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儒学创新与发展”国际学术论坛综述

来源：中国实学研究会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戊戌四月初九日乙卯

            耶稣2018年5月23日

2018年5月19～20日，由中国实学研究会同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华孔子学会、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参与学术指导，中共山西省委党校、中共运城市委市政府、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等主办，中共运城市委宣传部等承办，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为主题的“新时代的儒学创新与发展国际学术论坛”在山西省运城市召开。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叶小文，民革中央常委、山西省委主委、十一届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友君，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茂林，省委党校副校长田忠宝，运城市委副书记、市长朱鹏，济宁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孙爱民等领导出席会议，运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志峰主持开幕式，近百名国内外专家、学者与会。

一、儒学的总体性研究与创新

叶小文指出，中国能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一个重要原因是来自于积淀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支撑。文化自信是创新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同中华文化精华相融合。新时代新儒学的新使命是，为助力一带一路充实文化内涵，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文化支撑，为世界吹来一股“和”风，为人类第二次文艺复兴作出贡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夯实学理基础。

杨茂林指出，创新和发展儒学，一要精确挖掘其时代价值，二要找准与当地文化资源的结合点，三要特别注意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问题，积极挖掘以儒学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所承载的政治理念、价值取向、人文精神，并使之更加科学有效地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的滋养涵育作用。

朱鹏指出，儒学文化历经2500多年的传承发展，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和独特符号。“中华二圣”文圣孔子、武圣关公，孔子文化是儒家文化的发端和起源，关公文化是孔子文化的实践和弘扬，二圣文化贯穿儒家文化的主脉，是儒学文化的灵魂和旗帜，代表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

王志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多元体系，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化能够为当代中国道路选择提供文化支撑和文化自信。山东和山西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富集地，具有弘扬传承中华文化的责任担当与文化使命。

国际中国哲学会荣誉会长、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成中英指出，儒学是生命本体之学、天地人合德之学；儒学要走向世界与未来的“修持”是：发挥儒学的实践精神与意志，掌握现在，奔向未来。

韩国儒教协会名誉会长、成均馆大学儒教哲学文化创新研究所所长金圣基指出，应站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东亚乃至全球立场上看儒家文化。他积极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主政以来中国儒学事业的发展成绩，指出儒家思想在社会转型时期具有重要的道德弥补功能；儒学的创新过程既要结合时代、结合现实，也不能脱离经典。

中央党校督学、哲学部教授乔清举指出，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生命力的重要源泉之一，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建构性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支撑性力量。传统文化的发展要与现代化进程相结合；未来的中国文化建设，要在汲取西方文化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融合统一。

中国实学研究会副会长、国防大学朱康有教授指出，优秀传统文化不是融不融入到主流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如何融入”能达到更好程度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党指导思想，融入更多的本土文化精华是其重要的发展趋势。应当高度评价习主席传统文化思想的重大意义：它意味着我们将从两种来自于不同文明背景的文化交融中看待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新”释读。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马来西亚孔学研究会暑理会长陈启生指出，东南亚国家本土文化与西洋文化混杂，如今很多处在宗教与民族主义狂热中。占海外华人80%的东南亚华人，深受华夏文化的影响，但同时也受到居住国文化的影响。在海外，最好以西方教育方式或思维方式去推行学习和宣讲儒学。

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柳河东会长通过分析儒学复兴的历史机遇与伟大意义，总结了儒学发展历史上四次创化与重构的成功经验，对儒学在新的伟大时代之创化与重构进行了研判与展望。

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部主任彭彦华研究员指出，解读“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命题，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是儒学研究者、教育者和传播者的使命和担当。

二、儒学的历史研究及其转化

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山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涂可国研究员指出，儒家的“家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家庭伦理学是核心；在儒家家庭伦理学中，家庭责任伦理思想又是最有特色、最具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可以把儒家齐家责任伦理思想总体上归纳为由依德成家、互爱旺家、教育兴家、耕读传家和忠贞和家等内涵构成的有机系统。

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韩星教授指出，要对历史上儒学如何在社会层面展开而形成的社会儒学逻辑理路进行梳理。他认为，修身为社会儒学的根本，家庭为社会儒学的基石，社群组织是社会儒学的展开领域，天下大同是社会儒学的最高理想。

