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民】通往良知的人类拯救之路——在现代性危机与人类良知学术讲会上的发言

一、从传统讲会谈起

很高兴大家来参加此次会讲。希望大家就会议主题踊跃发表自己的高见。会讲是中国传统的讲学方式，中国古代从孔子开始办私学，大家在一起讲学，相互寻找激励的资源，帮助自己与他人实现生命的价值。一些重要的教育原则——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等——在先秦便已基本形成，影响中国文化极为深远，是人类智慧宝藏永磨不刊的箴言。讲学的形式多种多样，或一人主讲，或轮流对辩，或随机灵活指点，或二三同道一起探讨学问，我们今天的讲会也是这样。但今天许多所谓的讲学却遗忘了历史，只知道西方的学术讨论，不了解中国传统的学术会讲。这是不是数典忘祖，大家自可去重新思考。

从历史发展脉络上看，讲学活动促进了魏晋玄学的兴起，影响了隋唐时期佛教的中国化发展，更催生了宋明两代儒学的突破性新发展。就儒家内部的学术进路言，宋明两代的会讲活动最多，譬如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就是不同学术思想平等交锋对话的一个典范。换句话说，自宋至明代，会讲已构成了历代文化的一大特点。清儒甚至认为明代学术完全反映在讲学活动上。讲学对士人精神的挺立、对民间文化的传承，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当然清儒也不满意明儒的空谈心性，激烈者甚至认为明王朝的灭亡就是起因于讲学活动。这是一种讲学误国的偏颇之论，我个人认为无论如何是缺乏史实根据的。学术千门万户，不能各执一端攻击另一端。明代讲学标榜的是气节，推崇的是大义，就像不能说道在工夫之外一样，也不能道在讲学之外。明代豪迈英挺之士接踵而出，谁也不能断言说就与讲学所发挥的作用毫无关系。清儒要回到经典去，做了大量的经典考证工作。这是一个重返经典的运动，目的在于重建民间礼俗秩序，作法很接近汉儒，所以清学与汉学最为接近，甚至直接就可把清学称为汉学。他们所作的工作自然很重要。但同道相互切磋，谈论问题，讲学的风气依然还是存在的。

20世纪初叶以来，我们学习西方，西方价值成为最高价值，讲学活动也被称为沙龙（salon）。沙龙源于十七世纪末的法国巴黎，往往是在贵族知识分子——主要为文人艺术家——的私人客厅或酒吧里谈论文艺与人生问题，通常都有上层贵族妇女作为主人，是精英文化的一种雅集方式，类似于中国的清谈，成为小型聚会的代称。沙龙也产生了一批大思想家阶层，如伏尔泰、卢梭等，他们的哲学思考都得益于沙龙的文化氛围。沙龙如今已成了西方人的“公共领域”，既可以自由发表个人意见，也可以公开讨论社会政治问题，是最能显示公众舆论的场所。陈寅恪先生认为法国人与中国人在文化精神气质上最为相近，透过沙龙与会讲的比较也可略窥一斑。但实际上，沙龙与讲会仍有很大的时间上的差别。讲会远比沙龙的兴起早得多，规模往往也大得多。具体到贵州，讲学活动也开始得很早，东汉尹珍便已在黔北传播儒学，后来学者将他视为贵州教育文化事业的开山。以后讲学活动时续时辍，最兴盛的时代仍在明代。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及“知行合一”学说，都是通过讲学活动提出的。贵州大学的前身是贵山书院，贵山书院则是贵州乃至全国的重要书院。通过贵山书院的办学历史也可看到，凭借讲学活动，培养了一批人才，一部分考取进士，宦游天下，一部分留在乡邦，服务桑梓，都为中国文化作出了贡献。至于朱子与陆象山的鹅湖之会，更是一种有趣的学术辩论讲会，是大儒相互说理辩难的典范，既有个人学术立场的固守坚持，也有相互之间的理解沟通。总之，学校是文明的基石，讲会则代表了文明结构中的活泼风气，历史上的讲会培养了不少人才，也教化影响了世道人心；现代大学肩负着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责任，讲会活动的恢复不能不提上议事日程。

二、理性神话与现代人的异化

回到我们的主题“现代性危机与人类良知”。大家知道，现代性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处，从与衣、食、住、行有关的日常生活到人类居住的整个外部环境，从民族国家的富强到日益深刻地影响每一个体生命实感的全球一体化，从人类产品的不断花样翻新到精神快餐的层出不穷，现代性都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构成了现代性价值与现代性现象二者的统一。现代性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人类高歌猛进高高举起的一面旗帜。我们的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在朝着现代性的方向发展，愈动愈出的现代性大潮裹挟着各个阶层的生活节奏。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到，现代性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现代性并不是绝对真理和绝对价值，它也存在着不少危机。所以有必要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尽可能地从中获得好处而避免可能发生的危害。这是任何一个具有反思精神的现代学者都不能不面对的一大时代课题。

现代性不仅仅是欧洲学术界的重要思考题域，东方学术界也有必要及时探讨这一问题。但我们首先要问，应该如何看待欧美学术界对现代性的反思呢？欧美学术界关于现代性的看法实际也是异说纷纭，各种理论主张及话语言说铺天盖地，其中较为主要和突出也颇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有几代人的传承——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等人对现代性都有所反思和批判。大家知道，法兰克福学派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而来的，他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文明进行批判，他们对晚期资本主义文明——或者说现代性文明——进行批判，只要稍作比较即不难发现，二者均同样具有强大的现实批判精神。他们的批判精神始终贯串着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是对现实激烈不满又颇有深刻学理的批判，是现代生存条件内部紧张关系激发出来的自我反思，是一种具有现代性批判视域的辩证法文明观。霍克海默、阿多诺出版的批判现代性的著作，都充满了睿智与哲思，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是不脱离社会现象学的理论言说，都很有意思。

