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需要伟大的领袖（三）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六月十三日甲寅

          耶稣2018年7月25日

道德自上而下的影响力、传染力特别大。在《孟子公孙丑上》中，孟子为了证明“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的观点，引用了孔子一句话：“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意谓道德流行起来，比驿站传递政令还要迅速。

因此领袖伟大，一切好说，政治不良，可以改良；制度不良，可以重建，至于官德民德，自然上行下效。所以，儒家政治理想的一大要点就是君子在位，德位相称。所以儒家理想中的领袖，必是道德最高。《白虎通》论帝王之德说：

“帝王者何？号也。号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号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称帝，仁义合者称王，别优劣也。《礼记•谥法》曰：“德象天地称帝，仁义所在称王。”帝者天号，王者五行之称也。皇者何谓也？亦号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总，美大称也，时质，故总之也。号之为皇者，煌煌人莫违也。烦一夫、扰一士以劳天下不为皇也，不扰匹夫匹妇故为皇。故黄金弃于山，珠玉捐于渊，岩居穴处，衣皮毛，饮泉液，吮露英，虚无寥廓，与天地通灵也。号言为帝者何？帝者，谛也，象可承也；王者，往也，天下所归往。《钩命决》曰：三皇步，五帝趋，三王驰，五伯骛。”

帝王地位最高，道德也应最高。真正的帝王，必须德称其位。帝王的称号，是用来表明功德的。德象天地称帝，仁义所在称王，皇者煌煌人莫违，王者天下所归往。帝王号令臣下的资格，根源于其道德的高大。

“烦一夫、扰一士以劳天下不为皇也，不扰匹夫匹妇故为皇。”这样的高标准，对现代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比较而言，王逊于皇帝，所以说有优劣之别。《太平御览》引《论语摘》说：“帝不先义任道德，王不先力尚仁义，霸不先正尚武力。”

《后汉书•曹褒传》记载，汉章帝诏书中有“三五步骤，优劣殊轨”句。李贤在作注时引《孝经钩命决》说：“三皇步，五帝骤，三王驰。”宋均解释说：“步谓德隆道用，日月为步；时事弥顺，日月亦骤；勤思不已，日月乃驰。”意谓三皇之时，德行至高，日月如步；五帝之时，时事越顺，日月越快；夏商周时，政事繁杂，日月如驰。“三五步骤，优劣殊轨”即指三皇的“步”和五帝的“骤”，道德修养和政治轨道优劣有别。

后人又加以补充说：“五霸骛，七雄僵。”春秋五霸奔驰更快，战国七雄，战国七雄则因奔驰太快而倒下了。明代杨慎在《升庵集》中记载，陆九渊说：“三皇垂策，五帝繁手，禹汤驰辕，五霸覂驾，六国摧辀。”三皇垂下马鞭，无为而治；五帝手段繁杂，夏禹商汤驾辕奔驰，五霸快得翻了车，六国连车子都折断了。

或问皇帝和总统的区别。我的回答是，皇帝具有道统、民意之双重合法性，总统唯有民意合法性。故皇帝意味着上得天命，下得民意，德位相称，德位双高，总统只是竞选期间民意支持率最高。当然，这里的皇帝是就其原始义而言，非秦始皇所谓的皇帝和秦汉以后的皇帝。

《白虎通》又说：

“或称天子，或称帝王何？以为接上称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称帝王者，明位号天下至尊之称，以号令臣下也。故《尚书》曰：帝曰谘四岳，王曰裕汝众。”

王通天人。相对于上天称天子，表示上承天意，以爵事天，以德配天；相对于臣下称帝王，表示地位至尊，德性最高，号令天下。王接上下，意味着王通天人。所以，只有接受天命的约束，表现出卓越的品德，才配得上天子和帝王的称号。

董仲舒认为，王道三通，通天地人：“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三通之，非王者孰能当？”乾元涵盖坤元，天道涵盖地道，三通也可以简化为两通，上通天道，上天眷顾，下通人道，人民拥护。正如刘秀即皇帝位时祝文所说：“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后汉书-光武帝纪上》）

“帝曰谘四岳”之文见《尚书尧典》，《盘庚》有“格汝众”之语。格、裕形似同韵，或形似而讹，或声近而误。

《易纬乾凿度》说：“孔子曰：《易》有君人五号：帝者，天称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号也；大君者，兴盛行异也；大人者，圣明德备也。”于此可见，天子德行应是世间最高，这才是天子之所以高贵的根本原因。天子必须有天爵，能够作民父母，天下归往。

