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昺《孝经注疏》考实

作者：陈壁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来源：《古典研究》（香港）2016年春季卷（总第21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七月初一日乙亥

           耶稣2018年8月11日

【提要】《孝经注疏》旧题北宋邢昺所作，但经陈鸿森先生指出，其书大体沿袭天宝朝臣所疏，而天宝朝臣又多从开元时期元行冲旧疏。在此基础上，由于敦煌新出皇侃《孝经义疏》，日本新发现刘炫《孝经述议》写本，通过文献对勘，可以考见《孝经注疏》之疏文有许多地方沿袭皇侃《孝经义疏》、刘炫《孝经述议》。由于皇侃、刘炫的书在北宋已经佚失，就此可以证明《孝经注疏》确实是邢昺沿袭唐人疏文。邢昺本人说他作疏是“翦截元《疏》”，从《孝经序》题下疏文可以考见所谓“翦截元《疏》”的痕迹。同时，《注疏》一书有时候遵从刘炫之说，认爲《孝经》是孔子虚拟与曾子的对话情景，有时又认爲孔子与曾子确实有对话，这表明邢昺校对时在唐人《注疏》与自己的立场之间摇摆不定，使这本《注疏》多次出现踳驳矛盾之处。由诸种线索，可以窥见《孝经注疏》之成书真相。

今存《十三经注疏》中，唐所定《正义》，九经之注虽有优劣之分，然其义疏皆能保存六朝旧义，博洽宏通。而宋初所定《孝经》、《论语》、《孟子》、《尔雅》四疏，则远不逮九经正义之博大。邢昺所校定《孝经注疏》，踳驳尤甚。今考《孝经注疏》之原委，一述阮福、陈鸿森考订疏文成果；二考元行冲疏之袭皇侃《孝经义疏》，刘炫《孝经述议》诸家，及元疏之疏陋；三考邢昺校元行冲《疏》之一例，并邢校之后《孝经注疏》之多处自相矛盾。以此可以窥《孝经注疏》之成书源流，裨使读此《疏》者知其原委。

一、《孝经注疏》作者问题

《孝经注疏》，旧题邢昺所作。邢昺《序》云：“《孝经》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垂范将来，奥旨微言，已备解乎《注疏》。尚以辞高旨远，后学难尽诗论。今特翦截元《疏》，旁引诸书，分义错经，会合归趣，一依讲说，次第解释，号之爲讲义也”。[1]依此序文，似爲邢昺以元行冲《疏》爲蓝本，有所增删，而成《孝经注疏》。《四库》馆臣即据此爲说。《四库提要》总结《孝经》唐玄宗注、元行冲疏、邢昺疏之事云：

案《唐会要》：“开元十年六月，上注《孝经》，颁天下及国子学。天宝二年五月，上重注，亦颁天下。”……《唐书·元行冲传》称：“玄宗自注《孝经》，诏行冲爲《疏》，立于学官。”《唐会要》又载：“天宝五载诏，《孝经》书疏虽粗发明，未能该备，今更敷畅以广阙文，令集贤院写颁中外。”是《注》凡再修，《疏》亦再修。其《疏》，《唐志》作二卷，宋《志》则作三卷，殆续增一卷欤？宋咸平中，邢昺所修之《疏》，即据行冲书爲蓝本。然孰爲旧文，孰爲新说，今已不可辨别矣。[2]

以文献而言，今本《孝经注疏》之注与疏，历经五个阶段：

一，唐明皇开元初注，见日本国京都大学藏本开元《御注孝经》，是书收入《古逸丛书》中。唐明皇改动经文，杂采众说，爲之注解。[3]

二，元行冲等朝臣爲明皇注作疏。

三，唐明皇天宝年间重注，改动经文，又改动注文。此即今《十三经注疏》本《孝经》经注内容。

四，天宝朝臣爲新注作疏，但敷衍从事。

五，北宋邢昺已经不知开元初注，只是根据天宝重注与疏，稍加增损、校对成书。

其具体情况，玄宗于开元十年六月注《孝经》，随后诏元行冲爲《疏》。至于天宝二年五月，玄宗重注《孝经》，据陈鸿森先生考证，天宝新注较开元旧注，“出入较大者仅十一处”。[4]此时元行冲去世已经十余年。而《疏》也重修，但考察新旧二注改动处之疏文，“知玄宗天宝二年重注《孝经》，其实多因循前注，鲜所更张。而天宝五载重修《孝经疏》，悉仍行冲旧文，但于《御注》改易处稍作增饰，并填入《制旨》数事耳”（同前，页55）。甚至数处明皇改动，而由于天宝朝臣之疏陋，导致疏文因之未改者。[5]此爲邢昺所见唐玄宗《孝经注》、元行冲《疏》之情况。至于邢昺，阮福作《孝经义疏补》，详考元疏、邢疏之修定，而以爲疏出元行冲，邢昺惟校定而已，阮福云：

