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政是暴君

作者：罗辉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三月二十日戊戌

          耶稣2018年5月5日

嬴政即是秦始皇，司马迁说他姓赵，是司马迁弄错了，按其世系算应该是姓嬴。本文标题直接称之为嬴政而不称之为秦始皇，实因其人属暴君盗贼一类，故以《春秋》之义贬之而直呼其名曰嬴政。其实这已是太客气了，直称之为暴君、盗贼才是恰当的。

两千年来，无论正史还是野史，都一致认为嬴政是暴君一枚。中国二千年来的政治掺杂着野蛮专制的成份就是受了秦嬴政极权专制的影响，而这个极权专制历来最为儒家所反对的东西，在近代以来却被那些无知的知识群体无知栽赃。更为莫名的是，近代以来，一些无知文人政客，居然为此盗贼招魂，将之誉为于中华有功之人，实在是是非颠倒、善恶颠倒、正邪颠倒，居心险恶至极。

笔者为此将重新翻检史册，重新叙述出嬴政之罪恶事实，以儒家春秋之笔评述之，以将此鬼魅重新打入棺材，盖上新盖钉上新的铁钉，盖棺定论之。

一、成为暴君，非才之罪

《三字经》开篇就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孟子也说：“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主者然也。”（《孟子•告子章句上》）嬴政是不是生来就是盗贼得之流呢？不是的。儒家认为凡是人其本性都是至善的，但是因为生而下来天然就存在的气质之性的就有所不同，且随着所环境的影响，人们之间的性情就越来相差越远，人之善恶之别自是相差越大了。而嬴政之所以成为盗贼暴君，就是其出生和成长都是在一个阴谋和弱肉强食的环境之中。

嬴氏的父亲子楚是秦孝文王诸子之中的年龄居中的庶子，当秦孝文王还是安国君、还是太子的时候，子楚被送到赵国邯郸去做人质，可见他在秦国那些众多的秦昭王孙子辈中，地位是低下的，也不受爷爷秦昭王、父亲安国君的喜欢。“子楚，秦诸庶孽孙，质於诸侯，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史记•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韩国阳翟大商人在邯郸做生意之时遇见了子楚，看到他处境窘迫，既怜悯他又认为可以在他身上打主意，放官债。“吕不韦贾邯郸，见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史记•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于是向子楚出主意并帮助他谋取为安国君的嫡子之位，以便在安国君即位后顺利成为秦国太子。在吕不韦的出资帮助斡旋下，子楚成为安国君及其所爱幸华阳夫人的嫡嗣，而吕不韦也成了子楚的师傅。不仅如此，吕不韦还采取偷龙转凤手段，将怀有自己种子的歌姬献与子楚，以达到其盗秦国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史记•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秦昭王四十八年（前259），嬴政就是这样出生于淫荡的歌姬之腹，出生在不见光的阴谋的之中。当然，有学者研究认为嬴政并不是吕不韦生的，是货真价实是子楚亲生。我们现在完全不必追究其中到底是什么真实，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嬴政就是出生于阴谋变诈的诡谲之场，其胎教和幼教除了尔虞我诈的阴谋和权利外，恐怕是没有别的什么了。这也确实是其人生之大不幸。

之后吕不韦又帮助子楚逃脱赵国的杀害，而嬴政母子也在子楚被正式立为太子后迎回到秦国来，结束了在赵国担惊受怕的童年。“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国君立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归秦。”（《史记•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安国君即位一年就死了，子楚即位为庄襄王，在位也仅三年而亡。嬴政年仅十三岁继承王位做了秦王，尊吕不韦为相国，称其为“仲父”，并且吕不韦还常私通嬴政那歌姬的太后母亲。由于嬴政年龄还小，“吕不韦为相国，封十万户，封号是文信侯。招揽宾客游士，想借此吞并天下。李斯为舍人。蒙骜、王齮、麃公等为将军。”（《史记•秦始皇本纪》）因此国事就由吕不韦等大臣们决定。

嬴政从赵国被迎回到秦国，生活的环境也一样不是美好的。秦国至少从商鞅所谓的变法以来，变成了一个王室内部争权斗利对外虎狼噬血的境域。因此，嬴政那怕在宫廷中接受过最中正儒家诗书等经典教育，也是无济于事，毕竟暴力诈力和阴谋充斥朝野。就是国际之间，在此战国时代，也同样是以诈谋和暴力为尚。整个时代处于逆淘汰时期，嬴政生就处于此旋涡中心，因此其要不被淘汰出去的话，也只有隨波而动，以至变得更加手辣心狠。

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复，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人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孟子•告子章句上》）

果不其然，秦王嬴政虽然同所有人一样天性具有的善德，但如何能禁得起从胎教时期就开始的无休止地“旦旦而伐之”！？秦国形势发展使得嬴政在人性反动的道路上迅速成长和成熟。

