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前孔子学院在连续四年的规模扩张之后，开始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以传播中国文化为主旨的孔子学院能否通过日常汉语教学较好地实现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这是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作者从四个方面反思孔子学院的中国文化传播战略：首先，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明确孔子学院到底要传播中国的什么文化；其次，分析当前国际文化格局和文化传播过程可能遭遇的挑战，并在此基础上借鉴各国语言文化传播战略；再次，厘清如何传播，通过什么渠道和机制进行文化传播；最后，密切跟踪孔子学院的对外文化传播效果，展开科学的效果评估。

　　关键词　孔子学院；文化；传播

    作者简介　吴瑛，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200083

 

　　中图分类号　G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09)07-0141-05

　　

 

　　孔子学院是当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大项目，从2004年11月在韩国首尔建立第一所孔子学院开始，截至2008年底，我国已在78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249所孔子学院和56所孔子课堂。全球学习汉语的人数已达4000多万人。孔子学院以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为主旨，经过短短四年的发展，已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但是作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最妙出口品”，孔子学院能否通过日常的教学起到良好的文化传播效果?“摸善百头过河”的孔子学院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又将遭遇什么样的挑战?这是孔子学院继规模扩张之后，实现内涵式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文化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孔子学院要向世界传播的当然是中国文化中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文化内容，但是什么样的文化既能代表中国的文化精髓，体现中国的核心价值和软实力，同时又是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具有显著差异之处，这是目前孔子学院，包括社会各界都需要思考清楚的问题。

 

    孔子学院需要向世界传播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更确切的说，是中国儒家思想中具有世界价值和现代意义的内容。

 

    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要突出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和，将其发展为具有世界性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中的仁义道德、仁者爱人、以德治国、道德教化思想是中华民族得以凝聚，民族精神得以传承的动力，也是中华文明延续至今并不断产生生命力的源泉之一。在当前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国际局势纷繁复杂，国家间矛盾甚至战争危机四伏，人与人价值认同日趋多元的形势下，西方个人主义为中心的思想难以解决这些矛盾，中国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和等元素为寻求世界不同文明以及人与人间的和谐相处提供了一种理论工具。对目前以汉语教学为主要任务的孔子学院来说，不可能完全以儒家学说、儒家经典为教学的主要工具，更切实可行的是，将仁、德、和等儒家思想融合到汉语教材、课堂教学和相关活动中，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和师生间的交流互动让汉语学习者领会儒家文化。意大利那布勒斯孔子学院通过举办“中国家庭俱乐部”，让汉语学习者亲身体验中国尊老爱幼的家庭文化，感受中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价值观。这种在参与中认识、理解中国文化的教学方法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

 

    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要发掘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中国的儒家文化是否具有现代性是当前国学研究的焦点问题。儒学在对人性、个体、民主政治等概念的认识上与西方的自由、人权思想存在着差异。儒学从善的角度认识人性，崇尚先人后己、个人服从集体的观念，认为社会可以通过道德自律和义务规约达到善治，而西方民主政治则建基于对人性善怀疑之上，倡导人的自由言论和行为，并在实践民主政治和权力制衡基础上建设现代民主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与现代人权思想不可调和，儒家学说强调礼，但并不主张压抑人性，儒家学说崇尚德，也并未抛弃刑与罚。孔子学院面对世界各国汉语学习者，其传播的儒家思想既非全盘西化，也非中体西用，而是需要充分挖掘儒家思想与现代人权、民主思想的共通之处，通过张扬人的主体自觉性和创造性，在人权民主思想之上追求人自身修养的提高，进而实现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还需处理好文化认同与文化批判之间的关系。民族文化认同是实现国家认同和社会整合的重要途径，在文化的海外传播过程中还具有树立国家形象、打造文化影响力的功能。但在文化多元的国际社会，尤其是在西方文化占有统治地位的当今世界，简单的摒弃西方文化，以民族主义情绪和知识精英意识维护中国文化的本位意识，也可能出现忽视中国文化所存在问题的问题，这种“本位文化”对外，可能在全球化的今天遭遇来自西方社会的质疑，对内也不利于中国儒家文化的变革与现代化转型。孔子学院的师资以中青年，尤其是青年教师为主，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在西方传播中国文化时，当然可能出现年青教师被西化的风险，但也不排除他们维护“文化本位”，抵制、摒弃甚至引起文化冲突的可能性。一些汉语学习者可能会表现出明显的不认同和抵触情绪，这就要求传播者坚持客观立场，平衡儒家文化认同与文化批判间的关系，改变简单的文化输出思维，寻求多元文化的互动与最大程度的认同。