启蒙运动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既深且钜，现代性的视野从此获得了极大的推廓，世界文明随之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欧洲文化更因此而有了迅猛的发展。但凡事不会都有利而决无弊，否定辩证法从来不会作出这样的许诺。启蒙运动同样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最突出的便是导致了后来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的异化”。霍克海默、阿多诺就认为启蒙运动和古希腊神话有相当程度上的一致性。启蒙的原则一方面与现代性的原则同构，一方面也是神话的原型的暗中再版，表面上摧毁了原型的神话，但实际却制造了现代版的新神话。古希腊神话认为神可以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通过神我们可以了解自然与支配自然，拥有世界的一切，获得人生存在的全部意义。人是无力的有限的，神则是有力的无限的，人类虽然在自然面前微不足道、软弱渺小，但却可以通过神灵无限放大或扩张自己，最终凭借自己所创造的神掌握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古希腊时代，生产力仍然低下，人类不能征服自然，但是又向往征服自然，于是便通过神话谱系的创造来获得支配、控制、操纵和征服自然的力量。神可以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包括个人生命的问题、宇宙奥秘的问题，社会组织结构的问题，因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在逻辑上不可能有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否则便不符合逻辑上的非矛盾律要求。十分有趣的是，在启蒙精神里面，我们看到启蒙精神和古希腊的神话思维结构有着同样的特质。神可以控制自然，理性精神也可以控制自然；神可以支配自然，理性精神也可以支配自然；神可以征服自然，理性精神同样可以征服自然；神可以解决人类的各种问题，理性精神同样可以解决人类的各种问题；通过神我们可以获得安全感，通过理性我们同样可以获得安全感。神和理性之间完全可以作名词的替换，相互之间有着很奇妙的对应化同构关系。略有不同的是，神是通过巫术来控制自然，理性则是凭借科学来控制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取代了巫术，但在目的论上则实现了巫术。理性以为自己可以像上帝一样掌管和控制整个世界，但实际只是僭越人性的狂妄渎神偏见或行为。

有鉴于以上情况，霍克海默、阿多诺都把理性称为“理性的神化”、启蒙则为“启蒙的神话”。启蒙、理性同神一样，都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价值，而天道性理的价值则在市场和权力的双重运作下，发生了逆转式的颠覆。人一方面发展了理性，感受到了理性的外化力量，为理性的成就而高歌欢唱，一方面又被理性所束缚，感受到理性的异化力量，为理性的沉重压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性捆绑的人”，生活在“理性铁笼”中的人，人成了不折不扣的“理性的生物”，不仅生活在理性的话语及相应的客观化、制度化结构之中，而且也生活在理性的能力及相应的机器化、技术化之中，精神、人格、修养统统都与人的规定性无关。我们生活在铁笼之中，铁笼恰好由人的理性一手造成。经过启蒙的世界给我们留下了“洋洋得意的灾难”。理性启蒙精神许诺人们拥有自由，但实际上人们却发现自己正在远离自由。启蒙的许诺成了噩梦，理性的光辉也遁为黑暗。理性是什么？理性有神圣理性、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但现在理性的非理性与非理性的理性已搅混为一体，它们统统都化约成了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理性工具化了，精神工具化了，人格工具化了，生命工具化了，一切代表崇高价值的东西都成了摆设，因为工具理性为实现自己的目的需要将它们作为手段来加以摆设。

现代性的核心基础是理性精神的充分发展，但由于理性只关注手段而遗弃了目的，所以它在扫荡一切有碍于自身发展的传统的同时，也使自己蜕变成了工具王国中的工具。工具理性如今可说是无所不在，它通过市场、广告、商业、利润、资本家的跨国公司、最大化的经济效率、无限扩张的竞争意识来实现自己和完成自己。我们以为自己的选择是主体性的选择，但实际上是功利化的广告支配下的选择，我们丢失了主体性，沦陷在无自我的非本然性的异化境地之中。我们不过是工具理性下的一个无个性的螺丝钉，是社会超大运作结构中的一个不需要思维的组装部件。工具理性无所不能，同古希腊神话中的神学谱系完全一样。但它却是人自身的颠覆，即把人本身变成了工具。我们是工具理性的工具，目的早就错位成了手段。工具解放生产力，但并没有解放人自身。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都认为人应该是自由和独立的，但现在人只是电脑或数字化程序控制下的一个数据，是市场效率追求者必须随时捕捉的消费对象。市场在销售产品的同时，也塑造了消费者，但消费的需要不是来自人自身的生存或生活，而是来源于市场的支配和控制。整个世界的话语权都被工具理性控制，人已经失语——至少在精神和情感上已经失语，成为冷冰冰的会计算而不会抒情的干瘪的存在。于是我们看到，从启蒙理性到科学理性，从科学理性到工具理性，从工具理性到消费理性，现代性的危机就在不知不觉的市场化吊诡过程中发生了。这个危机就是人的异化，人的堕落，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人与自然的对立。在现代文明的表象下隐藏着各种野蛮与鄙俗。世界在各种二分法中遭到切割，世界已被肢解为碎片。康德的二律背反说明了形而上学的不可能，但更严重的仍是现实世界的异化与颠覆。异化也可说是理性的异化，颠覆则是神话建构之后否定辩证法式的颠覆。

