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晖著《久旷大仪：汉代儒学政制研究》出版暨尤锐序

书名：《久旷大仪：汉代儒学政制研究》

作者：李若晖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2018年5月出版

【简介】

本书回到汉代，回到儒学政制的起点，力图揭示中华政制的真实内核。今文经学直接以家人之礼的亲亲来制定经国大典，未能奠定大一统王朝立国之基并展示其历史意义。代之而起的古文经学则致力于为现行体制辩护，激烈指责今文经学“推士礼以致于天子”，并以现行体制为基准，在儒学内构建超绝性的天子之礼。今古文经学的分歧实质上是君主制国体之下究竟实行何种政体。古文经学始则以《春秋》学居于礼学之上，将《春秋》之“尊尊”替换为秦制之尊卑，并进而以《周礼》为核心重建经学，由此糅合古今，形成了郑玄礼法双修与何休君天同尊的经学体系。至此，今文经学中对天子进行制约的“天囚”学说被抛弃，“丧服决狱”导致作为丧服根基的“报”之双向性伦理被置换为“尊卑”服从的单向性伦理。最终，标志“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君相分权也随着丞相职权的萎缩以至罢废退变为君主专制。

【作者简介】

李若晖，男，西元1972年生，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暨老子研究中心教授。200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目前主要从事先秦两汉哲学史、中国德性政治史研究。出版专著《郭店竹书老子论考》（2004年）、《语言文献论衡》（2005年）、《春秋战国思想史探微》（2012年）、《老子集注彙考》（第一卷，2015年）、《道论九章：新道家的“道德”与“行动”》（2017年），论文集《思想与文献》（2010年），在《哲学研究》、《政治学研究》、《文史哲》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三十余篇。

【代序】

汉代儒学的悲哀和成功：读《久旷大仪：汉代儒学政制研究》后的思考

作者：[以色列]尤锐(Yuri Pines)(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

在关于中国思想史、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中，所谓的汉代“儒学的胜利”是讨论最为激烈的热门话题之一。一代又一代的中外学者辩论着下面这些问题：大汉帝国究竟是何时、如何以及在怎样的情况下接受了儒学，对于汉代以及之后历代社会，汉代儒学有着怎样的政治和社会义蕴，作为官学的儒学与先秦儒家思想又有怎样的关联，等等。这些问题不仅对于研究汉代的历史学家是重要的，对于中华帝制的整体评估也同样关键。有相当数量的传统和现代学者都认为汉以前的秦朝以“暴政”闻名，而儒家的意识形态则截然不同，以“德行”昭彰。谭嗣同有言：“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如果我们采取这样一种假设，认为整个中华帝制都如同秦政一般，那么我们也就假设了中华帝国本质上是一种压迫性和不道德的政体。相反，如果我们强调的是儒家传统在汉代以后的帝国中道德教化的面向，那么我们可能会对中国整体的政治传统和帝制采取一种更为积极的看法。

李若晖先生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出发进入到这些辩论中。他对汉代儒家的制度化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其中包括了汉代继承了秦代的帝国政治系统又融入了儒家所鼓吹的周朝模式，在实际政策中实现道德教化的举措，汉代的礼仪发明，经典研究的发展，对法律系统的修改，等等。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悲观的：儒家最终并没能将其继承自周朝黄金时代的社会政治制度（李先生所称呼为“周礼”）背后的理想加以制度化，进而落实到从秦朝接手来的全新政治体系中。这样一来，儒家意识形态对于汉代政治实践的真实影响相较于一般所认为的则大打折扣，儒学本身在沿袭汉朝的过程中也丢失了很多原初的理念。李先生总结道：“汉儒受制于基于秦制之皇权，虽有儒学世族，却未能养成治国之德性，更不能建构经国大典，以致天下太平，往往自毁于柔顺之坤德与亲亲之私爱。”在书中另一处他还指出：“汉儒之失不在其缺乏道德热情与理论认知，而在不能将道德热情与理论认知制度化，最终空洒一腔热血。”

