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的制度渊源与成书年代新考”沙龙纪实

来源：“燕园礼学”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三月廿三日庚子

             耶稣2018年5月8日

2018年4月17日下午三点，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第十七次“礼学沙龙”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在本次沙龙活动中，与会学者围绕郭伟川教授的《周礼制度渊源与成书年代新考》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沙龙由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主任吴飞教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周少川教授、社会科学院中国哲学研究室刘丰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学与子学教研室陈壁生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顾涛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华喆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陆胤副教授出席。

主持人吴飞教授高度评价了郭伟川教授在礼学的引介和传播方面做出的贡献，指出了《周礼制度渊源与成书年代新考》在《周礼》研究传统中的重要地位。随后，郭伟川教授就书中的内容进行了详细介绍。

主持人吴飞教授

郭教授首先介绍了本书的来由和写作意图。这本书是受杨天宇先生《郑玄三礼注研究》的启发写作的，尤其是书中‘周礼的成书年代’一章，激发了郭教授对周礼成书年代的考证兴趣。郭教授将有关周礼成书年代的各种说法总结为六种：一，《周礼》作于周公，二，作于西周，三，作于春秋，四，作于战国，五，作于周秦之际，六，作于汉初。郭教授指出，唯有彭林先生在《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一书中主张汉初的说法，但这一说法受到了杨天宇先生的反对。只不过，杨天宇先生自己没有对这个问题给出定论，只是倾向于战国说。支持战国说的学者众多，比如何休就认为《周礼》是“六国阴谋之书”，而张禹，包咸从其说。近代学者钱穆，郭沫若，顾颉刚，杨向奎等都持此说，在其中，顾颉刚，杨向奎认为《周礼》出自战国中叶齐国法家人物，这一说法影响极广。《周礼》成书年代的众说纷纭，且学者有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这启发郭先生进一步思考下去。

郭教授认为，历代研究虽各有其主旨，但作为《周礼》主体的“六官”系统及其渊源，却鲜少有人涉及。这样一来，《周礼》的研究就尚未触及要旨，周礼的成书年代的问题，因此也就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因此，郭教授从《周礼》的六官渊源入手，广泛采阅甲骨金文和相关资料，力图融会贯通，开出一条研究的新路。

报告人郭伟川教授

郭教授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从帝舜至夏商周三代，在以六卿官制为主体的职官制度上，有很明显的沿袭。郭教授进一步介绍了战国时期“六官”制度的渊源。从《尚书舜典》里舜所分封的22位官员中，就有司空，司徒；此外，其中的“后稷”主农业，其中的“士”，就是后来的司寇；其中的“宗”，就是大宗伯，其中的“工”，就是施工建造、建筑宫殿的官员，也即《冬官考工制》中的“冬官”。这六种官员，后来夏朝称为“六卿”；殷代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卿士”与“卿士寮”。殷代有了“太史寮”，也就是秘书机构；还有了有了“三公”——“太师”、“太傅”与“太保”。郭教授指出，在殷代，重要部门的主事官员基本是卿士。到了西周，周官，崇宰，司空、司徒与司寇，都是从夏殷两代下来的。

通过上述的梳理可见， “周公制礼”并不是无所依凭的创造，而是有其所沿袭的历史渊源。这在经文中和甲骨文中也都有印证。郭教授进一步分析了周礼的成书渊源。他认为，周礼在后世被学人不断整理，最终呈现出整齐的面貌。最初是子夏学派开始整理儒家的经典，到了汉代，也进行了今文古文的整理，而到了西晋太康年间，则整理了出土的竹书。宋代的印刷术发达，文字是一定经过历代的解释诠释和演绎，而变成了朱子所见的《周礼》。

郭教授继续通过历史事实证明，《周礼》一书是由魏文侯主导的、以子夏为首的西河学派编写的。接下来，郭教授提出了几方面的说明。第一，我们已经看到，周官制度是和帝舜时期以降有一脉相承的历史轨迹。在郭教授以“六卿”为主体的职官制度史的主体观念下，六官系统是这一职官制度中有机的组成部分，而《周官》就是对职官制度的记录，这是与魏文侯有关的。这就将《周礼》的成书年代定在了两周时期。

