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睿和他的百万美元哲学大奖

作者：白彤东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三月初六癸未

          耶稣2018年4月21日

 【编者按：作者白彤东教授是博古睿学者2016-2018，博古睿哲学与文化中心学术委员会成员。】

第一次见到博古睿（Nicolas Berggruen），是在新加坡的一个关于贤能政治的学术会议上。他没有任何学术头衔，打听才知道，他是一个对政治与文化感兴趣的亿万富翁。但他似乎比中国很多赶场的学者们更有学术兴趣和敬业精神，坚持参与了会议的全程，认真听取发言，时有提问。从他交给会议的文章里面，从闲聊中，以及通过一些研究（也就是谷歌了一下），我才知道，他在加州有个机构，博古睿研究院（Berggruen Institute），推行政治变革。其中一项，是通过加强精英的干预，提高加州全民公投的质量，进而提高民主的质量。后来他和他的合作者将这些实验和反思写成了一本书，有中文译本：《智慧治理——21世纪东西方之间的中庸之道》。这里也比较正面地引述了我的儒家混合政体，所以是一本很不错的书。

第二次遇到，是参加谷歌组织和资助的一个论坛，在美国蒙大拿州的山里举办。对参加论坛的人，谷歌从洛杉矶包机往返。博古睿也去了这个论坛。既然是亿万富翁，他自然是坐自己的飞机去的。但是回来的路上，他让他的私人飞机空着飞回去，自己却坐到了我和其他几个学界、传媒、政论人士的包机上，因为他想继续论坛上的讨论。虽然我们的包机比一般客机的头等舱还宽敞，但是比起他的包机，那条件真是太艰苦了。他不畏艰苦，追求思想的乐趣的精神，又一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再一次，是他来上海，约我去聊天。他觉得这个世界在政治文化上、在科技发展上，都遭遇着深刻的挑战。他希望促进东、西（尤其是中、美）的深层次跨文化对话，也希望推进对可能彻底改变人类生活、甚至改变人类本身的技术进步（比如人工智能）的反思。他希望听听我的建议，以及推荐一些学者。和我见面，是他几个月的各种会面的一部分。很巧的是，当时一个中国的富翁，也在跟我商量类似的计划。不过，在博古睿的个人会面之旅之后，他马上又在美国开了几次头脑风暴会议（我参加了纽约的会议），并最终成立了博古睿研究院下面的博古睿哲学与文化中心（Berggruen Philosophy + Culture Center，下简称“博古睿中心”），而那个中国富翁的计划，却一直只是一个计划。

之所以博古睿的想法能迅速有实际结果，与他的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的广泛的关系有关。并且，这也与他的投入有关。就我的观察，他似乎是全身心地投入了这项事业，至少是比赚钱要化多得多的时间和精力，可谓饱暖思淫欲的典范。他曾经被称为“无家可归的亿万富翁”（homeless billionaire），因为直到最近，他都没有自己固定的住处。当然，他“蜗居”的地方，是各种五星或者七星酒店。但是，尤其是对一个闭着眼就可以买任何一栋豪宅的人来讲，选择过这种居无定所的生活，展现了他对他所钟爱的事业的投入，使得他无暇旁顾。