三、目的王国与手段王国的错位颠倒

法兰克福学派与早期马克思一样，都不满意现代文明对人性的压抑与摧残，都希望人类能抛弃枷锁并获得解放。他们都想走出一条人类自我拯救的大道，最终的结果便是告别异化，实现自由。现在要问，如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拯救，怎样才能通过拯救来消除异化并实现自由？因为有苦难与危机就必然有拯救，有束缚和压抑就必须有解脱。这是法兰克福学派出于对人类的关心不能不始终思考的问题，但最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感到很悲观，因为理性的胜利并没有带来预期的自由，人类已完全陷入各种理性设定的怪圈，不但受到越来越严格的科层化官僚社会组织的控制，而且也遭遇到日益嚣张的工具理性霸权话语的欺凌，根本就无力从自己的堕落中获得超升，也无法在脱魅的世俗生活中寻求救赎。譬如霍克海默晚年就对人类的前途完全绝望——面对一个个人的自由与自主越来越少，而仅凭理性又无法解开其死结的世界，他不能不在心中升起惆怅和悲哀。其他一些思想家——例如胡塞尔，他提出生活世界的一套理论来改变理性神话所导致的人类异化境况。生活世界不是工具理性的世界，而是充满诗意的世界。人的情感、交往、沟通、理解，都是生活世界的主要内容，生活世界有活泼泼的传统，传统的活力是民族文化生存的气脉，也是反异化的强大力量，任何人都不能把传统从生活世界中剥离出去。生活世界当然仍需要理性，理性本身仍为生活世界所必需，但重要的是不能切割形上意义的注入，不能缺少艺术，不能没有伦理。人们之所以要回到生活世界，便是不允许工具理性的戕害或侵蚀，希望能从机械的世界重新返回人的生命世界。生命必须以源头活水的灵性生命的滋养为基础。内涵着传统的实践性的生活就是可以提供源头活水的世界。所以诸如科学、技术都可以搁置或去掉，但是却有一个本源性的东西不能搁置丢弃——就是我们每天都置身于其中的生活。我们不一定都能成为科学家，也不必人人都是理论家，但是我们一定要生活——活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能彻底市场化或功利化。交往本身便构成了意义与目的，目的永远不能错位为功利的手段。

但是，在现实的功利社会之中，我们看到亲人之间的交往，朋友之间的谈话，往往也要计算成本，考虑效益。无论成本或效益都意味着时间，所以不能不计算时间，时间又转化成利润，利润即意味着金钱。现代社会已成了一个事事计较、处处功利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冰冷到了极点。后来哈贝马斯提出了“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概念，就是生活世界无可逃遁地受到了工具理性的挤压。生活世界本来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基础，但市场不断侵蚀的结果便是彻底的颠覆——亲情消失了，友谊解构了，人的存在的根基动摇了，生活的内容苍白无聊了，权与钱的关系渗透在其中了。一切都是为了利润，利润成了生活的目的。生活既然已是功利的殖民地，也就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了。甚至连精神、人格、信仰的领域也是权与钱说话才算数了。马克思始终向往着人的自由，但人的自由已异化为手段，无处不是功利，无处不是商品。手段成了最高的目的，拥有莫大的支配权力，目的则早已打入铁笼，成了披枷戴锁的囚犯。或者说高坐在国王宝座上的是功利，目的王国则已颠覆为手段王国。这是市场化带来的极大危害，即使是精神的领域也难逃物化的厄运。

