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特征和趋向

作者 ：匡钊

来源：原载《国学论衡》第七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4月）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三月廿四日辛丑

            耶稣2018年5月9日

《国学论衡》编者按：本文据2016年5月，匡钊于甘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特别研讨会中的演讲内容整理而成。该议题由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陈声柏教授提出，一则是出于对西北资讯不便之弊的正视，期望共享有效信息；二来，面对近年来“国学热”的社会现象，研究者们应当对其中思想性的东西重新进行审慎、理性的考量。故而拟定出此次研讨会议题。近一年来研究界呈现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如宋明理学的研究中出现了显著的对于工夫论问题的关注，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摘要 ：《中国社会科学》是国内风向标式的学术期刊，匡钊先生据其选稿、刊稿经验，总结出了当前的中国哲学研究集中于四大板块：宋明理学、先秦儒道、经学、宗教性问题等。他认为中国哲学研究最大的问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缺乏哲学性、思想性，缺乏覆盖性的问题、过于零碎：二是对典籍的态度不明朗，没有处理好哲学与古典学的关系。应该拓展研究道路，将更多的经典容纳进哲学，而不是让中国哲学消融进大国学。总之，最重要的是以哲学的方式来做中国哲学，迫切需要提出整全的、基源性的问题来提升起研究的哲学性。

关键词： 哲学 ； 国学 ；经学 ；出土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是综合性的大型期刊，在国内学术界有关键性的影响力。它还衍生出了一些其他的子杂志，比如说《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都有一定的分量。尤其是《文摘》，很多学校把它作为评价的指标之一。虽然在学术上本人主要研究先秦哲学，但是这几年主要在做编辑工作，一个是处理《中国社会科学》的稿子；另外一个是负责遴选《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里中国哲学类的稿件。两种杂志皆是月刊，出于工作需要，若完全不了解目前中国哲学研究的特征和趋向，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应该说是肯定了解一些的，但实际上了解的也很片面。趁此机会和大家分享一点看法和理解，但基本上是出于我个人的角度和取向。

当面的、非文字的、对话性的沟通还是很重要的。你看见的是落在纸面上的一篇论文，或者是一组论文，但是你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来龙去脉，人家背后是怎么设计的，你不知道背景性的大的想法，也就很难知道这些思考在整个学术运作当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这样的话就很难和学术界构成良性互动。和共同体打交道确实有这样的问题存在，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对目前的研究状况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

一  中国哲学研究中最为突出的两个问题

（一）研究方法上：哲学性的淡出

总体上这几年的中国哲学研究不是特别理想。因为至少近20年来存在一个倾向——思想性的东西在不断淡出。我们强调好的学术训练，强调规范性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往往会掩盖一些哲学性的思考。也就是说，这20年来中国哲学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以一种哲学的方式去做哲学，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就是：do philosophy，用philosophical way to dophilosophy。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难题，而且目前还是没得到很好的解决。这可能跟二三十年前我们熟悉的某一个学术范式的整体崩溃有关系，那种两条路线、两个对子的说法崩溃了，这个东西崩溃以后我们并没有提供出一个更好的替代品，所以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哲学性方面就会弱一点。

如果学分南北的话，这个问题北方会更强烈一点，包括北京，很多研究者哲学性偏弱一点；但是南方不太一样，特别是华东师大那边，因为有冯契先生的传统，他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可能更强调哲学性，谈问题会更活跃一些。还有一个重镇在中山——以陈少明老师领衔的研究团队，尤其是陈少明老师本人。他对哲学性问题的敏感度非常高，去年刚出了一本书，收录了他近十几年的文章，里面谈到了他对中国哲学方法上的一些系统性的考虑。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看，书的名字就叫作《做中国哲学》，就是 dophilosophy，在这个意义上去做中国哲学。他的一些思考，包括思考最早的原点，从十几年前的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前后就开始了，这些年来，无论对方法的推进、概念的厘清、还是具体问题的处理，他有他的系统想法。我觉得这是值得参考的，陈少明老师应该是目前中国哲学界最有活力的研究者之一。

