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没有机会”:杨祖陶就“邓晓芒坑师案”继续表态

栏目:思想动态
发布时间:2010-07-11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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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对“邓晓芒坑师案”没什么兴趣,这早已经大白于天下,而且在武汉大学哲学院是尽人皆知。可是,在汪晖爆出抄袭案后,在一封众多学者联署的给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的公开信中,竟然有邓晓芒的大名,不得不让我也由衷赞同一位网友的评语:“有‘邓坑坑’之称的邓晓芒(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也赫然跻身其中,脸皮之厚,无人可及!”
 
实际上,有人在《当时他的这番话说的何等的好啊!——“邓晓芒坑师案”真相大白》一文中,已经指出了杨祖陶对邓晓芒坑师的态度,这也戳穿了邓晓芒所谓的“当时我和杨老师就用鲁迅的方法对待这些谣言,即‘眼睛珠子都不转过去’,时间长了,不实的谣言终会散去”的谎言。其实,这篇文章中杨祖陶不厌其烦详细列出出版合同的细节,即表明原“二方合同”已改为“三方合同”,这种写法,可能会让不知坑师案的局外人感到莫名其妙,但知道坑师案的人则心领神会,尤其是对杨祖陶以“当时他的这番话说的何等的好啊!”为结束语感慨不已。
 
如果说此例还不够,杨祖陶最近又发表了《康德三大批判合集》后记,其“作者附注”如下:
 
作者附注: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后记",也可以称为一个"补记".按照"三方合同",我是第一著作权人.对于<三大批判合集>的问世也该有点表示,但我没有机会,由另一作者作了"序".当我得到早已于2009.9月出版的<合集>,才根据现代人不可少的"契约意识",提出要补一点文字,有幸得到应允.大批的<合集>已进入发行渠道,只能在库存的书后粘上一个字数严格的"后记".由于是事后"贴"在书后的,又为"后记"多了一种说法. 这是我提供给出版社的"后记"的原稿, 2010-04-05
 
 
啥也不说了,大家自己判断吧!恭喜杨祖陶老先生终于“有机会”“有点表示”了,希望“另一作者”邓晓芒先生别再装了——你到底要装多久?
 
2010-7-11
 
 
 
 
附录:当时他的这番话说的何等的好啊!—“邓晓芒坑师案”真相大白
来源:http://hi.baidu.com/56cun/blog/item/58213b01ebd9610a1c9583f3.html
 
在2007年,中国学术界爆发了一件特大“奇闻”,被人称之为“邓晓 芒坑师案”。此事来龙去脉,可见有关文章:
 
2007年9月15日,有人在天涯社区网站发表了一篇《武汉大学惊爆学术丑闻,无耻教 授邓晓芒学术不端坑蒙老师》的文章,作者署名为“高原草根”。此文痛斥邓晓芒申报教育部第四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时,故意省略了 《康德三大批判新译》的校对者杨祖陶教授的名字,以邓晓芒个人译作的名义申报并获得哲学类一等奖,一人独吞了奖金及荣誉。该文作者认为邓 晓芒的无耻至少有二:一是见利忘义,在利益面前不择手段,为了贪图名利竟然连自己的恩师也要坑蒙拐骗。二是剽窃他人成果,把两人合作成果 据为已有,这是典型的学术不端、学术腐败行为。除此之外,作者疾言厉色地批评邓晓芒给他的“恩师”杨祖陶先生带来了巨大伤害,“杨祖陶先 生已经年迈体衰”,无精力也不屑与弟子邓晓芒计较,所以呼吁有关方面“惩治邓晓芒的学术不端行为,还杨祖陶先生一个公道”。(骆佳山: 《天生有一种经不起诱惑的本质--“邓晓芒坑师案”扫描》)
 
在2007年9月20日,也就是揭露邓晓芒 “坑蒙老师”的文章发表后的第五天,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哲学在线”网站上,发布了一篇落款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大学社会科学 部”的《关于“武汉大学惊爆学术丑闻,邓晓芒学术不端坑蒙老师”一文的声明》,《声明》公布了五条“调查结论”,对“高原草根”所提出的 问题一一进行了否定。
 