第二，和两周官职有重要关系的人，无论是周公、晋文公，魏文侯，都属于有共同血缘关系的姬周系统。郭教授强调，其中的关键在于“周”字，无论是《周易》、《周书》、《周诗》还是《周礼经》，经典在整理编辑时，都和姬周王室及其诸侯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两周的社会政治，典章制度，和相关的人物关系和典籍文献，是与《周礼》中的“亲亲”之意相合的。

第三，对《周礼》成书年代的论证，需要把握此书专论制度的特点，从职官制度史的角度加以考说。这是因为，职官制度及相关职官名称是政治实体的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时代印记，有历史痕迹可寻。故按此一方向进行研究，可以循名责实，根据相关线索加以考证，较为切实可靠。

第四，要明了此书以周礼冠名的意义所在，这是一部儒家而非法家的经典。郭先生指出，除“考工记”外，其他五官的卷首都写了“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的字眼。郭教授指出，这就是全书的主旨所在。《周官》其主旨在于宗周，《周官》卷首实质在于“佐王”、“宗王”。《周礼》中的六官，各自统领官员等级有差尊卑有别，这是“礼”的基本特征，这一观念也贯穿了《周礼》全书。《周礼》作为王朝的最高礼官统领庞大的职官系统，充分体现了两周，尤其是西周，重视礼的历史事实。而考虑到礼学是儒学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周礼就充分地体现了儒家的礼治观念。

此外，在治国方面，儒家历来主张“礼”、“乐”、“政”、“刑”四者并举，礼为主，法为其副，并不偏废。由此看来，《周礼》也与儒家更为贴合，而非如顾颉刚先生和杨向奎先生认为的那样，是法家的著作。

沙龙现场

基于上述说明，郭教授指出，编写这本书的人一定持有“尊周”、“尊王”的思想，而且笃信儒家。魏文侯就是这样的人。作为姬姓侯国国君，他确实具有周礼“亲亲”的观念。他既为战国初年的中原霸主，又尊儒好古，不仅尊奉孔子门人子夏为师，且礼敬以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为主体的西河学派，从而得到他们的大力协助。这是魏文侯时期能够整理编纂大量儒家文献典籍的必要条件和主要力量。《周官》一书以及后来于西晋太康年间在河南汲郡发掘魏安僖王墓出土的《周易》、《周书》、《周食田法》等大批儒家经籍，都是在魏文侯时期整理编成的。这与魏文侯尊周重儒的思想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他有足够的意愿和能力组织《周礼》的编纂。

而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魏文侯也是唯一与《周官》一书发生关系的先秦历史人物。《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这说明，《周官》的一部分是当初魏文侯的书，否则“艺文志”就不会说在文首说魏文侯是六国之君中“最为好古”。反观春秋战国时期，没有其他诸侯国国君有魏文侯的主客观条件，而且根据史书的记载，在先秦时期也没有任何人和《周官》一书发生关联。

郭教授指出，主导编写《周官》需符合客观形势下的多项基本条件。一，主导者需要是一国之君，因为六官职官和相关礼制是王制，体系庞大，礼秩分明，不是一般的士大夫所作，组织编写周官是是国家行为；二，主导者应该是有天下之志的国君，《周官》是其政治准备；三，主导者要有强大的国力，可以称雄一时；四，主导者要和姬王室为血亲，因为《周官》的目的在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统一天下；五，在传世的文献典籍下一定留下历史痕迹，或者在专制度上和周礼的六官体系有关系，六，主导者的生活时期在东周，因为《周官·考工记》为蝌蚪书，这一书体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且所写两周职官制度和相关礼制，不在西周在东周。配合简牍和毛笔使用蝌蚪文，这并不是偶然的。

陆胤副教授

大多数人对魏文侯的印象都是在《礼记》中喜新厌旧的昏庸君主，而经过研究，郭教授勾勒出了不同的魏文侯形象。他是其实是文治武功都值得称道的雄主，战国的情势促成了他的霸业和《周官》的出现。三家分晋之后，魏国最强而且有地利之便，因此抓住战机，西渡黄河对抗秦国，占领秦国七百里地，增强了国力。继而，魏国北伐中山，东征田齐，武功之盛，他国难以企及。而在诸国国君中，魏文侯又最为尊儒好古，尊重礼乐，重文修史。