博古睿中心开设了博古睿学者项目（Berggruen Fellowship Program），支持思考人类根本问题和意图改变社会的学者（广义的学者，包括揭示和反思这些问题的传媒人士）。博古睿在洛杉矶买了一座小山，由世界著名建筑公司设计，在山顶会建设一个学园，为博古睿学者提供一个深入交流的场所。当然，因为洛杉矶没有联防人员协助强拆，并且这个设计本身也要尽量地保持原有环境，表达博古睿中心本身对环境与文化保护的态度，所以到建成，还需要一段时间。现在这个项目的学者，分散在几个大学（主要在美国和中国）。有些是博古睿中心独立创办的，有些是与既有的学者项目合作。我自己虽然是博古睿中心的学术委员会成员，并且在2016年申请访美一年的时候，被鼓励申请当时中心与斯坦福的一个中心合作的学者项目，但是因为那边的重点不是我现在主要感兴趣的政治哲学，所以我并没有申请，而是申请了哈佛大学的Edmond J. Safra Center for Ethics。但是，当我申请到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名头上，“Safra”之前，加上了“Berggruen”。原来是博古睿中心跟Safra中心谈好，支持后者自己挑选的、但学术研究符合博古睿中心兴趣的几位学者。我当时的感觉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博古睿中心推动的另外一个项目，就是每年一次的百万美元哲学大奖，“博古睿奖”（The Berggruen Prize）。其目的，根据其官方声明（http://philosophyandculture.berggruen.org/councils/the-berggruen-prize），是表示对这样的人文学者工作的认可：“在一个被深刻的社会、技术、政治、文化、经济变化所迅速改变的世界里面，其思想帮助我们发现方向、智慧、与自我理解的提升”。更明确地讲，这里的“人文”，可以说是广义的哲学。按博古睿中心的解释，“在让我们复杂的现实变得更加可以理解和让我们对我们的未来做出更智慧的选择上，广义的哲学，即对智慧的学科性的理性探求，有着关键角色”。这一奖项的评委会成员，纽约大学哲学系和法学院教授Kwame Anthony Appiah在一次发言中，给出了更直白的描述。他先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类哲学家，一种是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两类哲学家的，另一种是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两类哲学家的。在这一纽约式/北京式的臭贫之后，他说，哲学家有三类。一类关注哲学史上的经典作家、经典思想；一类对作为人类根本问题的哲学问题给出回应；还有一类是将哲学思考应用到社会，产生社会影响。在任何一类问题上做出大的贡献的哲学家，已经很少，但是更加罕见的是在三个领域里面，都能做出重大贡献的。在现当代哲学家里面，已经去世的罗素和罗尔斯两位罗姓学者，可以说是不错的例子（虽然我本人觉得罗素是个聪明但不深刻的哲学家）。这也是博古睿奖希望认可的学者的标准。

在首次博古睿奖颁发给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的荣休哲学教授泰勒（Charles Taylor）以后，在跟另一位博古睿中心的学术委员会成员讨论第二届的人选提名的时候，我顺嘴说，辛格（Peter Singer）不错。但是这位学者说，她希望第二届能够提名一位不是白种男人的学者。结果第二届的奖项颁发给了白种女人，英国女男爵，剑桥的荣休哲学教授奥尼尔（Onora Sylvia O'Neill）。其实，在第二届提名中，博古睿中心就表达了希望加强中国或者非西方声音的意愿。但是，我个人对政治正确式的平权做法，从来都有抵触。如果是因为政治正确的考虑，一个人获得了荣誉，尤其是明显有比他/她强得多的候选人的情况下，我会觉得，对政治正确（性别、种族、文化，等等）所照顾的对象来讲，羞辱大于荣誉，并且也会让我或者一个旁观者觉得不公正，这种政治正确的做法的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

就加强中国成分来讲，坦率地讲，中国重新加入全球共同体的时间，并不太长。经常有人提到所谓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来得诺贝尔奖的人才（他主要是指科学类的诺贝尔奖）。我们也经常听到将这种现象归咎于中国传统、死记硬背、应试教育的说法。但是，这些说法本身的问题不谈，我觉得钱学森之问本身，就是个伪问题。毕竟我们自绝于全球共同体和当代大学的研究和教育几十年，改革开放以后才重新融入国际社会。获得国际奖项，尤其是诺贝尔奖这样的奖项，自然需要时间。书香门第的书香，不是说续就能续上的，“门第”的定义就是要有几代人的积累。如果二十年后，中国教育出来的学者还没有获科学类的诺贝尔奖，我们再问钱学森之问，可能才是合理的。博古睿奖，我觉得更是如此。我们重新融入全球的思想市场不长，并且人文的积累性，可能更强，也更需要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来扶植。所以，当听说博古睿中心要加强中国声音的时候，我反而很担心，怕为了政治正确打肿脸充胖子。但是，中国声音，不一定非要是一个中国人马上获奖。我们的参与，也是中国声音的表达。这种参与，可以是中国的学者申请博古睿学者，也可以是参与博古睿奖的提名过程。

（注：博古睿奖提名网页：http://philosophyandculture.berggruen.org/councils/the-berggruen-prize

第三届博古睿奖提名截止期：2018年4月30日）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