（二）研究范围上：国学与中国哲学界限混淆

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整体的研究状况，这几年，不光中国哲学，范围更广泛的国学题目底下的研究也很多。所谓“国学热”，不知道是“真热”、“假热”，是“虚火”还是“真火”，这个不好说，但至少国学表面上看是很热。而且有很多的研究机构，包括很多大学成立国学院，甚至有一些国学通识班、通才班这一类的培养模式，幻想用一种复古的，或者近乎复古的方式来培养一些未来的大师级人才。这个努力是否可能不好说，但至少有人这么做，就说明有关国学的一切都在成为问题。

放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传统里面看，国学不太是一个问题。因为从源流上讲，所谓的国学已经被解构到各个现代学科里面了，留给中国哲学的那一块已经很少，而且这很少的一块也经过了大量的西化改造和一些意识形态的改造。所以，以前国学不成一个问题。但是这几年它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我觉得这跟整体的转型有关系。站在我这个编辑加研究者的立场上，我所能看到的目前关于中国哲学包括国学在内的研究中，有一些人想用国学把中国哲学吃掉，他们会谈一些文学、史学方面的东西，甚至某些国学院的院长都是史学背景出身。在我们国学里史学本来就是最大的一宗，“六经皆史”嘛，而且它是有正宗学术源流的，有可以追溯的体系，所以有人想利用以史学为主导的国学把中国哲学吃掉。但是我倒觉得，不一定它都吃得的掉，因为虽说“六经皆史”，但是以往经学中的大部分内容从来都没有真正被史学吃掉，到今天为止，我觉得还是吃不掉的，不光吃不掉，这一部分内容恰恰还是要放到中国哲学这个大环境里面来谈。也就是说，将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进行构造，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它的范围看得那么窄。但这不是说去搞一个大国学，而是应该适度扩展中国哲学的研究道路，把我们对于古典文献的一些思考和爱好包容进来。实际上，目前已经有一些人开始做这方面的努力了。

二  目前中国哲学研究的四大板块

站在我的角度，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整个中国哲学的研究可以分为四个大的板块。

 （一）以宋明理学为核心的传统儒学

第一个大的板块就是以宋明理学研究为核心的传统的研究，这个和海外的新儒学有很深的“血缘”关系。以宋明理学为核心，继而扩展到一些近现代哲学的研究，这两者讨论的角度和理路是一样的。其中以现代新儒家以及和他们有学术渊源关系的研究最有代表性。宋明理学研究的文章很多，从各个刊物的内容来看，所有中国哲学的文章里面谈宋明理学的差不多能占到三分之一。这几年传统文化复兴，很多哲学人物被拿出来重塑，尤其是一些大家格外受重视，像福建那边是朱熹，然后贵州那边打王阳明的牌，浙江那边也在打王阳明的牌，他们有专门的刊物和专门的集刊，而且还在杂志里做特别栏目，专门就谈王阳明，另外如期刊《船山学刊》大部分篇幅就谈王夫之。对人物的扎堆研究现象几乎都出现在宋明大儒身上，所以我觉得宋明理学还是占据着中国哲学研究很大的板块。

但宋明理学的研究存在着问题，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所有的研究都很难摆脱立场先行。而这几年整个研究界的立场都带有一点复古的倾向，带有一点认同传统价值的倾向在里面，所谓走出疑古时代嘛。这不一定是坏事，但有的时候可能走的有一点远，这样就会缺少一些批评性、反思性的东西在里面。这一状况在做宋明理学研究的人中间表现得最为明显，你去看谈宋明理学的文章，几乎都是在从正面来阐述它，少了一点反思性的内容。这对于以哲学的方式去做哲学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或取向。这种情况，我觉得是受港台的影响，港台新儒家对于传统文化就完全是正面的态度，而这正好跟中国以前对中国传统文化完全持负面态度的看法构成一种反动，于是大家又一股脑地回归到那个非“五四”的价值立场上去了。这种态势在搞宋明理学研究的人身上尤其突出，其次是一些对近现代思想进行研究的学者，他们在对近现代的一些思想家的历史地位和思想地位重新估计时，都受这个态度的影响，包括对康有为这样的人进行重新评估。承认古代的一些思想价值——这个立场宋明理学研究当中比较通行，我倒是觉得如果有充分的了解，通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毫不分辨地全部接受下来，无益于进一步的学术讨论。