 

　　

    孔子学院要在西方文化主导的国际格局中发出中国的声音，一方面将遭遇英语文化霸权的挑战。当前，和中国对外贸易“出超”相比，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则是严重“入超”，存在“文化赤字”。以图书为例，多年来我国图书进出口贸易大约是10：1的逆差，出口的图书主要是到一些亚洲国家和我国的港澳台地区，面对欧美的逆差则达100：1以上。2004年，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4068种，输出14种；从英国引进2030种，输出16种；从日本引进694种，输出22种。2005年，对美版权贸易是4000：24。文艺演出也有类似状况。从1999年到2002年，仅俄罗斯就有285个文艺团体到中国演出，同期中国到俄罗斯演出的文艺团体只有30个，相差10倍。从2000年到2004年，中国进口影片4332部，而出口影片却屈指可数。美国电影的生产量只占全世界的5％－6％，但放映时间却占全世界放映总时间的80％。在语言文化方面，中国和西方的交流也处于严重逆差状态。美国高中有大约2.4万人学中文，但学习法语的美国高中学生是100多万。美国3000多所大学，只有近800所开设了汉语课程。英国财政大臣布朗2003年来中国时说，英国在继续进口越来越多的家电、服装和其他东西的同时可以用出口一样东西来平衡，这就是英语。英语教学作为一项出口，它的价值在五年里已经从65亿英镑增加到了103亿英镑，大约占GDP的1％。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学院作为我国重点打造的文化出口产品，虽然有我国政府的高度支持和巨大投入，但也无法在短期内改变英语文化霸权的统治地位，只是尽可能寻求以孔子学院为平台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的声音，并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作出贡献。

 

    另一方面，孔子学院也面临着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思维的挑战。在孔子学院“走出去”，走向全球的同时，一些国家的相关人士以其固有的意识形态思维审视孔子学院，称孔子学院为中国文化渗透的“特洛伊木马”，并且警示西方社会透过文化、经济交流的表象认识孔子学院。这是对中国文化传播典型的“刻板印象”，与西方学者积极实践向东方传播西方文化形成了强烈反差。针对这种意识形态思维的障碍，孔子学院更需要谨防与所在国发生文化冲突，在进行社会推广、参与社会活动、接触当地媒体与政府机构时，改变宣传思维模式，立足于跨文化交流和互动沟通，在寻求所在国市民了解、理解孔子学院宗旨基础上，促进中国文化与所在国文化的融合。对于已经或可能出现的情况相对复杂的区域和国家，汉办还需要拿出有针对性的专项解决方案，帮助所在国孔子学院与当地政府和社会进行良好的沟通。

 

    孔子学院可以借鉴国际上已有的语言文化推广机构的管理机制和传播战略。世界各国为保护本民族的语言，抵制英语霸权对本民族语言文化安全的威胁，纷纷成立了带有官方性质的语言推广机构。德国“歌德学院”、法国“法语联盟”、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和英国文化协会经过多则百年，少则十几年的发展，在保护本民族语言安全，推广本国文化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其中，法语联盟成立于1902年，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文化机构。以下是世界主要语言－文化推广机构的概况：

 

　　除了以上机构之外，随着孔子学院影响力的提升，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也开始计划筹建语言文化传播机构，日本已宣布在本土之外建100所日语中心，韩国提出要建100所传播韩语的“世宗学院”，印度则在倡导发展“甘地学院”。已有的语言文化推广机构在性质上大多属于半官方机构，或具有政府背景，他们将保护和传播本国语言文化看作是国家文化安全和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以歌德学院为例，歌德学院原称德国学院，建立之初分科学部和应用部，这两个部门分别从事德国文化的研究和推广工作，在科学部对德国文化、艺术、哲学等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应用部负责将这些文化成果向国外推广。歌德学院目前工作的重点地区除了欧盟、俄罗斯及中东欧国家外，还包括中东、东亚和伊斯兰国家，其中，与伊斯兰国家对话已成为歌德学院工作的重中之重。歌德学院的成立与两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期望改变国际形象的目标有关，而其发展又符合德国的国家发展战略，重点将文化传播的目标国锁定在与德国利益密切相关的国家。孔子学院可以吸取歌德学院的传播经验，变全面辐射式的文化传播为主要针对战略重点国家的传播战略。孔子学院的开办采取外方申请，汉办批准的方式，当前孔子学院的建设已从注重量的扩张到注重质的提高阶段，如何根据国家发展战略有选择地选取中国文化需要重点传播的国家，控制其他地区孔子学院的数量已成为需要考虑的问题。此外，孔子学院的主办机构汉办隶属教育部，但仅靠教育部的参与是无法完成这样重大的文化输出工程的，如何统筹教育部、外交部、商务部、文化部、旅游局等中央机构和地方各级机构的职能，将孔子学院建设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也同样值得关注。

