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乡村的关键是振兴中国精神——梁漱溟新中国文化之路的当代意义

作者：廖晓义

来源：《决策与信息》2018年第9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五月十六日壬辰

         耶稣2018年6月29日

摘要：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不只是建设乡村，更是为了在世界现代化冲击中探索新中国文化之路，或者说寻找现代性的中国方案。“以中国精神引进团体组织，以团体组织运用科学技术，此新中国文化之路，也就是世界文化转变之所趋向”。这个以中国精神、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这十二个字构成的实验方案以及因为日军侵华而中断的实验成果，对于我们今天思考现代性的困境，解决现代性的问题依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以中国精神重建道德理性，解决现代人的工具化碎片化问题；以团体组织重建乡土社会，解决现代人的原子化沙粒化问题，在此两者的基础上运用科学技术，解决被物欲和私心引向歧途的科技异化问题。依然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重大任务。本文作者以二十年社区工作经验和十年乡村建设一线经历，阐述了梁漱溟“新中国文化之路”的思想与实践对于当今乡村振兴的意义。

西行东归，发现中国精神

（图为北京乐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廖晓义与美国著名汉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梁漱溟研究者艾恺先生在山东济南文庙合影）

我的专业是哲学。1996年创办了公益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在北京和川渝湘鲁等地从事城乡生态社区建设的一线工作，推动了绿色社区、26度空调节能行动、化学品安全、可持续能源记者论坛等公益行动和相关公共政策，作为北京奥组委环境顾问深度参与了绿色奥运，并致力于传统文化和社会工作的融合,形成了一套以天人合一为底蕴的乐和理念体系和乐和教育培训体系，协助川渝湘鲁等地的政府和民众创造了乐和家园的现实样本。2016年我被《中国慈善家》评为中国十大社会推动者，评语是这样写的：“2016，北京地球村诞生20周年。20年里，廖晓义由西方工业文明与西方式环保的崇拜者蜕变为中国文化的信徒，拓出了一条中国式公益之路”。也许，这是对于我的西行东归路的一个概括，而这条路上有一位重要的精神导师，就是梁漱溟先生。

1979年，我作为四川大学哲学系的青年教师参加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为期一年半的培训班，那个时候，梁漱溟先生作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退休教授依然健在。但我热衷于西方哲学的概念体系，对于中国哲学毫无兴趣，除了应付考试，基本不读圣贤书，不去拜访中国哲学的大家，甚至不知道梁漱溟先生这位退休教授的大名！1983年到1990年间，我在中山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随后就职于中国社科院，则热衷于研究西方文明如何造福中国的现代化，即使发现了西方工业文明正在将人类引向毁灭，也是从造成这些问题的西式思维方式中去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我在迷恋西方哲学、追随西方文明、以及学习西式环保的路上走了很远，直到在这个过程中对其产生了怀疑和困惑，不得不重新寻找自己的文化根脉和安身立命之所。而十八年前所经历的一件事情，终于促使我东归。

那是在2000年，我去挪威接受国际环境大奖“苏菲奖”。这是被苏菲基金会称为“诺贝尔环境奖”的奖项，每年只颁发给一个组织或一个人，颁奖仪式非常隆重，挪威各界许多名士和政要出席，之后还安排我和挪威首相见面。他们对我的获奖讲演只有一个希望，就是讲讲中国文化，讲讲儒释道或者“阴”和“阳”，为此还专门请来北京京剧团的演员助兴。而那个时候我发现自己除了这张中国脸，实在不了解也讲不出中国文化。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于是“知耻而后勇”，回国后发愤补习国学。这个时候读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写的一本书《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这本书深深地吸引了我，我从这本书认识了梁先生，又从梁先生那里重新认识了孔夫子，从孔夫子和梁先生那里真正认识了儒家，并由此决心走知行合一的儒家之路。

梁先生的思想成果极其丰富，也许是哲学专业背景的关系吧，最让我开启心智的，就是他关于新中国文化之路的思想脉络，以及这一思想脉络中关于中国精神的诠释与践行。梁先生从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和文化分析两个层面入手，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别的问题，而是文化失调问题，文化失调才是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要解决中国问题就必须复兴文化，复兴文化的关键又必须从乡村着手，进行“乡村建设”才得以修复中国精神、重建社会秩序，最后解决中国所面临社会文化的断裂危机。他由此提出了“以中国精神引进团体组织，以团体组织运用科学技术，此新中国文化之路，也就是世界文化转变之所趋向”的解决方案并身体力行来实施这一方案。虽然他的治世理想因为诸多原因被中断，但是他留下了思想的种子，对于我们今天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当大家都在从不同的方面来看待和处理中国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军事问题的时候，梁先生从更本质的视角看到“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一个民族对于自身的文化失去信心和信任、对自身的国情国性不去深究，就会对拿来主义失去准绳，西方工业文明的核心价值诸如物质主义、科学主义和资本主义等等就会长驱直入，文化殖民，其现代化的方案就有可能出现偏差并承受太高的社会代价、环境代价和文化代价，与中国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产生激烈的冲突。毕竟，救国和治国良方都基于自身的文化。也许像我们这样被动地经历了过去的文化浩劫，又幸运地赶上了今天的文化复兴的人，会更深的体会到，在那样的自残自殇的年代，要怎样的洞见和勇气，才能在当时一片打倒孔家店的浪潮中，站出来为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说话。

梁先生的洞见和勇气来源于他对于中国文化的自知、自觉和自信。他说“中国之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天然的不能外于其固有文化所演成之社会事实，所陶养之民族精神，而得解决。它必须是中国的一套，一定不会离开中国社会的事实及民族精神而得到一个办法，在政治上、经济上如果有办法，那一定是合乎中国文化的”。这套合乎中国文化的方法一定是根于中国精神并且能够激发中国精神的。