想来既有年龄的缘故也有精力的缘故，吕不韦不想和歌妓出身的太后无休止地纠缠下去，还有秦王嬴政也渐长大，“恐觉祸及己”，于是就向歌妓太后进献了嫪毐。嫪毐借此得势被封为长信侯，与歌妓太后生有两个孩子，“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事无小大皆决於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史记•秦始皇本纪》）但是嫪毐还不满足，竟要发动政变将嬴政灭了。不料这时已经成年并举行了加冠礼的嬴政并不是闲着的，“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次平叛，嬴政初试辣手，将嫪毐五马分尸，灭其三族；将卫尉竭、内史肆、佐戈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悬头示众；将两个异父弟弟杀死，歌妓母亲迁居于雍地；将嫪毐的家臣，罪轻的处以鬼薪之刑，还有四千余家被剥夺了官爵没收财产，并迁徙到蜀郡房陵县；甚至对仲父兼相国的吕不韦也要诛杀之，还是在宾客辩士们的游说下暂时放其一马。这一年，是嬴政即位的第九年，第十年（前237），又罢免了吕不韦相国之职，并逼得吕不韦感觉无生路而自杀。

从此，秦王嬴政开始亲揽政权，虎狼秦国在其带领加快了涂炭天下的步伐。

二、灭人之国，统一是罪

亲揽政权的秦王嬴政已长成了这样一幅成熟霸恶狠男形象：“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史记•秦始皇本纪》）平定嫪毐作乱之后，开始策划消灭六国的战略。此时秦国在嬴政的强力统治下，采取一暗一明两条线作战方式来实施其吞并天下的野心：一条是采纳当时著名兵家人物尉缭的提供策略，用重金收买各诸侯国的大臣，培植亲秦势力，从内部破坏并削弱分化瓦解诸侯的力量；一条就是直接的军事打击，即继承历代远交近攻政策，确定了先弱后强，先近后远的具体战略步骤，李斯建议秦王政先攻韩赵，“赵举则韩亡，韩亡则荆魏不能独立，荆魏不能独立则是一举而坏韩、蠹魏、拔荆，东以弱齐燕”（《韩非初见秦第一》）。这一战略步骤可以概括为三步，即笼络燕齐，稳住楚魏，消灭韩赵，然后各个击破。此后从秦王嬴政十一年到二十六年，秦国在以上指导方针实施下，逐一消灭了六国。

近世以来，有不少人包括所谓的专家学者，认为秦灭六国而成为的虚假统一的功于中国、有功于中华，是这样吗？

要定一种行为及其所带来的结果是否有功，无容置疑是需要有一个是非、善恶、正邪的标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标准，那无论做什么都是功勋，则肯定是荒谬的，比如没有谁会认为强盗抢劫、杀人是于人有功。同样，放在秦王嬴政攻灭六国而进行所谓统一战争是功还是罪也是要有个标准来衡定，这样，我们下的结论才算可靠的，是可以让人信服的。

那衡定秦王嬴政攻灭六国而进行所谓统一战争的标准是什么？当然是这场战争是否是正义的？战争结果是不是人民过上了安定幸福的生活？

历史发展到战国时代，各国之间常常互相争斗，动辄爆发战争，人民生活在这样的动荡世界里，都想着要天下太平，中原各国要统一在一个有序的秩序之中，这个是事实。当时许多国君都想有统一天下的野心。象齐宣王就向孟子问过“齐桓、晋文之事”，“欲辟土地，朝秦楚，竖中国，而抚四夷”，目的就是有统一诸侯、结束混乱的局势愿望；就是那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的梁襄王就卒然而问孟子“天下恶乎定？”而秦国更是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以来，实行军国主义政策，野心勃勃要统一中原。然而如何来统一才是正义的统一呢？孟子回答齐宣王的统一方式是：“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旅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回答梁襄王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因为“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莫能御之。”（《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战国及秦之前的历史中，确实也能不嗜杀人而一天下，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夏朝末年，夏桀荒淫无道，商汤顺天应人，“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商朝末年，商纣荒淫无道，武王顺应百姓之心，起仁义之师伐之：“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孟子•尽心章句下》）

这就是正义的战争的特点，决不会嗜杀，而是“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汤王伐桀武王伐纣率领的军队就是仁义之师，是以至仁伐至不仁。汤武伐桀纣虽说是得了天下，但他们革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得天下，是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故而能够得到天下百姓欢迎和拥戴，所以《易经•革•彖辞》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而秦国嬴政攻灭六国统一天下，则完全是大开杀戒，“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是率土地而食人，是率兽而食人。

秦国原本是在西部的氏族，以抗击西戎守卫西周边垂。秦襄公时期率兵营救周朝，作战有力，立了战功。周平王为躲避犬戎的骚扰，把都城向东迁到洛邑，襄公又带兵护送了周平王。因此周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给他岐山以西的土地。秦穆公时期，用百里傒等贤臣，帮助过晋国，也帮助过周襄王，但也向东向西进行了扩张，扩展疆土，增加属国，在东方征服了强大的晋国，在西方称霸了西戎。但在秦孝公之前厉公、躁公、简公、出子时期，接连几世不安宁，国家内有忧患，频繁更换君主，君臣之间关系不协调，结果晋国攻夺了秦河西的土地，诸侯也都看不起秦国。到秦孝公之时，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制订刑罚，在国内致力于农耕，对外鼓励效死作战，给以各种奖罚。此后，秦国就用耕战一法将整个国家抟在一起，百姓的任务就是种地和打仗这一个出路，其它的东西都不能搞，否则处以刑罚，实现了原始的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这样，秦国的军队当时就成为了最能打仗的军队，被称为虎狼之师，军人凭杀人多少定军功。此后，秦国总体上来一直对东方六大诸侯国攻城略地、杀人盈野的进攻态势。