可见，《周官》一书的编成，需要种种条件的配合，而对先秦人物考，符合条件和动机的只有魏文侯一人，周官的内容不是一人能成，离不开先秦时期职官制度演变的深刻影响，有大量的文献可以作证。

郭教授在书中还考证到，竹书纪年一书，也是魏文侯编写的。魏安僖王（五世孙）在秦将要统一六国之际，将先祖的战国初年的典籍殉葬在墓中。根据里面的竹书纪年，从周幽王到三家分晋，仍述魏事至安僖王二十年。那么，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相应。魏国有修史纪念的传统，故承先启后，将史书相继拼接，编撰此书的目的是服务于魏文侯称霸中原的野心。

郭教授发言后，本书的责任编辑许海燕女士对本书的出版情况以及系列丛书的情况作了介绍。

责任编辑许海燕女士

社会科学院中国哲学研究室刘丰研究员作了发言。刘丰研究员认为，郭教授从官制入手，抓住了《周礼》最主要的特点。因为从先秦到两汉的史料，和周礼有关的非常少，所以很多学者研究周礼主要是采用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也即将《周礼》中的思想放入思想史的脉络当中考察。刘研究员指出，自己也参考、运用过这样的观点，但这一方法存在一定问题，而郭先生这本书，正是通过职官系统，把握住了《周礼》基本的正确方向。此外，刘研究员还对本书对周礼与周代礼制的关系的发掘，以及本书对《周礼》成书年代和地点的落实作出了高度评价。

刘丰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经学与子学教研室陈壁生教授肯定了郭教授对《周礼》成书年代的考证方式，并补充了学术史的背景。他指出，20世纪的《周礼》学，基本就是围绕考证周礼的写作时间展开的。受到古史辨的影响，很多考证以科学化的名义，有将《周礼》成书年代往后推。但是，郭教授把《周礼》定位在战国初年魏文侯，以及以子夏为首的西河学派编制成书，这种考证方式照顾到了传统的看法，与何休所说的“六国阴谋之书”在时间上是吻合的。陈教授还指出，郭教授从六官体制来考证《周官》成书，这一切入点是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所在。杨向奎先生与顾颉刚先生考证《周官》的年代的方式，都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的。郭教授的考证方式对经学研究很有启发，从六官体制入手，可以把《周礼》中讲到的内容，和《周礼》之前、之后的内容做一个历史性的贯通。在某种程度上，郑玄在注经的时候已经用了这样的方式。郑玄注《尧典》时是用《周礼》中六官理解尧时候的羲、和“六官”，相比于两汉今文家说尧只有四官没有六官，郑玄的做法，是以《周礼》为核心注《尚书》的体现。因此，从经学的角度，也可以为郭教授本书的思路提供某种辩护。

陈壁生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华喆副教授在思想史的视野下，提出了断定成书年代的意义问题。华教授指出，郭教授采用的方法，构成对古史辩的回应。古史辨派首先默认《周礼》不可能作于周公，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周礼的制度问题。之后的学者也都是在之后的时代找对应的制度因素，这就遗漏了“六官”的基本架构。在这个意义上，郭教授的书重新回到了《周礼》的核心。郭教授分析这部书是魏文侯所做，那么，在这个关系基础上，我们应该如何在评价经典从出现到成立的思想史脉络上去把握《周礼》的成书问题？把《周礼》放在春秋或者战国或者汉初，呈现的思想史图景有何区别？这本书出现的时候，它的社会政治角色是什么？儒家经典所呈现的思想史图景，是古史辨研究没有提供的。