中国精神是什么？梁先生认为，不管是人类问题，还是人生问题，中国精神就是要从人本身的理性中间去找到解决自己和社会问题的办法。它是向内求的而不是向外取的。他说“儒家没有什么教条给人，有之，便是教人反省自求一条而已”，“中国自周孔以来，除以伦理情谊领导中国人外，便是发挥人生向上精神，一切以是非义理为准”。他也用更简明的话语来描述即“向上之心强，相与情谊厚”。向上之心是对于神圣性的向往和连接；相与情谊厚是亲亲仁民爱物的日用伦常和世俗生活，而世俗性和神圣性的结合以及反求诸己自明其德的生命自觉，就是中国文化最深刻最可贵的特点。

我将梁先生诠释的中国精神，理解为现代语言即自立、互助、公益的精神，自立就是明明德即自明其德自省其心；互助就是亲民就是相与情谊后，也是吕氏乡约“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随”，公益就是止于至善，以向上之心一步步朝向共同福祉的过程中实现个体和宇宙大生命的融合。更简明的话语，就是“乐和”，天地人和，乐在其中。我们所有的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工作都是为了激发中国精神，这在今天的乡村建设领域正在形成共识。正如龙泉乡约的同仁所言：“中国人的信仰是天与地，天与地的精神中心在乡村”；“乡村振兴的本质，就是要重塑中国人的终极人生观、价值观。不以此为目的的乡村振兴，都是短期行为伪命题，配不上乡村振兴这四个字”。

上山下乡，践行中国精神

梁先生不仅诠释了中国精神的根本，而且指出了中国精神的根基，“中国文化是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所以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他认为道德文化是中国无形的根，而乡村社会是中国有形的根，因此要从乡村开始复兴中国文化。更可贵的是，他把这种认识化为行动，辞去北大教授的席位，举家来到山东邹平从事乡村建设。

受梁先生的影响，我的西行东归路，也是研究乡村文化、从事乡村建设之路。2001年我们在北京的延庆县碓臼石村进行了生态教育和乡村建设的最初尝试；2004年，启动了综合考察乡土文化的“乡村长卷”项目，通过三年多的调研，以全国九个民族十个乡村的深入调研和影视制作，形成了一套基于本土文化解决乡村问题的方案，并完成出版了乡土中国村民读本，该书被送到全国的乡村图书馆。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一些乡村特别是贵州的许多非汉民族的乡村，还保存着自己的生态智慧、乡土文脉和自然养生，还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管理体系和信仰体系，这就是中国精神的根基。但是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这些乡村正在消逝，怎么办？2008年汶川地震后灾后重建，让我看到了我们可以绵薄之力去干的契机。

2008年6月23日，是梁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的忌日，也是北京地球村和南都基金会在京举办“生态文明与灾后重建”论坛之后，我第二次来到四川地震灾区的日子。这一天我做出了对于我的人生和地球村的走向都极其重要的决定：由我亲自率队驻扎当时的极重灾区成都彭州通济镇大坪村参与灾后重建。于是我成了名副其实的农妇“廖嬢”，在红十字基金会、壹基金、南都基金会、友成基金会等公益机构和生态建筑师刘加平这样的志愿者们的支持参与下，和村民一起盖生态民居、修路、建生态小农场，组织生态协会，复兴乡土文化，进行了以中国精神治理乡村的乐和家园的最初实验，该项目荣获民政部颁发的“中华慈善奖最具影响力奖”，我和其他获奖人一起，在颁奖大会上受到胡锦涛总书记的接见。

同年9月，我作为克林顿创新基金会“全球公民奖”四位获奖人之一，去纽约领奖，这时候的我不再惶恐于对于中国文化的无知，而是带着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在颁奖仪式上发表感言。我谈到要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需要从古老的东方智慧里面寻找出路，减少对于物质能源无限制的消费，而去发现作为健康来源的体能的意义和作为幸福来源的心能的意义，三能平衡才能实现地球的平衡。短短的三分钟讲演竟两次被掌声打断，克林顿本人三次向我表达他从我带来的中国精神中受到的启发和震撼，让我深感文化自信的力量。

一周后我从纽约回到了正在灾后重建的大坪村，那个家家都有天地祖先牌位和“祀先祖如在其上，佑后人焕乎维新”楹联的乡村，继续当村民眼中的农妇“廖嬢”，和他们一起修山村路，建生态房，开协商会。整个过程中予以充分的尊重，尊重他们建房上梁的古老仪式、乡情宗脉的悠久传统、敬天法祖的堂屋香案、慎终追远的丧礼习俗，让这些无形的文化成为凝心聚力共享乐和的现代根脉。我和我的团队清楚地知道，在乡村建设中，不应该只着眼于有形的物质的方面，而要去发现发掘几千年乡土文化的无形的遗产，不应该把一些虽然看不见但是延绵和维系了几千年的、也许现代科学还没有能力破解与理解的习俗斥之为迷信而摈弃，而要用有形与无形的整体全息的世界观去看待和对待整体全息的乡村世界。中国精神的复兴首先需要找到一种通俗的理念和话语，与传统相通又与现代相连，为政府认可又为社会认同百姓接受。乐和就是这样的话语之一。“乐和”源于“天地人和、乐在其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和而不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生态文明的绿色方向、中国文化的传统智慧的综合体现和通俗话语。用社会主义信念来诠释，是社会共治、经济共赢、生命共惜、文化共荣、环境共存；用生态文明的理想解读，是生态社会建制、生态经济发展、生态保健养生、生态伦理教化、生态环境管理；用梁漱溟先生的乡土文化来概括，是“向上之心强，相与情意厚”；用村民语言来理解，“乐和就是一家人”、“乐和就是一条心”。我们发现乐和作为共同体思想的通俗表达很受村民欢迎，乐和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和的重塑，要和不要分，激发乡村原来固有的共同体意识；二是利的重估，让大家意识到，这世上值钱的不止是钱，亲情道义也很值钱、社会关系家庭关系很值钱、环境质量很值钱、生命健康更值钱。大坪村的一位乐和代表给农民日报的记者说：“说别的我们听不懂，一说乐和，都晓得了，好事，搞！”