危害不仅表现在商业行为中，而且也渗入日常交往的生活中——生活被殖民化了。我们只是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存在者，殖民化的生活世界的国王就是工具理性，金钱与权力共同侍奉工具理性，并凌驾于原有的秩序之上，它们共谋式地高高在上，统治着一个广大的市场。人总是向往和寻找着自由，但结果是处处都不自由。类似的批评在海德格尔那里也能看到。海德格尔把科学和技术分开，在科学层面上人类仍然很了不起，有伟大灿烂的成就——不少科学家如牛顿、爱因斯坦等，他们本身就是在追求宇宙实体的规律性真理，根本就与功利境界没有任何关涉。这是一种伟大的求索精神，表现出来的恰好是一种宗教式的情怀。不过，即使是科学，也有可能丢失其原有的精神探求的旨趣，只关心事实、图像、表格及一切可以抽象为数据的统计，失去了精神或灵魂倾听的能力，断绝了与灵性生命可能发生的联系。存在蜕去了本有的饱含诗性的价值与意义，成为孤荒赤裸的科学研究的对象。这是“心”、“物”分裂认识方式长期主导必然产生的结果，也是理性工具化之后难以逃出的社会结局；理性宰割了世界的完整，也破坏了生命的和谐，最后危及的可能不仅是外部世界的彻底“脱魅”，诗意及相应的发生机制都已从人的生命与生活中彻底抽空剥尽，更严重的则是造成人类自身精神世界的彻底毁灭，人由于科学技术的捆绑与挤压而完全丧失了立脚点，当然便只能在虚无主义的状态中提前结束人文精神的历史发展进程。庄子说：“返死之心，莫使复阳也”；恰好可以用来形容今天的文明境况。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或知识转化为技术，技术又转化为产品，产品即意味着利润，最后的结果便是巨大的经济效益，出现物质上的丰富与繁荣。但富裕与繁荣则是以资源的掠夺、破坏、消耗与浪费为代价的，与此相伴的，还有道德的沦丧与世风的衰颓，甚至连科学本身也沦落为利润与金钱的工具。更严重的是，技术理性不会永远甘心受制于神圣理性，它不仅要颠覆神圣理性，以技术逻辑的方式消解生命实践的智慧，而且也要颠覆科学精神，以工具理性自身为指导褫夺价值理性的绝对领导权。今天的技术已无所不在，不仅体现在生产流程的各个具体环节，以及管理层面的数字化控制上，而且也危及到人的交往方式，包括人的生活结构的外部世界的技术化，人的心灵生活的内部世界的干瘪化，即丰富多彩的生存实践活动的单一划。技术已与物质、制度、管理及各种社会控制系统或权力支配信息系统合为一体，主宰着人们从私生活到公领域的任何一个环节。无论社会与自然都变成了可以不断重复的数字化的抽象，作祟者则是知识与权力结合后的共谋。表面上是人在控制技术，实际则是技术在控制人，技术创造了虚假的意识，受到处罚的则是人的精神。社会在理性化、技术化的过程中已联结为同一性的大网，任何个人的自由与自主都遭到了无情的吞噬。世界是充斥着买卖关系的世界，社会则是消费压倒一切的社会，技术已构成了社会的本质，一切精神性的关怀都成了多余。人除了想方设法地依靠理性增加拥有之外，已不知道天地间还能有什么作为。理性之网无处不在，谁也不能逃遁于体制之外。例如已经将全球联为一体的互联网，我们使用它自然获得了极大的方便，信息的消费已出现了人人平等的发展趋势，但表面的平等也掩盖了实质的不平等，每个人都成了可以随时替换的类本质，并以类本质的方式消费各种负面的信息。网络不仅成为垃圾文化藏身、汇聚与传播的理想处所，同时早已是商家及意识形态激烈争夺的空间。人在虚拟的世界中幻化交流，无论如何也不能取代生活世界中的真实交往。所以，人如果仅凭理性来拯救自己，实际只是以楔出楔，以火济火，难免不更深地陷入理性的牢笼之中。

四、重返良知呈现的生命实践之路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始终都在追求一个梦想：实现民族的富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自然很好，没有过错。一个国家不可能不追求富强，不可能不发展现代性，尤其是在外患凌辱不断，民族危机空前高涨之际。但我们也不难看到，传统砸烂，文化扫荡之后，民族元气大伤，国家命脉大损，无论善良的品性或高贵的气节，似乎都成了历史记忆中的陈迹旧物。中国人在获得科学技术及物质文明的实际利益的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价值虚无的危机，社会内部的运作机制正在逐渐改变，传统的根基日益遭到剥蚀。文化生活中的亲情关系，师生之间的道义友谊，朋友之间的责善快乐，牧歌式的田园风光……总之，我们所要追求的一切真善美的价值，都逐渐消失或远离我们了。神圣性的生活已成了遥远的回忆，现实只是庸俗与肤浅独霸的天下。物质丰裕了，人却物化了。物质成就的获得始终都以内在精神的丢失为代价。以目标来证成手段，已成了多数人的生活信仰。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不信任，买卖关系成了人的第一关系——随处都能发现欺骗，时刻都有可能遭遇拒斥，但一切又都可以交换，通过金钱获得实现的满足。金钱原则成了现代性原则。工具理性的狂飙掀动了西方，也席卷了东方，可以说是无孔不入，连个人藏身的家庭都难以躲过。严重者甚至夫妻双方结婚都要先订契约，夫妻关系变成了互相利用的关系。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美国人同居而不结婚，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不能为了要喝牛奶而养一头母牛。”婚姻完全是契约，功利成了主导性的原则，从根子上说不是市场取向，就是买卖关系，毫无任何情感可言。人自身也作为商品来呈现和满足自己的要求，体现出来的只是工具性的交换价值。康德说“动物没有自我意识，只是作为一种目的的手段而存在”，但现在有意识的人同样成了目的的存在性手段。与康德所说动物的目的是人略有不同，人的目的则彻头彻尾都是功利。人作为手段只能导致相互之间的疏离，操作主义卷走了一切人文精神，所以现代文明已成了单面化、划一化的商业文明，人成了单面化的孤零零的没有特殊个性的个体。从“自省可以忖人，观人亦资自知”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不能片面照搬西方文明，已是显而易见的结论，理应引起更多的恪守精神价值的有识之士的关注。