《太平御览》引伏生《大传》：“圣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诲之。圣王，曲备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诲之也。为之城郭以居之，为之宫室以处之，为庠序之学以教诲之，为之列地制亩以饮食之。故《书》曰：‘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此之谓也。”

孟子强调“惟仁者宜在高位”，高位包括天子、君主和王公卿相。天子和君主，一为天下领袖，一为国家领袖。孟子说：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诗》曰：天之方蹶，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孟子离娄上下》）

孟子指出了“不仁而在高位”的恶果。恶人居了高位，必然罪恶泛滥，不仅良制良法无望而已。陈有西律师说过一句话：“无贤人，无良法。法无足，不自行。”良制良法不可能被一群“一有权就变坏”的“物人”建成和推行的。

儒家特别强调德位相称的重要性。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又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这就是领头羊效应，领头羊对于羊群有示范作用。领头羊朝那个方向运动，羊群就朝这个方向运动。领袖就是最大的领头羊。

君德不高，君心不正，怎么办？在儒家和国民没有“选贤与能”的权利的时代，只能“正君心”，纠正君王的错误，优化君王的德行。

孟子说：“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臣子能责难为之事于君，使其勉力而为，就是恭敬；臣子能为君开陈善道，禁闭其邪心，就是尊重；臣子认为吾君不能从善和有为，就是贼臣。

责难于君，春秋责备贤者也；陈善闭邪，格君之心、导君于善也；吾君不能，认为自己的君王不能施仁政行王道，不可教也。可见儒家虽倡忠君，自有特色和特定要求。朱熹集注引范氏曰：“人臣以难事责于君，使其君为尧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开陈善道以禁闭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于有过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谓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贼害其君之甚也。”

正君心比正民心更关键。用什么去正君心，或者说正君心的工具是什么？答：文化。东海倡导文化决定论，文化对于政治道德、制度品质具有决定性影响。

如果说人民、国家、领袖是政治三重心，文化、制度、队伍就是为政三要素。三重心中，人民最重，为政治合法性来源，与国家是本末关系，与领袖是主客关系。三要素中，文化最关键，具有决定性作用，从根本上决定着制度的正邪善恶和道德的干部队伍的优劣好坏。

不同文化，品质不同。传统诸子和西方百家，其中好的学说，或可培养正人善人，不足以培养圣贤君子。

善人在位，可以形成善人团队，建成善政善制，如霸道政治和民主制度。这种政治和制度，虽善而有限。一般善人善团，是不足以建设王道的。必须圣贤在位，形成君子集团，共同信奉中道，接受道统一元化指导，才能建成超越民主法治而与时偕宜的王道政治和礼乐制度。

反儒社会，善人亦无法上位，遑论君子；民主亦无望建立，遑论礼制。盖这种社会特别反常颠倒，特别逆淘汰，越邪恶越容易成功和上位。因此，反儒就反掉了任何良制良法的立足点。礼制德治固然被扫荡一空，民主法治同样成镜花水月。能建立起来的只能是特别野蛮邪恶的制度。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不需要好领袖，不需要好文化，只需要好制度。这是不负责任、误国误民的空谈和滥调，仿佛好制度可以越过不良的文化和领袖凭空出现。特此重申：没有好文化作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没有好领袖作为总设计师领导施工，好制度永远无法建立和落实。

或认为，儒家不应该期待领袖的伟大和伟大领袖的出现，而应该努力于自立立人自达达人。其实两者并不矛盾。正常的国民都希望领袖德才兼备。选贤与能，贤能就是伟大。圣贤君子上位，就是伟大领袖。伟大领袖的出现，有赖于一定的社会土壤和文化环境。弘儒传道，成己成人，就是为优化土壤、美化环境而努力，为圣贤君子上位和伟大领袖出现创造条件。

把暴君当成伟大领袖，与反对领袖伟大，虽有区别，五十步与百步耳。如果制度很好，领袖好不好，确实不那么重要；如果制度恶劣，领袖好不好，伟不伟大，那就至关重要。只有非常优秀、真正伟大的领袖，才具备改良或革命的道德动力和政治能力，从而返中道之本，开王道之新。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