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三大政治思潮
作者：韩西雅   张勤德   陈寒鸣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20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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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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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大陆新儒学”思潮。这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一股思潮。九十年代“放弃激进的社会/政治批判话语，转而采取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话语”，回归传统、反对近现代社会变革，主张渐进改良，疏离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等等，出现了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这股思潮中，最值得重视的就是公开标举现代新儒学旗帜的“大陆新儒家”的出现，他们表述了各种各样的“复兴儒学”观点：“有人公开主张要用儒家的‘天人合一’哲学、‘仇必和而解’的调和哲学、‘两端执中’的中庸哲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它被歪曲成为只讲斗争不讲同一的‘斗争哲学’）；有人认为‘以仁为体，以和为用’的儒家思想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主要思想资源，因此也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和‘动力源’；有人全盘肯定儒家伦理道德，认为它不是在个别方面，而是整个说来‘在今天仍有用处’，主张以儒家伦理为基础，来重建今日中国的道德体系。有的大陆学者无条件地认同全面认同港台新儒学，主张认港台新儒学‘反哺’大陆，以实现儒学‘返乡复位’的目的；有的学者则呼唤在大陆形成‘有异于港台地区的新儒家群体’，并认定‘大陆新儒家的出现为势所必然’；还有个别学者提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新儒学’或‘社会主义新儒学’的构想。发表上述观点的学者的立场、感情、态度可能很不一样，但有一共同趋向，即高度评价儒学的现代意义和价值，认为它能够解决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和指导思想问题，有人甚至乐观地估计21世纪将是‘儒学的世纪’。”（方克立：《评大陆新儒家“复兴儒学”的纲领》，原载《晋阳学刊》1997年第4期，今收入《方克立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这些形形色色的“新儒家”，经过15年的酝酿、准备和分别发展，到2005年贵阳“儒学会讲”（即“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峰会”），以“南蒋北陈”为代表的各派经过整合，终于以“大陆新儒家学派”的姿态正式浮出面。“大陆新儒家”有四大基本立场：一是文化保守主义。他们认为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尚未解体的当代世界，文化保守主义是应对全球化冲击和实现民族认同的有效途径。他们主张要“从中国历史的内在性和一贯性来理解和认识中国，积极挥索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表达式”，更提倡“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保守主义”，认为文化保守主义必须完成整理国故、社会动员与制度化三大任务，并为此提出要使儒学教育进入正式学校教育体系；国家要支持儒教，将儒教定为国教，国家支持、精英领导、全民参与，建立组织体系，实行民间自治；要使儒教进入日常百姓生活，成为全民性宗教；要通过非政府组织向海外传播儒教。二是重建儒教。他们鼓倡要“把儒学重塑为与现代社会生活相适应的、遍及全球的现代宗教”，认为面对今天西方文明的全方位挑战，必须全方位地复兴儒教，以儒教文明来回应西方文明才能完完成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而“当今中国儒家学派的建立、儒学体系的建构、儒家文化的回归都是为了复兴中国独特的儒教文明”。为了“重建儒教”，他们不仅提出“上行络线”（即通过儒者的学术活动与政治实践将“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立国之本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从而使儒教的义理价值成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建立中国式的“儒教宪政制度”；建立新的科举制度与经典教育制度，用儒教经典取代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过时的意识形态经典，使其成为各级党政干部思想品德教育与历史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客，同时在国民教育系统中恢复小学中学的“读经科”、大学则恢复“经学科”）和“下行路线”（即在民间社会中建立儒教社团法人，成立有参与政治、获得国家土地与财政拨款和实物馈增、设计国家础教育课及国家重大礼仪、代表国家举行重大祭典诸多特权的“中国儒教协会”，以之为组织形式从事儒教复兴的事业），而且还拟定了内容涉及政治形态、社会形态、生命形态、教育形态、慈善形态、财产形态、教义形态、传播形态、聚会形态、组织形态等十个方面内容的儒教复兴方案。三是反对民主政治。他们一方面认为民主是一种普适的价值观念，另方面又认为其不具有超越历史文化的普遍性，故而得出自相矛盾的结论：“现代儒学开新外王纯以民主为标准，在政治制度的建设上郎与主张西化者无别。”他们不仅以其“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理论来否定民主政治（包括社会主义民主）的合法性，而且更干脆拒绝民主化，如康晓光就认为现代民主已成了一种“迷信”，民主化只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民主政治根本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当代中国应该实行的只应是“儒士共同体专政”。四是反对马列主义。在他们看来，“在中国大陆，一种外来的异族文化-----马列主义------在国家权力的保护之下取得了‘国教’的独尊地位”，“有马统则不能有儒统，有儒统则不能有马统，二者不可得兼”。为了达到其崇儒反马的目的，他们竭力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性，贬斥“马列主义只是一种狭隘的个人学说，而不是从神圣本源中产生出来的普遍真理……马列主义只是一种个人理性构想出来的偏激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表达的只是一种反对早期工业文明带来的后果的极端情绪”；“马列主义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社会批判学说……不具备建设性的功能的功能，既不能安立国人的生命，又不能维护社会的和谐”；“马列主义是一种政治批判哲学……而不是一种道德学说或者说伦理思想，马列主义中没有安身立命、修道进德的成分，只有批判否定、造反革命的内容”。所以，他们明确宣示“‘儒化’的原则是‘和平演变’。儒化的策略是‘双管齐下’，在上层，儒化共产党，在基层，儒化社会”，而“儒化共产党”就是要“用孔孟之道代替马列主义”。（详参张世保《背景、立场、问题及其命运------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陆新儒家》，见《大陆新儒学评论》，线装书局2007年版。）

“大陆新儒家”以“复兴中华文华”、“复古更化”等为标榜，很能迷惑人，并且，正如方克立同志在《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关于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中所指出的：“很多人分不清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与‘复兴儒学（教）’的界限，分不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与无批判地认同传统、颂古非今的界线”；“有些媒体记者并不全面了解大陆新儒家的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就康价地做了他们的义务宣传员。许多同志对自由主义‘西化’思潮有一定警惕，而对保守主义‘儒化’思潮同样可以颠覆、毁灭社会主义却认识不足，警惕性不高。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确实是十分令人担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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