乐和不仅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可落地的模式和可操作的流程，一套由“乐和治理、乐和生计、乐和人居、乐和礼义、乐和养生”五个乐和构成的整体方案，一个既保存村落、农场、医馆、书院、集市，同时又能够发展生态农业、养老产业、养生产业、创意手工业等的发展规划。这样的方案与模式可以理解为现代化语境下的一种发展道路，一条不是毁灭乡村，而是建设乡村、城乡共生的乡土型城市化道路；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新的文明，一种身心境和、天地人和的乡村生态文明。如果说“乐和”是一种精神，“家”则是一种社会关系，“园”就是现实的自然的和有形的空间，换言之，“乐和家园”四个字本身体现着万物共生天下一家的内涵。

2010年6月中旬，我受邀回到自己的祖籍、地处渝陕鄂交界的重庆巫溪县。自此以后，乐和家园成了政府主导的乡村治理模式，我和团队为之提供社工服务。2011年的6月23日，在重庆巫溪县的乐和书院，举行了一场肃穆庄严的祭奠梁漱溟先生的仪式。在场的有梁漱溟先生的次子梁培恕先生、嫡孙梁钦元先生和专程从美国来的艾恺先生，他们考察并高度评价了巫溪乡村的乐和家园建设，也为这里举办的“梁漱溟乡建思想与社会管理创新论坛”贡献了宝贵的思想。

两年后也就是2013年的6月23日，重庆南岸区峡口镇的大石村，我和“重庆梁漱溟研究会”的部分骨干在这里举办“梁漱溟先生逝世25周年纪念日座谈会”。两天后，北京地球村与南岸区政府在这里签署了乐和家园项目协议。如今南岸乐和家园建设试点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乐和家园的乡村建设试点也成为以“三社联动、三事分流、三治并举”为特色的南岸区社会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区的亮点工程之一，该项目孵化的“南岸区乐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专业社工团队正在成长。

说来也是巧合，在同年6月，北京地球村与湖南长沙县政府签署乐和乡村共建协议之后，长沙第一批社工走进乡村也是6月23日。社工们协同政府完成“一站两会三事分流投入改革”的乡村治理模式，培育了218个基于村民小组的互助会和30多个村的联席会，按照“大事政府办、小事村社办、私事自己办”的方法以及相应的投入机制改革，开展了一系列的乡村治理和文化复兴活动。这个过程中成立了拥有40多名全职社工的长沙县乐和社工协会，其牵头的“复礼兴乐，留住乡愁--乡村文化复兴项目”于2016年底在全国530多个项目中脱颖而出，获得“团中央中国青年志愿项目大赛金奖”，为长沙县唯一一个金奖项目。这个历时五年的乡村建设项目虽然告一段落，但是其播下的中国精神的种子依然在发芽生长。

在南岸乐和家园项目和长沙乐和乡村项目持续推进期间，2013年至2015年的三年里，北京地球村与光彩事业基金会还联手实施了以关爱农村留守儿童为主题的“光彩爱心家园-乐和之家”。在重庆市的巫溪县、酉阳县和黔江区的十个试点村里，三十名社工不分寒冬酷暑，在个案、小组、社区、学校、工地的“五点”，提供“学业陪读、情感陪护、生活陪伴、能力培训、人格培养”的“五面”服务，我们多次邀请梁先生嫡孙梁钦元到一线给驻村社工讲述梁先生的思想和人格。历时三年的项目受到普遍好评，其理论和案例的专业报告，给以乡村建设为基础的留守儿童关爱事业留下了厚实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2013年的9月，我来到梁先生当年乡村建设的山东邹平县，在未曾谋面的偶像梁漱溟先生的墓前行了叩拜大礼。随之而来的是2014年1月在山东大学高等儒学研究院讲演后，该学院的副院长、乡村儒学的倡导和践行者颜炳罡老师把我们引进了山东泗水县南仲都村开始乐和家园的试点。同年10月，地球村受山东曲阜市委市政府的邀请走进了孔子故里建设乐和家园。10月18日，梁漱溟先生的诞辰，梁先生的长子、88岁高龄的梁培宽先生也来到曲阜，参加了“学儒家文化、建乐和家园”最初的启动。

儒家精神强调实际践行，也强调与时偕行。毕竟乡建百年，历史条件有了很大的不同。今天的乡村建设是在整体的道德滑坡、文化断层、信仰缺失、乡村空巢、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问题的背景下进行的，现代化带来的诸多挑战日益明显。所以今天的乡村建设有着与以往不大一样的任务。互助养老、乡童教育、养生常识，自然农法，用道德理性来评判和选择现行科学技术，构建生态文明，解决生态转型和食品安全问题等等，都是这个时代乡村工作的重要内容；梁先生当年的历史条件下主要依靠乡村建设学院的知识分子和民间的力量，今天的乡村建设则是根据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大力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的国家战略，以党委政府为主导来组织群众，地球村的社工为党政主导的乡村振兴提供国学和社会工作服务。但其中的共同点都是注重乡村团体组织的建设，用重建自然社区组织的方式在乡村建设过程中振兴中国精神，实现自治、法治和德治，都是以改良的方式从乡村基层开始修复中国文化的道德根基，从而建立一个互补共生的共同体社会秩序。

地球村历时十年的乡村建设工作，得到了政府和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可。2016年，从北京地球村脱胎而来的专业社工组织“北京乐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正式注册,并在第七届中国公益节上获“公益集体奖”；我被全国社会工作联合会评为“2016全国十大社工人物”，《中华慈善家》将我与徐永光、马云、马化腾等齐名评为“2016十大社会推动者”；2017年2月，以我在2000年苏菲奖奖金为种子基金的非公募基金会“北京乐和公益金会”在北京市民政局的支持以及敦和基金会、友成基金会的帮助下注册成功。

2018年，清明时节，我再次来到四川彭州通济镇大坪村。十年过去了，地球村孵化的“成都乐和社区服务中心”的伙伴们依然守望在这里。北京地球村联手当地的公益伙伴“四川尚明公益发展研究中心”“成都云公益发展促进会”“成都农合之家公益发展中心”以及北京大学《中国研究》参访团，在大坪村举办了“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暨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活动”。十年的岁月在脸上留下了皱纹，在心里写满了沧桑，大家彼此相望，不胜唏嘘，彼此激励，继续前行。