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杨冬助理研究员指出，可以从宗教性、宗法性、自觉性三重理论维度对儒家之“义”进行分析；这一过程体现了哲学概念或范畴发展的基本规律，亦深刻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革故鼎新的创造力和诚己化物的主动性。

山西家风文化研究会杨西江教授指出，应该为孔子正名，为经典正义，在尊重经典本义的基础上，更好地传承之，以古为今用。安徽大学哲学系王国良教授指出，孔子的历史发展观是“因”与“损益”，与之一致的是，孔子在政治上主张变革，适应了时代潮流。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胡发贵研究员指出，孔子好议时政，指点江山，真切地显示了儒家兼济天下的使命感与责任意识，展现了被时人目之为“木铎”即思想和观念的传播者、启蒙者、引领者的智慧和救世良知，为后世仁人志士树立了杰出的榜样。

山西体育职业学院赵国珍教授指出，中华古文明崛起后，中华民族丰富的哲学思想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始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占据重要地位。究其原因，主要是商周之际出现了重大社会变迁为人们的思想自由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欧阳祯人教授对战国楚竹书《从政》进行了政治哲学的分析，厘清了子张氏与子游、曾子、子夏产生矛盾的原委，解决了一些过去孔门中悬而未决的问题，从而为进一步确定子张氏之儒的政治思想性质作出了在现有文献基础上力所能及的工作。

亚太集团会计事务所注册会计师龚希平先生指出，先秦儒家思孟学派皆知“中”之为“心”与“权”之为“礼”。弃礼“守中”是道家之失，而后世一些学人不但弃“礼”言“理”堕入玄虚，更不知“中”之为“心”而深陷于妄。

中国孔子研究院宋冬梅副研究员指出，《孝经》论述了孝的重要性、推行孝的目的、不同等级人的孝、移孝于忠、对愚忠愚孝的反驳等方面，我们应当全面而深刻地理解传统孝文化，实现与新时代新价值观的有效融合。

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曾振宇教授指出，庄子与程伊川的自由思想代表了古代中国自由思想传统不同样态。道德理性的善，捍卫了自由，不会沦为人类之恶。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李景林教授指出，在儒学发展史上，朱熹所建构的思想蓝图，为后世儒学的发展树立了思想生产和教化实践的典范，对当代中国思想建构具有启示意义。

贵州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包御琨先生指出，不断开掘心学思想资源，促进阳明心学与当代社会心态形成良好互动，对于救治不良的社会心态有积极作用。他还提出构建一套新的心学义理与诠释系统来应对和解决时代性社会心态问题。

三、儒学的专题研究及其发展

吉林省儒学研究会会长钱凤仪、吉林省国学研究会理事刘世荣指出，当下国人学习国学，是文化自信的需要、继承文化血脉的需要、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公共道德建设的需要、构建和谐家庭和实现小康社会的需要。

三亚学院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宏海教授指出，从跨文化的情境视域中分析百年来的儒学发展，其理论面对事实给出的解释是基于符合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解读；今天的儒学复兴不仅是对自身文化建设的反思，更是新时代中华文化的自觉。

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工商大学姚洪越副教授指出，《实践论》《矛盾论》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之作，也是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范例，更是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指导文献。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张茂泽教授指出，儒学和马克思主义融合，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儒学，是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历史趋势。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可以叫儒家马克思主义；站在儒家立场，可以叫马克思主义儒学。利用儒学资源，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有之义。

河北衡水学院原党委书记、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会长李奎良先生指出，当代儒学教育分为儒学固有的修身体系（内在教育系统）、独立于儒学之外的教育系统和教育方法（属于儒学教育的外在系统）；针对青少年的儒学教育，应引入心理科学方法。

安徽大学哲学系解光宇教授指出，公共关系作为一门管理哲学，越来越朝着人本化、责任化、生态化的方向发展，这与儒学理论具有契合之处。它表明，儒学在新时代具有其经世致用的价值。