这个《声明》一发布,顿时引发网友的激烈争论。有人认为还了邓晓芒清白,邓晓芒遭了小人陷害。有人认为 此事由武汉大学官方发布声明不能令人信服,武汉大学有“自遮家丑”的嫌疑,应该由教育部学风委员会组织调查。有人则从法律角度分析邓晓芒 侵犯了杨祖陶的著作权,认为应该诉诸法律来解决。更多的人则质疑为什么“受害人”杨祖陶教授不表态?就在聚讼不已之际,在2007年9月 29日,法学评论网发表了一篇署名“陆不平”的文章《邓晓芒申奖有没有抹去合作者杨祖陶的名字?——对武汉大学关于邓晓芒坑师案“声明” 的质疑及建议》,让此事更加扑朔迷离。陆不平在文章中提出了五点质疑:谁是真正的受害者?谁发布了《声明》?谁抹去了杨祖陶的名字?及时 平分了奖金没有?
 
杨祖陶先生很高兴吗?获奖证书究竟署了杨祖陶名字没有?从这五点质疑和详细的分析中,明显可以看出,作者坚信杨祖陶教授 受到了伤害,获奖证书上并没有杨祖陶的名字,而且邓晓芒故意抹去了合作者的名字,这与教育部的申报程序和工作无关。尤其令人震惊的是,作 者指出《声明》至今没有在武汉大学哲学院的官方网站上公布,反而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网站上首发公布了,从而暗示这个《声明》是邓晓芒 伪造的。(骆佳山:《天生有一种经不起诱惑的本质--“邓晓芒坑师案”扫描》)
 
就在人们在热议武汉大学哲学院的 官方“声明”是否伪造的时候,又爆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消息:有网友指出,即使武汉大学哲学院发布的辟谣《声明》是“真”的,但也没有任何 说服力和权威性,因为这个《声明》是由邓晓芒的学生负责调查并公布的。
 
此事尽管热议不断,但当事人杨祖陶和邓晓芒都不公开表态,让人更觉蹊跷。
 
终于,在2008年11月25日,邓晓芒和苏德超在一个“铿锵三 人行,哲学揽天下”的节目中,对这个公案进行了初次回应:“当时我和杨老师就用鲁迅的方法对待这些谣言,即‘眼睛珠子都不转过去’,时间 长了,不实的谣言终会散去。”
 
虽然邓晓芒如此轻描淡写,但当事人杨祖陶始终没有表态,给人的感觉仍是“迷雾未散”。杨祖陶为什么不说话? 如果说话,他又会怎么说呢?
 
2009年3月,杨祖陶在网络上公开发表了《康德“三大批判”新译的七个寒暑》文章,在详细 回忆了这段学术历程后,文章结尾如此写道:
 
〔人民出版社在2008岁末、2009年初始与作者续签了有关“三大批判”的多份6年合同。今 举一例,来表明原“二方合同”已改为“三方合同”
 
了。
图书出版合同:甲方(著作权人):杨祖陶 邓晓芒
乙方 (出 版 者):人民出版社
作品名称:康德三大批判合集
作者署名:康德 著 邓晓芒 译 杨祖陶 校
第十七条 本合同一式叁份,甲(贰人)乙方各执一份为凭,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最后,我要引用除提供初译稿、还承担了大量具体工作的合作者邓晓芒教授在《实践 理性批判》的中译者序的最后两句话作为我的全文的结束:“杨先生倾其平生所学有以教我,令我终身难忘。目前已全部完稿的三大批判的翻译, 就是我们以学术和真理为基础的忘年交的最珍贵的纪念”。当时他的这番话说的何等的好啊!〕
 
杨祖陶以“当时他的这番话说的 何等的好啊!”为结束语,可谓意味深长,也为“邓晓芒坑师案”正式给了自己的说法。不知道邓晓芒看到此话时有何感想?是不是也和自己的恩 师一样心凉而碎?
 