一站两会，托起中国精神

廖晓义参与村民互助会议事讨论

2014年8月，我和梁漱溟研究的第一人、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艾凯教授在山东卫视新杏坛栏目做了一期对话《乡村记忆的中国文化命脉》。当初我是读了他写的《最后的儒家》一书而认识了梁先生的，没有想到，如今能在梁先生当年从事乡村建设的山东进行这样的对话。两年后，也就是2016年的8月，艾恺先生再次来到曲阜。这次他不是来做学术对话的，他是来考察曲阜乐和家园建设成果的。时隔两年，地球村协同曲阜市委市政府和当地百姓，一起搭建了以“一站两会三院六艺”为基本要素、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内涵的城乡社区建设模式，即，以党委政府为主导力量、以社工站为技术支撑、以互助会为自治基础、以联席会为共治平台、以文化大院为公共空间、以乐和书院为学习空间、以百姓庭院为生活空间，在此基础上开展经典教育、食育工坊、绿色时尚、节气养生、礼乐传习、乡村剧场的“六艺”活动，营造乐和治理、乐和礼义、乐和生计、乐和人居、乐和养生五位一体的城乡社区家园。

社工站是街镇在乡村的社会工作平台，引进专业社工提供社会工作的培训和服务。社工住在乡村，发挥方法提供、能力建设、教育辅导、精神感召和资源引进五个方面的功能，进行社会调研、社会组织、社会活动、社会教育、社会宣传、社会记录六个方面的服务。

互助会作为基于村民小组的公益性互助性组织，是落实三中全会“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的要求，将村民自治落实落细落小的举措，是村支两委工作的有力补充。街镇和村支两委要在社工协助下，通过调研和宣导，成立互助会，发现和培养乡贤成为乐和代表，鼓励互助会分担村民小组的公共事务，如环境保护、矛盾化解、文艺活动、孤寡老人的照顾和留守儿童的关爱等。

联席会是村支两委主导、互助会、社工和共建单位等多方参与的共治平台，是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的“民主协商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落地机制。通过培训交流等多种形式理解召开联席会议的方法和意义、流程，保证联席会定期召开，并通过联席会落实“大事政府办、小事村社办、私事自己办”的三事分流、责任共担的方法，学习用儒家思想和现代治理相结合的新方式来讨论和处理公共事务，从下至上形成“乐和乡约”的村规民约细则。

大事是什么呢？就是国家层面的公共事务，以前朝廷的大事主要有治水、御敌、赈灾、判大案，现在政府的大事多了，但是大量的“小事”也就是社区层面的公共事务缺少自然村层面的社会组织来处理。现有的村支两委是建立在行政村层面的，例如湖南长沙县有一个行政村就包括了63个自然村，三五个人的村支两委怎么有能力有精力去处理63个自然村的公共事务呢？所以小事村社办，就是在村民小组层面成立互助会来处理公共事务，来处理矛盾化解、环境保护、生产协作等等事务。私事当然自己办，是自己处理私事的责任和能力。中华民族如果对自己对社区乃至对国家如果没有责任意识，这个民族就毁掉了。责任共担的同时是利益共享，建立社区基金会并推动投入机制改革来实现共同的利益。

激发中国精神是为了建设一个社会共治、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共同体社会，而重建自然社区组织和基层社会协商机制又是中国精神不可或缺的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乡村建设本质上是乡村社会的建设，乡村社会的建设本质上是乡村社会组织的建设。

以生态民居和节能建筑的推广为例，在很多乡村难以实施，而在四川彭州的大坪村却得到了良好的解决。2008年7月，当地政府引进地球村作为社工组织成为社工站的技术力量，支持村民组成“大坪山生态协会”，建立了该协会和村支两委以及地球村组成的联席会，通过联席会邀请到由刘加平院士和他的生态建筑师团队作为义工来到大坪山设计生态民居。经过联席会组织村民与义工团队协商，探索出了一套非常适合乡村的“乡野生态屋”“乡情小聚落”的低碳建房操作模式，并由专业总工程师对每一户被称为“乡土工程师”的村民进行系统教学、现场督导和工程评估。最终，形成生态民居系统，较一般的乡村砖混建筑至少节能减排50%。

再以乡村垃圾管理为例，在乐和试点村，通常互助会成立之后第一件自动去做的事情就是垃圾管理，通过联席会讨论各自的责任，互助会负责组织和管理村民们义务分片管理垃圾和定期清扫，村支两委负责协调垃圾转运的事务。很快，乡村垃圾事务就得到了解决。在双冲村，简东源组互助会成立环保小队，疏通沟渠，除草保洁；金鼎山村的互助会把公共环境卫生划分到户，全方位开展村民室内室外、房前屋后、村道社道及公共场所的卫生整治，并定期组织评比；巫溪羊桥村互助会还组织村民义务清理羊桥河的三十多年的垃圾。曲阜的一些互助会组织推广用厨余垃圾做环保酵素，用实际行动给村民证明环保酵素的功效，减少化学洗涤剂对于农田和水源的污染，健康又省钱。

农村环境整治的“双控”始终是难题。所谓“双控”指的是控制违规建房，禁止私搭乱建和控制违法用地。通常情况下，“双控”的解决方式是行政手段或者花钱雇“看护员”或者交给村支两委监管，但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弱。为此，很多地方对于违规行为采取强行压制，结果引致执法冲突，干群关系进一步恶化。而在南岸峡口镇，政府把“双控”作为社区公共事务交给了互助会。通过联席会由村支两委、互助会、社员代表大会共同商议建立双控协管机制，由互助会在村民中选出11人的协管专员工作，并讨论形成了协管专员的基本工作模式：“一天一电话、一周一总结、一月一汇报”，在社工站的配合下，向村支两委反映具体情况，向镇政府汇报总体情况。由此，本来由外来力量监管的事情，成为了村民自己要承担的自己的事情,双控取得了良好效果。