下面略以抄录在秦嬴政之前《史记》中记载秦国侵略其它国家中有杀人数量的战争：

（惠文君）七年，公子卬与魏战，虏其将龙贾，斩首八万。

（惠文君后元）七年（前318），秦使庶长疾与战修鱼，虏其将申差，败赵公子渴、韩太子奂，斩首八万二千。

（惠文君后元）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败韩岸门，斩首万。

（惠文君后元）十三年，庶长章击楚于丹阳，虏其将屈丐，斩首八万。

（武王三年）其秋，使甘茂、庶长封伐宜阳。四年，拔宜阳，斩首六万。

（昭襄王五年），庶长奂伐楚，斩首二万。

（昭襄王）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虏公孙喜，拔五城。

（昭襄王）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鸢，斩首四万，鸢走，魏入三县请和。

（昭襄王）三十三年，客卿胡（伤）[阳]攻魏卷、蔡阳、长社，取之。击芒卯华阳，破之，斩首十五万。

（昭襄王）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韩，拔九城，斩首五万。

（昭襄王）四十七年，秦攻韩上党，上党降赵，秦因攻赵，赵发兵击秦，相距。秦使武安君白起击，大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尽杀之。

（昭襄王五十年）十二月，……二月余（指其后两个多月），攻晋军，斩首六千，晋楚流死河二万人。

（昭襄王）五十一年，将军摎攻韩，取阳城、负黍，斩首四万。攻赵，取二十余县，首虏九万。

以上仅统计的这个时段的战争只有14次，杀人数量131.8万多。而其它更加多的战争则史书上没有记载秦军所杀人数。仅长平一战，坑杀赵国军队四十余万，赵国整个一国的壮丁全部在这次战争中死亡，由此可见战况之残烈，秦军之凶恶。

到秦嬴政为秦王之后，继续一惯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先是在秦相国也即嬴政的仲父主政期间，《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对外战争有八处，包括定灭晋阳和击退韩魏赵卫楚等国的合攻，并攻取卫国的都城濮阳；记载在战争中杀敌人数的有一次，即“二年，麃公将卒攻卷，斩首三万。”而有一处则记为：“八年，王弟长安君成蟜将军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此时秦军攻人之国、杀人之子弟仍是成了惯性，虎狼之师性质哪旧。

秦嬴政亲政之后，更是加快对外攻城略地的步伐，着手进行消灭六国的侵略战争，首先从六国中最弱小的韩国开刀，先后灭国的次序是：秦王政十七年（前230），内史腾率领秦军突然南下渡过黄河进攻韩国，一举攻克韩都新郑（今河南新郑），俘获韩王安，继而占领韩国全境，灭亡韩国。

秦嬴政十一年（前236）秦国乘燕赵国交兵，赵国后方空虚之际，以王翦为主将，分兵两路攻赵，夺赵邺等十余城，攻平阳，歼灭赵军10万，杀赵将扈辄；秦嬴政十八年（前229），王翦乘赵地饥荒，派部分军队围邯郸，亲率主力东出井陉，施反间计使赵王令赵葱、颜聚代李牧为将大破赵军，南下攻克邯郸，并全部坑杀与嬴政母亲家有仇怨的宗族，俘虏赵王迁；赵国公子嘉逃到代国称王，秦嬴政二十五年（前222），王翦之子王贲灭代，俘虏公子嘉，赵国最终灭亡。

秦嬴政二十一年（前218），派名将王翦之子王贲率军进攻楚北部地区，占领十余城。第二年在回军北上之时突然进袭魏国，包围了魏都大梁，魏军依托城防工事，拼死防守，秦军强攻无效，遂引黄河、鸿沟之水灌城。三个月后，大梁城坏，魏王假出降，魏亡。

秦嬴政二十年（前218），秦王赵政遂派王翦与辛胜率军大举攻燕，在易水之西大败燕、代联军。二十一年（前226年）秦军又增加兵力，王翦率军一举攻破燕都蓟城，燕王喜及太子丹率公室卫军逃辽东。秦将李信带兵乘胜追击至衍水，再败太子丹军，消灭了燕国卫军主力，得太子丹首级。二十四年（前223年）秦灭楚、魏之后，派王贲率军进攻辽东，俘燕王喜，燕亡。

秦嬴政二十二年（前225），派李信和蒙武率20万大军，分兵两路进攻楚国，但遭到楚国所派将军项燕率军抵抗而失败。二十三年（前224年），秦嬴政强行起用王翦，王翦和蒙武率领60万大军再攻楚国。楚国征调全国兵力，命项燕率领在平舆与秦军决战，王翦采取了坚壁自守、避免决战、养精蓄锐、伺机出击的作战方针，在蕲(今安徽宿州东南)南大败楚军，杀死项燕，乘势攻取了楚国的许多城邑。秦嬴政二十四年（前223年），攻破楚都寿春，俘楚王负刍，楚亡。

秦国对于齐国，采取远交近攻的方针，重金收买齐丞相后胜与之结好，以削弱六国抗秦的力量。直到秦国攻灭了五国以后，齐王才感觉到秦国的威胁，慌忙将军队集结到西部，准备抵御秦军进攻。秦嬴政二十六年，秦王以齐国拒绝秦国使者访齐为由，避开了齐国西部主力，命王贲率领秦军由原燕国南部南下进攻齐都临淄。齐军士气本不旺盛，害怕打仗，面对秦军突然从北攻来，措手不及，土崩瓦解。秦军一举攻占临淄，俘齐王建，齐亡。

