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仪之所由分

作者：孙奥麟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三月十六日癸巳

           耶稣2018年5月1日

阴阳学说之源头已不可稽考，然而论阴阳之义的完备，则最迟不晚于伏羲画卦之时，盖阴阳之义不明，则八卦无由而画。八卦既画，则中国文化之本体亦当下完备，后世学者只是述其意蕴，发挥其用，虽圣人亦不能出其范围。

中古文王重八卦而得三百八十四爻，三百八十四爻莫非阴阳，文王既系爻辞于诸爻之后，又无不寓当变不当变之微意于其间。所谓变，阳变阴，阴变阳而已；之所以变，用刚用柔在我，各趋其时措之宜。

譬如乾卦初九言：“潜龙勿用”，初爻当时之初，阳居阳位而宜涵养伏藏，所谓“勿用”，是戒其勿化为阴；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二爻有大人之德而不当位，则利于变阴之正而与五爻大人相应，二爻变阴则下卦为离卦，离为见；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三爻得位而在危地，唯以刚道自持能虽厉无咎，“厉无咎”，明其不当变；九四：“或跃在渊，无咎”，四爻当变阴之正以比五应初，四爻变则二、三、四爻互一兑卦，兑为泽，人疑四爻变而入于渊泽，然四爻自试以辅君化民之事，何疑之有？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五爻变阴，上卦化离然后见二爻之大人，贤求仕、仕求贤，皆当体刚用柔。上九：“亢龙有悔”，时亢而用刚则有悔，变阴之正则无悔。乾卦六爻之中，三爻宜变而三爻不宜变，《周易》其余三百七十八爻也皆作如是观，或体刚用柔、或体柔用刚，所谓“随时变易以从道”。

其在文王之经，阴阳变化之意蕴已精详如此，然而当商周之际，两仪尚且不称为阴阳而谓之“小大”。文王之言中，唯“鸣鹤在阴”一句有一“阴”字，且此“阴”字字意犹是《说文》所谓水南山北之阴。反之，《泰》卦言“小往大来”，其象是三阴爻往而三阳爻来；《否》卦言“大往小来”，其象则是三阳爻往而三阴爻来；《屯》卦言“小贞吉，大贞凶”，是阴者渐吉，阳者渐凶。又如其所谓“大壮”、“大吉”都是阳者壮、阳者吉的意思；而所谓“小利贞”、“小有言”之类，则是阴者利贞、阴者有言之意。文王以小大说阴阳，影响深远，如后世所谓的“大人”、“小人”，便是由文王之言而来，大人小人与表体段之大小无关，大人只是人之属阳者，譬如君子、官长、成人；小人只人之属阴者，譬如俗人、庶民、孩童。

及孔子赞《易》而作《十翼》，才始将两仪之名由“小”、“大”易为“阴”、“阳”。孔子之所以不言小大而言阴阳，大概时至近古，人事日繁，小、大二字除表两仪之义以外，日用间形容事物亦不能离，以小大说两仪往往招致误会。反之，阴阳二字的本意狭窄，只是水南山北、水北山南之意，由此引而申之，别立一义亦不至于误会。观《左传》记载，当春秋时，人于两仪皆谓之阴阳而不谓之小大，阴阳二字是人所便习，亦不违义，故而孔子从众。

譬如“阴阳之义配日月”、“观变于阴阳而立卦”、“阴阳不测之谓神”，孔子自揭示《易》蕴时皆称阴阳，然而，凡追述文王之意，则孔子必定沿袭“小大”而不说“阴阳”，譬如远溯文王重卦系辞之事，则言“卦有小大，辞有险易”、言“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辩吉凶者存乎辞”；释文王卦爻辞时，则文王言“小有言，终吉”，孔子亦言“虽小有言，其辩明也”；文王言“大过”，孔子亦言“大过，大者过也”，文王言“利永贞”，孔子则言“以大终也”——以大终者，凡阴爻皆当以阳德贯彻始终。凡此种种，可谓亦步亦趋，恭敬之心溢于简牍。

孔子之后，中国学者皆言阴阳而不复言小大，阴阳成为中国文化之通义，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概念。

以阴阳二分之法观物，则凡两物对举，其中必有阴阳可分。譬如天与地、日与月、昼与夜、水与火、纯与驳、清与浊、屈与伸、强与弱、健与顺、善与恶、美与丑、黑与白、曲与直、生与死、兴与衰、贵与贱、本与末、主与次、人与鬼、男与女、长与幼、君与臣、身与心、手与足、动与植、草与木、石与土等等。