邢昺署衔下言“奉敕校定注疏”，未直言“邢昺疏”，且《序》言“奥旨微言，已备解乎《注疏》”，又云“今特翦截元《疏》”，是邢昺但校定、翦截元行冲《疏》，而杂以己意，名爲讲义，并非攘元疏爲己疏。惟元之本疏及邢所校定者今无区别，是以后人但曰邢疏，而罕言元疏也。又案《唐书·元行冲传》：“元宗自注《孝经》，诏行冲爲疏，立于学官。”《宋史·邢昺传》，咸平二年，始置翰林侍讲学士，以昺爲之。受诏校定《周礼》，《仪礼》，公羊、谷梁《春秋传》，《孝经》、《论语》、《尔雅》义疏，及成，并加阶勋。又云“昺在东宫及内庭侍上讲《孝经》、《礼记》、《论语》、《书》、《易》、《诗》、《左氏传》。据传疏敷引之外，多引时事爲喻，深被嘉奖。”《元行冲传》是明言奉诏爲疏，《邢昺传》是明言奉诏校定，又言“据传疏敷引”，据此更可见邢实爲校定，并未爲疏。[6]

因此，阮福《孝经义疏补》不言邢昺疏，但言“唐明皇御注，元行冲疏，宋邢昺校”。然阮氏据《唐书》元传、《宋史》邢传立论，外证而已。疏文诸种复杂问题，悬而未解。及至陈鸿森先生作《唐玄宗<孝经序>“举六家之异同”释疑》，方使《孝经注疏》作者，邢昺“翦截元《疏》，旁引诸书，分义错经，会合归趣，一依讲说，次第解释”之真相，大白于天下。观陈氏之见，概有数端。

一者，邢昺未见《疏》中所引诸家注本。《孝经序》邢疏云：“初，炫既得王邵所送古文孔安国注本，遂着《古文稽疑》以明之”（《孝经注疏》，页8）。陈鸿森先生据此曰：“刘炫发明孔传之义者爲《孝经述议》，邢氏乃误以爲《古文稽疑》，知渠非特未见刘炫《述议》，且并其书内容也莫之知。然则《正义》所引刘炫《述议》凡十八节，知皆行冲原《疏》旧文”。[7]陈先生并云：

玄宗《御注》专行以来，诸家旧解俱微；复经五代丧乱，《孝经》群籍多亡，《崇文总目》孝经类著录者，仅有孔氏古文经本、郑《注》、御《注》、元《疏》及邢昺《正义》五部耳。然则《正义》所引皇侃《义疏》二十三事，及魏晋以来谢万、殷仲文、刘瓛、梁武帝、严植之诸家遗说，俱非邢昺等所得见者，其必悉仍天宝旧疏，尤无可疑。（同前，页57）

二者，邢昺未见唐明皇《御注》所引诸家注本。明皇御注，杂引诸家之说。而邢疏一一标明所引出处。如《开宗明义章》“先王有至德要道”，注云：“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疏云：“‘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者，依王肃义”（《孝经注疏》，页10、11）。陈鸿森先生曰：“前儒旧注，宋代见存者，仅有日僧所献郑注一家，藏诸秘府。然则《正义》历记《御注》所本前儒旧义，郑氏而外，其余孔传、王肃、韦昭、魏克己诸家，俱非邢昺所及见者。是《正义》此等文字悉出行冲原疏，从可知矣”（同前，页58）。

三者，疏文尚存元行冲撰修痕迹。《圣治章》“郊祀后稷以配天”疏云：“伏以孝爲人行之本，祀爲国事之大。孔圣垂文，固非臆说。前儒诠证，各擅一家。自顷修撰，备经斟覆，究理则依王肃爲长，从众则郑义已久。王义其《圣证》之论，郑义其于《三礼义宗》。”陈鸿森先生引之并曰：“所谓‘自顷修撰，备经斟覆’者，正元行冲自道彼等修撰《御注》、备经斟覆讨论，终依王肃义也。贞观所修《正义》，犹存‘大隋’之文，以此见讥后世；此‘撰修’云者，尤《正义》仍沿旧疏未经刊改之明证也”（同前，页58）。

故陈鸿森先生断定，“邢昺等于元《疏》冗蔓处稍事翦截，事或可能”，但总体上，“邢氏《正义》大体悉沿天宝改修之旧文，其所增益者，盖仅卷首玄宗《孝经序》之疏文耳”（同前，页59）。今敦煌皇侃《孝经义疏》残卷出土，而日本又发现刘炫《孝经述议》写本，此二本，皆邢昺所不及见，而以此二本对照今传《孝经注疏》，多有沿袭痕迹，故可进一步考证《孝经注疏》之来源，并明其书确多爲元行冲《孝经疏》旧文。