在长沙县，以前经常出现政府为村民做“湿地工程”“生态路”“小水利”而村民不买账不配合的情况，为工钱讨价还价，为一颗白菜的赔偿叫板也司空见惯。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村民由始自终没有参与到项目的立项、执行和实施中。乐和乡村建设后，政府组织了两次县级层面乐和乡村建设投入机制改革调研会，启动了投入机制改革的整体设计和单体实践，探索投入机制的新模式。无一例外都取得了成本低、质量高、参与度高的效果。葛家山村，其罗家组互助会用两公里的指标通过义务投工等方式独立完成四公里的生态路的铺设，而荷家组完成三口总面积八亩的标准塘建设，修通了400米的连村公路，让村民们几十年来首次能便捷地到邻镇赶集。

以前环境管理问题属于乡村治理中的难题，很容易引发干群矛盾。乐和理念进入乡村之后，基于互助会的成立，分散的村民重新获得了相互之间的认可，并密切了人际往来，由此而激发了公共意识和集体责任感，曾经的环境管理的公共事务难题也就不再是难题了。这正是基于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所带来的生态建设效果，它让村民在这个过程中学会理性地表达和积极地参与而真正成为家园环境的主人。

以前村里的低保评选是非常敏感的话题。镇政府分配名额给村，村再分给组，组长或有所侧重或“撒胡椒面”选出低保户，时常引起村民不满。互助会成立后，村民们学习用乐和的方法来处理村里的低保评选，乐和代表在了解村民的经济情况和意见的基础上，参加到低保评选中，实现了低保分配的公平公正。2010年在巫溪白鹿镇大坪村，这种乐和模式化解了400人因为低保问题的集体上访危机；2013年长沙县木鱼神组的乐和代表集体讨论低保标准后认为该组村民皆不合乎低保标准，而愿意将低保名额让给邻村更需要的人。这些事例说明，乐和治理不仅恢复了乡土文脉对人际关系的协调，也唤醒传统文化对人心欲望的引领。不公正的利益分配不仅会引发村民纠纷，而且会助长人们的私心贪欲、争斗抱怨以及进一步的不公正。乐和互助会参与到惠民政策的知情、参议和监督过程中，让农民自己公正地分配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同时进行向上之心和公共精神的培育，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上述弊端。

在乐和家园的社区治理实践中，无论是基层政府村支两委，还是社工和社区社会组织，还是家庭都需要修身。中国文化最基本最重要的大概就是修身了。“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自立、互助、公益的乐和精神，体现着“和而不同、天下为公”的元价值，修身就是要修出人的自主性、互助性和公益性，这就是大道之行的“道”。仁义礼智信，是我们要遵守的行为规范是德，在家庭里孝悌慈俭勤就是齐家，参与社区治理社区事务就是治国，因为村是小国，国是大村，走出社区就是平天下，这就是通过修齐治平实现天人合一的治理之道。

 因为有着中国精神的坚定方向，我们把所有的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都看成是中国精神的培育。中国精神用今天的语言可以表述为修身的精神、互助的精神、公益的精神，一句话就是共同体精神，也就是乐和精神。乐和家园作为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和一种多方参与的传习模式，其核心就是培育中国精神，培养个人的共同体意识，以构建家一样的共同体社会，包括文化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环境共同体和生命共同体。乐和家园也可以理解为政府、学界、社会组织和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对于中华共同体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而这样的传承和创新，除了需要组织机制来栽培和托举，还需要空间载体及活动来陶冶和养育。

三院六艺，陶冶中国精神

廖晓义在大院与村民同跳《礼运大同》手语舞

中国精神在哪里安放？中国精神的载体是什么？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探索了一种乡学村学的模式，我以为这样的模式是基于对于中国精神的乡村传习机制的认同和再造。中国精神如何能够传承？乡村的共同体社会结构本身就是一种传习结构。每个个人生下来之后的家教和蒙学、小学、大学，学会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在共同体生活，并且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营造共同体尽力。从乡村走出去的人功成名就之后大多数会回归乡里，成为参与公共事务的乡绅和继续教育乡童教化乡民的先生。中华共同体文化曾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却顽强地由一代代的身体、一个个的娘胎一脉相承五千年，从教育的视角来看，是因为她有着基于修身的整体传习机制，这个不断传承和创新的过程就是集话语体系，学术体系，治理体系，操作体系和复制体系为一体的传习。在乡村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发现，这个传习机制的载体就是三堂，即祠堂、中堂和学堂。

中国古代社会的精神体系、知识体系乃至管理体系的整体文化延续主要是在“三堂”中完成，祠堂作为公共空间，处理公共事务和组织公共活动；学堂作为学习空间，成为为社会输出人才的地方；中堂作为家庭的精神空间和生活空间，成为家庭教育与家庭文化的载体，天地良心的信仰支撑了生活，天地人和的生活留住了信仰。由于五四和文革砸烂了祠堂，改造了继而拆并了学堂，打倒“封建迷信”撤掉了中堂。今天的中国精神从哪里振兴？对于三堂为载体的全人教育和终身教育的遗产，我们如何来重估、礼敬和学习？很多乡村建设团队都在进行积极的有益的探索。乐和家园从中国精神得以存在的空间和载体入手，探索了以“三院六艺”为特色的乡村文化复兴之路。

其一：以书院为学习空间，开展耕、读、居、养、礼、乐的“六艺”教化：食育坊，以食物教育守护田野；国学堂，以传统文化安顿人心；绿色风，以生态人居回归自然；节气行，以生命智慧唤醒真情；乐和礼，以感恩之心淳化社区；小剧场，以礼乐文明陶冶生活。这个过程中，大家共同探讨摸索出一些适合乡村教育的方法。乐和家园的很多课程内容被变成朗朗上口的歌谣，教给村民，容易理解也便于记忆，村民把乐和谣变成快板、联宵等文艺节目，社工在经过专业的戏剧教育培育后教授给村民，特别是乡村儿童，让孩子在戏剧表演中提高自己的表现力和理解力，有利于技能和性格的全面发展。为了解决乡村教育的痛点，满足乡村家庭的教育刚需，南岸区和曲阜市正在尝试村校合作，让大学生在周末和暑期走进乡村书院，为乡村儿童提供学业陪读、人格培养、能力培训的三陪服务，大学生也从了解乡村社会、补习传统文化、锻炼服务技能，到乃至成为乡村创客。