指两物而从中区别阴阳，不必学者，常人皆能；不必大人，对六七岁的孩童稍加指示，孩童也能依此类推而大体不差。然而，若问天何以属阳、地何以属阴；善何以属阳、恶何以属阴、男何以属阳、女何以属阴之类，则非止孩童不能回答，成人亦不能回答，非止常人不能回答，学者也往往只能给出一些基于经验的归纳，犹不足以直指本源，一言以蔽。

人在众物上判别阴阳，大抵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确知其然而不疑，为人有良知在，不知其所以然而犹能知其然，为其有良能在——能知的是良能，所知的是良知。人虽然有判分阴阳的良能，但人之学不当止于良能，盖日用而不知尚可无咎，不知而犹日用则必有差失。

万物之过眼者只是阴物阳物而已，至于人类用以区分阴阳的尺度是什么，古今学者几乎皆不以此问题为问题，虽则如此，这一问题仍是一最为根本之问题。人之所以未尝致思其间，盖人于事物体会未至于深，则不足以提出根本性问题，不能提出根本性问题，则亦不知其问题之重要。

一如前文所言，判分阴阳的尺度，《太极图说》曾有其说法，濂溪言：“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依濂溪的意思，阴阳的所自来只是动与静，然而其中的差缪有二：说动属阳、静属阴可以，说阳属动，阴属静则不可以，以为有动静然后有阴阳，这是颠倒本末；其次，属阳者不止于动，属阴者也不止于静，动静相较于大小、虚实、纯驳、强弱、快慢、曲直等面向并无第一性，《太极图说》无以安顿其余，这是举一废百。

孔子言：“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两仪是阴阳之合称，两仪之“仪”字与四象之“象”字、八卦之“卦”字同类，都是象征的意思。阴与阳，只是用以形容万物的两个象，它们并非实然存在之物，更不是阴气阳气。

孔子言：“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故而所谓“易有太极”，是卦象系统中有太极在——太极不是实然的道体，而是卦象系统中的道体之象。卦象系统中既然有道体之象，何以道体之象在卦中亦不可得见？道体无形而实有，因此道体之象也是无形而实有，太极有象便与道体不相似，孔子恐人以为无形便是无，故而必说“易有太极”——卦象系统中确有两仪、四象、八卦，太极便确然在其中。

值得注意的是，《系辞》中除“太极”之外，也有“三极”一词，孔子言：“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对于“三极”，程子的注解极好——三极就是实然的天、地、人三才在卦中之象。细说起来，孔子此言也是一句而涵两义——看合六爻之卦则有宏观的三极之道，看卦中六爻又各具独立的三极之道。就一卦之全体看，则初与二；三与四；五与上之三组爻位分别是三极之象。及看具体六爻，则六爻皆是变动之象，而凡变动皆是合天、地、人三才而生，亦即合时、空与人方有事变，故而孔门揲蓍之法，一爻中必有天、地、人三变，十有八变而成卦。理学家能知“三极”为象，却不曾怀疑“太极”同样是象，这是颇为遗憾的。

易与天地准，象系统中必有道体的无象之象，然后有象的阴阳爻画才有以确然存在。在实然世界中，也是必有无形的道体存在，然后有形的万物之间才各有阴阳可观。由此则可知，在实然世界中使万物产生阴阳之别的存在不是别物，只是道体。

道体是区分阴阳的唯一尺度，以之衡量万物，又有三个不同的衡量视角：一者是通乎众物的特征视角，一者是通乎众物的性情视角，一者是物与物之关系视角。

就特征角度区分阴阳的方式最为常见，所谓特征角度，就是从物之形象声色角度进行区分。凡两物相较，一物对道体八特征彰显得充分，其物便属阳；一物对道体八特征彰显得不充分，其物便属阴。八特征就好似八个参数，一物彰显的参数越多，每一个参数的数值越大，其物便属阳，反之则属阴。

道体的特征，只是不易、无形、至大、至纯、不已、至生、至健、专直八者，八者下贯于器世界，则众物之结实者属阳，脆弱者属阴，譬如石墙属阳而土墙属阴；体虚者属阳，体实者属阴，譬如烟属阳而灰属阴；大者属阳，小者属阴，譬如大山属阳而小丘属阴；纯者属阳，驳者属阴，譬如清水属阳而浊水属阴；作用持久者属阳，作用短暂者属阴，譬如新电池属阳而旧电池属阴；生机充沛者属阳，生机微弱者属阴，譬如健康之人属阳而病弱之人属阴；作用快速者属阳，作用迟缓者属阴，譬如快车属阳而慢车属阴；姿态直遂者属阳，姿态迂曲者属阴，譬如人站立时属阳，坐下时属阴。