二、元《疏》之剿袭他书

邢疏既多爲元疏旧文，据此则可以考元疏之特征。唐人义疏之学，多沿六朝之旧，如唐修《九经正义》实六朝经学之集大成也。而元行冲之疏证唐明皇开元《御注》，亦多有剿袭痕迹。

六朝义疏之书，佚失殆尽。然近百年间，文献纷出，而以《孝经》爲最。其中，敦煌新出文献编号“伯3274”者，爲《孝经》疏文残卷，据笔者考证，此系皇侃《孝经义疏》节写本，由此书与《孝经正义》类似之语，可以考见元行冲沿袭之证。又，日本新发现隋代刘炫之《孝经述议》写本，使刘炫《古文孝经》义说，大白于世。陈鸿森先生述其事云：

刘炫《孝经述议》五卷，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知其书唐时已传行日本矣。是书中土久亡，宋人志目俱不载，盖宋时已佚；惟其书日本则传行不绝如缕。一九四二年，日本学者武内义雄教授，时任国宝调查委员会，于清点故家舟桥清贤家藏旧籍时，发现《述议》古写残卷，存卷一、卷四两卷。其余所阙三卷，林秀一氏复就日本故籍所过录《述议》之文，搜辑比次，爲《孝经述议复原に関する研究》一书，刘炫《述议》旧貌，十得七、八矣。[8]

以此写本校《孝经注疏》，亦可见元行冲之所袭用刘炫者。

一，《孝经注疏》之袭皇侃《孝经义疏》

而《孝经注疏》有数处沿袭皇侃《孝经义疏》者，明显者有二。

《开宗明义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皇疏：…禁杀戮见血爲伤是也。[9]

邢疏：及郑注《周礼》“禁杀戮”云“见血爲伤”是也。（《孝经注疏》，页11）

此处释“伤”字，《周礼·秋官司寇》郑注云：“伤人见血，见血乃爲伤人耳。”皇《疏》非引全句，而乃约郑玄《周礼注》以释之。《孝经注疏》与皇《疏》同，是《注疏》袭皇《疏》也。 

《士章》：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皇疏：士始升朝，离亲辞爱，圣人所难，以义断恩，物情不易，故曰士升朝也。（同前，页1990）

邢疏：言士始升公朝，离亲入仕，故此叙事父之爱敬，宜均事母与事君，以明割恩从义也（《孝经注疏》，页24）。

此处释士之孝于父，出仕爲政即能忠于君，其背景爲“士始升朝”，不能朝夕事父母，故言“以义断恩”，《注疏》之说，明袭皇《疏》。

皇侃《孝经义疏》，宋代书目无一著录，知宋时已佚，而此二处明袭《义疏》者，实爲元《疏》爲之，此亦可佐证邢《疏》实大体沿袭元《疏》之说。

二，《孝经注疏》之袭刘炫《孝经述议》

《孝经注疏》所引刘炫之说凡十八处，可定爲元行冲《疏》之旧，邢昺因袭而已。而以新出《孝经述议》校《孝经注疏》，则《注疏》实用《述议》，而不标炫名者，历历可考。

《天子章》：《甫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刘炫《述议》：引《书》证之，天子一人有善事，亿兆之民赖之。“爱敬尽于事亲”，是“一人有善”也。“而德教加于百姓”，是“兆民赖之”也。[10]

邢疏：庆，善也。言天子一人有善，则天下兆庶皆倚赖之也。善则爱敬是也。“一人有庆”，结“爱敬尽于事亲”已上也。“兆民赖之”，结“而德教加于百姓”已下也（《孝经注疏》，页12）。

《孝经注疏》解释经文结构，乃袭刘炫《述议》所言，一望而知。

《圣治章》：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

刘炫《述议》：夫子既说孝治天下，能致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是言德行之大之极者。但孝非圣名，嫌圣行犹广，欲言圣不过于孝，其辞无以发端，故更假曾问，然后爲说。设爲曾意言孝道之大如此，行似不复可过，敢问圣人之德，岂可无加于孝乎？心疑圣人之德无有大于孝者，故问之。子曰：夫秉天地之气性者，惟人最爲贵也。人之所爲行者，莫有大于孝也。孝行之大者，莫有大于尊严其父也。严父之所大者，莫有大于以父配天也。能以其父配天者，则周公是其人也。（同前，页106）