其二， 以庭院为生活空间，进行家训家谱为内容的家风建设。在很长历史时期里，每个中国人家里有一个中堂，既是生活空间也是精神空间，信仰支撑了生活，生活留住了信仰。彭州大坪山的社工团队申请了民政局的文化传承项目，帮助村民留住自家的中堂香案和法天敬祖的传统。而传统生日礼和互助养老餐，则是让村民弘扬孝道文化的具体举措。曲阜书院村还通过互助会评选乐和人家来开展家规家训教育。乐和人家评选流程由社工和互助会联席会讨论并且实施，包括：乐和标准公示、自愿报名乐和代表推荐、评委进户初选、集中培训、社工定期入户辅导、评委入户终选、名单公示、家庭挂牌几个环节。从一星级标准：家庭和睦，儿女孝顺；卫生整洁，参加公共活动；到邻里和谐，上慈下孝；卫生整洁、养身保健、家庭中布置有中堂画、家规家训，家庭成员自觉实行常礼、参加公共活动能够帮忙组织协调等二星三星级标准，由社工和书院村互助会讨论、联席会通过乐和人家的标准并逐步实施。

其三，以大院为公共空间、开展公共活动培育公共精神。文化大院基本配置包括活动院坝、音响和投影设备。墙上可张贴互助会联络图、联席会流程及会议制度、乡贤榜、三事分流清单、活动历程照片、小组成员全家福等。村里的乐和墙，是村民时时可见的宣传栏；村头的乐和榜，是熟人社会里大家很在意的评价和表彰平台。文化大院的主要功能包括开会议事。互助会定期在大院开会讨论村里公共事务；组织孝道节与节气行等共同活动，学做节气操，老人妇女儿童端着碗一起喝节气羹等等。开展文艺活动，读唱《礼运大同篇》，村民在姚庄的小剧场中观看婆媳关系剧；舞蹈队在文化大院跳舞、排练农具秀等。文化大院的活动和管理，由村委会和互助会协商值班，社工提供技术支持。

共同体意识是中国精神的核心内容，也可以说中国精神就是天地人和的共同体精神，一个乡村的共同体意识，是在构建共同体的实践中形成的，通过互助会联席会处理公共事务、制定公共规则的过程就是对于共同体意识的培养和共同体的能力建设；通过大院的公共空间和书院的学习空间是营造公共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载体；通过义务大扫除、一起做酵素、节气行聚在一起的养生和环保活动，增强共同体意识的活动方式；同时，作为礼乐教化的方法，将《礼运大同篇》作为人人可以吟唱可以表演的手语音乐，对于强化一家人一条心的共同体意识，也是很有意义的。这些具有思想性又有着操作性的传习方法，是社工协同政府和协助村民，在知行合一的共同实践中逐步形成并继续完善的。

在乐和家园的试点村，节气行是一种养生的活动，包括节气健康知识、节气农耕常识以及各种守望相助的乡村传统。在曲阜的书院村，互助餐则是互助养老的一种有效形式。这是每周一次由老人或者其儿孙出钱的老人AA午餐，互助会的阿姨们轮流值日给老人做饭，让老人们每周一次集体改善伙食，创造了老人之间的交流互助，并且也给儿孙们一个表达孝心的机会。既体现家里人的“亲其亲”的传统孝道，又体现了村里人“不独亲其亲”的公共精神和互助精神。

在重庆巫溪大河乡的大河村，长时间人心涣散、自私自利，一辆黄豆车掉到河里，全村人蜂拥而上，不是去救人而是去抢黄豆；在成为乐和家园试点村、成立了互助会联席会以后，又遇到一辆车掉到河里，这一次，当年见死不救的村民又蜂拥而上，但不是去抢东西，而是在乐和代表的带动下有组织地救人，体弱的照看从客车上转移的物品。同样一个村，有了组织，有了理念，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守望相助生命意识的复苏也推己及人地惠泽到陌生人。

长沙县的村民们将“乐和”理念总结为：“困难邻里众人帮，公共事务众人管，社会正气众人扶，乡村文化众人兴”。邻里守望相助，相互扶持，一时间蔚然成风。谁得了重病，常常会得到互助会组织的村内的慰问和捐款；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因为守望相助的文化复苏而得到乡亲的照顾。抗旱期间，长沙县金坑桥村棉花坡组一对夫妇因交通事故双双住院，不能收割自家稻谷，乐和代表自发组成一支队伍，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帮助该户收好稻谷和芝麻，喂好猪。开慧镇葛家山村桥上组的一位村民突发重病，这个并不富裕的乡村全组一次性捐款加起来竟有45000多元。全组乡亲的这份恩情不仅令病人家庭感动不已，也让参与的村民感佩于心。而在杭州上虞永和镇项家村乐和家园，公共基金捐款已经成了常规性的活动和机制，公共基金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经过基金管理委员会充分讨论后用于村民的大病救助。

每一个乡村曾经都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意识和要求虽受到现代化的冲击但还没有最后消失。乡村还有着未被钢筋水泥全覆盖的生态系统，还没有最终凋敝的乡土文化，还有着建立从民居到养生乡土文化产业到乡村社会自洽的生态系统的可能。那些生活在乡村之中，曾经守望相助的人们，通过乐和家园有了自觉和自信，来重构一家人的理念和家一样的社会，维护一家人的根文化。以乡村社会之有形的根培养乡土文化之无形的根，以乡土文化之无形的根培育乡村社会之有形的根，固本培根是乐和家园的核心工作，也是乡村振兴的地基工程。而乐和书院就是乡村的学习空间和载体。

