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委著《文本革命：刘向<汉书.艺文志>与早期文本研究》 出版暨前言、后记

书名：《文本革命》

作者：徐建委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9月

【内容简介】

在公元前一世纪晚期，中国上古文献的文本形式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巨变，其剧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孔子时代。同一部书，在此界限前后，我们需区别对待，而非等而视之。这不仅关乎我们对传世文献的认知，也会左右我们对出土文献价值的评判。若混同这种前后的变化，以东汉以来的传世文本为基础，以《汉书.艺文志》为想象模型，来描述先秦学术或文学，我们勾勒出的只是先秦的镜像，而非早期知识世界的真实图景。

观察西汉以前的知识世界，刘向和《汉书.艺文志》是必要的起点，但也是特别需要超 越的视点。刘向、刘歆父子所描绘的早期知识世界，被班固简化为《汉书.艺文志》中的六艺、诸子等清晰的线描图谱。但是，这个图谱只是一种叙事的结构，我们后来的人被这个叙事结构给“规范”了。如何站在学术传统之外观察这个结构，以及如何超 越它对我们的“规范”，乃是此书研究的中心问题和元方法。

【作者简介】

徐建委，1976年生，山东东营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2000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学院，同年就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2004年考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2008年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入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7年4月与普林斯顿大学柯马丁教授联合创建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本文化同际研究中心。研究领域大体在战国秦汉之间，主要关注早期文本与学术、思想的相关问题。同时，也对汉唐之间、唐宋之间的文献变迁、文本生产有兴趣。著有《<说苑>研究——以战国秦汉之际的文献累积与学术史为中心》、《从文献到文本——先唐经典的抄撰与流变》（合著）等。

【目录】

前言

上编 综论

周秦汉学术研究中的《汉志》主义及其超越

引言：简本《论语》与马王堆帛书《黄帝书》之疑问

一、刘向校书与《汉志》新目

二、文本革命：从开放性到闭合性

三、诸子传记文献中章的独立性

四、公共素材

五、“公共素材”流传样态的改变及其意义

六、新定本文献的互摄与“书亡而文未亡”

七、战国秦汉文本的综合性

八、古老文献的早期分立

九、文本中的学术史：战国秦汉间《春秋传》问题（一）

十、文本中的学术史：战国秦汉间《春秋传》问题（二）

十一、图像化与封闭性：《汉志》先天结构的形成

十二、碎片重组：《汉志》的先天结构与学术幻景

十三、学术史研究中的《汉志》主义及其超越（一）

十四、学术史研究中的《汉志》主义及其超越（二）

十五、学术史研究中的《汉志》主义及其超越（三）

下编 考辨

第一章  石渠议经与《汉书·艺文志》五经文本入藏中秘考——兼及《汉志》“六艺略”之特点

一、《汉志》五经今文本与宣帝时期的学官本

二、由刘向校书推及石渠诸经的入藏

三、刘向校书之原委

四、中秘书来源蠡测

五、刘向校书与复核石渠之议

六、《汉志·六艺略》文献入藏时间拟测

第二章  《诗》的编次与《毛诗》的形成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二、《毛传》与《尔雅·释训》之关系