秦嬴政在攻灭六国的过程中，经过的战役次数自然也是非常之多，《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计杀人数量的战役只有一次，即攻下赵国平阳城的那一次，所杀赵军就有10万，而在攻下赵都邯郸后，却将与其母家有所谓仇怨家族全部坑杀。想来有些仇怨或许不过是些睚眦之怨而已，秦嬴政将其族人全部坑杀，心狠手毒可为空前。灭六国这些战争都是灭国之战，故战争规模宏大自不待言。被灭之国都是举国之力防守，而秦国也是在不同的战役中，以最大限度地调集相应的军事力量，以期达到全歼对方的目的。尤其是灭亡楚国之战，秦国也是举全国之力，先是调动二十万大军攻打，不成之后又调集60万大军攻打楚国。这么大的军事行动完全可以说是空前的，就是在此后的二千余年的中国传统社会时代，如此宏大规模的战争也是极为少见的。是以在这些大规模的战争之中，又加秦以虎狼之师，以计首赏功的奖惩方式，而又没有任何军纪来防止滥杀，故而其军队屠杀对方也必然是毫无节制、毫无顾忌的。可想而知，六国之灭亡，为秦军所杀人数数目也必是惊人的。

秦嬴政所攻灭六国之师，所到之处，为的是略土地，屠城池，杀人如麻，乂人如草，不是虎狼之师禽兽之师又是什么？不是邪恶之师强盗之师又是什么？

王者之师，是仁义之师，正义之师，所战所杀为义战义杀。“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即使霸者之师，也是讲究道德仁义的，也是站要道义制高点上来发动战争，要假借仁义的旗帜来号召世人。春秋齐桓、晋文之事，就是尊王攘夷，假借仁义，以信义成霸。“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孔子赞管仲“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论语•宪问篇第十四》）

三、建极权制，妄图永世

秦嬴政灭亡六国一统江山之后，是不是就此偃武修文，建立美好之制来让天下万民安定下来、安居乐业安享太平呢？事实给予天下人的答案是“否”。秦嬴氏首先考虑的如何来控制天下万民，并且想着要世世代代地控制天下万民，以实现其逞欲天下的梦想。为一达到这一邪恶目标，建立了一系列极权制度。

秦吞并天下后，秦嬴政第一个所做的事是建立名号制度。嬴氏颠倒善恶是非，将其灭人之国的罪恶看作是平定天下之大功，于是命令丞相、御史研究称帝号事宜，以夸耀其“功劳”，垂之于后世。“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史记•秦始皇本纪》）这班文武大臣和博士也是被嬴氏所谓的“功勋”障了眼，或许也想着新朝建立有一个好的开始，都吹捧着嬴氏的功绩，以为自古未有、三皇五帝所不及，讨论结果提议：“‘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史记•秦始皇本纪》）嬴氏当然得意，且别出心裁将提议的“泰皇”称号改为“皇帝”称号。

关于三皇，按《尚书大传》以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燧人氏，风姓，尊称燧皇。发明钻木取火，教民熟食，结束了远古人类茹毛饮血的历史。伏羲是古代传说中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相传伏羲教民结网，渔猎畜牧，制造八卦等，亦传说伏羲创文字、古琴。神农，即炎帝，传说中的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他遍尝百草，有“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五帝，一般认为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了他们的事迹。三皇五帝是因为真正有功于人民，有功于华夏，是中华文化的创始者，故为人们永远怀念。而嬴氏以罪恶累累之身僭越皇帝名号，二千多年来一直遭到谴责，只有在近世邪恶之徒才为其招魂。

嬴氏僭称皇帝，其实内心是非常虚的，它害怕以后人们对它罪恶行径予以议论和揭露，还下令废除传统的谥法，并且想入非非的以计数形式来称其所谓的皇帝之名，自己给自己称始皇帝，之后就是二世三世，以至万世无穷。“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谧。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但是令它没有想到的是，之后才十五年不到二世，秦国就灭亡了，其族也灭亡了。

秦嬴氏灭六国后，就如何来全面控制全国、设立何种制度作了讨论。当时为丞相的王绾认为效法前朝实行分封制（封建制），而任廷尉的李斯则认为实行郡县制容易控制，以防止天下人的野心。这对于热衷极权的嬴氏来说，当然是实行郡县制好。而且，嬴氏吞并天下，本身就是为了实现其野心，现在丞相王绾提出分封不是要分嬴氏的权、打破其野心吗？当然，从形势发展来讲，春秋尤其是战国混乱几百年，人心思定，虽说之前夏商周都是封建制，但到战国及秦时代，实行郡县制多少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

许多人以为郡县制是秦嬴政时期的发明，其实不然。西周时县大于郡，称邦畿千里为县，《逸周书•作雒》：“千里百县，县有四郡”；后又称王畿内都邑为县。其后诸侯境内之地也称县，《左传》哀公二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后变为郡统县，《史记•秦纪》：“惠文王十年，‘魏纳上郡十五县”，《史记•春申君传》请以“淮北”十二县置郡。总体郡县制先是春秋时一些诸侯国为了加强管理而置县和直接任命一些不得世袭的官员为地方官，后来象秦晋又在国内置郡，由国君任免地方官，使分散的权力层层集归中央，防止因分封而导致分裂。至战国时代这种制度逐渐为各强国采用，逐渐减少分封于贵族的地区。郡县制相对于封建制来讲，虽然是因时代而形成，但因是为了方便集权更是为了方便极权的一种管理体制，故此种制度总的来说是历史上的一个倒退。