 

　　

    结合“走出去”和“引进来”双向传播战略，目前孔子学院既要控制学院数量，提高办学质量；更需要将汉语学习者尤其是青少年引进来，以孔子学院为桥梁，促进中外政治、经济、商务、体育等多方面交流，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

 

    在“走出去”方面，需要注重内涵式发展，既要“走出去”，又要“走得稳”，对于汉语学习者还要“留得住”。目前孔子学院除了在全球78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249所孔子学院和56所孔子课堂之外，还在世界各国举办了2000多场次文化活动。2007年，中国汉语水平考试海外报考人数已超过13万人，人数比2006年翻了一番。目前，中国已在46个国家和地区开设汉语水平考试网点共106个。继HSK汉语水平考试逐渐被国际社会认可，近年来又在12个国家推出了少儿汉语考试(YCT)和商务汉语考试(BCT)，泰国、韩国、日本等国报名较为踊跃。开设了广播孔子学院、电视孔子学院和网络孔子学院，其中广播孔子学院依托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雄厚实力、强大辐射力，以及40余年的对外汉语传播经验，用38种语言，通过广播孔子课堂、无线广播、在线广播向世界各国听众传播汉语节目，在轻松娱乐间学习汉语，感受中国文化。但是孔子学院在“走出去”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注重量的积累，还期待质的提高。虽然从2004—2008年，短短四年间，孔子学院的数量在以几何级数增长，但是教学质量还有待提高。目前孔子学院还存在着优秀汉语教师“走出去”数量不足的问题。孔子学院如何从制度上吸引语言、文化两方面都过关的优秀师资投身到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事业中来，留住已有的优秀师资，并开发出系统的挖掘培养新生力量的体制，这些因素将直接影响孔子学院走出去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孔子学院的汉语学习者还存在着对汉语的忠诚度低、汉语学习难以持久的问题。目前孔子学院的教学主要采取业余培训和进修的形式，一部分孔子学院的教学进入了所在国大学或中学课程体系，其中大部分是选修课程，少数学校也将其纳入必修课程。由于汉语课程通常只修一学期，汉语教师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在学生刚培养起对汉语的兴趣之时，课程就结束了。即使在业余培训项目中，学习者有条件在孔子学院长期学习汉语，但也会由于课程单一、教师不足、缺乏对汉语的忠诚度等问题浅尝辄止。因此，思考如何走出去、走得稳、留得住汉语学习者是当前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引进来”方面，需要从战略层面认识其重要性，使“引进来”与“走出去”协同发展，提升中国文化的亲和力和感染力。“走出去”可以将中国文化带出去，但文化本身具有地域性，文化之所以能成为“基因”是因为其与母体粘连，与文化所处的环境、人文发生作用进而成为一个民族、社会、人群区别于其他民族、社会、人群的特征。与文化“走出去”相比，文化“引进来”更容易感染接收者，实现“文化化人”效果。从2004年到2008年，孔子学院已策划了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国外校长访华之旅、汉语桥中文比赛、国际学生夏令营等活动使汉语学习者和国外校长对中国有了亲身感受，增进了中国文化的感染力和亲和力。未来在“引进来”的项目上，还可以通过增加留学基金、增加短期交流项目、设立奖学金等形式鼓励优秀汉语学习者到中国来。除此之外，目前孔子学院主要关注点还在青少年汉语学习者身上，还有两类人值得关注。一是国外汉学家的引进来。如何将汉学家引进中国，增加汉学家到中国交流考察和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使他们回国之后能够自觉成为中国文化的积极传播者，这将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二是国外汉语师资的引进来。如何尝试将国外的汉语师资培训与留学生工作结合，既可以通过一定的机制鼓励在中国的国外留学生回国后从事汉语教学工作，又可以将引进的国外汉语师资委托中国接收留学生的大专院校进行培训，将他们纳入到留学生培养的体系中，设计出快速有效的培养方案。此外，在对国外汉语师资的培训上，要注意高级人才的培养，与国外当地汉语师资培训相区别，引进来的师资回国之后不仅要能够成为汉语教师，还要能成为汉语教师培训机构的专家，使他们成为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的“意见领袖”。这种“借船出海”式的文化传播模式具有直接、高效、亲和、稳固的传播效果。

 

