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军政、君臣与礼乐——政、军、学三重视域下的盛世治国之道》

作者：马猛猛

来源：原载于“弘道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二月初五壬子

          耶稣2018年3月21日

弘道书院2018年第二次读书会于三月十七日举行。本次读书研讨会姚中秋老师带领大家继续阅读《读通鉴论》卷二“惠帝”篇二至“文帝”篇三，由沈蜜及胡云领读并作文意疏解。

文景之治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时代。汉初为矫秦政之弊，奉行休养生息的社会经济政策，据《史记·平淮书》记载，“汉兴七十余年间，国家无事。……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可见汉初的经济民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资治通鉴》称文景之治之成就“后世鲜能及之”。受传统史学的影响，许多人认为汉初所取得的政治经济成就源于黄老学说的奉行，汉文帝、景帝及其汉初统治集团只需垂拱而天下自治。但是通过对“惠帝”至“文帝”数篇的阅读我们不难窥见其太平盛世外表下所潜藏的关于军政、君臣和礼乐等种种深刻政治议题以及智识资源，因此汉初的政治史实以及背后之治国理政利弊得失仍然有待重新发掘和观照。往事越千年，如今又逢太平盛世，想必昔日之政事可供今日之借鉴。

在“惠帝”第二篇，船山通过引用周易“除戎器，戒不虞”一语开始论述自己对汉初军政问题的思考，提出“内文外武”的政治主张。这一主张具有其汉初的历史政治背景。据《资治通鉴·高皇后》记载，“太后病甚，乃令赵王禄为上将军，居北军；吕王产居南军。太后诫产、禄曰：‘吕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为人所制！’”王船山指出，汉代往往将军队集中于天子之肘腋，以为籍此可以保卫王室、巩固都城，以备不虞之际。但是天子本人是无法直接控制军队的，仍然要委托他人，他人不易信任，便委托于外戚、宦官。纵观整部汉代历史，外戚、宦官专权可谓汉政之痼疾，其东汉王朝最终也亡于外戚宦官的权力纷争，由此等人掌控军队，其祸患更是不可估量。另一方面，船山指出，“即其未乱也，人主之废立，国事之措置，一听命于大将军，而丞相若其府史”，正如姚中秋老师所言，纵使国家未乱，如果帝国的政治中心任由军队所掌控，那么势必导致军人操持国柄，干预国政，最终国家权力势必依附于军事权力，而以理性商议为基础的政治荡然无存。姚中秋指出，天子聚兵以自保，反而自危，说明为政者务必警惕军队的政治化，军队的政治化最终将导致政治的武力化，暴力化，那么也就丧失了政治所应具备的功能。更进一步，姚中秋指出，为政者需要进一步深思的是，创立军队的根本意图究竟为何？是为了一家一姓之存续还是国祚之悠久绵长？因此中国传统的军政关系最终涉及公天下与家天下的问题。

最后船山指出，“唯兵在外而守在夷也，则外戚奄宦，辽远而不相及…怵然畏天下之议其后而无挟以争。即有逆臣猝起以犯顺，亦相互牵连而终以溃败。”简而言之，船山之建言可归为两端，一方面将军队措置在外以守卫边疆，以防外戚宦官勾结军队，另一方面，也要使不同的军队、将军形成制衡，如有一方叛乱，多方可以构成牵制。

然而，如果将船山的此篇史论理解为一种关于军政关系的“政治科学”，那么就有失简单了，军政关系的问题在王夫之的思维世界中有其更深刻的意涵。开篇船山引用尚书“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指出为政者“竞以德也”，应当凭借政治的德性与智慧进行治理，而非单单凭借武力军队，篇末船山述及三代之道，“舜、禹之舞干而三苗效顺，亦惟不与天下竞勇而德威自震。”军队之威慑固然在对内的政治统治与对外的国家关系中是必不可少的，但若要维持政治局面的持久稳定，达致太平兴隆之盛世时代，为政之人，尤其是君主都必须具有相应的政治德性和智识。