这种便于加强对地方控制、防止大夫或诸侯分权的一种郡县治理制度，当然嬴氏乐于采用。至于以后会不会象之后淳于越又重新提出来反对此制时，指出郡县制所存在的缺点：“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史记•秦始皇本纪》）那嬴氏才不会去管呢！

由此，秦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每郡都设置守、尉、监。自己自称皇帝，把自己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后，还把人民贬称“黔首”，贬到与奴隶接近的地步。嬴政心知，自己是靠暴力抢夺的天下，因而自己握有强大的军事武装还不放心，还不允许民间有兵器，因此收集天下的兵器，全部聚集到咸阳，熔化之后铸成大钟，十二个铜人，每个重达十二万斤，放置在宫廷里。

关于法令制度的统一，当然这也是一个国家所进行的必须的政制，而秦统一法令，并不是为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完全是以法令来控制万民，是为了服务于它的极权野心，所以跟一般的君主专制统治还完全不同。一般的君主专制下是礼制，礼与法存在一定程度的统一。而秦朝的法制及其礼仪是完全为“皇帝”一人服务。因此嬴氏专用狱吏，以吏为师，一切事情都依法律决定，刻薄而不讲仁爱、恩惠、和善、情义，一任严刑酷法，犯了法也总不能得到宽赦。“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显然其目的并是为了建立良好秩序，而是为了更加方便而严厉地控制着万民。嬴氏的酷法行政使得全天人下简直都成了罪人，从其征发受过宫刑、徒刑的七十多万人到渭水南修建阿房宫这一事例，就让人可想而知黎民百姓是生活在一种怎样的社会状态之中！？想到这，我们就明白后世的极权恶人为什么要赞美嬴氏魔君了！

秦还统一度量衡标准，统一车辆两轮间的宽度，书写文字使用统一的隶书。关于这一点，有人又以为是不是这是秦朝的首创，也是嬴氏的有功于中华。是不是首创，我们看一看之前的历史和典籍的记载就清楚了。《中庸》：“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中庸》是子思的著作，那么文中的“今”，只能是指东周。朱熹注：“今，子思自谓当时也。轨，辙迹之度。伦，次序之体。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统也。”（《中庸章句》）关于“书同文”，最迟在西周，汉字的符号、文法和文章结构就是统一的。秦朝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隶书，只是书写方法的简化，并非首次统一文字。关于“车同轨”，西周就有全国统一的道路，《诗经•小雅•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周南•卷耳》记有“置彼周行”诗句。而关于度量衡，《周礼》对各方面的度量衡都有记载，可见秦之前器物文明的相当发达。而秦国商鞅之后及至秦朝，只有重视生产粮食和对外征战，毁灭其它的有关文化和商业，文明是截然的倒退。

四、宰制天下，任性为恶

滥用民力，是任何一个极权专制政府津津乐为的，似乎不如此，民众就看不到它的存在似的。嬴氏暴君也不例外，其滥用民力主要表现为巡游、大兴土木、迁移民众等等。

嬴氏巡游根本不是为了天下人的安居和平安，更不是为了“与众乐乐”，而是嬴氏向全天下人夸功，也是向全天下人示威的一种把戏。秦嬴政在二十七年（前220）、二十九年（前218）、三十六年（前211）、三十七年（前210）这四年，先后巡游全国各地；在三十二年（前215）这一年则是为了求仙前往碣石。“皇帝”出游，场面多大不想可知，而一路上供应和役使民众，足以牵动全国财力和物力。特别是在琅邪山，一高兴就呆三个月，想想，这让地方政府和百姓怎么来招待供应？

《礼记•王制》记载，天子每隔五年到巡视一次，巡守的地方也有固定，按东南西北分另至泰山、衡山、华山、恒山，所做的事情有：祭天、遥祭当地大山大川，考核诸侯的治理情况予以奖惩，考察各地礼乐、制度、民情、风物等情况予以调适。“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只，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绌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为畔；畔者，君讨。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律。”（《礼记•王制》）

而秦嬴政的巡游呢：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我们可以看到，巡游完全象是漫游，秦嬴政统一天下到死亡之时十一年时间，就巡游了五次，巡游时间长短完全不固定，没有明确的目的地，除了记得立碑文说一通自吹自擂的胡话外也没有明确要做什么事情，走到不同的地方会突发不同的“奇想”。如第一的出游，又修建信宫，开通道，修甬道，又命令修筑供其巡行用的通向全国各地的驰道；二十八年（前219）巡游归途中，乘船湘山祠遇上了大风几乎不能渡河，且听说湘君是尧的女儿舜的妻子，还非常生气，就派了三千服刑役的罪犯，把湘山上的树全部砍光，使整座山变成了赭红色。

如果说现时代的某些豺狼野兽大搞工程纯是为了贪腐和虚假政绩的话，那么恶魔嬴氏的大兴土木滥用民力则完全是为了自由感官的欲求和享受，只可惜的是即使其权大如此也是没有福份去享受。秦嬴政每灭掉一个诸侯之国，都按照该国宫室的样子，在咸阳北面的山坡上进行仿造，南边濒临渭水，从雍门往东直到泾、渭二水交会处，殿屋之间有天桥和环行长廊互相连接起来。从诸侯那里虏得的美人和钟鼓乐器之类，都放到那里面。