三、三家、《毛诗序》中的《小雅》诗次问题

四、《春秋》学的自我建构：《诗》与《春秋》意义关联的形成

五、《春秋》视域：季札论《诗》与大、小《雅》的对调

六、《雅》在《风》前：《毛传》埋藏之《诗》古本编次

七、从礼乐编次到《春秋》编次

八结论

第三章  《风诗序》与《左传》早期史料来源关系考

一、引论

二、《风诗序》与《左传》史事的相关或联系

三、《左传》人物引《诗》赋《诗》与《诗序》的关联

四、《国语》的旁证

五、结论

第四章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与古本《左传》考论

一、小引

二、《十二诸侯年表》据《左氏春秋》所制辩

三、《十二诸侯年表》所见古本《左传》之异文

四、《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史源略议

五、张、贾本《左氏春秋》之史料特点之一：史料编年与历法

六、张、贾本《左氏春秋》之史料特点之二：材料分割

七、张、贾本《左氏春秋》之史料特点之三：纪年方式

八、张、贾本《左氏春秋》之史料特点之四：南方诸侯记事优于今本

九、从《左氏春秋》到《左传》

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编纂过程拟测

十一、附论《春秋》三次日食错简与《春秋》编纂

十二、结论

第五章  战国秦汉间《论语》的流变与文献考古问题

一、引子：定州本《论语》引出的问题

二、《史记·孔子世家》与今本《论语》的异同

三、《论语》古本的源流

四、从类型文献到单种古书——刘向校书与古文献的流变

五、《论语》古本问题的解决与文献考古问题

六、古文献关系网络中的《论语》及其成书的年代

七、附录：《说苑·修文》篇《齐论语》佚文蠡测

第六章  孟子的圣人系谱及其知识背景——兼窥战国秦汉间儒家知识系统的流变

一、尧、舜故事与《尧典》的流变

二、文王故事与文王《尚书》

三、《孟子》与战国儒家《诗》学传统

第七章  刘歆援数术入六艺与其新天人关系的创建——以《汉书·五行志》所载汉儒灾异说为中心

一、《汉书·五行志》所录《洪范五行传》文本结构的调整

二、刘歆引数术入六艺及其学术渊源

三、《洪范五行传》与谶纬的兴起与流行

四、从重人事到重天道——刘歆新天人关系的创建

五、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前言】

本书的研究以《汉书·艺文志》为枢纽。《汉志》乃是刘向、刘歆父子所校“新书”之目录，而非西汉当世所传文献（或曰“旧书”）目录。《汉志》书目的实质，有两点尤为关键：其一，它记录了西汉末年有哪些文献的文本形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非西汉末年曾有哪些书流传。其二，《汉志》更近于一部“类目”，而非“书目”，即它虽然不是当时所有文献的记录，但却可以反映当时世传文献的主体类型。这两个方面，前人多未加留意或重视不足，故对《汉志》颇多误读之处。反观学术史、文学史、思想史诸领域，我们会发现迄今为止，周秦汉相关问题的研究多在《汉志》框架内展开，即便近几十年来大量出土文献的面世依然未改变《汉志》模式的主导地位。然而，致命的问题是，没有充分考虑上述两个方面，就将《汉志》的书目结构默认为周秦汉学术和文献的基础背景，虽是对《汉志》书目性质的轻微的误读，却使得我们对周秦汉文献的认识，以及对其的处理方式发生了比较严重的偏差，即便仅仅是学理性的偏差，对于整体的研究而言，也足以具有根本的破坏性了。因此，重视并明晰《汉志》的性质，并有效的利用之，会在周秦汉学术、文学研究领域，促生一种新的问题方式，本书的研究就是循着这种思路展开的。

内容上，本书分作上、下两编。上编为综论，乃是在下编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所作，因此是本书最后成文的部分。这部分讨论了以下两个主要问题：一、西汉末年的文本革命（这是作者大胆的，甚至有些粗鲁的命名）具体如何发生，又如何影响于文本的内部和外部，以及我们如何相对准确的认识和利用西汉以前的文本；二、我们如何恰当的遵循文本内部不同层次的“适用限度”，在《汉志》的基础上，超越先前主导周秦汉学术研究的“《汉志》主义”（命名还是有些粗鲁），更新研究方式，发现文本中那些原本被遮蔽的问题。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因综论乃在下编专题研究基础上成文，故有个别地方因论述需要，略有重复，作者学力稚拙，目前也只能如此处理了。

下编乃是专题的研究，分别涉及《毛诗》、《左传》、《论语》、《孟子》、《汉书·五行志》、《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等文献，其研究思路及基本内容，因每章均有导言，故于此不再赘述。

