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朝的好，究竟好在哪里？

作者：张淑红

来源：“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二月廿七日甲戌

           耶稣2018年4月12日

二十年前，一位中国大陆的人文学者曾在他的文章中写道，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他愿意回到宋朝生活。无独有偶，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了《历史研究》的作者、英国大史学家汤因比的话：“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汤因比实未说过此话，中国网友以讹传讹）

中外文化史上的两位文史专家的话似乎向世人表明，有宋一代，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朝代，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个可圈可点的时代，否则，一位世界级大历史学家缘何对这个朝代是如此的高山仰止呢？

那么，宋王朝的好，究竟好在哪里？中外两位文史专家眼中的大宋王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具有三百年历史的两宋帝国为什么会被千年之后的人们津津乐道、念念不忘呢？

多少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心知肚明，数千年中国封建社会（自秦以降，其实并不是封建制，而是郡县制），每一次的江山易主和政权更替，总是伴随着太多的血腥和屠杀，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四分五裂的春秋战国，固然有其丰功伟绩，但在用武力统一过程中杀戮的人数，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至于统一后实行的残暴统治以及灭绝人性的焚书坑儒，那就更令人不寒而慄了。

建立了大汉王朝的汉高祖刘邦，也是一个“鸟尽弓藏，免死狗烹”的实施者，在与项羽争夺天下的楚汉战争中，交战双方中砍掉的人头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即使开创了大唐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是靠玄武门兵变踏着亲兄热弟尸骨才登上皇位的；明太祖朱元璋更狠，为了朱家王朝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几乎杀光了当年和自己同生共死的所有兄弟；朱重八的儿子朱棣更凶残更暴虐，为了一把龙椅，不但逼死了自己的亲侄儿建文帝，还发明了惨绝人寰、丧心病狂的“灭十族”。满清入关后，留发不留头的国策使无数有气节的汉人死在剃头刀下，所谓的康乾盛世，又何尝不是文字狱的鼎盛期。被后来的影视作品吹得神乎其神的康熙乾隆二帝，其实是两个双手沾满了知识分子鲜血的超级刽子手（康熙还好啦，并未诛杀太多知识分子）。

其实纵观历史，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王朝的统治者都是踩着无数人的尸骨在腥风血雨中登上九五之尊的，几乎所有的龙袍和皇冠都是用平民百姓的鲜血染红的。

然而，距今千年的宋王朝却是个例外。尽管这个赵家王朝被后世的史学家称之为积贫积弱、软弱无能，在经济上和外交上也没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尽管这个王朝被白山黑水间的三个政权纠缠了三百余年（严格来说，只有金国才算是兴起于白山黑水间），尽管赵匡胤发动的陈桥兵变有点不太地道，黄袍加身也纯属一场政治秀，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宋王朝毕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罕见的兵不血刃的改朝换代，是用和平的手段或方式实行的一次政权更递，而不是像某些王朝的统治者那样，用谎言加暴力以杀人放火的手段从后周的孤儿寡母手中抢劫而来的。

更叫后人暖心的是赵匡胤还以至高无上的开国皇帝之尊，给自己的子孙留下这样的誓约：

1保全柴氏子孙，不得有罪加刑。

2不得杀士大夫

3不得加农田税赋。

（这三条誓约出自王夫之《宋论》。宋人记载的誓约，是另一个版本：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在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上，这是唯一一份带有人性光辉的誓约；而且赵匡胤对自己的誓约说道做到；对后周皇室始终实优待政策，并未随意摧残，对后周的大臣几乎原封未动地给予了相应的官职。对于拥立自己的有功之臣，则采取了帝王中最厚道的办法，即“杯酒释兵权”；并规定了一个祖宗家法，即不轻易诛杀大臣。和那些一登皇位就试图杀光开国功臣、对前朝遗孤或政敌斩草除根的帝王相比，这位武将出身的赵家皇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明、最有人性、也是最仁慈的帝王。有这样一位颇有人情味、人性味的帝王，人们对这个王朝的思念及梦想也就是情通理顺的事了。

但宋王朝值得后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追思、仰慕、怀念和向往的缘由，绝不仅仅在于这个帝国有一个比较英明的开国皇帝赵匡胤。

历史表明，宋代以前的数千年中国文明史，其实就是一部以杀人、流血为中心内容的战争史；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祖祖辈辈几乎都在刀尖上讨生活，在打打杀杀中过日子，特别是在离大宋不太久远的前二百年，先是生灵涂炭的安史之乱，后是动荡不安的藩镇割据，再后来又是乱成一团的五代十国。

在这个枪杆子主宰一切的年代里，且不说平民百姓的生命如同一只蚂蚁，就是那些居庙堂之上的政治人物也是朝不保夕，当皇帝简直就是名副其实的高危职业啊！据有关资料记载，五代十国的十三位皇帝，其中有十二位皇帝的子嗣就被人斩草除根。至于其它的你杀我抢、我死你活，那就更叫千年之后的我等难以下笔了。

所以在宋太祖赵匡胤看来，枪杆子主宰一切的世界实在太可怕了，太让人绝望了；他绝对明白，枪杆子可以打出一片江山，但枪杆子能否保住江山，枪杆子能否使坐拥江山的人得到善终，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了。于是他以一个政治家的高展远瞩和广阔胸怀，改变了武人掌权的游戏规则，叫枪杆子让位给笔杆子，把决策军国大事的权交到了文人手里。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宋代重文轻武国策。

历史告诉我们，北宋二百余年的七十一名宰相中，除赵普等四人为开国功臣外，其余人等都是进士出身，用今天的话来讲，这些正副总理级的高官都是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人来担任的，而这些文化人，大多都是经过数十年寒窗苦读，从底层一步步进入国家权力中心的。这就为千百年来不断遭受打压、排挤和迫害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较大的上升空间，为他们施展抱负、实现其人生理想铺平了道路，创造了机会。

更可贵的是，这些来自于底层的官员们，毫无疑问都了解底层百姓的艰辛和不易，知道草民百姓在想什么，他们需要什么，所以他们在制定大政方针时便会自然而然地向下层倾斜。

正因为如此，有宋一代，没有类似修长城、建阿房宫、开拓大运河这些劳命伤财、以千千万万平民百姓生命为代价的政绩工程，遥役赋税也比其它朝代轻了许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代是个典型的平民社会；而平民社会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智力资源被激活，社会变得更平等、更和谐、更自由、更合理、更有效率；因此迸发出来的创造力是以前任何时代都不可比拟的。

光耀中国古典文学天空、并对中华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并且和唐诗、元曲和汉赋并肩而立的宋词，就是大宋时代的产儿。在中国散文世界独占鳌头的唐宋八大家，其中六家就出在北宋年间；一部《全宋诗》其作者近万人，是《全唐诗》的四倍；王安石，欧阳修，苏东坡，辛弃疾，这些集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于一身的天才人物，大概只有在大宋的史册上才能找到。即使在金人铁蹄下苟活的南宋，也创下了光辉灿烂的科技成就。

更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北宋画家张择端的那副《清明上河图》，这位中外绘画史上的天才画家，在汴梁城被金人铁蹄践踏之前，便用手中的一支画笔向后世记下了这座城市的全景以及它的繁华盛境（《清明上河图》绘的并不是东京全景，而是城市的一角）。不妨认为，一副《清明上河图》，与其说是画作，不如说是一个城市的前世，一个朝代的昨天。用一副画反映一个时代的全貌，这不能不说是世界艺术史上的奇迹，而这样的奇迹大概只有在大宋的天空和大宋的土壤里才能产生（这个“只有……才能……”的说法太牵强了）。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