    整合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传播渠道，在设计出系统传播方案基础上，强化不同渠道的特色和针对性。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班级是一个组织传播的单位，汉语教师通过自身的权威性和亲和力影响汉语学习者；汉语教师和学生之间又有一个人际传播的组合，小班教学、互动游戏，以及课后的沟通交流都会起到良好的人际传播效果；电视孔子学院、广播孔子学院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具有传播面广、社会累积和扩张效应强的特点；网络孔子学院还兼具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等多种渠道的优势；此外，礼品、纪念品等非语言的物质媒介具有稳定、形象的传播优势，可以加强已有的传播效果，成为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的沟通互通的有效媒介。目前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仍以课堂教学为主，仍需开发能够吸引汉语学习者的互动平台，拓宽人际传播渠道，网络游戏就是一种既可以学习汉语又可以结交朋友的渠道，充分发挥在娱乐中学习汉语的优势。对非语言物质媒介的开发也需设计一套系统的推广方案，以期在所在国社会唤起对中国文化的记忆，强化中国文化的传承力。各地孔子学院都在致力于媒体宣传，通过大使揭牌、与所在地政府机构互动、围绕中国热点事件的形式吸引国外媒体的关注，但仍缺乏具有持续性媒体关注度的项目和创意。如何将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与当地社会、文化活动结合，建立可持续的大众传播机制值得进一步探索。比如，许多孔子学院围绕北京奥运在当地媒体策划了一系列活动，但是奥运之后此类活动就陷于停滞状态了。这种单纯以中国为中心的传播思维需要调整，孔子学院可以参与到当地的社区活动、慈善活动、居民互助等常态性的活动中去，利用当地大众媒体聚焦的本国、本地区活动时，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提升文化传播效果。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文化传播已积累了相当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海外传播效果方面，Ock Yum作了东亚国家国民在人际交往方面如何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的研究，KenTamai比较了韩国人和日本人在儒家思想的吸收及其行为导向上的差异。孔子学院还处于“摸索创业”初期，目前还没有一个有效的监测和评估体系，学术界专门针对孔子学院传播效果的研究刚刚起步，对孔子学院汉语和文化传播效果的密切跟踪和客观评估是孔子学院建设的持续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但这方面做得还比较少。李希光、倪建华等学者从文化软实力视角切入，从传播者、传播渠道、传播效果等层面展开了对文化传播的探讨。其中，在传播效果方面，李希光关注了中国文化在非洲的传播效果，倪建华探讨了中国文化在中亚的传播效果。汉语作为中国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进入了学术界的视野，对汉语全球推广和传播渠道的研究正在兴起。现有的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效果的实证研究成果主要关注中国文化在某一地区的传播效果，缺少对不同对象国传播效果的横向对比，且研究方法以定性为主，定量研究较少，海外大样本调查更是少见。由于孔子学院在中国文化软实力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在对传播效果分析、提炼之后，可以为孔子学院的进一步推广提供参考数据，同时，针对不同国家孔子学院传播规律和传播效果的比较分析，可以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研究、中国文化在不同对象国广泛传播的途径和机制研究提供对策建议。

 

    对孔子学院效果的评估可以从汉语传播和文化传播两方面展开。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围绕信息传播链条，分五个层次分析传播效果：第一，区别不同国家和文化形态，比较孔子学院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形态下传播效果的差异及原因。第二，研究孔子学院对不同汉语水平和个人背景的学员的传播效果，寻找产生个体差异的原因。第三，比较不同的办学模式、教学方法下汉语和文化传播效果的差异，寻求最佳传播途径。第四，细分中国文化的不同内容和层面，是如何通过不同的传播渠道产生良好的效果的。第五，探究孔子学院如何与对象国政府互动，以取得和谐沟通与文化融合的效果。

 

    在研究方法上，可以综合运用传播学、认知心理学、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以下是笔者的初步研究设想：

 

    首先，界定文化内涵。根据孔子学院传播效果的研究目标，将汉语和中国文化确定为主要研究内容，汉语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中国文化又可分解为中国价值观、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民俗等方面。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考察都从认知、态度和行为三方面展开。

 

    其次，确定研究对象。根据条件许可，选取多所孔子学院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到经费、人员等因素，我们可以选取与我国有重要关系的国家，同时以亨廷顿的文明形态论划分的分别处在西方基督教文明、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日本文明、拉美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等8种文明形态中的效果及反应。

 

　　再次，进行社会调查。可以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在不同国家的孔子学院发放若干问卷进行调查，样本结构覆盖不同国家、汉语班类别，汉语程度、职业身份和年龄层次的学生。

　　

　　责任编辑：青山

 

 

    原载于《学术论坛》 200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