西方学者马尔库塞写了一本《爱欲与文明》的书，他认为文明进步的加快与人的不自由的加快是同步的。人的不自由便是高度文明发展的昂贵代价。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人物，批判的大旗也举得很高。他希望把情欲转化成为爱欲，把单向度的人变成完整全面的人，同时又认为爱欲是生命本能的升华，社会的解放就是人的完整性的解放。但现代文明恰好压抑或消解了它。易言之，即人是有完整的物质与精神双面需要的人，但现代文明却把人改造成了完全受物质欲望支配的单面人。他在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时，认为必须回归人的本性，把爱欲从现代文明的压抑中解放出来。至于存在主义大讲人的主体性，主体性通过选择而显现，一旦获得了自由，也回归了自己的存在。他们要反抗外部世界的异化，主体性的“存在”的确提供了理论建构的灵思。但是只要比较一下东方文化，便不难发现，他们的批判仍缺乏深度的生命体验，存在的概念最终仍流于形式，不能不步入虚无。由于西方文化长期不讲心性、不相信人的直觉智慧，也就是不讲人的觉性与悟性，不讲人性的超越和形上特征，他们的启蒙只是理性的启蒙，他们的批判也只是理性对理性的批判，他们只想凭借理性的方法走出理性非理性化的怪圈，因此，往往缺乏一种深度的人性形上学源头活水的依据，少有真常心性的实存体验的哲理奠基，无法在生命的内观方法上找到理论突破的立足点。他们既难以注意到人的生命的根本，也没有为生命的存在打开一个自力超越的向上之门，看不到良知受到遮蔽乃是问题的关键，体会不到以良知为本体的大机大用的生命流行境域，寻找不到人的存在如何从非本然性转成本然性的本体根据，即使是极为深刻的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性批判，也明显地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他们用理性来解决理性的问题，就难免不陷入封闭的僵局，走不出二元对立的死胡同。解构性的批判虽然也暴露了理性的霸道与横蛮，但却难以彻底清理布满在理性路途上的陷阱和困局。由此可见，我们在讨论现代性危机，重新寻找行为与选择的依据的时候，仍有必要回到东方文化的立场上来再提人的心体与性体，再讲人人皆有的本体论的良知。

为什么要讲人类的良知？在现代性的危机处境中如何实践性地呈现良知？因为良知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体论存在根据，是人的存在具有尊严的价值性根本来源，是人避免精神堕落和灵魂腐败最重要的内在性生命力量，是人防止生活遭到功利殖民化伤害的本然性觉醒凭藉，是人通过抉择不断显现生命的本质与自由的行为依据或判别标准，是人走向本真实然状态最有力最亲切的呼唤，是人在成己成物的过程中不断开放生命并从心灵深处涌出的热情与温暖，是重新恢复人的实践性智慧并拥有生活的意义的活泼机藏，是日益滋生的社会腐败和异化现象的有效解毒剂。离开了良知的指引和范导，不仅个人的生命存在会失去意义，甚至人类的发展也难免不会步入危险的歧途。良知既包含了理性又超越于理性，代表了西方人难以理解的更高一层的直觉智慧，既是社会必不可少的正义、公平、平等、自由等思想原则的基本价值来源，又是对一切不合理不公正的现象展开批判的心性判别依据。无论出现任何异化现象和疏离弊端，我们都可以依据人人本有的良知进行批判和谴责，依据良知的呼唤展开各种拯救行动。通过良知我们才能更好地回归生命，回归生活，实现人人本有的自由，获得人人皆有的主体性，并进而更好地了解存在的真实意义，步入本真的终极境域。

王阳明的良知学说系统是对儒家学统的全面继承，根植于深厚的生命体验，具有深刻的人性本体论基础。他是用良知学说来回应时代的问题，寻求人类存在的真理。事实上，王阳明所处的明代，社会已经很功利化了，不仅知行脱节的现象颇为严重，而且功利已成了一部分人的最终人生目的。孔子思想不过是求取富贵的敲门砖，挂在嘴上的金字招牌。王阳明的良知学说是有非常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的。他要重新返回人人皆有的良知以寻求人类的拯救之道，改变当时虚假化的功利社会。他的看法正是儒家批判精神的到场性当下显现。人应该在高层次的心性上有所觉醒，如同禅宗所说的“明心见性”，道家所说的“真人”的本然性状态的重新获得。我们需要有一套修持的工夫来解决个人乃至人类社会存在的问题，需要以良知及其与之相应的人文精神来规约和化导工具理性的泛滥。所谓良知说，实际上就是《大学》“明明德”的“明德”，“明明德”之后还要“亲民”，“自救”之外尚要“救人”，最高的境界则是“止于至善”，即通过“自觉觉他”的人性启蒙活动，最终达致觉行圆满的境域。

五、人性光辉的一面意味着人类仍有希望

从“明明德”的心性言说取向不难看出，人性有光明的一面，亦可实现此光明的一面。无论“明德”或“良知”，中国文化历来都认为是人人本有的。从孟子到王阳明都把良知看成是天赋的。孟子说，我们生命中不学而知的那些东西是什么？不通过理性思维而随时可以自动呈现的是什么？孟子提出四端说，，无论恻隐、善恶、辞让、是非之心、或仁、义、礼、智之德，都植根于我们本有的天性，是生命活动的当下绽开与显现，是行为表象的真正内在性本质动因，它们的显发无一不依据于本然真实的心性。这就是天赋人性本善之说，良知则是自觉此本善之主体，是关乎到人的本质的创造性的活源，从中正好可以开出道德与权利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资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提供活泼泼的生命实践的场域。