从方法上讲，宋明理学研究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范式性的东西可以对现有的讨论进行整合，所以看着支离破碎。大多数的文章还是关于一人、一时，某个人的某一方面思想的梳理，大家谈的差不多了，那就开始谈小家了，确实有点破碎感。这还是有学术研究性的，其他很多文章，包括谈王阳明的，已经没有什么学术研究性的意义了，基本上就是在谈现成的东西，是在肯定一个价值观，而不是在做学术研究了，现在很多谈宋明理学的人都有这个倾向。

这是一大块，我觉得占有研究版图的三分之一。

（二）先秦儒家、道家研究

第二块是先秦的哲学研究。先秦的哲学研究大体上也能占到三分之一的篇幅，主要是传统的诸子学，尤其是早期的儒家、道家研究。但是这几年有一个倾向是，儒、道以外其他诸子的研究较为冷僻，冷落了大概有十年了，这十年谈诸子的东西不是特别的多，而且没有特别好的东西出现。谈儒道的多，几乎大多数的研究者都集中在这两个角度，这和材料的出现有关系。谈先秦现在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出土文献，如果不谈出土文献，不利用出土文献去处理先秦哲学的话，就没有办法加入到目前的先秦哲学的讨论范围当中去，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

马王堆帛书[①]的出现确实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但不及郭店楚简[②]的影响大，郭店的影响可以说是无以复加的，它是一个爆炸性的东西。郭店之后又不断地出简书，像现在上博也有[③]，北大也有[④]，清华也有[⑤]，岳麓也有[⑥]，一大堆简书都出来了，但也有假的，浙大那个邢文当时就说是假的[⑦]，但是人家书已经出来了，没办法。后来出的简里面，包括北大简，靠不靠得住也很难讲。当然有人觉得靠得住，因为有一些人已经参与到这些事情里面去了，要做这个东西进一步的研究，据他们说是还可以。但是我觉得有一点点悬，北大简太整齐了，太完美了，让人看了以后觉得好像是刚刚印出来的东西一样，有种墨迹未干的感觉。真伪我们先不说它，目前主要的研究还是集中在郭店和上博，清华那一大批简也开始有一点研究了，但是现在介入清华简研究的，搞《周易》的比较多，然后就是搞历史学的，研究《尚书》的学者用清华简的也比较多。中国哲学的讨论，用得最多的材料还是马王堆、郭店还有上博。上博也可能就集中在那几篇吧，大家可能谈的比较多。这会对学术界造成一种刺激，这些出土的文献价值比较大的就两类东西，一类是黄老学的，一类是儒家的，所以目前整个先秦学界有能力的研究者和他们的学生们，都被吸引到黄老学和儒家的讨论当中去了，也就是集中到儒道两家。广大的诸子，所谓“六家之要旨”[⑧]，剩下的好几家，关注的人就相对少一些。

也并不是所有的先秦哲学研究者都充分的综合利用了简帛文献，有一些先秦方面的研究者还需要再进一步补补课，因为不用确实是不行，好多材料出来，以前的东西很容易站不住脚。特别是做道家研究的，黄老学材料大量出来以后，改变了以前哲学史上从老子到庄子的叙述形态，这种改变比从孔子到孟子的形态改变要大。因为有关孔子到孟子，郭店出来的材料是补白性质的，把中间没有的补了上去，而新出的各种文献里的记载跟传统老庄的体系对比，其中的差异是扭转性的。它让人发现庄子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先秦主流学者，而是一个很边缘的人。他其实是到很后很后的时候才被人发掘出来的，才被重视的，在先秦的学术谱系里，庄子是不占优势的。