第一座乐和书院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李连杰壹基金支持，于2009年耸立在四川彭州大坪山。乐和社工团队在川渝湘鲁10年的社区建设过程中看到，复兴中国文化需要从中国文化的传统载体书院做起，而现在绝大多数城乡社区并没有建立社区书院，一些既有的公共文化空间，缺乏以传统文化为内涵的文化服务，因此，乐和社区书院项目得到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的支持，总结曲阜乐和家园的三个村社的实践样本以及乐和社工团队在过去10年里的操作经验，形成《乐和社区书院项目操作手册》和《乐和社区书院新六艺教材》。该项目旨在恢复激活以书院为载体的社区文化教育，为中华文化复兴的社区模式找到一条深化和可持续的路径。2017年11月15日，由北京乐和公益基金会和北京乐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办、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和当地政府支持的乐和社区书院项目在洙泗书院启动，开启了将文人书院和社区书院教育相得益彰相互融合的先河。与其说它是一个项目，毋宁说它是对近十年来地球村国学传承和乡村建设的一次升华。

目前乐和社工团队的主要工作就是城乡社区书院的深化和培训，以书院的文化建设带动庭院的家风建设和大院的社区建设。一方面以文化提升村民的素质，以调和经济发展的五脏失调，一方面促进社会的发育，以解决政府和社会的阴阳失调。而社会发育就是要做家风建设和社区组织建设，让村民在家风建设和公共事务的参与和处理过程中真正体验和领悟到乡村文化的现实价值，并将文化内化为行为的理念，最终推动文化建设。让国学成为老百姓“心中愿认的理儿、手上爱做的事儿、身边会布的景儿、嘴里会说的词儿、戏里能演的角儿、群里能冒的星儿！

乡村振兴从文化复兴开始，已是许多同仁的共识；而文化复兴须从乡村文化的传习载体开始，则有待于更多的共鸣。我们呼吁和期待每个从乡村走出去的人士，回望乡村回报乡村，为养育了自己的乡村办一个书院，以书院的修身，带动庭院的齐家和大院的治村，让修齐治平的古老传统从我们手中成为生活，让家国天下的大同理想从我们的脚下成为现实！

继往开来，弘扬中国精神

国学社工开班典礼合影

2010年的一个冬天，我正在巫溪县的乐和书院忙碌，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是梁漱溟先生的长子梁培宽先生打来的，他代表梁家把出版梁漱溟先生的稿费共约10万元人民币捐给我，这无疑是对这样骨灰级的“梁粉”最大的褒奖。激动不已的我把这笔钱捐给地球村，并征得梁家人的同意，建立了“梁漱溟教育奖”，主要用于乡建人才的培养和乡村书院的建设，以培养和激励更多的行动的儒者。

2016年的岁末，“公益天下——中华共同体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高端论坛暨北京地球村成立20周年庆”在北京举行，来自公益慈善、环境保护、国学传承、社区治理、健康养生和社会价值投资领域的名家云集。2016年似乎是一个转折，20岁的地球村推出了未来20年的最重要的战略计划：以中华共同体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为核心的书院教育。梁漱溟先生与费孝通先生的后人和陶行知研究会的负责人共同见证这一办学计划的启动。著名书法家都本基先生为乐和书院贡献墨宝，上联是：“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也，下联是知行合一必能天人合一焉”。

在这次盛会上，孔子第79代嫡孙、至圣孔子基金会会长、中国孔子研究院名誉院长孔垂长先生发来了贺信，他曾在2016年的7月专程从台湾来到曲阜，出席地球村和至圣孔子基金会联合举办的“儒行天下——儒学实践公益研修班”，并走进书院村授牌“至圣孔子基金会儒学社会实践基地”。站在孔垂长先生身边的，有来自全国的乡村建设的同仁和国学社工，还有梁漱溟先生的长孙，中国孔子基金会梁漱溟研究中心主任梁钦元。从孔夫子到梁漱溟，再到今天的学者和行者，儒家的血脉犹存，乡建的文脉未断。

2017年3月22日，在著名的曲阜洙泗书院，孔夫子当年周游列国回来授徒讲学的儒家祖庭，首期国学社工培训班开班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艾国在致辞中将孔夫子称为中国最早和最伟大的国学社工。我作为洙泗书院的秘书长，与洙泗书院院长杨朝明先生、理事长颜炳罡先生、学术委员会主任姚中秋先生等院委会成员一起，给国学社工研修班开班和授课。鉴于社工界缺乏经典教育，而国学界不熟悉社会工作的现状，我们的课程是以圣贤书为核心内容的修齐治平+六艺，即自我修身课、家庭教育课、社会工作课、对外交流课，以及耕、读、居、养、礼、乐六个方面的技艺；教学形式是庙学一体，祭讲合一，耕读并重，礼乐传习。学员们就住在洙泗书院旁边的书院村的农家小院。在书院读书，在乡村生活，在田间耕种，在河边散步。儒家文化的一套以仁为根本、以礼为准则、以乐为方法的教育体系；一个从家教、乡学、到书院的教育机制；一种以君子人格为内涵的教育目标，为今天的素质教育和学习型乡村提供了不竭的源头活水。

2017年5月20日，由中国孔子研究院、曲阜师范大学和洙泗书院院委会联合举办的“洙泗书院重启仪式暨首届洙泗论坛”在这里隆重举行，论坛主题是“梁漱溟思想与儒学重光”。来自全国十几所高校的研究梁漱溟的青年学者与来自十几个省市的乡建社工一起，探索和传承着从孔夫子到梁漱溟的儒家文脉。曲阜市市长彭照辉出席致辞，对于洙泗书院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论坛之后，参会一行人来到洙泗书院旁边的书院村，参与乐和家园迎小满节气活动，参观社工站、豆工坊、小剧场，观看手语《礼运大同篇》，和村民一起面对面拉家常聊生产，融入乡村儒学生活。

乐和家园作为一种社区模式，需要遵循社会建设规律，培育自然社区组织、运用社会工作方法、建设社会工作队伍。需要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引进社工组织，并建立乡村的社会工作平台。显然，这样一支以弘扬中华共同体文化为使命、以社会工作专业训练为技能、以燃发共同体意识构建共同体社会为职业的专业社工队伍的建设是十分必要的。这支队伍的脚要扎下来、人要聚起来、课要讲起来、事儿要做起来、美要秀出来、史要记下来。当人们为一些学院派社工下不去、留不住、用不上而发愁的时候，我们摸出了一种在本地招募社工在实践中培养社工的路径。