中国文化所讲的良知，由于可以在外在环境的配合下展开运作，具有社会化的功能与实践性的作用，不可能脱离人的生存境遇与生活世界。所以孟子和王阳明又称它为“良能”。《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良能是我们本有的天性的能力，是人承天之命而有的灵知，因此我们谈良知，实际上已经把外在的伦理行为或道德规范收回到人的本然天性的体验上了。试想脱离了人的内在本然天性的道德规范能有意义吗？可见良知说本来就具有反工具理性，批判异化的意义，它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源头活水，能够确保我们回归到与自然和谐的本真状态。我们大家都有天性，天性就是实现人生和发展社会的最好动力，从天性中不仅可以开出理，也可以涌出“情”。这就是中国文化讲的“性理”与“性情”。“理”与“情”都不能脱离主体性的“性”，都以“性”的存在为前提，都是“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否则便丧失了主体性的完整与圆融，二者二而一，一而二，恰好是缺一不可的关系，有着互为补足的作用，，其中一个可以展示为主观形上的“理”世界，一个能够呈现为客观感性的“情”世界。两个世界合为一体，才构成完整的世界，才能显示生命的丰富，才能显示人性的圆融，才能表现人生的全面，不能一头强一头弱，更不能两头同时塌陷。所以儒家的道德观从来都是要恢复人的自然天性，实现人的自然天性，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秩序化的社会，建构充满意义与价值的生活家园。这就是孟子所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知天矣。”

建构秩序化的社会当然要发展生产力，不能不有科学技术。事实上，科学技术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已取得了一日千里的长足进步，但发展的前提是不能违背人的天性，不能伤害人的德性生命，必须维护人的天性，有利于实现人的德性生命。社会结构本质与人的天性本质应该是合一的。因此，人要实现生命的和谐——包括个人身心的和谐、社会关系的和谐、宇宙整体建构的和谐——从而以成己成物的方式获得全面性的完善和发展。良知是人类普遍本有的，通过良知的活动自然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达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既涵摄了哈贝马斯所说的沟通理性，但又远比他的沟通理性丰富。哈贝马斯希望通过交往行为来促进和扩大人的相互理解与自我理解，但在交往过程中，只有理性主体，缺乏情感主体的参与——源自良知的情感没有成为交往活动的主体——他所说的理解的目的是很难达致的。情感的仪式化实践是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原因便是在于它是实现“善的生活”的非常重要的一条途径。

人不仅应该生活在理性的世界中，而且应该生活在情感的天地里，亦即理智的了解固然重要，情感的满足也不能缺乏。情感既需要以诗化的方式来升华，也需要凭借善的途径来提升。“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情感的沟通不仅可以指向生活世界的一切人，而且也可以指向宇宙大化中的一切存在。心灵的复杂不在于理性而在于情感。理性教育与情感教育都为人所必须。善的情感的真实无伪的表现才能把我们带入诗意地栖居的家园。我们既需凭借要理性来应对生存的挑战与困难，但也要用情感来化解理性的僵硬与死板，消除理性依据利益原则高高筑起的壁垒，溶解一切可能出现的非本真的异化。能够使人沟通的是超越于功利之上的无私情感，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原则。我们都生活在他人的世界之中，但却可以通过爱的情感及相应的温暖来实现沟通，在人与人交光互映的情感天地里，感受人间秩序给予我们的一切价值与意义。所以《易经》说“感而遂通”；王阳明也讲：“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通”就必须扫荡一切人我分别的障碍。在“尽性”的生命局限突破活动中获得层层的超越。其中不能不有情的感动，也不能不有心的交流。而良知的作用就是将个人的一己私情推廓升华为与他人他物同为一体的深情。与良知结合的情感才是真正的道德情感。

道德情感从根本上说仍是本心本性的起用。看见小孩子落水时，你会去救，你的心与你的行为，已经和落水的小孩子融为一体了。看到秋天落叶，你的心会动，你的心和你的情，就和落叶融为一体了。看到人类有苦难和不幸，就有人想要去拯救，不拯救就不能心安，他的心与行不是也与人类融为一体了吗？这个一体是人的生命中本有的，也是可以在人的生活世界中呈现的，通过与其他存在的关联性境域而起用流行，我们完全可以将天赋或自然本有的良知转化为人世间的具体生活内容。真正的可以弥漫于天地之间的情感，总是一端联系着人的内在的高贵人性，一端联系着外部的日常世界——任何事物都可以化为关爱的对象性存在，行动则是此一境域的具体展开和落实。因此，道德的动力不仅来自冷冰孤单的理性，更重要的是来自充满情感又饱含理性的良知。良知是跃动着的存在状况，是生命活动的一种境域，不但联系着整个的人格，能够召唤我们返回自身，返回人应有的创造性的生活，而且可以帮助社会文化重起生机，成为人类生活中活泼泼的现实力量。程子说：“天地之间，只是一个感应。”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行动来显示良知本体的起用，在行动中聆听良知的呼唤，同时又把人性本质的丰富内容展示出来，把存在着的良知变成实现着的良知。实现良知即是内在无限真实的情感的沛然涌出。这就是“良知的跃动”。良知虽存于内却可以发乎外，本来便是可以内外统一的。

良知学说的提出，是要人实现自身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和天地宇宙的和谐，最终达至万物一体的境域。良知本质上便是一种和谐意识，是充分发展生命的本质的深度体验，是与天地精神同出一源的秩序感，是宇宙大化落实在人心中的创造活力，是“仁道即生道”的现量展现。万物都可以透过良知的起用活泼泼地发展，在人即是实现人性，在物则是实现物性。人的自然性社会化以后，便可以参与人间秩序的建构，成为历史文化创造发展的动力，为社会生活提供必不可少的伦理资源，促进代表人类自由与希望的艺术的重创，尽其可能地实现人的一切潜力。