据此视角观天与地，天之所以属阳，为其因彰显道体之至大特征而巨大、因彰显道体之无形特征而清虚、因彰显道体之至纯特征而纯粹、因彰显道体之不已特征而持久、因彰显道体之至健特征而快速、因彰显道体之专直特征而直遂。与天相较，地之所以属阴，为其较天为小、为重浊、为驳杂、为迟缓、为迂曲。据此观日与月，日与月在造型等许多面向上并无差异，然而太阳更大、生机更为充沛；月亮渺小、生机亦暗淡，太阳对道体至大、至生二特征的彰显远过于月亮，故而日属阳而月属阴。据此视角观男女之身体，男子之所以属阳，为其体型普遍更大、筋骨更结实、生机更充足、行动更快速、耐力亦更持久，凡此女子皆不如男子，故而女子体魄属阴；据此视角观男女之心灵，男女心灵并非处处有别，二者在运心的持久程度、思维的快慢程度等面向上都不分轩轾，然而男子心胸普遍更开阔、志意更坚定、创造力更充沛、心意亦更为直率，故而男子之心属阳而女子之心属阴。虽则如此，女子之心灵亦未尝不有男性所无的阳性特质，如其心灵普遍更为纯粹、更为清虚之类。

道体八特征之间则无阴阳之别，因为它们都是判分阴阳的具体尺度，尺度不能衡量其自身，亦不能互相衡量。

道体除八特征之外并无余物，众物皆由道体资始，因气而资生，故而众物除具备八个特征面向外，同时又皆内具八个性情面向。八性情即健、顺、善动、善入、善陷、善麗、善止、善说八者，“性情”是通乎万物的说法，其在人心则仍可谓之性情，在物则是物之属性、在器械则为其性能。特征是物的外在形象，性情则是物的内在倾向，一物的特征时时呈现，一物的性情则不可得而见闻，性情之所以不可见，因为它不是物也不是物的特征。性情不可见，然而它们又是实然存在的，故而许多时候，人仍旧要依照众物的性情对其区分阴阳。

通乎众物的八特征与八性情一一对应：一物越是彰显道体的不易特征，其性情之善止便越凸显；一物越是彰显道体的无形特征，则其性情之善入便越凸显；一物越是彰显道体的至大特征，则其性情之健便越凸显；一物越是彰显道体的至纯特征，则其性情之善陷便越凸显；一物越是彰显道体的不已特征，则其性情之顺便越凸显；一物越是彰显道体的至生特征，则其性情之善说便越凸显；一物越是彰显道体的至健特征，则其性情之善动便越凸显；一物越是彰显道体的专直特征，则其性情之麗便越凸显。

物彰显道体的一个特征，便同时具备了一个与之相应的性情，某个特征在一物中彰显得越是充分，其相应的性情也就越发凸显。众物无不当体具足八特征与八性情，然而，一物具足八特征，并不意味着此物能大段彰显一个或几个特征；同样，具足八性情也并不意味此物的一个或几个性情极为凸显。

众物的特征与性情是一表一里，所以，当两物相较时，自特征角度看来是属阳的存在，自性情角度来看同样属阳；自特征角度看来是属阴的存在，自性情角度来看同样属阴。依性情区分阴阳时，须说一物所凸显的性情多、其性情凸显得充分者属阳；一物所凸显的性情少、其性情凸显得不充分者属阴。

譬如质量大的铁球比质量小的铁球更能凸显性情之健，故而前者属阳后者属阴；延音长的琴弦比延音短的琴弦更能凸显性情之顺，故而前者属阳后者属阴；赛车比货车更能凸显性情之动，故而前者属阳后者属阴；方糖比冰糖更能凸显性情之入，故而前者属阳后者属阴；果汁比果酱更为善陷，故而前者属阳后者属阴；牡丹花比兰花更能凸显性情之麗，故而前者属后者属阴；钢钉比木钉更能凸显性情之止，故而前者属阳后者属阴；落叶植物比针叶植物更能凸显性情之说，故而前者属阳后者属阴。