 
 
附录:杨祖陶:《康德三大批判合集》后记
 
提交者: 人文与社会 日期: 2010/07/11
 
摆在读者面前的《康德三大批判合集》是康德三大批判三个单行本(《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的改版,它与三个单行本同时继续在市场发行,"合集"与三个单行本并无实质性的改变。康德三大批判这一浩瀚的百万字的系统翻译工程是我与邓晓芒教授历时七年通力合作完成的。
 
康德三大批判新译此次改版或再版,不禁使我浮想联翩......。我与三大批判的电脑初译稿提供者邓晓芒教授相识至今已是30年了。邓晓芒是我与陈修斋先生合招的第二届硕士研究生,他的硕士论文《论康德人类学的核心--判断力批判》(1982年4月)是在我指导下进行的。毕业留校数年后,他才回到西方哲学教研室,起初他在陈先生的唯理论与经验论课题组,但是他的兴趣主要在德国古典哲学方面,后来就一直与我在一起从事教学与研究了。他天赋甚高、哲学悟性好。对于惜才如命的我,甘当人梯就在圈内传为佳话了。我的由衷的愿望是想通过教学与研究的共同实践为德国古典哲学培养出一个优秀人才来。几乎同时,他协助完成我在而立之年、初到珞珈山时写的40万字的教材的整理,最终成果为《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我为邓晓芒的著作《思辨的张力》作了序,并竭力将他和他的著作推到学术前台。他在该书后记中这样写道:"在写作期间,我几乎每星期都要和负责本课题的杨祖陶先生交换看法,讨论写作进展,深化观点,获得了许多极为宝贵的意见和启发。本书初稿完成后,杨先生又不辞辛劳,带病将本书稿从头至尾仔细阅读了三遍,除提出大量的整体修改意见外,还就其中某些章节、段落、用语及某些观点与作者反复切磋,并对照德文原版对许多引文的译法仔细推敲。可以说,本书能有目前这个样子,完全是杨先生与我共同努力的结果。当此书定稿之际,老一辈学者的深厚学识和长者风范,对后进者的一片拳拳之意,对学术事业的真诚与厚望,都历历如在眼前,此时作者的心情,是无法用'感谢'二字来形容的。"
 
我与邓晓芒教授合作撰写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一书是这样开始的。他不止一次主动提出协助我将"毕生用力最多,研究最深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讲稿整理出版,未置可否"。在"我的一再鼓励下,才答应了我的请求"。但"不是一般地整理讲课稿。而是合作撰写一部研究专著"(见《指要》后记)。
 
说起我开设研究型《纯粹理性批判》选修课的情景,令我难以忘记的是,当时还是讲师的黄见德教授对我支持与鼓励,并渴望我能将《纯粹理性批判》的讲授内容整理出版,以便作为学习此书的引导。对他的建议,我也未尝没有动心过,甚至暗中想到它可以命名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他花了很多时间与精力,根据我的讲授提纲、他自己几次听课的笔记和当时的硕士生冯俊教授的笔记,整理出了一个约20余万字的、体现我集中讲授康德这部名著的主体部分的初稿,虽然就其已经讲到的部分而言,已达到相当的深度与新度,我并没有想就此出版。但这个初稿对于我后来与邓晓芒通力合作完成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的问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过渡环节,其全部内容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纳入到了《指要》之中。在此我要向黄见德教授表示谢意。在多次讲课、酝酿写书的过程中,我想起1945我在西南联大第一次买到郑昕先生的《康德学述》时的欣喜,以及听郑先生讲康德时起初如在云雾中的感觉。于是,一种新的想法突然呈现出来:如果说我国的读者和学术界当前在这方面还有什么新的、迫切的需要的话,那就应该是一本逐章逐节解读《纯粹理性批判》的书。这样的书也许有几分类似于郑昕先生寄希望于后学为康德这部巨著所作的"长编"吧。为了坚持我提出来的《指要》的撰写方针--既要指要,又要解惑,最后达到读懂《纯粹理性批判》全书的目的的宗旨,我进行了十分艰苦的工作,问题主要集中在我未讲到的部分。经过对合作者提供的初稿作的两遍修改,《指要》才由我最终敲定定稿。对于这次合作邓晓芒曾经这样写道:"我感到杨先生的思想中,的确有些很'硬'的东西,是先生数十年用全部生命和心血凝聚而成的,它像一个范型,使我的无拘无束的思辨受到规范和'训练'。(见"指要"后记)
 