李若晖先生的力作不但深刻地讨论了汉代思想史、政治史以及制度史，还触及了汉代前后一些朝代的诸多问题，涉及周代社会政治体系，西晋王朝的本质，以及清代经学等等话题。本书中充满了深刻见解，研究汉代历史以外领域的学者也会从中受益。比如，作者提出将周朝政治体制视为“主权在上”“治权在下”的观点，他还提出了需要区分司法的儒家化和立法的儒家化的观点，在我看来这些方法都值得借鉴。我尤其感兴趣的是李先生对《公羊传》所进行的考证，尤其是“天子僭天”的概念是否属于《公羊传》的原文。尽管李先生的意见在一些方面还值得商榷，但是他对“公羊学”的贡献毫无疑问是极大的。[1]李先生在有些观点上需要进一步详细展开。比如，本书第二章结尾处有言：

遂将华夏大地锻造成人间鬼域！人民是否敢于、能于推翻暴政，亦即一民族之正义与力量是否相联，标志这个民族是否有面目生存于人世。秦末起义，乃使吾中华重获人之尊严，从而得以重新屹立天地之间！

这段话非常之有力，事实上指出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最大的怪异之处，即，起义推翻所谓“暴政”的合法性所在。这个话题一度受到海内外学者的激烈讨论，而在近期的历史研究中却几乎被完全抛弃不谈。这种忽视令人遗憾。事实上，尽管平民起义（被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常常称呼作“农民战争”）引起巨大的牺牲代价，但是确实变成调整政治制度和控制政权的剥削性及压迫性极为有效的手段。[2]

本人尤其钦佩李先生与熊十力、陈寅恪、徐复观、瞿同祖、侯旭东、何怀宏等众多早期及当代学者前辈展开的广阔对话。另一方面，可惜的是李先生并没有涉及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著作。比如，鲁威仪（Mark E.Lewis）对中国早期思想史的重要研究[（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Albany:SUNY Press,1999]）]就儒家对汉朝政治体制的影响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设想。他认为，尽管汉儒没能成功地把汉朝制度变成以德行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但是他们确实深刻地影响了汉朝的政体，弱化了集权政治制度，并使得社会的精英分子（所谓“豪杰”或者“士族”）大大强化自己的社会地位。若李先生能对鲁威仪先生的作品进行回应，那定会值得一听。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犊栋（如[鲁惟一（[Michael Loewe）]、柯马丁[（Martin Kern]）、金鹏程（[Paul R.Goldin）]、叶瀚（[Hans Van Ess）],戴梅可（[Michael Nylan）]等）]，这仅仅是其中一例，我认为这些研究都应当在《久旷大仪》一书中有所涉猎。我相信，现在正是中国同仁以西方汉学界关注中国本土学者同样的严肃性和彻底性来关注西方汉学发展的时候了。唯其如此，我们才可能在国内外学者间建立一种有意义的对话方式。

回到李先生的结论，他认为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政治制度理想最终破产了，在这一点上我赞同他的观点。但在探究背后的原因方面，我与李先生的看法大相径庭。值得提醒的是，先秦儒家本来没有任何有效的政治制度可以推荐。他们大力鼓吹的周朝政治体制早已变成垂死的制度。“治权在下”的情况造成了春秋时代尖锐的政治危机和分裂（即政在诸侯、政在大夫，乃至“陪臣执国命”）。在内乱之际，战国时代的统治者和许多思想家都了解到：为了国家的生存，他们不得不彻底地改变以“周礼”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如何改变该制度成为诸子百家的主要分歧之一，但主流的变化就是构建集中官僚领土国家来取代以宗法为核心的西周春秋时期的国家模式。而这种集中官僚领土国家并不是儒家所主张的，而是跟所谓“法家”（以商鞅、申不害等思想家为代表）有着密切的关系。儒家在政治制度方面的缺乏并不是汉代的产物而是在原始的儒家（以孔孟及其弟子们为代表）就存在的问题。[3]

儒学思想家们并不是建立制度的能手，但他们的持久贡献体现在其他方面。他们的真正贡献在于建立了一种富有政治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的精英人群——君子。儒家的君子精神，即其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严格的道德自律、高度社会责任感、对统治者的批判态度等都让“君子”变成天然的政治领袖。[4]批评儒家的思想家——无论是庄子还是商鞅、韩非等，常常揭露许多表面上的“君子”实际上是假的君子，这些假的君子主张至高无上的道德，但实际上追逐个人的私利。对法家而言，完美的政治制度不依赖统治阶层成员的道德，宁可把所有的官员都以对待“小人”的方式来进行控制。商鞅变法以后的秦国以及秦始皇所建立的秦朝都体现了这一思想，因而对儒生也持有非常负面的看法。