又如相马，良马之所以为良马，为其性情之健、性情之顺、性情之善动、性情之善止皆更为凸显，驽马虽然也不乏这些性情，然而凡此都不甚凸显，故而良马属阳而驽马属阴。

就人心而言，常人于八性情，或皆不甚凸显而无足观，或仅仅凸显其中一两个、三四个，如此，则有其所长便有其所短。譬如人有健而不顺者、有顺而不健者，健而不顺，则其健亦将流于鲁莽强悍；顺而不健，则其顺亦将流于盲从。人若只是善动这一性情较为凸显，则其所得在积极活跃，所失在躁动不安；人若只是善止这一性情较为凸显，则其所得在安分沉静，所失在消极因循；人若只是善入这一性情较为凸显，则其所得在委婉体贴，所失在犹疑不果；人若只是性情之陷较为凸显，则其所得在深沉坚贞，所失在抑郁沉沦；人若只是性情之麗较为凸显，则其所得在善兴善感，其所失在虚浮失真；人若只是性情之说较为凸显，其所得在洒脱自在，其所失在事不关己。

圣人于八性情尽皆凸显，圆融浑全，八者彼此夹持，以时而发而各成其能；圣人顺道而健，体道而顺，其健其顺互为体用；时当陷则善陷，“君子固穷”者是；时当麗则善麗，“申申夭夭”者是；时当动则善动，“进，吾进也”者是；时当止则善止，“止，吾止也”者是；时当入则善入，周游列国者是；时当说则善说，退修诗书者是。故而当凡圣相较时，圣人属阳，常人皆属阴。

人或因为八性情可以用八卦象征，八卦中又有四阴卦、四阳卦之别而以为健属阳、顺属阴；麗属阳、陷属阴；动属阳、止属阴；入属阳、说属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性健之物属阳，性情之健本身却不属阳；性顺之物属阴，性情之顺本身亦不属阴。麗、陷、动、止、入、说六者也都不是性情，《说卦》所言之麗是善于麗、陷是善于陷、动是善于动、止是善于止，凡此才是性情。健与顺、善麗与善陷、善动与善止、善入与善说之间并无阴阳之分，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八性情本乎八特征，八特征无阴阳之别，八性情便同样没有阴阳之别，物凸显八性情则属阳，反之则属阴。

以道体为尺度区分阴阳的第三种方式，是看两物之间的主辅关系，所谓主辅关系，就是两物协作时，一者自然趋于“垂范无为”，一者自然趋于“效法实现”的关系，这一关系，就是孔子所言的“乾以易知，坤以简能”、“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其中，“以易知”者属阳，“以简能”者属阴；“知大始”者属阳，“作成物者”属阴；“成象”者属阳，“效法”者属阴；凡此若一言以蔽之，则是为主者属阳，为辅者属阴。

天施地生，故而天属阳，地属阴；夫倡妇随，故而夫属阳，妇属阴；父命子行，故而父属阳，子属阴；君主臣辅，故而君属阳，臣属阴。又如性与心、心与身、身与物、长官与秘书、教师与学生、舵手与水手、歌者与乐手、主演与配角、捧哏者与逗哏者、宪法与众法、首都与各省、小提琴与大提琴、舞台与观众席、鼠标与电脑、头羊与羊群、蜂王与群蜂等等，凡此之区分阴阳，皆是从主辅关系上得来。

为主者之所以属阳、为辅者之所以属阴，其根源则来自乾坤二元之关系。道与气之关系，是宇内最为典范的主辅关系，道体只是兀自垂范于形上世界、不自作为于形而下；气亦不自作主张，只是一味效法道体，确然以自身在形下世界实现道体这一典范。乾元坤元是如此，在彼此协作的两物间对言，则彰显道体特征者是阳物，阳物便是乾道之物；不甚彰显道体特征者是阴物，阴物便是坤道之物，当二者协作时，乾坤二元协作之意仍下贯于乾道之物与坤道之物中，因此以乾道之物为主而坤道之物为辅，亦即阳者为主阴者为辅。譬如天属乾道之物，地属坤道之物，二者之协作有天施地生之义；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者协作则有夫倡妇随之义。

