有活力，而且正处在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成型期，儒家的君子人格和担当意识恰恰是将他们塑造成为国之栋梁的最好的教育资源。一旦他们对传统和儒家文化有了正确的认识，儒家的复兴和再造就有了土壤和基础。

除了大学生，另一个重要的人群是幼儿。“少成若天性，童蒙时期的养正教育是最为关键的。有了这种童子功的训练和熏陶，才有可能培养出杰出的人才，才可能出现真正的大师和儒家所期盼的圣贤”，“但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或许是150年，或许更长。但我们等得起。《中庸》里也说‘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因此，杨汝清非常关注幼儿国学教育。在北京，三年来他走访了20多家幼儿园，去给幼教的老师讲儒家的教子之道，给幼儿和家长深入浅出地讲孝道；在广州，他指导了两家较大型的幼教机构；在深圳，当地一家以幼教为核心的机构成立了父师教育研究院，请他出任院长。“我一直在尝试我能跟什么人合作、我应该跟什么人合作；我希望儒家活在当下，既然要活，就要面对社会的问题和需求，然后思考怎么应对。”不过对于与这些商业机构的合作，杨汝清说自己只在学术和教学上做指导，在经营上绝缘。

“为了儒学的复兴，我愿意做泥土下面的泥土。”

江南再逢春

杨汝清很忙，他告诉笔者，自己现在的时间精力，在北京将近放一半，在广州、深圳放一些，剩下的都用在江南。

江南钟灵毓秀、人杰地灵。自古以来就是人文荟萃、风物咸美。传统文化的复兴在江南有天然的优势和资源。在这里有南京的北辰青年计划、有江阴的江南书院国学研究院，也有即将在杭州创办的家族与宗祠文化研究所……走过十多年的经典研习会讲，杨汝清将在江南开拓新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领域——乡贤文化与家族宗祠文化，这里有太多空间等待他去施展。

江南书院

明代大儒湛若水说，“随处体认天理”。杨汝清说书院草创时儒家文化还缺乏力量，他没有必要为一个场所花太多精力去经营，所以自己“不立道场”；但他认为儒家的道无处不在，同道之人无所不有，他相信自己在哪里道场就可以在哪里，所以“处处为道场”。今天，从北京到南京、杭州、江阴，再到广州、深圳，杨汝清的道场可谓跨越中国南北，不过他仍然将自己定位为儒门的守护者，甚至不敢说要培育种子，“我们还是在改良土壤，尽己所能地为将来的优秀传统文化种子培育最适宜的优质土壤”。

谁谓河广，一苇杭之。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