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的易学观及其成因

作者：王培峰

来源：《周易研究》2017年第6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五月十九日乙未

          耶稣2018年7月2日

内容提要：《四库全书总目》的易学观，学界一般认为是尊崇汉《易》，贬抑宋《易》，与朴学《易》比较接近。实际上，《四库全书总目》强调“推天道以明人事”，兼采象数与义理，对汉《易》中保存的“太卜之遗法”，宋《易》中的理学《易》、史学《易》，都是基本肯定的。而对汉《易》中的禨祥之学、《易纬》之学，宋《易》中的图书之学、心性之学，则持批判的态度。而清代盛行的朴学《易》，以辨伪、辑佚、训诂之学治《易》，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对《易》学史史料的钩稽、辨析与考证，在易学思想上不出象数、义理两派的藩篱，较少有突破前人的学术见解。整体而言，《四库全书总目》从“推天道以明人事”的认识出发，对《易》学象数、义理各有取舍，并不能以“扬汉抑宋”之类的说法概括。而《四库全书总目》这种易学观的形成，主要受乾隆钦定《御纂周易述义》和纪昀易学观点的影响。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周易》/象数学/义理学/《御纂周易述义》/纪昀

作者简介：王培峰(1979- )，山东莒南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山东济南 250014

尽管四库馆臣一再强调在评价历代著作之时，他们所持的学术态度是“参稽众说，务取持平”①，但学界一般认为《四库全书总目》(下文皆简称为《总目》)的整体学术倾向是崇尚汉学、贬抑宋学的。就易类提要而言，就有学者总结道：“《总目·经部·易类》的易学观接近于朴学《易》，有扬汉抑宋的倾向。”②这颇能代表目前学界对《总目》易学观的基本看法，但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在四库馆臣的话语体系中，经学的汉宋之别，有时指时代差别，有时指学术风格差别。从学术风格上看，“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总目》，第1页)如果表达得更明确一点，即“盖考证之学，宋儒不及汉儒；义理之学，汉儒亦不及宋儒。”(《总目》，第294页)也就是说，汉学以考据为主，宋学以义理为主，这也是清代考据家被称为汉学家的依据。③

就易学而言，除了义理、考据之别外，还有义理与象数的差异。《总目》易类小序将历代经学的发展，归纳为“两派六宗”(《总目》，第1页)。两派是将历代经学分为象数派和义理派，其中象数派有三宗，即《左传》至汉初的“太卜之遗法”(以《周易》为卜筮之书)，京房、焦延寿的禨祥之学(以阴阳灾异言《易》)，陈抟、邵雍的图书之学；义理派亦有三宗，即王弼以老庄说《易》，胡瑗、程子以儒家义理解《易》，李光、杨万里援引史事证《易》。“两派六宗”的易学史观，在《总目》易类著作的提要中，亦有体现。从四库馆臣对历代易学史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中④，可以看出，无论汉代易学，还是宋代易学，都包含了义理与象数的内容，也不能以象数、义理之别来区分汉《易》与宋《易》。

所以，下文笔者在分析《总目》的易学观时，凡涉及“汉”“宋”之时，一般以历史时代为准，而不涉及学术风格的差异。

一、《总目》经部易类“扬汉”说辨析

根据《总目》易类小序的归纳，汉代易学主要有属于卜筮宗的“太卜之遗法”和京房、焦延寿所代表的禨祥之学。其实还有传自费直的古文经学《易》，古文《易》的文字和解经方法都与田何易派有所差异。今人说《总目》的易学观有“扬汉”的倾向，仅从四库馆臣对田何易派和费直古文《易》的评价来看，似乎不无道理。但四库馆臣对京、焦禨祥之学及《易》纬之学，评价是非常低的，在《四库全书》易类正编之中未收录其相关著作。《御纂周易述义》提要云：“盖汉《易》之不可训者，在于杂以谶纬，推衍禨祥。至其象数之学，则去古未远，授受具有端绪。”最能体现四库馆臣对汉代易学不同流派的基本立场。