值得注意的是，宇内堪称绝对纯阴纯阳的存在，只是乾坤二元而已，唯其是纯阳与纯阴，故其“垂范无为、效法实现”的协作关系亦是绝对的，乾元为绝对典范亦绝对毫无施为于形下，坤元绝对顺从乾元亦绝不自作主张。在形上世界是如此，在形而下世界，则除非有圣人在世，除此则属阳属阴之物皆不全纯，天地较水、火、风、雷、山、泽为纯，然而天中有非天之物，地中有非地之物，天与地亦非纯阳纯阴，故而在人伦世界，乾道之存在皆不敢以典范自居，坤道之存在亦不敢唯乾道之命是从，故而儒家伦理在子从父命、妻从夫命、臣从君命的前提之下，又必言子之于父、妻之于夫、臣之于君皆有进谏规箴之义，不如此则三纲不全，阳主阴辅之义不成。

当主辅关系中属乾道之存在已自化作坤道，则臣可以去位，如孔子所谓“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特殊情形下，臣亦可废君而代之，如孟子论贵戚之卿而言“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在极特殊之情形下，即天有所废立时，则虽非贵戚之卿亦可以革命改作，武王吊民伐罪之事即是。在君臣是如此，在夫妇则亦然，当夫不夫，妻不妻，反复劝谏之而不听则可以相离，孔子删诗而存《氓》，可见妻亦有义当离夫之时；后世朱子论建阳妇人离夫案而言：“若是夫不才，不能育其妻，妻无以自给，又奈何？这似不可拘以大义”云云，凡此都见此意。人伦之中，唯父子兄弟二伦上系于天，其义终不可以相离，人不患父如瞽叟而兄弟如象，但患自家不如舜而已。

有上述三种区分阴阳的角度，则宇内事物已经无不可以区别阴阳。一似人从日月运行中抽象出了时间之象，及时间之象为人所共识，不依日月而独立，则人又可以用它来形容日月之运行，阴阳之象也是如此。阴阳之象既然独立，则其适用范围又可以不止于物类，对于不属于物之范畴的道与气，也可以从主辅角度用阴阳之象对其进行判分，故而孔子称道体为乾元，以纯阳之乾卦象征之；称气为坤元，以纯阴之坤卦象征之，纯乾纯坤便是阴阳。

非止可以在道气之间区分阴阳，及将道体视为一物，又可以在道体之上见出阴阳来。道体的八特征皆是纯阳之象，道体唯一有变动处，就在其静专动直的动态中，既然在形下众物都以静属阴、动属阳；专一属阴、直遂属阳，则为了指明道体之动态，又不妨说道体静而专时属阴，动而直时属阳，这就是孔子所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

所谓“一阴一阳”，就是一专一直，是就道体之动态而言。道体兀自一专一直地鼓荡，这一专一直不是别物，只是元、亨、利、贞四界的周而复始，物继此四者则自然流行、真实无妄，是所谓“继之者善也”。使万物自然流行的原因无它，只是因为万物无不以道为性，是所谓“成之者性也”。道体的一专一直就是万物之性的一专一直，道体的元、亨、利、贞就是万物之性的仁、义、礼、智，故而孔子又言“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之所以鲜有知君子之道者，因为仁者只能见一片段，智者也只能见一片段，二者皆未足以见合仁、义、礼、智的一专一直之全。“一阴一阳”的是道、“继之”的是物、“成之”的是物之性，三者同时见在，实无先后可言。

道体八特征之学说，是孔氏形而上学之根本，其说唯见于《易》，然孔子引而不发，学者亦难遽信。今对道体八特征进行论证，则有三条进路。

第一条进路，是从《说卦传》八性情角度契入，亦即将道体八特征、物之八特征、物之八性情、八卦与自然界之八物列为一表，纵观八条理路，将其一一疏通解说，然后可见八经八纬弥纶周遍，与万物之理历历吻合，前面详说《二元造物表》之八章即是，由此视角可得物理学。

第二条进路，是就美学视角观物，所谓美，只是物对道体八特征的彰显，自然与人文之美皆不能出乎八特征之范围，由此视角则可得美学。

第三条进路，则是就两仪之所由分的角度契入，人类判分阴阳的尺度无它，只是具足八特征的道体。以道体为尺度，则可以从物之特征、物之性情、物与物之关系三个面向判分物之阴阳。

三条进路殊途而同归，合三条进路之所得，则可以统称为“格物学”，其学说非止能够证实道体八特征，又确然可使人即粲然万物而明了形上之道，所谓“以通神明之德”；与此同时，其说又确然可以使人即形上之道而明了粲然万物，所谓“以类万物之情”。然若不有切实格物之工夫，则虽有其说，人亦将止于信疑之间而已。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