社工不仅参与社会建设，也进行生态农业的实践，并在这个过程中传播生态意识，用道德理性来评判和选择现行科学技术，自觉抵制转基因作物流入乡村。我们建立了第一个小农场，用开耕仪式播下了这个生态黄豆的种子，摸索一产、二产加三产的六产五链模式，这里有农业，加工业的豆腐作坊，以及旅游业，并在资本链、产业链、销售链“三链”上加入了“两链”，即乡村社会链和社工服务链，这些村民互助会代表和社工们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好像过节气庙会一样有说有笑，收成的季节发现有人在偷豆子，就开会决定凌晨四点起床去轮流到地里巡逻，然后是集体突击收割，多长时间没有见过这样共同生产的气氛了。如今，社工们和互助会共同经营和耕种的生态黄豆已经收获了两茬。

社工还要求有一种本事，就是会演戏。戏剧教育成为社工的必修课，然后和村民一起演戏。一般说来，乐和家园的试点村要求有一个乡村小剧场，这样的小剧场通常由村委大院里的会议室或者堆放杂物的大屋子改装而成。一个村里出现媳妇打婆婆了，社工就帮助互助会编了一个剧，把它演出来，演的时候上下都哭，最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叫无剧本剧。还有村里的孩子经过社工培训后演生态农场的故事，讲大白菜怎么受污染，都演出来。还有乐和春晚，每年有一次，各村的小剧场节目在这里会演。我们把“一站、两会、三院、六艺”做成了12条，对于社会治理来讲是12个要点，对于社区教育来讲是12门课程，对于社工来讲是12门技艺。

当然，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不只是成为社工。我们正在与同伴同仁联手推动“共享农园”行动，希望每个城里人都可以通过参与共享农园、成为乡村创客，来回望乡村、回报乡村和回归乡村。比如参与“一分田行动”，促成农田的生态转型，通过互联网+互助会的机制众筹联营共享办有机农场，“分一分田回归乡村做良心小地主，担一担责修复国土做爱心大丈夫”！参与“一个院”行动，通过互联网+互助会的机制，与村民众筹联营共享，把闲置院用来办养老院、小客栈；参与“一窝蜂”活动，保护正在濒危的中华蜜蜂以及购买生态农产品；参与“一个园”在乡村建立创意园；参与“一群娃”活动让城乡的孩子贴近自然家园学习传统文化，如此让城市资源回流来重建城乡阴阳调和：社会投资旱涝平衡；全民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力量城乡统筹、万众携手保种救土、乡村认证信用重建、妈妈回家告别孤独、精英回流凤凰筑窝、告老还乡归根复命！

乐和家园是由政府和民间共同探索的一种乡村振兴的模式，它不止是理念和模式，而且是从川黔湘鲁浙上百个村庄曾经有过或正在进行的样本和故事。各个地区有着不同的特点和过程，但也有着一些共同的经验，这就是“以党委政府为主导、村民居民为主体、传统文化为主脉、社工服务为助力”。乐和家园又是一场尚未完成的乡村振兴实验。其中有许许多多的曲折、波折、挫折、以及某些地方因人事变动而出现的夭折。但它是一场仍在进行的实验。一个胎儿需要十月怀胎，百年之变后的中国乡村建设可能需要十年或者几十年的怀胎，可能需要若干代人的努力。乡村振兴的成败，取决于能否调整政府和社会、城市和乡村的阴阳失衡；取决于能否从单向的扶贫与硬件建设，转向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和健康五行生克相辅相成的中医思维和整体发展，取决于能否将中国精神的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关键。梁漱溟先生关于“以中国精神引进团体组织，以团体组织运用科学技术”的“新中国文化之路”的思想与实践对于当今乡村振兴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2017年6月23日，值梁漱溟先生逝世29周年之际，在山东邹平县，梁先生当年从事乡村建设的地方来了一群年轻人，他们是地球村从事乡村建设多年的社工以及国学社工培训班的学员。他们希望以梁先生的事迹和思想激励自己，成为具有社会担当之德与能的当代士君子，以承儒家真精神。梁钦元老师欣然前往做实地辅导。对梁漱溟先生这位民国大儒和乡建前辈，是祭奠，又何尝不是汇报呢？

今年的6月23日，梁漱溟先生三十周年的忌日。我和艾恺先生在成都大邑县，出席“这个世界会好的——梁漱溟先生生平图片展”；次日，我和艾凯先生在上海，参加互联网墨尔大学组织的线下论坛“榜样的力量”。我谈到梁先生的人格与足迹始终是我和团队的榜样，而之前的古圣先贤也会是梁先生的榜样，中国的圣贤文化就这样一代代地顽强地传递和延绵。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身边已经有了这样一批传习国学经典、致力乡村振兴的年轻人。在此，谨以在乡建一线工作了五年的地球村社工王政伟和他小伙伴去年在邹平梁漱溟先生墓前的一段告文作为本文的结语，其文曰：

梁公在上，后学来兹，祭拜先生，承蒙恩照。民国乱世，军阀混战，帝国列强，欺我不肖。泱泱中华，抛师蔑祖，打倒孔店，西学如潮。梁公举旗，北大开坛，尊儒讲孔，独立思考。弃职舍禄，建乡设校，身心大愿，英才感召。团体组织，科学技术，于农与教，于教与劳。邹平乡学，政教合为，棉农联社，自卫自保。向上之心，相与情谊，中华精神，全球昭昭。乐和团队，仰师已久，知其所行，知行合道。川渝湘鲁，九年奋斗，乐和家园，西行东耀。国学社工，当代君子，四书熟诵，六艺熏陶。筑建三堂，复兴三统，政社合一，城乡友好。先生遗愿，后继有人，乡建情怀，岂敢忘消。圣贤在前，先生在上，谨此祭拜，伏惟尚飨！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