在文帝的“篇一”和“篇二”船山延续了对为政之德的珍视和强调。篇一主要通过汉初袁盎的反面案例来讨论君子和大臣所应具备的品德。船山开篇即点出主题“诚以安君之谓忠，直以正友之谓信，忠信为周。君子周而上下睦，天下宁矣。”作为为政主体的君子应当忠于其君，信于其友，由此才能在治理精英群体中型塑一种和睦的政治环境，维持政治稳定和安宁。而袁盎的进言一则引发了文帝对功臣周勃的猜忌和忌惮，可谓不忠；二则面对周勃之骄纵，身为其友而不去规劝，反而进谗言离间君臣，可谓不信。船山最后指出，这样的小人于国政实大有害，君主必须明鉴之，“故人主之宜远躁人，犹其远奸人也”。

文帝“篇二”通过汉文帝诏书所引起的恶果来阐发君子之谦德须以诚为本，出于伪善之谦终将酿成大祸。在立太子的问题上，文帝诏曰：“楚王，季父也；吴王，兄也；淮南王，弟也。”船山指出这份诏书的内容是用欲取先予之术，将自己处于谦德之位却奉行残忍的手段，“亦险矣哉。”此外同姓诸侯王看到这份诏书之后“闻其语而歆动其妄心”，其犯上謀逆之心反而被激发，这样对汉文帝又有什么好处呢？因此，船山阐明谦德之为德性是对君子而言的，“君子立诚以修辞，言其所可行，行焉而无所避，使天下洞见其心，而鬼神孚之。”在此基础上，船山对黄老学说所倡导的谦德提出了系统的批判。黄老之说将谦德视作实现自身目的的权柄，虽不居于自盈，而有弹压天下之心，一旦时机有变，则“他日侵罚而无不利”，所以说黄老之谦德的本质在于“离诚而用伪”，没有了居于核心的诚作为其依托，这样的谦德从长远来看难有善终。

从上述三篇史论我们不难洞见无论是对军政还是君臣关系的论述中，船山对治人主体之德的剖析和珍视是一以贯之的，有德之君子可在生逢乱世之际得以建功立业，创制立法，于盛世时代这样的德行亦是同样不可或缺的。在文帝的第三篇船山通过延续前卷对兴礼乐的讨论来阐发其对于君子之德的养成的思考。

继高祖卷对“衣食足而后礼乐兴”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之后，船山在惠帝第三篇对兴礼乐的问题进行了更深一步的探讨。船山首先肯定贾谊“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的政治主张，可谓正当其时。然而王夫之笔锋一转，抛出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抑岂如谊之请遽兴而遂足以兴耶？”纵观后世，唐玄宗、拓跋氏、宇文氏等人都以兴礼乐作为要务，但效果差异显著。船山指出兴礼乐必须以学为基础，“礼乐不待兴于百年，抑不行遽兴于一日，无他，惟其学而已矣。”这里的学是指在广阔的政治和社会领域不断涵养为人治世之学问，以学问之功引领社会风尚，教化民众以仁义礼乐。因此学一旦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正朔、服色、官名等外在的礼仪制度自然会随之而建立。最后，船山更加强调君主的德行，周公制礼作乐，待成王德行已成，自然会遵循周公之制，如果文帝外行教化而心存黄老之说，那么这样的礼乐制度也是难以为继的。

贾谊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世人皆知建功立业之艰难险阻，实际上无论世道之治乱，为政者都须常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在盛世的表象下发掘潜藏的危机与矛盾并及时化解之，这同样需要相当的政治智慧和心性修养，此外为政之人还应当有为百年计的长远政治眼光和历史视野，于盛世之时兴礼乐，作文教，谋求万世之太平。船山通过对文景时代国家治理之经验教训的总结，从军政、君臣和礼乐等视角向我们昭示汉代盛世治国理政背后的根本制度和秩序原理，既有鉴于今世，亦警醒于后人。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