先秦儒道这一大块，主要是围绕着简帛在研究。我知道有大量的国家社科基金所谓重大项目都跟这个东西有关系。像丁四新的一个重大项目：对勘四种《老子》，最后做一个文本出来——四个本子分别是传世的、帛书的和郭店、北大两种简。整个跟简帛有关的研究有一个弱点——如同宋明理学的状况，也缺少整合性的研究。一些简连书都没有读通，去奢谈整合性的研究好像不太容易。但实际上，我觉得这是借口，20世纪90年代末，郭店简刚出来庞朴就写出《孔孟之间》[⑨]，这文章影响多大啊，到现在看，他对整个孔子后学的定位、他对整个思想脉络的把握，都是非常到位的。人家看了一点就能写，后来的研究者推说要做具体工作，具体工作没搞清楚我们不能做整合性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借口，是他们没有能力去做而已，或者是他们不愿意去做。需要做先秦的整合性工作，但怎么做这个整合性的工作仍然会回到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怎么看待中国哲学的存在。从根子上讲，中国哲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我们怎样去定位它，是很麻烦的事情。

（三）经学及经典诠释

除了这三分之二的研究，剩下三分之一的研究大概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跟经学与诠释学有关系，这是新兴的。这几年大家可以看到大量的所谓中国诠释学、“×××诠释学”，“诠释学”这三个字出现在标题里的文章中。相关的研究最早是汤一介先生做的，汤一介提出做一个中国诠释学传统出来，较近期景海峰写了一些相关的东西，也有些其他跟进的人。

怎样在诠释学意义上来看待中国的传统经典？将这个问题落实到经典文本，这个过程中，传统的经学问题必然产生。在诠释的时候，你的做法跟传统的经学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一定会出现，或迟或早会出现。苗头已经出现了，这两年大量的立项，包括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都跟经学研究有关系。也就是说，开始有一批人转移到了经学的研究上面。就像我说的，扩大中国哲学的研究面，不是把它纳到国学里边，而是用中国哲学研究把以前经学研究的一部分内容吃进来，而不是把它排出去。这个工作刚刚开始，做的人有，不少，但不是特别的理想，包括做传统诠释学的一些人，他们做的都不是特别的理想，还停留在一些基础性的讨论上，比如认为中国诠释传统有经、有传、有注、有疏，它们如何成为一个体系等等这些基本的常识性问题的讨论上，没有能够真正地深入进去。这跟我们对诠释学的理解有关系，中国人往往倾向于把它理解为一种处理文本的过程，或处理文本的技巧，但实际上真正的诠释学，尤其是发展到了伽达默尔的层次，处理文本是次要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怎么处理人自身存在地位的问题，这恰恰是现在欠缺的一块。

跟经学相关的一些研究者们，比如现在很火的一批人，搞什么“公羊学”的，也算是经学的一支吧，他们有把某一部分经学研究政治化的倾向，引申出政治儒学，这应该是媒体上这几年炒的最火的一个话题吧。前一阵，澎湃新闻连续刊载了一些他们的文章，还有一次“蜀山论剑”。有一个所谓的二分，把港台的新儒家说成是心性儒学，说我们是政治儒学，他们心性儒学傍的是宋明，我们的政治儒学傍的是康有为，傍的是今文经学。当然这个分判包括其内部的人也不是都同意，我看李明辉就不同意。李明辉对所谓大陆的政治儒学基本持批评的态度，尤其觉得他们在台湾也不是不讲政治，只不过这个问题都解决了。用李明辉的话说就是牟宗三先生他们的理想都成为现实了，不用再考虑所谓的政治问题了，所以我们才回过头来谈心性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儒学最重要的问题，需要把它捋清楚，于是才回到这个路上来。也就是说，经学这一块可能目前比较火的就是谈康有为的某些研究者，但是这些经学研究者有一个巨大的弱点：康有为本人不是一个很好的经学家，康有为本身甚至连一个经学史家都谈不上，他对于古文献，发明出来的东西比他从古书中读出来的东西要多得多，大家看《大同书》都知道。康有为不是一个很好的经学范本，我忘了谁说的，康有为骨子里的宋学气息要比朴学气息高得多。当然谈康有为也是出于一些不同的考虑，比如干春松是想由此把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起点再往上回溯一步，不仅仅到新文化运动，而是再往上回溯一步，由此建构一种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意识。

经学研究这一大块，我觉得往后会更蓬勃一些，因为北大现在有两个比较大的项目，一个是中国诠释学史，一个是中国经学史，都涉及经学部分。我参与经学史那一部分，在做一点相关的工作，我觉得这是往后几年会出一些成果的方向。