华喆副教授

清华大学历史系顾涛副教授肯定了本书对周礼成书研究的贡献，并反思了目前《周礼》学研究的困境，指出了一些可能的发展方向。20世纪以来，学者大都认为，贸然根据此书来讲周代典章制度是靠不住的。所以后来的学者都不敢用《周礼》这本书作为先秦史研究的史料。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周礼》的研究。顾教授指出，20世纪以来，还是有学者对此给予关注，例如南京大学的洪诚先生、浙江大学的沈文倬先生对《周礼》当中官制的探讨。沈先生认为，《周礼》中的官职，一些是西周的实制，一些是晚周的更制。根据这一思路，或许正如杨向奎先生所说“据《周礼》以研究周公的思想及其设施，不会离题太远”。

顾教授指出，在郭教授著作的基础上，还有另外一条可以推进的思路，就是“周礼是法家之作”一说。不仅顾颉刚与杨向奎采信这一观点，梁启超也认为，周礼是法制的典范。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探讨。成书渊源的“儒法之争”背后，应有思想的差异。顾教授推测，或许这与当今和民国时代对“法”的认识的分歧有关。民国时代的学者认为，“经礼”涉及是国家如何治理的层面，就是法，所以观象授时、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学校制度，巡狩朝觐等等都是周代的法。那么，如果认为周礼不是法家之作，背后的逻辑是，礼法是对峙的，礼不是法。但这不是韩非子意义上的“法家”。法家可能是从西周的制度大框架中延伸出的，有别于儒家的一种解释模式。在这个意义上，西周的制度和后来的儒家、法家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开展新的研究。

顾涛副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周少川教授结合本书与郭教授的交往，谈了自身的收获。周教授认为，礼学应该和国家制度社会秩序的发展演变结合起来研究。郭先生抓住了问题的主线，从先秦六卿制度的演变，来考察周礼成书的年代，周礼之所以能成书，是制度发展的结果，这为本书增加了可信度。周教授还提出，礼学研究要和当时的时代的儒学发展、时代特点联系起来考察。每个时期礼学的发展，儒学有很多观点，互相影响，所以是必须反映当时的时代理念和特点。郭先生是抓住了这个特点，正本清源，把周礼还原为儒学的经典，考证在某个具体时期礼学的理念和时代特点，以此说明《周礼》成书的年代。最后，礼学的研究还要和它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多种因素结合起来考察。因为每种学术的发展都是和当时的政治文化的因素密切相关的。郭教授把周礼的成书放到历史的走向中考察，考察成书时候与之相关的政治背景、文化氛围、经济条件。本书得出周礼成书于魏文侯时代的结论，除了有史料证据，还有文化背景的支撑。周教授最后指出，郭先生能够作出这样的成果，与其刻苦治学、淡泊名利的治学宗旨，以及实事求是、大胆创新的治学精神是分不开的。

周少川教授

最后，郭教授同与会学者进行了讨论，并对关于本书的问题作了回应。关于刘丰老师对《汉书·艺文志》魏文侯一条的疑问，郭教授解释了自己对文本的理解。就“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句，郭教授认为，“其乐人”之“其”是指文帝，而不是魏文侯；而“献其书”的“其”指的则是魏文侯。

关于陈壁生老师对成书于周公和战国的差异问题，郭教授指出，虽然在《史记》的记载中，《尚书·周官》是成王之手，但在写《周公世家》的时候，司马迁有了更多的材料，发现《周官》是成于周公之手。官职的源头和周公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为何《周礼》不能是周公所作呢？在青铜器和铭文上，西周经文都是几十个字几百字出现的，最多也不过千字；而《周礼》这本书有四万五千字，说是西周时期周公所作不可能。所以可以认为，《周礼》一书的源头在周公，但是由魏文侯编订的。

华喆老师问题是，《周礼》的成书时期不同，在思想意义上有何不同？郭教授认为，两说在这一层面上造成的差异并不大。职官制度是一个前后继承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变化，具体职官可能有增减，但制度的主体是不变的。

关于顾涛老师提出的一些新的研究径路，郭教授做了高度评价。他指出，周代礼制就是礼乐为主，法制为辅。魏文侯时期，也有很多法治方面的人才。不否认有法的影响，但总体而言，《周礼》还是属于儒家传统，而非法家传统。

在郭伟川教授与各位学者广泛交流、讨论之后，本次礼学沙龙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