(一)对“太卜之遗法”的评价

《总目》易类小序认为：“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易》则寓于卜筮。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所谓“推天道以明人事”，本于《周易，系辞》“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即通过推衍天地运行之道，来理解和解释人类的日常行为。《总目》易类小序直言“参校诸家，以因象立教为宗”，说明四库馆臣对《左传》以来流传的“太卜之遗法”是非常认可的。这在易类著作提要中也有体现，如《春秋占筮书》提要云：

《易》本卜筮之书，圣人推究天下之理，而即数以立象。后人推究《周易》之象，而即数以明理。羲、文、周、孔之本旨如是而已。……《春秋》内、外传所纪，虽未必无所附会，而要其占法则固古人之遗轨。

认为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作《易》，在于“推究天下之理，而即数以立象”，而后世儒者解经，理应“推究《周易》之象，而即数以明理”。也就是说，无论是作《易》还是解《易》，都要兼顾象数与义理。

《总目》易类小序说的“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主要指西汉田何一派的易学。孔子授《易》，六世而至田何，田何之学在汉代被立为学官，今文易学博士多为田门后学。《易象钩解》提要云：

汉《易》自田何以下无异说。孟喜六日七分之学，云出田王孙，而田王孙之徒以为非。焦赣直日用事之例，云出孟喜，而孟喜之徒又以为非。刘向校书，亦云“惟京氏为异党”。

孟喜的学术活动主要活跃在宣帝时期，而在此之前，田何及其学生的易学一统《周易》天下，并无异论。

所以，从《总目》“两派六宗”的角度看，汉《易》中的“太卜之遗法”，主要指汉代前期的田何一派，而《总目》对这一派是基本肯定的。

(二)对古文易学的评价

田何易学在汉宣帝以后受到京、焦禨祥之学的冲击，此后失去了在今文易学中的主流地位。而一直在民间流传的费直古文《易》逐渐发展壮大。费直的学术活动主要在西汉中期，《汉书·儒林传》称费直治《易》“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⑤其学术风格整体上与田何一派相近，但在经书文字上有所差异。汉元帝时，“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⑥这说明费氏《易》的文字比今文《易》更为准确。费直易学以象数为主，被四库馆臣称为“象数之正传”(《总目》，第44页)，而费直“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应已开始注重义理的阐发。

费直之后，传承古文《易》的有陈元、郑众等人。陈元、郑众皆精于古文经学，对古文《易》有传承之功，但未能发扬光大。直到古文经学大师马融、郑玄先后为《周易》作注，古文《易》才逐渐取得压倒今文《易》的声势。尤其是郑玄《易注》，以古文《易》为主，兼采今古文《易》说，在象数之学、义理之学上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⑦《周易郑康成注》提要云：

考玄初从第五元先受京氏《易》，又从马融受费氏《易》，故其学出入于两家。然要其大旨，费义居多，实为传《易》之正脉。齐陆澄《与王俭书》曰：“王弼注《易》，玄学之所宗。今若崇儒，郑注不可废。”其论最笃。唐初诏修《正义》，仍黜郑崇王，非达识也。

郑玄《易注》至南北朝时主要流行于北朝，王弼《易注》则流行于南朝，而郑玄、王弼的易学，实则同出于费直古文《易》。所以，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易学，是以费直古文《易》为主要传本。而四库馆臣认可陆澄的说法，认为郑玄《易注》崇儒，唐初纂修《周易正义》应以郑注为本，可见是非常推崇郑注的。

所以，《总目》对古文易学也是持肯定态度的。但由于费直无著作传世，郑注也早已散佚，后人虽有辑佚本，但无法了解郑注的整体情况，所以《总目》易类小序没有专门评价这一派。

(三)对禨祥之学的评价

《总目》在积极评价汉代田何易学、费直易学的同时，对始于汉宣帝时期的京、焦禨祥之学则持批判态度。

汉《易》禨祥之学在汉代前期今文易学的基础上，发展了一套新的理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卦气说。卦气说是以阴阳五行解释《周易》，并用六十四卦和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等相配。这一学说先秦时期已经略有端绪⑧，发展到西汉，“始彰于孟喜，大显于焦赣、京房，深化于《易纬》，发皇于马融、荀爽、郑玄诸人，达其极致于虞翻”⑨。

