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作者：何发甦（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四月十四日庚申

            耶稣2018年5月28日

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人才培养一定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而育人是本。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这是人才培养的辩证法。”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这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过的话，源自北宋史学家司马光“智伯才德之论”的观点，是其“忠愤感慨不能自已于言者”。

司马光“智伯才德之论”具体何所指呢？春秋战国之际，晋卿智宣子想要立智瑶为继承者。族人智果提出反对意见，以为选智瑶不如选智宵，理由是：“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慧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智果以为，智瑶具有五个方面突出的优点，一是长得高大英俊，二是善于驾车射箭，三是才艺超群，四是聪慧善辩，五是意志坚强，处事果决，但有一致命缺点就是特别没有仁爱之心。智瑶这五方面的优点远超他人，若其用不仁之心处事，没有人能招架。智果预判，若立智瑶为继承人，智氏会有灭族之祸。智宣子没有听从智果的意见，智果便请求离开智氏家族，别族于太史，为辅氏。智瑶为政后，专权于晋国，结怨于其他权势家族，且贪得无厌，分别向韩、魏、赵索要领地，最后韩、魏、赵三家合谋，攻灭智氏，瓜分其地，是为“三家灭智”。

司马光以为，智伯身亡，是才胜德导致的。才与德是不同的：“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是德的凭借，德是才的统领。从才与德是否兼具出发，司马光把人分为四类：才德全备者为圣人，才德兼亡者为愚人，德胜才者为君子，才胜德者为小人。用人之法，若不得圣人、君子，则宁用愚人，不用小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司马光指出：“君子挟才以为善，而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司马光是据历史上乱臣败子多是才有余而德不足之事实而得出此结论的。

司马光“智伯才德之论”是有其思想渊源的。用人注重以德为先、以德为本，春秋时齐国政治家管仲就有此思想。据《史记·齐太公世家》，管仲病情严重时，齐桓公曾询问易牙、开方、竖刀等三人能否继承相国之位，管仲均给予了否定，理由即是此三人各自的行为均突破了人情实际，突破了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是品德不好的表现：易牙“杀子以适君，非人情”；开方“倍亲以适君，非人情”；竖刀“自宫以适君，非人情”。管仲死后，齐桓公最终没有采纳管仲之意见，导致齐国由此三人专权。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强调的正是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孔子弟子有若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门注重日常行为体现出的品德：若在日常生活中能善事父母兄长，道德就有了立足之本，很少会犯上作乱了。

孟子亦有同样的思想，认为执政者应该具有良好的品德。当他听说鲁国要让乐正子为政时，竟然高兴得睡不着。他的弟子公孙丑很不理解，因为乐正子不是很坚强的人，不是很聪明有主意的人，不是见多识广的人。但孟子指出，乐正子具有“好善”之德，认为：“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声音颜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孟子甚至认为，传授技艺亦必先立其德。孟子以为，逢蒙学艺于羿，最后却射杀了羿，在这件事上，羿也有过错。公明仪不理解，孟子讲了一个故事来作解释：“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吾死矣夫！’问其仆曰：‘追我者谁也？’其仆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庾公之斯，卫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谓也？’曰：‘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不为执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曰：‘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抽矢，扣轮，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孟子指出，子濯孺子之所以能免于死亡，是因为庾公之斯向尹公之他学习的射箭技艺，而尹公之他学艺于其本人。尹公之他的品德端正，其教导的学生也会是品德端正。孟子以此来说明，羿之过错在于向逢蒙传授射箭技艺时没有端正其品德。

司马光“智伯才德之论”是符合《资治通鉴》编纂目的的。司马光秉承“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宗旨，希望《资治通鉴》能“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这从其才德之论中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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