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商是因为纣王作恶多端吗

作者：刘勃（大学教师、历史学者）

来源：《南方周末》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五月廿九日乙巳

           耶稣2018年7月12日

丑化商纣主要还不是政治运作，而是娱乐活动。后世丑化的集大成，就是出现《封神演义》那样的小说。图为《封神演义》中商纣王手下的两员神将——千里眼和顺风耳。（东方IC/图）

周人对战车的理解超越了商人；商朝陷入了新旧党争……所有这些解释理路不同，却都在强调结构性的危机。

顾颉刚先生有个有趣的统计：周朝的《尚书》里，商纣的罪行，也就是六件；到了战国时期，增加了二十七件；西汉，又增加了二十三件；东汉又增加了一件，东晋，又增加了十三件……

这不但说明商纣是被丑化的，大概还可以说明：丑化商纣主要还不是政治运作，而是娱乐活动。汉朝人、东晋人编商纣多么邪恶变态的故事，还能有多少政治用意？描述那些邪恶的细节，就像创作恐怖小说，写的人看的人都觉得是一种刺激。

后世丑化的集大成，就是出现《封神演义》那样的小说。和现代大众读物喜欢论权谋不同，古代民间的口味，除了拿道德论是非之外，还有一种爱好，是把最高统治者无能化。不管是好皇帝还是坏皇帝，总之没什么用就对了。所以《封神演义》里的商纣，固然残酷到变态，但也愚蠢到呆萌。小说深入人心，就导致一个结果：现代有人认为商纣“文武双全、功勋卓著”，就又有人认为，这是在为商纣翻案。

其实，先秦两汉古籍，倒还真多半是喜欢强调商纣的能力的。譬如《史记》就讲，商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夸得非常生猛。

但值得注意的是，就像商纣是不是真那么坏很可疑一样；商纣的才能，一样很可能是编的。

因为按照儒家正统的价值观表述：不是商纣虽然是亡国之君，但是他很有能力；而是正因为商纣很有能力，所以他成了亡国之君。

《资治通鉴》开头那段著名的议论，可以帮助理解这一点：美德和才学都达到了满分，那是圣人；德性和才学都没有，那是愚人；德性胜过了才学，那是君子；有才但是缺德，那是小人。愚人虽然想做坏事，但是智商欠费，力量不够，就好像一只小奶狗想要咬人，你很容易制服它。但小人就不同了，他的高智商配上他缺德，真是如虎添翼，真正的大坏事都是他们干的。

也正因此，商纣有才华，他的坏事做下来危害也就特别严重。

商纣的聪明，尤其被强调的一点是：“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这是对孔子“一言丧邦”的发挥。孔子说，身为君主，一旦相信“我做国君别无快乐，最大的乐趣就是没有谁能违背我的话”，就会导致国家灭亡。

照例，韩非子是要和儒家反着来的，他的故事是这么讲的——

费仲对商纣说：“西伯姬昌很贤能，老百姓喜欢他，诸侯归附他，这种人一定要杀掉，不杀，将来就会成为祸患。”

纣王不明白这怎么也可以成为杀人的理由，费仲说：破帽子也是要戴在头上的，新鞋子也是要踩在地下的，这就是上下尊卑的分别。西伯侯这只破鞋现在却在做帽子的事，做臣下的，不把自己的能力用于为主子出力，这是不可以不杀的。再说，“主而诛臣，焉有过？”君主杀臣子，还不是怎么杀怎么有理，您有什么顾忌的呢？

但韩非笔下的商纣也是蠢萌版的，他认为仁义是好的，所以姬昌不能杀。费仲多次劝说无效，商朝就灭亡了。

如果韩非能够读到现代的考古报告和甲骨文研究，一定喜欢得不得了。之前的商王武丁穷奢极欲，杀人如麻，祭祀一次祖先，可以用上千人来做牺牲，而当时商王朝欣欣向荣，史书对武丁的评价，也是“修政行德，天下咸欢”。到了商纣，人牲最多一次不过三十人而已，可是他却被本族同胞背叛，被外来势力干掉，还落下个千古暴君的骂名。

这简直是对韩非理论的完美证明。

但现代历史学家，当然不至于引韩非为同调。

周人对战车的理解超越了商人，所以文化虽然落后但军事上却实现了跨越；随着青铜器、文字的普及，商人丧失了对周边族群的技术和组织优势；商朝陷入了新旧党争：当年商王祖甲推行过一次大改革，这是新派，然后武乙、文丁的时候，回到了旧派，而商纣的父亲帝乙，当然还有商纣自己又是新派，于是商朝就类似于北宋王安石变法之后的宋朝，自己来回折腾，把国家的元气消耗殆尽……所有这些解释理路不同，却都在强调结构性的危机，总之，亡国之君应该是什么样，已经不是多么重要的问题了。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