前面也讲到，嬴政在二十七年（前220），秦始皇去巡视陇西、北地回来途中，命令在渭水南面建造信宫。后不久，把信宫改名叫极庙，从极庙开通道路直达郦山，又修建了甘泉前殿。修造两旁筑墙的甬道，从咸阳一直连接到骊山。这一年，以命令修筑供皇帝巡行用的通向全国各地的驰道。

三十五年（前212），又开始修筑道路，经由九原一直修到云阳，挖掉山峰填平河谷，笔直贯通。这时始皇认为咸阳人口多，先王宫廷窄小，于是征发受过宫刑、徒刑的七十多万人，又就在渭水南阿房宫，关中总共建造宫殿三百座，关外建四百座。在修建阿房宫之外，又分一部分去营建骊山墓，从北山开采来山石，从蜀地、荆地运来木料。

随意逼迫民众把家搬来搬去也是极权专制政府的一个特征，嬴氏也是乐意作此所为。要想作为一个家庭或家族要搬一次家迁徙到陌生而遥远的他乡去居住，我们想不是实在迫于无奈，谁会无缘元故去干这种事？因为一迁徙，就意谓着富人即身返贫，而穷人则是要负债累累了。当然，这在嬴氏之流来说是不在话下，为了其心中快乐又有何不可。二十六年（前221），嬴氏为了繁华咸阳，迁徙天下富豪人家十二万户到咸阳居住。二十八年（前219）巡游时，南走登上了琅邪山，并修筑琅邪台，由于玩得十分高兴，在那里就停留了三个月。于是迁来百姓三万户到琅邪台下居住，虽说下令免除他们十二年的赋税徭役；还有就是为建阿房宫和骊山墓，又在东海边的朐山上竖立大石作为秦朝国境的东门，嬴氏为此迁徙三万家到骊邑、五万家到云阳，都免除十年的赋税和徭役。我想这也不一定百姓因此就高兴这种迁徙，但这已经是我们看到的史书上记载的嬴政对老百姓最大的恩惠了。

三十六年（前211），巡行天下时，嬴氏派使者传乐师途中，经华阴平舒道夜遇有人持玉璧拦住使者说：“替我送给滈池君。”并说：“今年祖龙死。”嬴氏观此玉璧，竟然是二十八年出外巡视渡江时沉入水中的那块，于是为此事进行占卜，占卜的结果是迁徙才吉利。于是嬴氏命令迁移三万户人家到北河、榆中地区，每户授给爵位一级，这又是嬴氏的荒唐政治。

凡暴君，当他实现了唯我独尊的野心、又恣意蹂躏了百姓之后，还是有不满足的地方，不但妄想将其抢夺的东西世世传下去，甚至干脆妄想自己就那么永远占有下去，于是就到处打听虚妄怪诞之事，妄求着要长生不老，永虐其民了。嬴政就这样一个想入非非的人。战国秦朝以来，政治上无道的商韩法家大行其道，那么民众只好向往遁入世外，寻求仙佛的庇护了。所谓“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王夫之《读通鉴论》）民间对神仙之流说得那么有鼻子有眼，愚恶之人不妄想不荒诞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总是要把天下所有的好事占尽还不满足呢。于是嬴氏听方士说海外有仙山、有仙人，还有不死之仙药，那这种天地间最大的好事当然要抢过来。二十八年（前219），嬴政巡游到琅邪山，修筑了琅邪台，又立石刻了字，齐人徐市等上书说，大海之中有三座神山，名叫蓬莱、方丈、瀛洲，有仙人居住在那里，希望能斋戒沐浴，带领童男童女前往求仙。想来嬴听了这么一个大喜讯，心里热得不得了，于是就派徐市挑选童男童女几千人，到海中去寻找仙人。真是肯下血本啊！那几千童男童女，难道就不是人子吗？

三十一年（前216）十二月，因为一首民谣说“帝若学之（仙）腊嘉平”，嬴政就以为自己成仙有份，有了求仙之志，并干脆把腊月改名为“嘉平”。

三十二年（前215），嬴氏巡游前往碣石，派燕国人卢生访求方士羡门、高誓；又派韩终、侯公、石生去寻找仙人不死之药。卢生被派入海求仙回来了，为了交差，装神弄神，奏上一本宣扬符命占验的图录之书。由于上面写着“灭亡秦朝的是胡”（据说这个“胡”字是指胡亥，可是始皇没有理解。），于是嬴氏就派将军蒙恬率兵三十万去攻打北方的胡人，夺取了黄河以南的土地。

三十七年，又巡行天下，返回时又途经琅邪。此时方士徐市等人入海寻找仙药，好几年也没找到，花费钱财很多，害怕遭受责罚，就撒谎说：“到达蓬莱可以找到仙药，但被大鲨鱼阻扰，希望皇上派善于射箭的人一起去，遇到大鲨鱼就可以射死它。”于是嬴氏还亲自带着有机关的弓弩，让入海的人携带捕大鱼的工具，从琅邪向北到达之罘，总算遇见了大鱼，射死了一条。看看，这就是秦始“皇帝”！