我是一个十分低调、执着、干实事的人,是能够与同辈、晚辈同工作、共事业的。我遵循的是优势互补、取长补短,尽我所能、合作双赢的共事原则。这集中体现在我与邓晓芒合作翻译的康德三大批判的新译中。
 
1998年11月,学校决定在全国率先推行博士生导师退休制度,我与江天骥、萧萐父、刘纲纪教授同时首批退休。可以说,退休对我来说不会改变什么。但是,具体做什么,好像总是有一些偶然因素引发的。在我还没有想到退休之事时,人民出版社张伟珍同志1997年1月20日给我本人的一封手写书信,似乎对我退休后的学术工作作了"小长征"式的安排。这个小长征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我应约承担的"西方学术文化读本" ("康德读本》"), 我自然地找到邓晓芒一起搞。这时邓晓芒已经掌握了电脑技术,我们的工作流程是:邓晓芒电脑初译2-3万字样稿--杨祖陶手工逐一校核、改正--邓晓芒在电脑上订正,下一部分初译稿又来了。经过20个回合,如此周而复始。后来读本更名为《康德三大批判精粹》,杨祖陶写了近3万字的导言与导语。署名为杨祖陶、邓晓芒编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第二步是将康德三大批判的选集--40万字的《精粹》扩大到人们所熟知的100万字的三大批判全集--《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三个单行本。必须指出,《精粹》所包含的40多万字的译文原封不动地纳入了上述的三个中译本中,关于这一点,细心的学者早就觉察到了。而且我们的合作翻译采取的仍然是一环扣一环的流水作业的三步曲的方式。这种分段进行的流水作业的三部曲的工作方式,对于特别巨大的、两人合作的经典名著的翻译工程,既能保证工作进度,又能保证翻译质量。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三大批判的选集(精粹)与三大批判全集(三个单行本或合集)的署名方式不同,后者是邓晓芒译、杨祖陶校。这完全是我作出的安排,是我本着一贯地扶持后学的为人为学的品格主动这样做的。
 
 这一"小长征"的两步走,一走就是七年!走出了100余万字的三大批判巨大新译工程。它的每一个词、每一个句子都是经过我精心的思索、审视与修正的,我的精神支柱就是我所坚持的四个负责--对康德,对学术,对读者,也是对译者负责,其实最根本的是对我自己负责!正如合作者邓晓芒教授2007年4月17日去北京参加教育部颁奖大会前,他高兴地来我家说的:"这一套书是杨老师一句一句校出来的,要管几十年"。       我为合作翻译的"三大批判"的持续良好而非常可观的社会效应、为其有利于学人研读康德哲学和推动学术界对康德哲学的研究而感到欣慰和心中无比的踏实。康德三大批判新译在经受学界的反复考量后,第一个5年合同期已经结束。伴随着"三大批判"翻译进入耄耋之年的我,心中没有任何奢望,只求一种心情的宁静。
 
         杨祖陶     2009-12-31         
 
作者附注: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后记",也可以称为一个"补记".按照"三方合同",我是第一著作权人.对于<三大批判合集>的问世也该有点表示,但我没有机会,由另一作者作了"序".当我得到早已于2009.9月出版的<合集>,才根据现代人不可少的"契约意识",提出要补一点文字,有幸得到应允.大批的<合集>已进入发行渠道,只能在库存的书后粘上一个字数严格的"后记".由于是事后"贴"在书后的,又为"后记"多了一种说法. 这是我提供给出版社的"后记"的原稿, 2010-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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