马尔库塞把拯救的希望寄托在少数人身上，海德格尔则认为只有一个上帝才能拯救我们。他认为上帝的缺席即意味着人类的没落，而人类唯一能作的便是依靠“思”与“诗”来为上帝的出现做准备。西方式的拯救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彼岸，这自然与基督教神学有关，也与古希腊神话思想模式密不可分。离开了上帝所代表的超越界，一切拯救都无从谈起。法律制度或社会规范只能解决世俗世间的问题，但解决不了人类灵魂拯救的问题。中国文化的天既具有超越性，但又内在于人的生命中。良知则贯通天人，勾通形上与形下两个世界。良知作为形上的本体即与宇宙太虚同体，作为形下的显现则与一切道德经验现象同在。无论个体性的良知或集体性的良知，都提供了自我拯救的本体论依据。各种社会或人生问题，都可以回到良知的观照视域来寻找其原因。严格地说，良知不是一个概念，它是活泼泼充满生机的，是人的本真存在的展开与实现状态的见证，是真实的可能性的生存得以成立的依据，是我们生命中的无价宝藏。开发利用它，就是实现真实的本然性的自我，实现生命的活泼泼的价值，作到物物尽其本，人人尽其良知。一个好的社会必然是良知呈现、人民安定、国家和谐的社会，而不是为了利益纷争不止、相互利用、彼此猜疑的社会。虽然我们不排斥功利，但也认为功利只能限制在手段的范围之内，功利不能充当目的或变为国王宰制人的世俗生活。人性的价值目的才能作为主体引导人的世俗生活。统治这个世界的不能是工具理性，而应该是代表人性光辉的良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现代性危机与人类良知的原因。

六、让良知的光辉普照人类社会

良知是人的存在的第一本质，也是社会建构的第一性原则。缺少了良知，人将不成其人；悖离了良知，社会生活亦将毫无意义。压抑人的良知，便是压抑人的神性；无视社会的良知，便是无视社会的公义；失去了人应具有的良知，便是失去了上帝显像的可能；窒息了可以起用流行的良知，便是窒息了人类创造性生机的活源。人的解放本质上即是良知的解放。上帝的自体则是人性的灵根的来源，上帝的现身本质上也是良知的现身。充满良知温暖的社会才是真正福乐的社会，决不容许任何疏离与异化掺杂于其中。所以如果我们要摆脱理性的捆绑与束缚，祛除机械文明的异化与压抑，就应该依据良知的召唤回归活泼泼的生命，回归本然性的真实，重建现代性的人文精神，重建人生必需的形上学，强化人生落脚的意义基础，满足生命的创造性要求。

当然，我们认为东方人有良知、西方人同样有良知，良知是普遍的、超越的，既能向上契接无限超越的天道，又能向下翻转开出世俗世间的人伦秩序，实为沟通超越界与实践界的活泼生命机藏。说良知是普遍的、超越的，乃是就本体论、先验论而言，但良知又可以呈现或发用，呈现与发用离不开具体的时空场域，需要透过我们置身于其中的历史文化来展开，不能没有各种必要的外缘性环境条件的配合。因此，良知往往又是具体的、特殊的。说良知是具体的、特殊的，乃是就良知的起用现象及经验内容而言的。作为个体的东方人、作为集体民族的东方人，或作为个体的西方人、作为集体民族的西方人，我们都可以在良知上达到沟通，不可能在本体上有什么差异。但是具体如何解决人类现实处境存在着的各种问题，面对习俗差异文化各别及由此而造成的道德判断的多样性现象，我们仍有必要展开各种形式的积极对话，寻求更多的宽容与理解，承认同一之中的差异性，差异性之中的同一性，从而不但尊重每一个人的完整性、独特性，理解每一个人的自由选择与生活选择，同时也尊重其他异文化的各种生活习俗，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选择和发展选择。“理一万殊”的分析框架，同样适应于良知本体与社会道德现象的观察与判断。

面对人类的各种共同性问题及差异性现象，我们仍应回到本源性的良知来寻求解决之道。良知说不仅是针对个人的私言，更是着眼于人类全体的公论；不仅仅是为了维护一个国家民族的利益，更有必要关怀整个人类世界的福祉，尽管良知虚灵空寂的本质首先有利于祛除人们精神上的束缚，能够帮助实存绝对主体获得自我生命的拯救。