但怎么来处理跟经学研究有关的具体问题确实是个巨大的难题。不见得说一定要以经学的名义开展研究，因为经学有一种价值预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注不破疏”[⑩]，它有一种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学术传统，以往你不能回溯它的合法性、不能回溯原始文本的合理性，但今天的研究者不必有这个困惑。可以观察西方以作参照，前一阵我们在上海开会，西方有一个很大的古典学传统，从古希腊开始到罗马时期，一直到早期基督教，它有很大的教父哲学系统，而西方现代一般是把这个古典学传统放在哲学系外面的，有些老牌的学校会有一个特别牛的古典学系，古典学的教授都懂希腊语、拉丁语，搞的都是那些玩意，不跟这些哲学系，特别英美哲学系大多数都是搞分析哲学的，不跟这些搞分析哲学的人玩，我们自己玩，这是另外一个系统。比照这个系统，我觉得中国也可以在古典学意义上让经学焕发出生机，区别在于，西方的古典学在哲学系外面，而中国的古典学，即与经学有关的部分，应该放在中国哲学的学科范围内来考虑，而且如果扩大的话也不光是经学的那些文本，可能其他的一些中国古籍，都可以被包容进来，包括诸子的一些东西，未来的研究也可能会进一步地把它们包容进来，但是主体肯定是经学，而且现在最快能够出结果的也会是经学研究。

（四）宗教性在内的其他问题

第四个方面就比较杂了，包含大量的研究取向在里面，可以说不能归于上述三方面的只能归于第四方面。比如说讨论宗教问题，儒家的宗教信仰、儒学的宗教性问题，现在佛、道教的一些信仰，包括民间信仰的问题；还有讨论现代哲学的一些不能归入传统哲学史研究的问题，这些是比较混杂的一类研究，不能归于以上三种，只能单独归入第四种。

这里面比较关键的还是宗教性的问题，这跟对儒学的宗教性讨论有关系。儒学的宗教性问题大家讨论的时间很久，最早杜维明谈，他的观点到今天为止还是极有代表性的。[11]现在最新的变化是民间化的发展，像山东已经有些真正民间儒学的实践了。我们以前老是觉得民间儒学的实践应该和教育挂起钩来，但实际上更好的办法，或者说更吃得开的办法是和宗教挂起钩来，是和儒学的宗教性挂起钩来。这是一个发展点，但这个发展点的动力主要在民间，主要是在操作层面而不是学界。学界对于儒家宗教性的讨论目前没有什么特别新鲜的东西，包括去年中华孔子学会在北京附近有一个小讨论会，讨论的就是儒家宗教性的问题[12]。陈明还持公民宗教的观点，赵法生持民间宗教的观点，主张将儒教民间化，唐文明基本也是这个看法，我本人基本上也是这个看法。如果真的想把儒家做成一个教恐怕需要民间化、分散化的发展，不能是天主那种有一个教廷、有一个统一教会的模式，而是新教的模式，新教模式可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无论是动力还是问题的解决之道都在民间，反倒跟学界关系不大。而学界关心的问题，比如说宗教性，仍然没有特别好的让问题推进一步的角度。

三  如何“做”中国哲学研究：提出哲学性问题与建构处理典籍的范式

所以归根结底，无论从什么角度来切入中国哲学的研究，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缺少一个好的、能够提升问题哲学性的、足够有力的角度。

