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需要伟大的领袖（二）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六月初十乙卯

          耶稣2018年7月23日

为什么人民需要伟大的领袖，孟子有句话是最好的说明。孟子说：“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孟子尽心上》）孟子说，要等待周文王那样的人出现才奋发的，是凡民。至于豪杰之士，即使没有周文王那样的人，也能奋发起来。

这句话的重心在后半句，即“虽无文王犹兴”的豪杰之士。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豪杰之士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终究是“待文王而后兴”的凡民，要有伟大领袖出现，才能逐渐站起来。换言之，人民的伟大，有赖于领袖的伟大。

能兴起者都是英雄，然英雄有别。梁启超在《英雄与时势》一文中将英雄分为两种，一种是造时势的英雄，一种是为时势所造的英雄。他说：

“英雄固能造时势，时势亦能造英雄，英雄与时势，二者如形影之相随，未尝少离。既有英雄，必有时势；既有时势，必有英雄。英雄与时势，互相为因，互相为果，造因不断，斯结果不断。”

虽无文王犹兴者，是伟人豪杰大英雄，是造时势的英雄。历史上的圣君贤王和历代儒家王朝的开国君臣，都属于造时势的英雄。人民中的绝大多数，即使能成为英雄，也只能是待文王而后兴、为时势所创造的英雄。没有文王那样的伟大领袖，他们就英雄不起来，伟大不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伟大的领袖，就没有伟大的人民，就没有英雄的队伍，即上文所说的圣贤君子集团。

没有伟大的领袖，也就没有伟大的制度，好制度。好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也不是暴君昏君和恶势力能够建立起来的。如果制度不良，要改良或重建，离不开领导层和领导人的主导推动。

要建设好制度，既要有好文化，也要有好领袖。制度建设是政治大工程，如果好文化是理论图案和施工方案，好领袖就相当于总设计师和工程师。

综上所述可见，伟大领袖可以成就三好：好文化，好制度，好队伍。文化、制度、队伍好不好，是衡量领袖好不好、伟不伟大的三大标准。其中文化又最为根本。有了良好的主体文化主导思想，才能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制度，才能培养和建设良好的干部队伍。

撇开好文化和好领袖，好制度就成了水月镜花，空中楼阁。这是制度决定论者无法跳出的困境。民粹派不仅撇开，而且反对伟大的文化，反对文化和领袖的伟大，为叶公好龙和南辕北辙两个成语作了最好的现实说明。百年来民主追求越追越远，根本原因在此。注意，礼制和民主制都是好制度，然制度品质有高下之别。

即使好制度下，领袖仍有优劣之别。如美国，罗斯福、里根较好，克林顿、奥巴马较差。好制度加上好领袖，那是上上之选。所以儒家政治理想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领袖贤能就意味着伟大。在制度不良的情况下，要改良或重建，更离不开好领袖。领袖不良，良制无望。

有人担心暴君昏君冒充伟大领袖。只要儒家上升为社会主体文化和政治主导思想，这个问题就不存在。因为儒家明辨功夫特高，最有择法之眼和知人之明，对于是非、善恶、正邪、华夷、人禽、君子与小人、圣贤与盗贼之别，特别严辨善辨。在儒家社会和儒家文化圈，根本不用担心小人冒充君子、盗贼冒充圣贤。道统在上，明镜高悬，妖魔焉能冒充神佛哉。

伟大领袖自有标准。儒家强调正君心，既为君王树立了圣王的伟大榜样，又对君德有崇高严格的要求和规范。儒家认为，君王德行应是世间最高，君王是必须拥有天爵，能够作民父母，天下归往。《春秋》责备贤者，这里的贤者就包括君臣。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王的一切言行举止，包括如何使臣临民，都要遵守礼制。

礼制即礼乐制度，包括礼乐刑政，是王道政治的制度模式。礼制首先是用来规范约束包括天子、诸侯在内的领导阶层的。在家天下时代，君王权力特别大，对君王的约束又比较软，也就是对君王的制度制约，硬度、力度和有效性不足。古代出现昏君暴君，背天非礼，礼制往往无奈之何。臣下除了婉劝死谏、辞职而去，只能诉诸于革命或造反。

这确实是个问题，是历史的无奈，历史的局限。我们不能苛责于古人。这个问题可以在未来新礼制中与时俱进地予以解决。新礼制应该汲取西方民主制的优点，将以民为本、主权在民的原则落到制度的实处。领袖非礼，可以依礼裁决。

责任编辑：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