【后记】

2007年5月份的一个夜晚，在理顺了刘向校书和《汉书·艺文志》的诸多问题之后，那些原本无序且让人苦恼的文献，以两汉之际为界，一下子具有了结构性的美感。那种对称性的文本演化如此迷人，一条书籍史、学术史的折痕清晰地在我的构想中浮现出来。也就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当时略显随意的选题，无意间却落在了一个事关早期中国研究全局的关键位置了。

但是，我并没有很精准地在博士论文中把那晚的顿悟完全表达出来，甚至在论文的最后一章遇到了词穷的困顿，终至于草草收尾，虽意犹未尽，但也无法再多写一句话了——只是窥见了那个关键的折痕，却还没有足够多的富于想象力的考证来呈现它。另外，因为自己数年荒于文字训练，论文中那些支离的语句，亦难以有效的传递我的模糊的全局性思考，乃至一些考证的细密，也没有很有效的铺陈开来。这是至今仍深以为憾的地方。

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2008年博士毕业后，我有幸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并在第一年到了新疆的阿勒泰支教。阿勒泰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地方，满足了我对边地的一切想象。那一年中，我延续了博士期间的研究计划，开始细读《孟子》。原计划在《孟子》之后，再对《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和《春秋繁露》做一番细密的知识史的考索。通过这几部书的考察，我希望展现的是战国中期至西汉晚期的知识史和书籍史。

但在2009年回到北京后，这部分研究就被我一直搁置了下来。因为我的兴趣逐渐转移到《毛诗》、《左传》、《史记》、《汉书》四部典籍上了，眼下这本书中的相关章节也多与之有关。至于《孟子》的研究，虽然重要，但在战国秦汉时代，它毕竟是一部学术边缘的书，除了《诗》、《书》诸问题外，确实也难以找到更多的牵涉学术全局的问题，故而我最终再也没有提起兴趣来。《吕览》、《繁露》虽然非常重要，但随着原计划的荒芜，我对它们的研究也就更无从谈起了。

此书的研究中，我差不多是把“刘向校书”作为基础的方法论（或者可以叫做“元方法”）来使用的。这是一个很古怪的说法，但却最为直观。西汉以前的古书多经过了刘向父子的校勘与整理。我们可以设想在刘氏父子所处的两汉之际画一条虚拟的线。在这条虚拟的界限前后，存在不同的书籍形态，也存在不同的知识型——这就是那条折痕。可以说，在公元前一世纪晚期，中国上古文献的文本形式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巨变，其剧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孔子时代。同一部书，比如《左传》、《论语》，在此界限前后，我们需分别对待，而非等而视之。这不仅关乎我们对传世文献的认知，也会左右我们对出土文献价值的评判。若混同这种前后的变化，以东汉以来的传世文本为基础，以《汉书·艺文志》为想象模型，来描述先秦学术或文学，我们勾勒出的只是先秦的镜像，而非早期知识世界的真实图景。

所以，观察西汉以前的知识世界，刘向和《汉书·艺文志》是必要的起点，但也是特别需要超越的视点。刘向、刘歆父子所描绘的早期知识世界，被班固简化为《汉书·艺文志》中的六艺、诸子等清晰的线描图像。但是，这个图像只是一种叙事的结构，我们后来的人被这个叙事结构给“规范”了。这个结构的意义，以及如何超越它对我们的“规范”，是此书所致力的地方。

此书的研究差不多有四五年，期间遇到了发表的困境。从我读到的评阅意见来看，早期文献物质形态的转折，并未进入学者们的常识词典，虽然我是以常识视之的。故在2014年的夏天，我用了整整一个暑假，把没有必要说出的“元方法”，仔细地写了出来，这就是此书的上编。

或许因为自己曾长期沉溺于绘画的原因，我特别在意问题选择的美感。在斟酌题目时，总要考量“经营位置”，希望所落笔墨可以呼应全局，这便有了一股匠气。自然，小小的折枝，即使苦心经营，终也难以撑起一片大宇宙。下编的几章，差不多就像水墨的折枝，虽然有着境界塑造的雄心，最终还是落入了细节的描摹，并不令人满意。

只能期待下一本书了。

2017年4月1日于通州藏山室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