对于汉代易学的这种发展倾向，四库馆臣是全面否定的。《四库全书》虽然收录了京房、焦延寿的著作，也收录了《易纬》著作，但《易纬》著作没能列入《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的正编，只能附录在经部易类的末尾，而焦延寿《易林》、京房《京氏易传》等著作则被归于子部术数类占卜之属。分别类属与排序先后，在《总目》的学术批评系统中，往往代表的是四库馆臣对某一类著作价值的判断。尤其是在分类上，按照传统的分类法，经部、子部有尊卑不同，被归于经部易类，还是归于子部术数类，在学术价值上是有很大差别的。四库馆臣将焦、京二人的著作归于子部术数类，认为：“汉学之有孟、京，亦犹宋学之有陈、邵，均所谓‘《易》外别传’也。”(《总目》，第44页)他们认为京房等人的易学著作是“《易》外别传”，不具备归入经部的资格，只能归于子部术数类占卜之属。

正如《御纂周易述义》提要所说：“盖汉《易》之不可训者，在于杂以谶纬，推衍禨祥。至其象数之学，则去古未远，授受具有端绪。”这篇提要肯定田何、费直等人承继的“太卜之遗法”，否定孟喜、京房等人为代表的禨祥之学和谶纬之学，反映的正是四库馆臣对汉《易》的基本态度。所以，笼统地说《总目》尊崇汉《易》，是不准确的。

二、《总目》经部易类“抑宋”说辨析

在《总目》归纳的“两派六宗”中，属于宋《易》的有图书之学、儒学《易》和史学《易》。此外，还有一些以心性之学、以“狂禅”解《易》的著作。如果说《总目》贬抑宋《易》，那主要是针对图书之学，以心性之学、“狂禅”解《易》等易学倾向，如《御纂周易折中》提要所说：“故数者《易》之本，主数太过，使魏伯阳、陈抟之说窜而相杂，而《易》入于道家。理者《易》之蕴，主理太过，使王宗传、杨简之说溢而旁出，而《易》入于释氏。”(《总目》，第35页)就是对“主数太过”的陈抟图书之学，对“主理太过”王宗传、杨简的心性之学，都予以否定。而对儒学《易》、史学《易》等义理之学的著作，四库馆臣基本上是予以肯定的。

(一)对图书之学的评价

在四库馆臣总结的易学“两派六宗”中，与禨祥之学同属于“《易》外别传”的，是宋《易》图书之学。所谓图书之学，是指宋代象数易学推崇河图、洛书，不但将其制为图式，甚至认为图先于《易》。

对于宋《易》图书之学的源流递嬗，四库馆臣在《易数钩隐图》提要中有较为全面的概括：

汉儒言《易》多主象数，至宋而象数之中复歧出图书一派。牧在邵子之前，其首倡者也。牧之学出于种放，放出于陈抟，其源流与邵子之出于穆、李者同。而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则与邵异。其学盛行于仁宗时。黄黎献作《略例隐诀》，吴秘作《通神》、程大昌作《易原》，皆发明牧说。……至蔡元定则以为与孔安国、刘歆所传不合，而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朱子从之，著《易学启蒙》。自是以后，若胡一桂、董楷、吴澄之书皆宗朱、蔡，牧之图几于不传。

四库馆臣在梳理宋代图书之学的传授源流时，根据他们对河图、洛书理解的不同，分为九图十书和十书九图两个谱系，两个谱系共同的祖师是道士陈抟。九图十书的传授次序是：陈抟—种放—刘牧—黄黎献、吴秘、程大昌；十书九图的传授次序是：陈抟—穆修—李之才—邵雍—蔡元定—朱熹。而最终十书九图一支占据了主流，“南宋之后，以数言《易》者皆以陈、邵为宗。又以陈本道家，遂讳言陈而惟称邵。”(《总目》，第916页)