汉代的儒学复兴具有两个方面。从王朝的角度来说，儒学实际上变成一种统治手段而已，李先生的著作中对这个方面已有充分的分析。但另外一个方面是精英分子本身。对他们而言，儒家的价值观得到国家的认可，无论在多么肤浅的层面，即便国家只是在名义上支持，都意味着精英阶层的道德、知识和社会与政治责任的精神重获尊重。尽管儒家的精英们并没能改变政治体制，但他们却得以加强了作为社会中坚（即政治权力的基础和民间的领袖）的地位。从汉代儒学复兴中获益最多的，正是士大夫阶层。也正是这个阶层，确保了中华帝国政体如此长盛不衰。

以上即是我在阅读李若晖先生的《久旷大仪：汉代儒学政制研究》一书后一些初步而不成熟的思考。这本著作内涵极为丰富、精深和成熟，其所能激发的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的进一步讨论从本文而言仅仅是一个开始。本文也是对这部著作的巨大成就的一种见证。谨对李教授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经久不衰的遗产做出的贡献致以祝贺。

注释：

[1] 李先生的考证颇具说服力，但“天子僭天”的概念是否属于《公羊传》的原文值得商榷。关键问题是：对早期“公羊学”而言，上天是否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呢？许多学者在董仲舒（公元前约195-115年）诠释影响之下都认为“天”是“公羊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但实际上《公羊传》的原文几乎没有讨论“天”的政治作用。详见Joachim Gentz (董优进), Das Gongyang zhuan: Auslegung und Kanoniesierung der Frühlings und Herbstannalen (Chunqiu)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1)及其“Long Live The King! The Ideology of Power between Ritual and Morality in the Gongyang zhuan （《公羊传》）.” In Yuri Pines, Paul R. Goldin and Martin Kern, eds., Ideology of Power and Power of Ideology in Early China (Leiden: Brill, 2015), 69-117. 此外，《公羊传》的写作过程是比较复杂的，汉朝以前是否存在过《公羊传》的“正本”是个需要再三讨论的问题。

[2] 详见拙作The Everlasting Empire: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and Its Enduring Lega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chapter 5.

[3] 在先秦儒家中，只有荀子比较成功地解决了一些儒家本来的政治缺陷，他的现实思想对后代中华帝国具有长远的影响。但是从政治制度的有效性而言，荀子不如商鞅、申不害等思想家成功。

[4] 对于中国历来士大夫的政治及社会作用的分析详见葛荃先生的《立命与忠诚：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目  录】

汉代儒学的悲哀和成功：读《久旷大仪：汉代儒学政制研究》后的思考——代序[以色列]尤锐

绪论    儒学与政制

第一章    放逐君主：周礼权力结构解析

第一节    中国历史上的两种君权类型

第二节    模拟血缘与以国造家

第三节    治权与主权

第四节    小结：服从谁

第二章    秦制国家之崩溃

第一节    大臣

第二节    官吏

第三节    诸公子

第四节    周礼

第五节    尊·亲·贤

第六节    尊·贤·亲

第七节    二世更法

第八节    辱尊

第九节    愚贤

第十节    残亲

第三章    以人伦为制度

第一节    儒学整体性之亡失

第二节    儒学的外在重构

第三节    单向性伦理与尊卑等级

第四章    “亲亲”“尊尊”之间的断崖

第一节    重估今古文礼学

第二节    今文经学与韦玄成庙议

第三节    古文经学与刘歆庙议

第四节    坐论仁义与起行刑罚

第五章    以“尊卑”代“尊尊”

第一节    《春秋》·礼·律

第二节    《周礼》与周公

第三节    小结：“高贵乡公何在”

第六章    从“天子僭天”到君天同尊

第一节    《公羊传》“天子僭天”之辑佚及何休删削发覆

第二节    汉代《公羊》学“天子僭天”之旧经义

第三节    何休“君天同尊”之新经义

第四节    汉代“天子僭天”经义之影响

第五节    余论

第七章    丧服决狱与传统礼俗

第一节    丧服与律令

第二节    何侍搏姑与丧服决狱

第三节    小结：“大盗”抑或“巨骗”

结语      德性与制度

第一节    如何“诚之”

第二节    德性与政事

第三节    汉儒与汉制

附论      中国古代对于君主专制的批判

第一节    君主与专制

第二节    道家论“专制”

第三节    君无职任

第四节    “专制”探本

第五节    君相分权

附录

参考文献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