一时的夺得了天下不但是妄乎所以，还时刻怕人惦记，自认为在国内“维稳”得还可以时，眼光也就放远了，还发动了对外的战争。

三十二年（前215）的这次，嬴政派燕国人卢生入海求仙回来了后，奏上了宣扬符命占验的图录之书，上面写着“亡秦者胡也”。据说这个“胡”字是指胡亥，可是始皇没有理解，以为是指胡人，于是就派将军蒙恬率兵三十万去攻打北方的胡人，夺取了黄河以南的土地。三十三年（前214），又在西北驱逐匈奴。从榆中沿黄河往东一直连接到阴山，划分成四十四个县，沿河修筑城墙，设置要塞。又派蒙恬渡过黄河去夺取高阙、阳山、北假一带地方，筑起堡垒以驱逐戎狄。迁移被贬谪的人，让他们充实新设置的县。三十三年（前214），又征发那些曾经逃亡的犯人，典押给富人做奴隶、主家又给娶了妻子的人，以及商贩，去夺取陆梁地区，设置桂林、象郡、南海等郡，把受贬谪的人派去防守。三十四年（前213），贬谪执法不正的法官去修筑长城及戌守南越地区。

秦嬴氏真莫名其妙，仅凭方士的一个图录谶文就派大兵攻打胡人，这不是丧心病狂之症发着又是什么？中华政权对于夷狄的原则态度，所谓“先王耀德不观兵”（《国语》）。《论语•季氏》也讲“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总之不能炫耀更不能使用武力，无故对夷狄用武力同样是不道义的。而秦嬴氏无故对北方胡人、匈奴等戎狄以及南方发动大规模战争和没完没了地修筑军事工事，都是穷兵黩武滥用民力劳民伤财的无道之举。或许有国人讲，嬴氏这是为了保卫国土、开拓疆土，想想前不久我国与韩国的萨德事件吧，与印度的军事对峙吧。

五、焚书坑儒，自绝后路。

焚书和坑儒是两件事，是先后不同的起因爆发的，焚书之事的诱因发生于一场宴会上的辩论。

三十四年（前213）的一天，秦嬴政在咸阳宫摆设酒宴与臣下一同高兴，实际上是要别人陪它高兴。宴会上仆射周青臣大献谀词，赞美嬴政侵灭六国一统天下、穷兵荒蛮蛮胜夷狄的罪恶为功过上古，并大赞郡县天下之制可让其后代永传万世。由于这一番话正合嬴政欲让其下臣陪它乐，所以“始皇悦”。可是博士淳于越似乎不识相地说：“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史记•秦始皇本纪》）在这里，表面上淳于越说了两件事：一是说郡县制不好，还是要实行分封制；一是说周青臣拍马屁，不是忠臣。但在表述这两件事中淳于越又夹了其它内容，一是“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周青臣拍马屁“以重陛下之过”。秦嬴政本来就自认为功过五帝而自称皇帝，把百姓贬称黔首，从而无以复加地抬高自己，这场宴会也只不过是要下臣们陪自己自乐而已。而且嬴政从来就是崇拜商韩法家的法术势诈力暴力学说，并在这一生中用之不疑，且赖之以“成功”。可是现在淳于越不但否定嬴氏已经确定的郡县制天下，还以“师古”讽喻，讲儒家的那一套，且直接说周青臣的赞美之词是加重它的过错，那岂不是全部要否定它那功盖上古的功绩？！显然嬴政听了非常不高兴，于是把这宴会上的话拿到朝廷上来讨论，“下其议”，意思当然是要下面有人将淳于越的话驳倒，并针对这种“妄议”拿出一个什么措施。

在秦嬴政的朝廷上，时为法家大腕李斯可为聪明才智第一人，自然有能力驳倒淳于越这一番不合时适的“妄论”。因为在当时秦朝廷中，虽有儒生博士七十人，然只是“备员而已”，也意谓着朝廷没有真正的大儒。真正的大儒以道事君，故也不可能存在于象秦嬴政这种暴君朝廷。所以李斯一出，当时朝廷中自然无人争锋，故《史记》中也只记录了李斯的“高论”了。

李斯先是辩护说现在的治理方式之所以与五帝三王时代不同或相反，不是故意要如此，而是因为时代变了，陛下开创的是万世之业，淳于越这些腐儒理解不了；接着说现在天下一统，法令只能出自陛下一人，是非也只有陛下一人衡定，因此百姓的任务就是好好致力于农工生产，读书人就是好好学习朝廷颁行的法令刑禁，而现在儒生们不学习今天的法令却要学习孔子的私学，来效法古代的法度，并以此来诽谤当世惑乱民心，古代天下散乱，诸侯纷起而不能统一，就是这班读书人以古害今造成的。于是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

古今暴君盗贼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幻想自己言出法随，一句顶一万十万句，任何人都得乖乖服从、不打折扣地执行。如何来做到这一点呢？它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办法，就是“防民之口”。小一点的暴君只仅于防民之口、搞搞文字狱，狠角色大暴君就是：焚书。当然，还有更狠的。李斯这套焚书、杀“偶语诗书者”的阴招可谓正对了嬴政暴君的胃口，它以为这样就完全可以“一人衡行于天下”、以至世世衡行于天下了，所以“制曰：‘可’”。（《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史记•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要知道，人是人，是为天地所生，不是动物，也不是植物。诗、书等六经是圣人集过去二千五百多年文化之大成，是天命人性的智慧流露；各国史书和百家语也是过去文化和智慧的结晶，这些在任何时候都是民众赖以生存、生活的底色和向前迈步的基石。嬴政和李斯却超级大胆地要焚毁这一切，其一统天下模式则完全是要把天下人当成了没感没知的土木草狗了。它们的这个空前大胆的“创举”不但是反文明而动，而且是反人类反人性反道的，包括反掉它们自身的本性，这何异于自绝后路、自掘坟墓。