对宋《易》图书之学的评价，四库馆臣继承了清初《易》图辨伪派的观点，认为《易》图其实出于宋初道士之手，如《易图明辨》提要云：

初，陈抟推阐《易》理，衍为诸图。其图本准《易》而生，故以卦爻反覆研求，无不符合。传者务神其说，遂归其图于伏羲，谓《易》反由图而作。又因《系辞》“河图、洛书”之文，取大衍算数作五十五点之图，以当河图；取《乾凿度》太乙行九宫法造四十五点之图，以当洛书。其阴阳奇偶，亦一一与《易》相应。传者益神其说，又真以为龙马、神龟之所负，谓伏羲由此而有先天之图。实则唐以前书绝无一字之符验，而突出于北宋之初。

可以看出，四库馆臣认为《易》图是有宋代易学家对《周易》进行推衍的结果，是“准《易》而生”的，这对主张《周易》是“由图而作”者来说，是釜底抽薪式的打击。

四库馆臣对《周易》图书之学的学术态度，在对朱熹易学的评价中也有所表现。朱熹易学兼采义理、象数，吸收了陈抟、邵雍图书之学的元素，《周易本义》卷首冠以九图，《易学启蒙》亦“多发邵氏先天图义”(《总目》，第18页)。《总目》对《周易本义》收录的易图颇有微词，正是反映了四库馆臣批判易图的学术倾向。

(二)对义理之学的评价

但是，四库馆臣对宋《易》义理之学，则颇多肯定之处。四库馆臣认为，王弼《周易注》“祖尚玄虚以阐发义理……宋儒扫除古法，实从是萌芽”(《总目》，第16页)。易学发展到宋代，义理《易》学出现了多个支脉，有以儒学解《易》者，如胡瑗、程颐、张载；有以史学解《易》者，如李光、杨万里；有以心学解《易》者，如陆九渊、杨简；还有“杂以狂禅”的一派，如苏轼等。各家的学术风格差异很大，而四库馆臣较为关注的，是儒学《易》和史学《易》，故下文主要讨论这两个支脉。

儒学《易》在宋代是义理易学的主流，四库馆臣特意提及的代表人物，是胡瑗和程颐。胡瑗《周易口义》由其弟子倪天隐辑录整理其口说而成，四库馆臣认为：“其说《易》以义理为宗……是书在宋时，固以义理说《易》之宗。”(《总目》，第5页)此处只是做事实的判断，未涉及价值的判断。《程氏易传》提要则云：“程子不信邵子之数，故邵子以数言《易》，而程子此传则言理，一阐天道，一切人事。盖古人著书，务抒所见而止，不妨各明一义。守门户之见者必坚护师说，尺寸不容逾越，亦异乎先儒之本旨矣。”此处似乎对邵雍、程颐也是等量齐观，采取了较为折衷的态度。但是，《童溪易传》提要则云：“胡、程祖其义理，而归诸人事，故似浅近而醇实。”则是基本肯定的态度。所以，整体而言，四库馆臣对理学《易》是持肯定态度的。

义理《易》还有引史证《易》的一派。《总目》本是反对引用杂书来证明经书的，认为那是“非注经之体”，“失解经体例”。但是，出于“推天道以明人事”的需求，四库馆臣对引用历史事件解读《周易》的著作的评价，与其他经书略有不同。如易学“两派六宗”中，有“参证史事”一宗，以李光《读易详说》、杨万里《诚斋易传》为代表。对此二书，四库馆臣就颇为回护，如《诚斋易传》提要云：

是书大旨本程氏，而多引史传以证之。……新安陈栎极非之，以为足以耸文士之观瞻，而不足以服穷经士之心。吴澄作跋，亦有微词。然圣人作《易》，本以吉凶悔吝示人事之所从。箕子之贞，鬼方之伐，帝乙之归妹，周公明著其人，则三百八十四爻，可以例举矣。舍人事而谈天道，正后儒说《易》之病，未可以引史证经病万里也。

又如《读易详说》提要云：

书中于卦爻之辞，皆即君臣立言，证以史事，或不免间有牵合。然圣人作《易》以垂训，将使天下万世无不知所从违，非徒使上智数人矜谈妙悟，如佛家之传心印，道家之授丹诀。自好异者推阐性命，钩稽奇偶，其言愈精愈妙，而于圣人立教牖民之旨愈南辕而北辙，转不若光作是书，切实近理，为有益于学者矣。