前些年，包括现在，一些人希望中国哲学的讨论向思想史让位，我觉得也是出于这个考虑，因为哲学本身显得有一些疲惫。那么我们是不是向思想史让位？思想史的角度只是一种外围的解释，如果用外在和内在二分的话，可能它更关注些思想本身之外的东西，当然你也必须去问思想为什么会是这个面貌呈现出来，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仅仅从思想历程的角度来处理问题肯定不够。思想史角度其实中国人是驾轻就熟的，郭沫若、侯外庐已经做了榜样。这几年思想史的研究，大家没有起色，是因为大家不愿意轻易地回到那个路上去，但是对怎么样来走出一条新的路又没有一个很好的打算。当年葛兆光有一些想法，但是后来也基本上落实不下来。大家觉得国学，觉得古代思想很火，觉得这个东西已经成为一个共识了，但实际上成为共识的只是一种价值认同；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我们需要把它做起来，但是在真正的学理层面上究竟怎么把它很好的落实下来，尤其是对中国这些问题有一个融贯的解释，还是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如果既要打开中国哲学的视野，又要充分纳入思想史的角度，并且不把这些讨论都局限在以前比较窄的范围当中的话，可能能做的工作会更多一些，包括把经典内容、经学内容、古典学内容、民间宗教内容和思想史素材都纳入进来。比如不再以新儒家心性之学这一个单纯的角度来理解儒家，心性之学只是儒家的一部分，只是儒家的一支，虽然最后是变成大宗的一支，但是它毕竟只是一支。在汉代它就并不明显，并不存在汉人的心性之学，其中有一些思想史的曲折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倒是还有不少的工作要做。

而在做这些工作之前，有两个基本假设是大家的共识。第一是中国哲学的讨论一定需要自己的哲学性，这个哲学性可能包含对于现代中国哲学建制的认同，对于某种意义上呈现为比较哲学的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认同。如果没有这种认同，会很难做下去。第二个问题是，怎么样来处理那些以前没有被很好地整合到哲学讨论范围内的经典，这属于中国古典学的庞大体系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西方哲学入门相对容易一些，要做分析哲学的研究，或者做一篇分析哲学的论文，大概读个几十本书你就能写个东西，就能有一点判断了。但是中国哲学你说我读了几十本书，我对儒家有一个什么样的判断，那恐怕很难。因为它的谱系太大，任何一部经拿出来，相关注疏就车载斗量，当然不一定要都看一遍才能下结论，但一些古代人的理解你是闪躲不了的，因为中国不是像西方哲学一样以逻辑性的方式把思想脉络一个一个捋出来。要摸清楚西方古典学的脉络，门槛也是很高的，用《论语》里讲孔子学问的比喻，现在西方哲学的墙是“及肩”的，你能看见里面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它很好、很复杂，但是你大体能看见里面的格局。但中国古典学的世界墙太高了，如果找不到门在哪儿，你就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一些什么东西。这一点，对于中国和西方都是如此，而中国古典学的“墙”恐怕还要更高一些，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但是我觉得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可能未来中国哲学研究还是有希望的；真正的、能够体现学术性的研究方面还是有希望的。但这几年，我感觉有的时候学生没有训练好，不知道他们书是怎么读的，谈问题谈得怪怪的，大概也是受目前整个学术局面的影响，有的学生会关心一些目前貌似比较时髦的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不是真正的问题。另外，怎么来处理诸子学，也还是需要再进一步考虑，包括怎么样以更哲学的方式来处理先秦的其他问题，我觉得还远远没有得到解答。

这几年国内对海外汉学、海外的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视度，还是没有达到它应该有的程度。他们提供了一些我们所不了解的角度、所不知道的信息，像国内争那个“being”到底怎么翻，中国搞西方哲学的王路他们和中国哲学界的人吵了好久，说being是有啊、是啊、在啊，到底怎么回事啊，其实葛瑞汉早就有文章，写过being和有与“在”的关系[13]，而且梳理的很清楚。海外汉学的重视度没有达到它应有的地位，这是制约目前国内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瓶颈，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要去依靠西方，但是不见得海外汉学的书都是西方立场的。史华兹就很典型，他就从来没有把中国作为一个从西方立场去加以解释的对象，反倒是牟宗三的西方立场更明确一些，明确拿着康德来解释宋明理学，他实际上比史华兹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要强得多。

所以目前还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从新选题生成的角度来看，还是需要一些稍微宏观一点的讨论。其实这种看法，不仅是我个人，也不光是我们杂志的一种考虑，包括像《学术月刊》《文史哲》这些综合性的杂志，可能都有些共同的爱好和倾向，希望不要把问题局限在很细碎的局部里面，而是对于问题有一个较为整全的、有一定覆盖面的交待。最关键和最迫切的，是出现一些清晰的、有一定体量的问题。就像劳思光说的，还是要寻找一些“基源性”的问题。现在来看这方面做得不是特别的好，这跟一个范式消失以后我们没有好的替代品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倒也还有机会，我就害怕这个机会被浪费在一种完全是宣传性的事情上面，因为这几年国学很热，各方面投入都很高，可能你不做什么真正的学术研究就可以仿佛声势很壮大，我成立一个中心，找一些人来，讲一些东西，其实讲的都是一些常识性的东西，但是好像我就做了很大的推动性工作。这不是一个研究者的态度。研究工作还是要做的，至于推动工作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是我目前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趋向一个整体性的看法和感觉。