有人或许要问，不就是一个焚书吗，何以就被你说得如此严重？要知，就是在秦的一统天下时期，三皇五帝、三代文明与历史，六经之所代表的中华文化，已经完全浸润到当时所有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就是嬴政和李斯，无论它们认可不认可，也是从小耳闻目濡并加以学习了这些而长大起来的，还有各国历史、百家之说，无不是建构在二千多年的文明中形成有，你嬴政和李斯一个“可”字就要否定一切、毁灭一切，可能吗？绝对不可能。搞笑的是，后来秦二世耽于声色犬马，李斯竟然进谏说：“放弃诗书，极意声色，祖伊所以惧也；轻积细过，恣心长夜，纣所以亡也。”（《史记•乐书第二》）又蠢又恶，精神分裂，不身死族灭于赵高和胡亥手上，还真是对不住李斯此斯。

可想而知，如此违背人性、违背人道的建议一实施，就意谓着它不但断了自身的良知之根，还要断天下人的良知之根呢，那天下人对它还是有什么想念呢？

“焚书”必“坑儒”。发生“焚书”之后的第二年的“坑儒”事件从表面看来似乎是跟道家者流即方士惹出来的祸。嬴政作恶多端，心思狂妄，却是想入非非，竟想着要长生不死，先是派韩终（众）、侯公、石生去求仙人不死之药也不回来，徐福带童男童女几千人到海中去寻找仙人也还没有回音，而今卢生、侯生不为嬴氏寻仙药又跑了。嬴氏因此大怒，却把这些罪过都归到咸阳诸生身上，认为因为之前的“焚书”，诸生不满，妖言惑众。“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于是命令御史将咸阳的儒生下狱案问，结果整得这些儒生互相告发，嬴氏将之中违犯禁令的四百六十多人全部坑杀，以向天下人示惩。

关于坑儒事件，有人说主要坑的是方士，儒生是少部分。然细读《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中的这段文字可知，实际是嬴氏认为方士欺骗了他却跑了，他却迁怒咸阳诸生，认为他们妖言惑众，所以坑埋他们。从中也可知，嬴氏受骗也是甘心的，之后徐市等入继续诈骗说之所以到不了蓬来寻仙药，是因为为大海中的鲛鱼所阻，嬴氏还是信了。而诸生与嬴氏的政见不合，才更为嬴氏忌恨。另外，我们从太子扶苏的谏言也可知，诸生即是儒生：“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坑儒事件其实是焚书事件的延续，秦朝的灭亡到此时应该是注定了，天下人对秦朝除了愤怒和仇恨，还能有什么呢？傅国涌曰：“秦始皇即使收天下兵器，铸为金人十二，迁天下富户到咸阳，乃至焚书坑儒也未改变二世而亡的命运。”。余东海先生对此说法明确否定：“话不能这么说。焚书坑儒是导致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最大原因，其它原因都是次要和派生的。焚书坑儒后，秦王朝灭亡的命运就难以逆转了。”

短时间的快活一下子就过去了。什么是“快乐”，正如一个儒友解释，“快活”就是快一点活，实际就是早死。活得快、预支自己的生命和未来，不就是死得快吗。结果也正是如此，当嬴氏最后一次外出巡游时，返回途中到达平原津时生了病，在沙丘平台暴亡。司马迁记秦嬴政之死以“崩”称之，实在违春秋精神，是错误书法。嬴政是暴君，其死是大快人心之事，又其为私心出遊死在外面，属不得好死之类，故史记嬴政之死可称之为“暴毙”或“暴亡”。

嬴氏虽然罪恶滔天，是中华大罪人大恶人之一，但还不是最恶之人。何以？因为他还是多少有些许底线。其一，他对自己的父母还是有点最后的孝心，他封自己为“皇帝”后，还记得追封了自己的父亲，“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他母亲是个老淫婆帮助奸夫嫪毐造反作乱，嬴政在齐人茅焦的劝说还是原谅：“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史记•秦始皇本纪》）其二，据《说苑》记载，焚书坑儒之后，嬴氏抓到侯生，与侯生的一番对话，嬴氏多少还有些悔意。“侯生逃跑被捕，对秦始皇直言：灭亡之势已成，难以逆转，秦王朝命运已经生铁铸定，只能坐而待亡了。一，始皇即使想改，也不可能像尧舜那样以仁为本；二、朝廷上没有君子，始皇纵想改弦更张，也无合适帮手。始皇听了侯生一席话，喟然长叹，把侯生放了。”（余东海《中华政治史》之《秦朝之亡》）而不象近世以来的那些恶物，造反作乱，弑杀父母兄弟，残食妻子儿女，都做得那么理直气壮，恶得惊天动地惊神泣鬼，到死之时一点也没有悔改之意！

罪恶没有赢家，恶因必结恶果。嬴氏一死，大好江山被赵高胡亥李斯矫诏，从而落到嬴氏少子胡亥身上，但不到三年就灭亡了，嬴氏之族人也全部死于非命，干干净净一个不剩。嬴政共有子女三十多个，而且大部分是死在亲子胡亥和宠臣赵高手里，包括太子扶苏，而胡亥又死于赵高之手。最后秦王子婴被项籍所杀，整个家族也全被族灭，嬴氏一族享受了嬴政统一带来的短暂快活之后，高度一致地付出了生命代价。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