在以上两条提要中，四库馆臣极力为杨万里《诚斋易传》引史书证《周易》进行辩解，对李光《读易详说》“证以史事”的特点虽不无批评之处，但整体上还是肯定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四库馆臣对易学研究中“舍人事而谈天道”的近乎谈玄的研究路径非常反感，而以史证《易》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玄虚的学风。

至于以心性之学、以“狂禅”解《易》，则都是四库馆臣批判的对象。如《杨氏易传》提要云：“以心性说《易》始王宗传及简。……夫《易》之为书，广大悉备，圣人之为教，精粗本末兼该，心性之理未尝不蕴《易》中，特简等专明此义，遂流于恍惚虚无耳。”而心性论是禅宗的理论要旨，所以以心性说《易》，最终会发展为以“狂禅”解《易》，明代后期易学被四库馆臣批判，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整体而言，四库馆臣对宋代《易》学的态度，是有褒有贬，并非是一概贬斥。所以，笼统地说《总目》在易学观上“抑宋”，也是不准确的。

三、《总目》经部易类对“朴学易”的评价

思想所谓“朴学易”，是指以考证的方法研究易学，在《总目》中主要指清代前期的考据易学。清代前期是易学研究的转型期，先后经历了清初宋《易》的衰落与《易》图辨伪的兴起、汉《易》文献的辑佚与重建，其贡献在于“运用汉代的训诂与考证方法，通过整理和解读汉代的易学文献，检讨宋代以来流行的图书之学，建立了一整套《周易》和经学的解释学范式，再现和重建了失传已久的汉代易学，重塑了严谨笃实的学风”⑩。但是，清代前期《周易》考据学在易学思想上并没有超出于象数、义理两派的范畴，只是用不同的学术方法来解决易学或易学史问题。

(一)对《易》图辨伪的评价

对宋《易》图书之学的辨伪，始于元代，到清代前期达到了高峰，黄宗羲《易学象数学》、胡渭《易图明辨》等都是考辨《易》图的代表性著作。

四库馆臣在多篇提要中梳理过《易》图辨伪的学术源流，其中《易图明辨》提要的论述最为简括：

元陈应润作《爻变义蕴》，始指先天诸图为道家假借《易》理以为修炼之术。吴澄、归有光诸人亦相继排击，各有论述。国朝毛奇龄作《图书原舛编》，黄宗羲作《易学象数论》，黄宗炎作《图书辨惑》，争之尤力。然皆各据所见，抵其罅隙，尚未能穷溯本末，一一抉所自来。渭此书……引据旧文，互相参证，以箝依托者之口，使学者知图书之说，虽言之有故，执之成理，乃修炼、术数二家旁分《易》学之支流，而非作《易》之根柢。

陈应润《周易爻变义蕴》在学术史上是最早“毅然破陈抟之学者”，“其书大旨谓义理玄妙之谈，堕于老庄、先天诸图，杂以《参同契》炉火之说，皆非《易》之本旨”。(《总目》，第27页)此后归有光等人虽偶有论及图书之学，但没有专门的著作。入清之后，黄宗羲《易学象数论》、黄宗炎《图书辨惑》和胡渭《易图明辨》等都是专门辨图书之伪的专著。其中，《总目》对系统辨析图书之伪的《易图明辨》评价最高，认为其书“视所作《禹贡锥指》，尤为有功于经学矣”(《总目》，第40页)。

《总目》非常认可清初学者对陈抟、邵雍图书之学的辨伪工作，不但接受了清初学者的考辨成果，还将其作为评价其他易学著作的参照标准，所以对此类著作的评价都比较高。

(二)对汉《易》辑佚著作的评价

清代朴学《易》另一类型的代表成果，是对散佚汉《易》著作的辑佚。

汉代易学著作传世者甚少，尤其是《周易正义》以官学的身份一统天下之后，大量易学著作被淘汰，仅在李鼎祚《周易集解》或经书古注等文献中保存了部分片段。从宋代开始，就已经出现了汉《易》辑佚著作，其中王应麟《周易郑康成注》即是代表。四库馆臣认为“应麟能于散佚之余，搜罗放失，以存汉《易》之一线，可谓笃志遗经，研心古义者矣”(《总目》，第2页)。王应麟的辑佚著作在体例上虽尚不甚严密，但筚路蓝缕之功存焉。