注释：

[①]马王堆帛书于1973年12月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共有28种，计12万余字，涉及内容有六艺、诸子、兵书、术数、方术等类，这其中的《周易》《老子》等文献与传本差异较大，对《周易》与《老子》的研究价值极高，另有大量未传世文献的研究价值亦相当高。

[②]郭店楚简于1993年10月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一号楚墓发掘出土，共804枚竹简，为竹质墨迹。其中有字简730枚，共计13000多个楚国文字，楚简包含多种古籍，其中三种是道家学派的著作，其余多为儒家学派的著作，所记载的文献大多失传，对先秦学术的研究具有极高的价值。

[③]上博简：上海博物馆于1994年购于香港文物市场，为战国时期楚国竹简，凡80余种。上海博物馆邀请国内著名古文字研究专家逐次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已出版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至九册。

[④]北大简：北京大学于2009年初接受捐赠的汉代竹简，捐赠者购自海外，共有3300多枚简，竹简包括近20种文献，基本涵盖《汉书·艺文志》所划分的“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门类。

[⑤]清华简：清华校友赵伟国购自海外并于2008年捐赠母校，该简共2388枚战国竹简。其后清华大学组织团队对之进行研究，自2011年由中西书局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始，迄今已有七辑整理出版。

[⑥]岳麓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于2007年购于香港文物市场，共2098枚秦简。其后又有香港文物收藏家免费捐赠76枚秦简。该简对研究古代科技、法律等具有很高的价值。

[⑦]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于2009年入藏的第一批藏品为“战国楚简”，内容包括《左传》（拼缀后有简编号130余号）、《玉勺》（2枚）、《四日至》（1枚）、卜筮祭祷类简（拼缀后有编号20号）、遣策（拼缀后有编号33号），估计原有完整简160枚左右。这批竹简的全部照片刊于《浙江大学藏战国楚简》（以下简称《浙大简》），2011年12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著名秦汉简帛研究学者邢文在《光明日报》2012年5月28日15版和2012年6月4日15版分别发表《浙大藏简辨伪（上）——楚简<左传>》《浙大藏简辨伪（下）——战国书法》两文说明浙大楚简为伪造。

[⑧]六家之要旨：指《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谈将先秦学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派，并对各派的学术要旨与缺点进行的总结。

[⑨]该文全称为《孔孟之间——郭店楚简的思想史定位》，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5期，第88~95页。文章的主旨在于说明郭店楚简儒家类的简书“属思孟学派著作，是早期儒家心性学说的重要文献；它的出土，补足了孔孟之间思想链条上所曾经缺失的一环”。

[⑩]“疏不破注”指唐初孔颖达等奉敕撰写的五经义疏时遵守的治经原则。五经义疏为取汉魏晋时期经学家对某经传的注本为底本，如《易》取王弼注本、《春秋公羊传》取何休注本，然后紧依注本之文义对经传之文和注文进行疏解。孔颖达等疏解注本之文义时，遵守疏文表达出的观点不可有背注文之观点这样一个原则，并称该原则为“疏不破注”。

[11]杜维明认为儒家具有宗教性，这主要表现在儒学将哲理与现实生活融于一体，而后以成德实现天人一体的方式实现“内在的超越”，这种超越与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通过外在“上帝”而达到的超越不同。详见杜维明《中庸：论儒学的宗教性》《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儒教》等书。

[12]中华孔子学会于2015年3月28日在北京金隅凤山温泉度假村召开“儒家的意义与当代中国的信仰、宗教问题”学术论坛，此论坛的纪要发表在《中国儒学》第十辑。

[13]详见葛瑞汉《中国思想与汉语的关系》，载于葛瑞汉《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张海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444~489页。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