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现代儒学”取代“港台”与“大陆”之争

作者：闫恒（内蒙古自治区党校哲学教研部）

来源：《原道》第32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二月十四日辛酉

          耶稣2018年3月30日

自方克立先生提出“大陆新儒学”这一概念至今已近十年。方先生当时认为这一思潮之特点与港台新儒家有着明显不同，应当引起学界重视。他列举的大陆新儒家包括蒋庆、康晓光、陈明和盛洪等。时至今日，“大陆新儒学”与“港台新儒学”俨然成为儒教与儒学、政治与心性、王道与民主等议题的对立。

一、港台新儒学的基本主张

“港台新儒学”是以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先生为代表的现代儒学的一支。它的特点是从心性哲学出发，着重回应五四“民主科学”所带来的思想文化挑战。随着经学体系的瓦解，儒家思想被划分到了各个所谓现代学科之中。但麻烦的是，无论是人文的文史哲，还是社科的法政经，都有自身的、来自西方的一套标准。儒家思想如何在其中安身便成了大问题

港台新儒家的几位代表人物主要便是针对哲学领域的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展开。笔者出身哲学专业，早期接受儒家思想主要来自于牟宗三先生的论述。牟先生一生著述等身，且综理细密。他提出了如“智的直觉”“综合的尽理（尽气）精神”“道德的主体自由”“即存有即活动”等一系列发扬儒家哲学的深刻命题。其于政治领域，则坦承中国是一专制，必须转出理性的“架构表现”或曰“外延表现”，才能开出科学民主，转出政道、开济事功需要所谓的“良知坎陷”。其于西学，特重康德哲学。牟先生常谓康德消化西方哲学大传统，而中国人则需消化康德，方可收中西会通之效。故又翻译康德之三大批判，认为康德道德哲学几乎十分切近儒家，但儒家仍可提升康德使之更臻完善。新儒家中，徐复观先生多从史学切入，与牟唐不同。但三先生基本哲学思想则一致，集中反映在1958年《宣言》，以“内在超越”“接受西方民主科学”等观点为代表。

二、大陆新儒家的现实关切

与此不同，大陆儒家要面临的问题一是在基督教文化冲击下保卫中国生活方式的问题，二是所谓的建国制宪问题，或曰建立基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国家制度问题。所以大陆儒家又常以政治儒学、儒教等理念相号召。过去以“南蒋北陈”为代表，还包括康晓光、唐文明等。他们不赞同牟唐徐等人以“心性儒学”为唯一取向，认为儒家在现代社会，特别是政治领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蒋庆特别提出了著名的“三院说”以否定西方民主政治。在蒋庆的设想中，由普通民众选举产生的议院叫做“庶民院”，在这之上还有先贤先烈后代与精英人士组成的“国体院”，以及儒家士大夫组成的“通儒院”。通儒院掌握最高政治权力，可否决庶民院的提案。蒋庆还以建立建制化的儒教相号召，在大陆儒学界影响巨大。康晓光也十分注重儒家复兴的所谓“上行路线”。他提出“行政吸纳政治”的观点，认为我国现有体制十分优秀。只需要做到所谓“儒化共产党”，儒化各级领导干部，就可以实现儒家复兴的总目标。陈明则侧重于“公民宗教”。他认为儒家建制化宗教在历史上并未成功，在今天则需要使之成为“公民宗教”，即整个政治社会生活的某种公约数。大体而言，大陆新儒家的代表性观点一般有这么几种：1.儒教论；2.主张宪政，但对西方自由民主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3.政治儒学导向；4.经学路径而非哲学路径。

三、“新儒学”名号不宜独占和窄化

但我对这种”港台“与”大陆“的二分法持保留态度。

一方面，从大陆儒家的演进看，绝不只有儒教论一条路线、一种代表。姚中秋教授便是以“文教论”立论，并不认为儒家是一种宗教，儒家也不应该成为一种宗教。对于现代政体和现代生活方式，其实大陆儒家内部分歧也很大。比如蒋庆比较反对，但陈明则较为接受。我也基本接受，但认为绝不能照搬西方体制来解决中国问题。而政治儒学导向与经学路径则是大陆儒学十分可贵的地方，也是大有可为的地方，这方面在大陆学术界未来会是一个显著的知识增长点。

另一方面，所谓“港台儒学”的说法也有很大问题。我们现在对心性一系的关注度过高，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现在许多学人研究张君劢先生，这是一个好事。因为可以在张先生身上很清楚地看到学问与政治之间、知与行之间的耦合，而决不只是一个心性的、哲学的视角。钱穆先生的政治思想维度最近也得到了高度关注，作为现代儒学的大师，钱先生却并非“港台新儒家”一路。他关于“现代士人政府”“中国古典宪政传统”的研究十分独到。在这里还有一个公案，就是所谓徐复观先生与钱穆先生的辩论，辩论的核心就是到底中国古代是否可以专制二字敝之。钱穆先生是反对的，而徐先生则赞成，这也反映了当时儒学纷繁的面貌。钱穆先生个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值得注意。

四、回到“现代儒学”大传统

晚清民国以来的现代性肇兴对儒家提出了全新的任务。无论是“大陆新儒学”还是“港台新儒学”都过于窄化，不足以描述现代儒学的传统。民国时期的儒学面貌也应进行全面检视，因为整个民国时代儒学所呈现的面貌可谓波澜壮阔，绝非只有后来所谓熊牟唐徐这条线索。甚至包括只研究张君劢都是不够的。必须高度关注以孙中山、蒋中正、戴季陶、陈立夫等为代表的政治儒学径路，思考儒家与现代中国的立国问题。今天“大陆儒学”所思考的问题，那个时代其实全部都有人想过，并且践行过。如果我们对孙中山先生五权宪法体制及其理论有充足的认识的话，就不会绕开这一现代儒学最为重大的制度性成果，而去凭空探讨什么“三院制”。本人最近发表的《美育与建国——新文化运动的美育迷思》一文也谈到了蒋介石如何将儒家美育思想转化为现代国家治理的一种要素，这些前人的成果非常值得重视，绕开他们谈儒家复兴是大有问题的。

一句话，儒家是知行合一之学。所谓“港台儒学”与“大陆儒学”的二分，遮蔽了许多前人的思考与努力。回到现代儒学的大传统及其所结下的成果很有必要，这也是我们今天思考儒家复兴所应进行的基础性工作。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