清人治经尚古，辑录汉人经解的轶文，是他们复古崇汉的重要学术手段，而这种工作最早是从辑录汉《易》文献开始的。编纂《四库全书》之前，汉《易》文献辑佚较有成就的是惠栋和余萧客。惠栋《周易述》以今文《易》虞翻之学为主，兼采古文经派的郑玄、荀爽等人的易学见解，还杂采《易纬·乾凿度》《抱朴子》《龙虎经》等著作。惠栋对易学的贡献，主要在于钩稽汉《易》史料方面，以守成为主，缺乏新见。而余萧客《古经解钩沉》也涉及到了《周易》辑佚，但内容较少，所得有限，其成就比不上惠栋。

四库馆臣对惠栋的评价，一方面肯定他在钩稽史料方面的贡献，认为“栋能一一原本汉儒，推阐考证，虽掇拾散佚未能备睹专门授受之全，要其引据古义，具有根柢，视空谈说经者，则相去远矣。”(《总目》，第44页)但另一方面，对惠栋不区分古今文经学的差异，兼采禨祥之学、《易纬》则颇为不满，如《易汉学》提要云：“《易》本为卜筮作，而汉儒多参以占候，未必尽合周、孔之法。然其时去古未远，要必有所受之。栋采辑遗闻，钩稽考证，使学者得略见汉儒之门径，于《易》亦不为无功矣。孟、京两家之学，当归术数。”对《易汉学》兼采孟喜、京房等人的学说，不以为然。这与四库馆臣批判汉《易》禨祥之学的学术立场是一致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对宋《易》图书之学的辨伪，还是对汉《易》著作的辑佚，都是易学史史料的钩稽与考辨，并没能提出新的易学见解。四库馆臣在评价历代易学著作时，援引并依据了清代前期的易学考据成果，但从易学观的角度来看，辨伪派学者黄宗羲、胡渭与辑佚派学者惠栋是存在很大的差异的。所以，笼统地说“《总目·经部·易类》的易学观接近于朴学《易》”，也是不合适的。

四、《总目》易学观的成因

《总目》是一部学术批评著作，其学术思想往往寄寓在对历代学术著作的评价之中，所以通过上文对《总目》评价历代易学著作的梳理，《总目》本身的易学思想倾向也就凸显了出来。综而言之，《总目》对《周易》的基本看法，是“《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而遴选进《四库全书》的易学著作，则“以因象立教者为宗”。四库馆臣对历代易学著作的评价，都是以此原则为本的。

准此以往，易学象数派中，“汉人京房、焦延寿，宋陈抟、邵雍之说《易》，舍人事而言天道之弊端也。京、焦杂以阴阳灾异，陈、邵杂以河图、洛书，皆非作《易》之本旨，乃所谓《易》外别传耳。”(11)四库馆臣对此类著作评价都非常低。而《周易》“太卜之遗法”及其继承者田何易学、古文易学，则较为符合四库馆臣“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观，所以得到了四库馆臣的正面评价。而对于义理易学，四库馆臣除了对心性之学、狂禅之学完全持否定态度之外，对王弼《周易注》、程颐《易传》、杨万里《诚斋易传》等，虽然认为不无缺点，如王弼《周易注》入于老庄，程颐易学后来形成了门户之见，史学《易》则是以杂书证经，但认为他们“皆切实近理，愈于以阴阳术数说《易》者远矣”，评价还是较为正面的。所以，整体而言，《总目》在易学上是兼取义理与象数，而折中汉学与宋学的。

那么，作为一部官学著作，《总目》以上易学思想特点是如何形成的呢？我认为这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当时的御纂易学著作《御纂周易述义》，一个是修纂《总目》的总纂官纪昀的易学观。