山西省委《前进》杂志社李高武副主编指出，乡贤意识产生于中华传统文化，形成了乡贤管理基层社会的社会成因、制度基因和文化自觉，形成了中国政治生态中一套行之有效的哲学伦理体系和内在精神逻辑，在人民群众中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合理性和认同感，对中国历代社会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山西省五寨县政协副主席冯建中、山西省委党校孟永华教授指出，孝悌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本源，应当根据中央对乡村复兴的顶层设计，多策并举促进孝悌文化复兴。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王青峰副研究员指出，德治与法治是社会良性运行的两面防护墙；德治思想在古代中国治国理政中有过深入的实践，对解决当前全球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运城地税局张跃龙指出，新时代德孝文化的精神内容愈加丰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关联，彰显了国家文化软实力，在推动社会文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民出版社副编审杨文霞指出，诚信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还是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重要范畴，至今仍具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陶悦教授指出，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思想的丰富内涵与深刻意蕴，对于我们理解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高等研究院曾顺岗副研究员指出，在贵州清镇及周边地区，传统儒释道思想集中体现在有关祭祀的节日尤其是“丧葬”仪式当中，在民间社会扮演着稳定秩序、道德裁判等角色，为基层社会的和谐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集美大学杨中启副编审指出，新时代的经典教育要努力以培养国民人格为目标，注重古今转换、现代性转换，摈弃形式主义和实用功利主义，谨防单一诵读而刻板教条、生吞活剥。

山西社会科学院宋大琦副研究员指出，在恢复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潮中，建议将文庙改造为由政府进行统一管理、但使用权分配给儒家社团机构。

四、河东关公文化与商业精神

运城市委讲师团团长李昭阳指出，河东文化底蕴深厚，对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挖掘好运城的“人类远古文化、农耕源头文化、黄河根祖文化、河东民俗文化”等形态和资源，使河东文化在新时代大放异彩。

山西作家协会会员、运城万荣县县志办薛勇勤主任指出，万荣的“后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源之一，其中的道德教化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发展，至今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运城市广播电视台王振川指出，通过《史记·五帝本纪》，我们可以通俗解读舜帝在家庭中践行孝悌文化、在治国理政中践行德治文化的故事，有助于人们了解四五千年前的圣贤人物精神。

郑州大学魏涛副教授指出，在理学地位尚未真正确立的北宋时期，作为河东之学重要人物的司马光构筑了一个哲学理论体系，其思想展现出独特的地位和价值。

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戴庞海教授指出，关公文化是中华文化组成部分，具有流行的普及性、文化的融合性、传承的国际性等特征，主要体现在忠、义、仁、信、智、勇六个范畴；豫商精神与关公文化存在着内在联系。

中国人民大学赵立民博士指出，关公成圣与儒家文化紧密相关，是儒家“三达德”精神依附于历史人物塑造的结果。关公崇拜超越了阶层，超越了敌我对立，超越了时空，超越了民族，最终形成普具影响力的文化现象，也是较能代表中国文化精神的文化符号之一。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运城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冯建国先生指出，关公文化具有多重元素。孔夫子将《春秋》写在了纸上，创造了一种叫儒教的文化；而关公在精通《春秋》的基础上，将其精义融铸到魂灵中，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春秋》内涵。

山西解州关帝庙文管所所长、关公研究会副会长卫龙先生指出，孔子与关公，一文一武，并称圣人；两种文化波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现时代又都有重大的价值。

国防大学研究生粟盛玉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象群落中，孙子与关公分别是军事活动两种原则最典型的代表，其广泛的流传与被接受绝非偶然，今天应更透彻地理解诡道与忠义何以能在军事活动中实现内在统一。

安徽省电力公司原党组书记、华中电网公司原副总经理兼纪委书记庞利民先生指出，晋商与徽商各自崇拜的精神领袖人物是不同的：前者是关公，后者是朱熹。他们二人是晋商、徽商的文化源头、精神领袖，两者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特点。

中国台湾中华儒学会（台）秘书长、中华企业研究院学术教育基金会执行长吴秋育先生指出，晋商制度互为表里，相互呼应，既展现出“晋商伦理”，更突显出“资本主义精神”。

运城学院兼职导师张刚忍指出，运城是晋商经贸的起源地，万荣的李氏家族作为晋商的后起之秀，以儒家倡导的“善”文化作为经营理念，在晋商没落之际能兴旺发达的秘密在于“商道酬善”。（作者：朱康有）

开幕式上，中华武圣关公故里山西运城市与文圣故里山东济宁市共同启动“文武二圣故里携手创建优秀传统文化示范区”，山西运城市解州关帝庙文物保管所与山东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签署了《缔结友好景区协议》。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