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樟法】中国:第三条道路

栏目:谏议策论
发布时间:2010-06-23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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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东海

作者简介:余东海,本名余樟法,男,属龙,西元一九六四年生,原籍浙江丽水,现居广西南宁。自号东海老人,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等。著有《大良知学》《儒家文化实践史(先秦部分)》《儒家大智慧》《论语点睛》《春秋精神》《四书要义》《大人启蒙读本》《儒家法眼》等。

 



儒家与自由主义路径选择的歧异越来越大。以蒋庆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儒家与以“敏感词”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群体,在政治追求上渐渐走向两个极端。

前者对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对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等原则及国民平等参与政治的权利原则上都缺乏基本认同,认为建立在“一人一票”基础上的民主政治是一种小人政治。

后者坚持西方中心主义,主张全盘西化,哪怕沦为西方殖民地也在所不惜,同时普遍反感、反对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不是视之为专制主义的思想帮凶,就是视之为农业文明的落后残留,即使个别人士有所认同,也是把它当作一种个体层面的修养方法,认为现代政治“没儒家什么事”。

双方各有特长,亦各有不足和弊病。前者严重匮乏现代性、开放性、灵活性和时代感,后者知制度而不知文化,知“用”而不知“体”,丧根失本。

东海的儒家立场与蒋庆们无异,但由于对仁性道体的解悟、对孔孟之道的理解有所不同,具体的方针和追求也有所不同。在政治上,东海主张第三条道路。注意,这个第三条道路,是相对以蒋庆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儒家与以“敏感词”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群体而言的。



第三条道路不是儒家与自由主义的机械混合和折中。如果说是嫁接了西方某些优势,则有其因果的统一性。因为,政治文明和制度建设,本是内圣学的逻辑要求和外王学的直接追求,而现代社会的政治文明和制度优化,离不开民主的某些要素。

儒家思想本来含藏丰富的民本、民主因素,没有开出现代民主制度来,主要责任不在儒家,那有种种历史原因和政治原因。在天下为家的君主时代,儒家主张开明的君主专制,是对历史的尊重,但儒家从来没有放弃大同理想,从来没有放弃天下为公的政治追求。对于儒家来说,学习、接通民主,并不存在内在的义理障碍。

第三条道路即仁本主义的道路,其实是最为纯正的儒家路线和儒家立场,不是什么儒家自由主义---象某些人士“标签”的那样。对于自由主义,我们是学习,是汲精取华,是要自由不要主义。

自由,本来就是儒家的传家宝。儒家的自由内外并重,儒家内圣学致力于道德自由的追求,外王学就是优化各种法律制度、优化社会政治环境的学说。内圣学的最高理想是个体成圣,外王学的最高目标是天下大同。


相对于复古派政治上的狭隘保守和西化派文化上的丧根失本,第三条道路的开拓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这条道路纵传道统之漫长,横通西方之优点,可以让中国以最小的代价进行政治转型,让中华民族凤凰涅槃----建立以儒家文化为指导思想的民主法治社会,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求德治。

第三条道路政治上儒家为本,民主为用;文化上儒家为主,佛道为辅。



我要对蒋庆们说的是,坚持儒家立场非常正确,但要注意的是,儒家在具有相当的传统性、保守性、原则性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现代性、开放性和灵活性,对于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等价值观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态度。这些价值观属于全人类,没有中西方之别,并且与儒家血脉相通。

民主的具体制度架构可以探讨,我们在学习当中自当慎于选择(西方民主制度架构也是因国而异的),但必须承认,权为民所授和公开定期的选举这一原则是没有问题的。

民主或许会选出小人,但民主政治绝非小人政治。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到目前为止仍具有相当的优越性。根据公平、公正、公开的“三公”原则选举选出来的是什么人,是精英、君子、圣贤还是小人,取决于各种社会、文化、道德因素。

至少,民主选举给了精英、君子、圣贤机会----圣贤君子不屑于去竞选以及拥有了权力也会小人化的问题,或许存在,但不会很严重。圣贤君子都是具有相当的社会政治责任感的,必要时是不会拒绝站出来参政议政和参加竞选的。一般君子或有退化为小人的可能,圣贤择善固执,身与道俱,其道德水准是不会退化的。

对小人行为包括其政治行为,良性的制度具有相当的约束功能和纠错功能,其次,儒家教化作用和意识形态具有相当的导良功能。在仁本主义的导向之下,在心性儒学的道德教化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的状况下,民众的认识能力德智水平和选择眼光都会得到大幅度上升。

关于人权问题。国民的人权包括政治权利、参政议政的权利都应该也必须平等。还有,当代儒家对平等人权特别是言论权的重视追求和维护,应该学习西方,而且应该超越西方,比西方做的更好,更先进-----至少不比它们差。



我要对自由主义说的是,追求民主自由,值得肯定,但是,没必要也不应该将它们与儒家对立起来。民主自由固然是普世价值,仁义道德更是普世价值,而且具有更高的普适性。它适用于东方也适用于西方,适用于农业文明,也适用于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

仁本主义完全可以涵盖并超越人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中国的政治、制度建设,离不开中华文化特别是仁本主义的导向。这样建设起来的民主,才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

在追求民主的同时,必须明白,民主的价值尽管颇高,却是工具性的,它不具有目的性价值和终极性价值。信仰是人对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和生命观的选择和持有,是对世界的一种哲学思考,既有对未来的设想,也有对世界开端、人类开端的溯源和判断。而民主只是一种政治观,不足以涵盖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更不足以涵盖生命观。

任何东西都有一个度。民主毫无疑问是个好东西,是迄今为止最不坏的制度,是提升社会道德、促进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大好手段。但是,手段最好毕竟是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是手段,就有它的适应范围和局限性。不宜上升为“主义”和信仰,更不宜人为地把它与本土文化对立起来,并以之否定本土文化。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文化启蒙与自由启蒙、道德建设与民主建设同等重要,两方面相辅相成,而且,文化和道德是更加根本性的。民主追求,有赖于文化的指导和道德的力量。优质的民主,必须建立在优质的文化和相应的道德的基础上。



顺便谈谈信仰问题。

民主人士大多自称信仰民主或自由主义。如果“信仰”指的是对某种理论、思想、学说的信服,这么说没有问题。但严格地说,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仰,或者说,这种信仰是手段化、庸俗化的,没有根的,有等于没有。

民主也不足以成为信仰。民主信仰者可以对民主“极度信服和尊重”,但民主作为其“行动的准则”,只能局限于政治、社会实践的层面,不足以指导此外的一切行动。在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信仰与唯物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伟人、权力、金钱之类信仰在“质量”上没有什么区别。它们都无法给信仰者个体提供安身立命的内在栖居-----良知信仰才有这个“质量”和力量。

良知信仰不同于古今中外任何信仰。它不是宗教,胜似宗教。

佛道信仰没有政治性,上帝信仰没有内在性和科学性。良知信仰既有超越性又有内在性,既有宗教性又有科学性,既有个体性又有社会性,既有道德性又有政治性。

形上形下贯通,内圣外王一体,正是良知信仰的殊胜。最重要的是它高度的真实性----良知内在于每一个人,人人皆备,人人平等,人人可以自我实证。这是良知信仰与上帝信仰最大的不同点。

关于良知,有儒者认为,良知是一种境界。我说,没错,它是一种境界,但它不仅仅是一种境界,因为,境界有境有界,仍属于形而下的层面。作为人之本性、天之本体的“生天生地,神天神地” (王阳明语)的良知,是形上形下不二、超越任何境界的。

2010、6、5东海余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