(一)《御纂周易述义》的影响

作为官修著作，《总目》在学术思想上需要迎合最高统治者清高宗的喜好。在《总目》的纂修过程中，清高宗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12)清高宗影响《总目》编纂的方式是多样的，就易学思想而言，清高宗御纂钦定的《御纂周易述义》的地位非常重要。

清代前期官修易学著作，主要是康熙年间的《御纂周易折中》和乾隆年间的《御纂周易述义》。《御纂周易折中》以朱熹《周易本义》为本，其后附的是程颐《易传》，之后又有“集说”，收录汉代至明代各家之说。所谓“折中”，就是以朱熹《周易本义》为主，以程颐《易传》折中，不足之处再折中以历代易说，所以其书的基本学术倾向不脱程朱易学的藩篱。而乾隆二十年成书的《御纂周易述义》，在学术立场与《御纂周易折中》有所差异，就其基本学术倾向而言，是兼取汉宋易学，“于宋《易》、汉《易》，酌取其平，探羲、文之奥蕴，以决王、郑之是非。”(《总目》，第35页)这种学术立场，正是四库馆臣编纂《总目》时所遵循的。

具体而言，首先，与《御纂周易折中》卷十九、二十将朱熹《易学启蒙》收入相比，《御纂周易述义》全书不录《易》图，也不涉及《易学启蒙》。这说明清圣祖对宋《易》图书之学还是全盘接受的，而清高宗已对《易》图产生了质疑。《总目》批判宋《易》图书之学，且不收录《易学启蒙》，与此一脉相承。

其次，《御纂周易述义》“大旨以切于实用为本，故于《乾卦》发例曰：‘诸爻皆龙而三称君子，明《易》之立象，皆人事也。’全书纲领，具于斯矣”(《总目》，第35页)。四库馆臣“推天道以明人事”，与此书重视“人事”的易学思想也是有关联的。

此外，《御纂周易述义》是采信“变爻”“互体”之说的。《御纂周易述义》提要云：“于取象则多从古义。如解《乾》九二曰：‘九二刚中，变《离》，文明。’……取于变爻也。解《屯》六三曰：‘《震》《坎》皆木，聚于《艮》山，故为林。’……取于互体也。解《蒙》六三曰：‘三变互《兑》，故为女。’……兼取变与互也。”(《总目》，第35页)受此影响，四库馆臣在《总目》的不少提要中都提到了“变爻”“互体”的问题，在学术立场上也是与《御纂周易述义》相一致的。

(二)纪昀易学观的影响

在《总目》成书的过程中，纪昀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总目》全书的类序都出自纪昀之手，诸书提要也由纪昀增删定稿。所以，四库馆臣的学术倾向对《总目》易学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纪昀身上。如《阅微草堂笔记》云：“余于汉儒之学，最不信《春秋》阴阳、《洪范五行传》；于宋儒之学，最不信河图洛书、《皇极经世》。”(13)又云：“杨简、王宗传阐发心学，此禅家之《易》，源出王弼者也。陈抟、邵康节推论先天，此道家之《易》，源出魏伯阳者也。术家之《易》衍于管、郭，源于焦、京。”(14)这些易学观点，与《总目》易类小序“《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两派六宗”等说法，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如果说《阅微草堂笔记》是小说家言，不足为训，纪昀在给他人著作作序时，所展现出的易学观，与《总目》也高度一致。如，纪昀《周易义象合纂序》云：

要其大端而论，则象数歧而三：一田、孟之《易》；一京、焦之《易》；一陈、邵之《易》也。义理亦歧而三：一王弼之《易》；一胡瑗之《易》，一李光、杨万里之《易》也。京、焦之占候，流为怪妄而不经；陈、邵之图书，流为支离而无用；王弼之清言，流为杨简、王宗传辈，至以狂禅乱圣典。其足以发挥精义、垂询后人者，汉人之主象，宋人之主理、主事三派焉而已。(15)

又如，《黎君易注序》云：

余校定秘书二十余年，所见经解，惟《易》最多，亦惟《易》最滥，大抵汉《易》一派，其善者必由象数以求理；或舍弃理者，必流为杂学。宋《易》一派，其善者必由理以知象数；或舍象数，必流为异学。其弊一由争门户，一由务新奇，一由一知半解，沾沾自喜……不知《易》之作也，本推天道以明人事。(16)