大家知道，现在全球性的危机很多——包括生态危机、道德危机、政治危机、市场危机、自然危机等等，概括起来，我认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外在环境的污染及资源的枯竭带来的生存危机，再是人自身生命封闭造成的精神危机。一般说来，现代人迷失在物质世界之中，不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富裕，物质富裕更反衬出精神的匮乏，太多的拥有却导致了生命的迷茫。从根本上说，社会与人性的冲突仍是人类生存图像中最重要的问题，人要成为“真正的人”尚需要长期不懈的的努力。人在私欲与习气中辗转增长，不仅陷溺于各种虚妄邪见或穿凿攀附之中，而且也迷惑于越来越多的花样翻新的暴力横行。人性的扭曲、变态、癫狂与压抑已是普遍的社会现象，人的生命存在也成了真正的大患。怎样解决危机呢？从人欲的陷溺中振拔出来，重返人生本有的澄明天性，亦即通过良知或依据良知呈现来积极建构合理健康的人间秩序，同时辅以必要的知识学手段，才能从根本解决人类的问题。这是一条返本求用的道路，也就是中国人一贯主张的“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依据自性的起用来积极建构文化。良知当然不可能像上帝那样万能——尤其是面对日益复杂多元的现代社会，良知必须借助一切知识系统及相应的方法来解决人类的问题。但严格说知识的存在只有真与假的区分，没有善与恶的差异，知识能够服务于善良的良知，也可以服务于邪恶的意图。因此，尽管良知的目标并不在于知识的增长，而在于实现善良与自由，但为了更好地豁显与展示人人本有的良知，仍应该尽可能地将知识纳入到善的目的性轨道，使其服务于人类高尚、和平、正义、自由的事业，形成价值与知识之间的良性互动，最大化地实现以良知为导向的人类终极性的福祉要求。即使是良知的批判也要转化有说服力量的理论批判，以批判的方式为良知的实现开辟道路，勇猛地否定一切异化与疏离，抗议各种暴力和强权。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以良知摄德，以良知摄思，以良知摄知，以良知摄行，以良知摄教，以良知摄政，人类的一切作为施设才有其不断发展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包括西哲海德格尔所说的上帝的拯救，如果不通过良知则无论如何都无从开展。不能设想上帝会在良知遮蔽的情况下重新出现，也不能设想良知流行无碍的世界是上帝缺席的世界。良知的“思”与“诗”始终都在召唤上帝的降临，但上帝的降临其实就是良知的如实呈现。上帝只能栖居在良知的世界中，凭借良知呼唤人的诗意的回归。

守护良知便是守护存在的真理，丢失了良知便是丢失了存在的真理。只有回到人类整体性的良知立场上，我们才能对人的生存处境应有的本真状态做出更有效的发言，无论异化的境况是何等的不堪设想，都可以通过良知的呼唤来恢复真正的自我。而良知作为拯救自我必不可少的存在论条件，首先要实现的就是对人自我本身的改造。

从中国文化的立场看，人性的形上本体是至善的，无论孔子的仁，孟子的义，董仲舒的天道，朱熹的天理，王阳明的良知，都说明人对人性本善的普遍性、必然性、终极性及社会实践上的可能性，始终都抱持着信心。这也是儒家的一贯思想。儒家思想中的价值诉求总是要把心性的应然性变为历史与现实中的必然性，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建构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历史传统，尽管其中也充满了各种难以预料的悖论或吊诡。但是人性本善是从本体论上讲的，现实中的人则可能为恶亦可能为善，善与恶都取决于人自身的态度与行为。而回归人人皆有的良知，便是回归人人皆有的绝对主体。因此，从孔孟到王阳明，都认为人性可能被私欲遮蔽或污染，人的善良与丑恶仍是普遍的经验事实，超升与堕落两种可能性都同时存在。无论过去或现在，良知或良知呈现的历史都显得极为复杂，邪恶假借良知的名义大行其事便是很好的例证。但良知受到邪恶的利用并不会动摇我们对良知真理的信心，而只会加强我们对邪恶行径的警惕与痛恨。更直接地说，文明进程的每一次迈进都是对人类智慧能力与精神能力的考量，不能不小心谨慎，战战兢兢，始终警惕或提醒自己是否偏失了以良知为主导的人类发展方向，关注或反省自己是否在善恶交战的征途中不断获得精神成就的超越性喜悦。

良知代表着人类精神成就更高的理境，本质上并不与现代文明对立或冲突——如果现代文明能够增进人类的福祉，良知当然会赞成并促进其演进发展。但一旦现代文明出现异化或弊端，良知也会大声呼吁人们警惕和防范，并积极主动地采取各种措施去消除或减少社会文化精神的退堕、颓靡、奢纵与下陷，最大可能地争取非压抑和非异化的新型文明形态的实现。良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合理生存论的视域，帮助我们不断重新寻找人类适宜的生存方式。以良知为中心视域展开的社会批判，才是真正的有深刻力量的批判；以良知为出发点的文化秩序建构，才能真正有利于维护人性与人格的尊严。因为任何批判都应当从理想与应然出发，任何建构都必须以理想与应然为牵引。良知则恰好代表了人生的理想与应然。所以，只要人类自我完善与向上的一念尚在，存在的真理就有可能落实，人性光明的一面就可以显现，未来的社会完善就存有希望，真与美的价值也可以随之落实，人类必不可少的理想就有可能成就。良知的呈现过程就是人性升华与光明显现的过程，也是人类不断超越而最终发现真理与秩序的过程。人性的去蔽化改造与社会弊端的消除永远都是人类最重要的两项工程，它同时也是人类解决危机问题必由的自我拯救之路。而人类在此拯救之路上，完全可以建构起一种成德成己、充满灿烂阳光的文化。良知点化的人类生存图景，当然足以焕发青春活力并充满诗情画意。能造福人类自由的仍然是我们的德性生命本身。

孟子说：“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犹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为仁。”“莫如为仁”之路，便是通往良知的自我拯救之路。将良知的种子播撒在福田中，就一定会有意义的生成性的不断收割，甚至亦可形成宗风以开一代之新运。这是一项庄严神圣的工作，值得我们一辈子认真从事。因此，无论长虑或远顾，危机与希望均永远并存，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选择与作为，取决于我们能否作到依体起用及摄用归体。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匹夫慕义，何处不勉哉。就此结束我的演讲，谢谢大家!

（朱俊根据录音整理）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张新民】通往良知的人类拯救之路——在现代性危机与人类良知学术讲会上的发言

张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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