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讲学传统的复兴

——在郭齐勇教授《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新书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李景林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六月初八癸丑

          耶稣2018年7月20日

《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郭齐勇著，三联书店2018年5月

刚才齐勇教授的发言，对中国文化的的精神特质作了很全面也很到位的概括和阐述。我觉得，齐勇教授《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一书的出版，有一种特殊的意义。这个意义，可能要超出该书本身。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学者艾恺出版了一部梁漱溟评传，书名叫做《最后的儒家》。“最后的儒家”这个头衔，也被梁漱溟所欣然接受。艾恺是从知行合一，能够力行其思想学说的角度来理解“儒家”的。在他看来，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是“坐而论道”，知行已经分作两截。象梁漱溟那样知行合一，能够力行其思想学说的“儒家”，已经不复存在。

艾恺对于儒者的界定是大体准确的，但“最后的儒家”这个判断，却使人感到有些悲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还看不到艾恺所理解的那种传统的儒者存在再世的可能性。但是，令人欣慰的是，本世纪初以来，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儒家讲学传统在民间的逐渐复兴。

近年来，民间社会独立空间的扩大，民间儒学有一种兴起的趋势，民间性的教化与学术的兴起与进一步孕育发展，乃蔚成一种趋势。教堂、佛寺、道观香火隆盛，各系宗教信徒信众剧增；各种民间书院、精舍、学塾、学会、讲堂遍地开花；读经、会讲、讲学、法会，各种民间学术文化活动蓬勃开展。大学学者的研究工作也逐渐与自己的志趣乃至其价值的认同达致合一。大学里的一些儒学研究和讲学的活动，也逐渐具有了民间的性质。这样民间性质的儒学，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近年所谓大陆新儒家的出现，虽然还存在不少的争议，但当代中国学者的民族传统和文化关怀在逐渐的增强，一批能够力行儒家价值观念的学者正在涌现，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郭齐勇教授就是这样一个突出的例子。郭齐勇教授不仅是儒学和中国传统研究领域一位杰出的学者，但更重要的是，他同时也是一位深具社会和文化担当意识的儒者。近年来除了学术研究之外，他花了很大的经历来从事和推动民间的讲学活动。它的《中国文化精神的特质》一书的出版，实质上也有一种标志性的意义，那就是儒家传统讲学精神的复兴。

《论语·述而》：“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开始私人讲学，使周代官学下行于民间，各代儒者，多在民间讲学，逐渐形成一种传统。中国古代的讲学传统，其特点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自由”，表现为一种价值上的自由选择，学术上的自由思考和自由讲学的精神。知行合一，本是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一种根本的精神。学者的学术思想，本就能够成为其“传记”。中国现代学院的儒学研究与社会生活脱节，而失去了教化的作用。近年民间学术逐渐兴起，但是，由于传统在民间社会长期的断裂，造成民间学术水准的低下。这就需要学院学术与民间学术的结合。恢复儒学的讲学传统，中国学院学术可以逐渐恢复其教化功能，具有切合于一般民众生活的可能性，这样，儒学的传统才能逐渐成为一种活在当下的文化精神，中国文化的当代建设，才能具有一个美好的前景。

本书出版就提点出了这样一种趋势，我觉得，这是它的意义之所在。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