以上两文，对历代易学发展脉络的梳理及其评价上，与《总目》易类小序和提要若合一契，毫无疑问是出自一人之手的(17)。

所以，《总目》易学观的形成，既受清高宗《御纂周易述义》的影响，又受纪昀易学观的影响。纪昀在撰写、修改易类小序和提要时，首先要做到不能与清高宗御纂著作的学术思想相违背，这保证政治正确是必须做到的，然后才能根据个人的学术思想进行融合与裁决。在这个过程中，纪昀所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综上所述，对于《总目》的易学观，学界一般认为是尊崇汉《易》，贬抑宋《易》，与朴学《易》比较接近，其实《总目》强调“推天道以明人事”，兼采象数与义理，推崇“太卜之遗法”，对汉代易学的田何之学、费直之学，对宋《易》中的理学《易》、史学《易》等，都是基本肯定的。而对汉《易》中的禨祥之学、《易纬》之学，宋《易》学中的图书之学、心性之学，则都是持批判的态度。而清代盛行朴学《易》，以辨伪、辑佚、训诂之学治《易》，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对易学史史料的勾稽、辨析与考证，在易学思想上不出象数、义理两派的藩篱，较少有突破前人的学术见解。整体而言，《总目》从“推天道以明人事”的认识出发，对易学象数、义理各有取舍，并不能以“扬汉抑宋”之类的说法概括。而对《总目》易学观影响最大的，是《御纂周易述义》和纪昀的易学观点。

 注释：

①[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页。下引《总目》，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明确标明为某书提要者，不再出注。

②廖名春、康学伟、梁韦弦《周易研究史》，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392页。按：《总目》提要成于众手，从四库提要分纂稿到诸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再到定稿，期间经历了大规模的修改或重撰。其中，统一各篇提要评价相关著作的学术立场，是修改或重撰提要的重点工作之一。易类提要居于《总目》全书之首，各篇提要之间的易学观念颇为一贯，鲜有前后抵牾之辞。

③如果从学术风格角度看，“汉学”并非专指汉代，“宋学”也并非专指宋代。在四库馆臣看来，汉宋经学的差异，主要体现于《周易》《尚书》《诗经》的研究上，如《钦定书经传说汇纂》提要云：“宋以来说《五经》者，《易》《诗》《春秋》各有门户。”以《诗经》为例，在四库馆臣的学术话语体系中，《诗经》汉学、宋学的差别主要在于遵序还是废序，但宋代遵序派的《诗经》研究著作很多，其实是属于汉学。

④李致忠《三目类序释评》，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73页。

⑤[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02页。

⑥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9页。

⑦林忠军《周易郑氏学阐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15—217页。

⑧刘大钧《周易概论》，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第168—169页。

⑨王新春《哲学视野下的汉易卦气说》，载《周易研究》2006年第6期，第51页。

⑩林忠军《清代易学演变及其哲学思考》，载《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12期，第11页。

(11)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2年，第10页。

(12)详参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

(13)[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78页。

(14)[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79—80页。

(15)[清]纪昀《纪晓岚文集》第一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53—154页。

(16)[清]纪昀《纪晓岚文集》第一册，第156页。

(17)张传峰提出，“‘两宗六派说’实则纪昀学术主张的代表”，但他援引纪昀《逊斋易述序》“中间持其平者，数则汉之康成，理则宋之伊川乎”，并分析道：“实际上纪昀把《易》学也划分为汉学(康成)、宋学(伊川)两大派，汉学为数象派(应为“象数派”——引者注)，宋学为义理派，郑康成为汉易学派之代表人物，程伊川为宋易派的代表人物。”见《〈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思想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年。按：纪昀的本意是，汉人郑玄是《易》象数学的代表人物，宋人程颐是《易》义理学的代表人物。张氏的分析误将“汉之康成”“宋之伊川”中的“汉”“宋”理解成汉学、宋学(“汉”“宋”实指时代)，且将汉学、宋学、象数、义理的概念杂糅在一起，与纪昀本意不符，与易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也不相符。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