邢疏：夫子前说孝治天下，能致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是言德行之大也。将言圣德之广，不过于孝，无以发端，故又假曾子之问曰：圣人之德，更有加于孝乎？乎犹否也。夫子承问而释之曰：天地之性人爲贵。性，生也。言天地之所生，唯人最贵也。人之所行者，莫有大于孝行也。孝行之大者，莫有大于尊严其父也。严父之大者，莫有大于以父配天而祭也。言以父配天而祭之者，则文王之子、成王叔父周公是其人也。（《孝经注疏》，页36）

《孝经注疏》言“假曾子之问”者，承刘炫《述议》以《孝经》爲孔子亲作之说也。《孝经》之作者，唐以前皆定于孔子、曾子。如《汉书·艺文志》云：“《孝经》者，孔子爲曾子陈孝道也”。[11]郑玄《六艺论》云：“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12]而至于隋唐，刘炫独立异说，云“《孝经》者，孔子身手所作，笔削所定，不因曾子请问而随宜答对也。……因弟子有请问之道，师儒有教诲之义，故假曾子之言以爲对扬，非曾子实有问也”（同前，页78）。而《孝经注疏》沿袭刘炫《述议》此说，是元行冲爲开元《御注》作《疏》爲之，而天宝《疏》因而未改，邢《疏》又从之也。《孝经》之中，《开宗明义章》有孔子、曾子对答，云“仲尼居，曾子侍”，又云“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三才章》有曾子之叹：“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圣治章》有曾子之疑：“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谏诤章》有曾子之问：“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凡此四出，前人皆以爲孔子、曾子对答，独刘炫以爲孔子笔书，而假曾子之问。此刘氏力排众注，独唱异说者也。元行冲作《孝经疏》，于众注解之中独从炫说，于是每于经文言曾子处，皆详加解释，而于《孝治章》解释，则全袭刘氏《述议》，惟略作修饰而已。邢昺校对前《疏》，亦因而未改。

《圣治章》：德义可尊，作事可法。

刘炫《述议》：德者得于理，义者宜于事。总六德之目爲言行之符。得理在于身，宜事见于外。故云立德行义，不违道正，故可尊，谓行之于身，可使人所尊望也。作，谓有所造立，事，谓有所施爲。总百物之端，爲器用之式，造作兴于已，成器施于物，故言制作事业，动得物宜，故可法，谓作之于己，可使人所法象也（同前，页138、139）。

邢《疏》：刘炫云：“德者得于理也，义者宜于事也。得理在于身，宜事见于外。”谓理得事宜，行道守正，故能爲人所尊也。知“制作事业，动得物宜，故可法也”者，作谓造立也，事谓施爲也。《易》曰：“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言能作众物之端，爲器用之式，造立于已，成式于物，物得其宜，故能使人法象也（《孝经注疏》，页39）。

邢《疏》引一“刘炫云”，然其下实亦炫说，非《孝经述议》重现，今人不能知此也。其中“作事可法”疏，于《述议》疏文中间补入一句“《易》曰：‘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必以《述议》爲本，方能补入此句。故此亦元行冲所爲，而邢昺因之也。

《五刑章》：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

刘炫《述议》：江右名臣袁宏、谢安、王献之、殷仲文之徒，皆云五刑之罪，可得而名，不孝之罪，不可得名，故在三千之外。近世儒生，共遵此旨。炫案上章云：“此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牲养，犹爲不孝。”此章承之，即云罪莫大于不孝，则不孝之罪，还是骄乱之比，骄乱之罪，岂得在三千条外乎？……或以爲《礼记·檀弓》云：“邾娄，定公之时有弑其父者，公惧然失席，曰：‘寡人尝学断斯狱矣！杀其人，坏其室，洿其宫而潴焉。’”此事在三千条外，斯不然矣。三千之条，经典亡灭，安知此事在三千条外乎？[13]

邢疏：案旧注说及谢安、袁宏、王献之、殷仲文等，皆以不孝之罪，圣人恶之，云在三千条外。此失经之意也。案上章云：“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牲之养，犹爲不孝。”此承上不孝之后，而云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是因其事而便言之，本无在外之意。案《檀弓》云：“子弑父，凡在官者，杀无赦。杀其人，坏其室，洿其宫而潴焉。”既云“学断斯狱”，则明有条可断也（《孝经注疏》，页43）。

此章自郑注、刘炫所见孔传，至于炫所引“袁宏、谢安、王献之、殷仲文之徒”，皆以爲不孝之罪，在三千条外。以不孝在三千条中，是以意解经，擅开新义。而《唐律》有不孝之罪，明皇御注乃袭炫说，解爲“条有三千，而罪之大者，莫过不孝”（《孝经注疏》，页42）。故元行冲遂因明皇之旧，亦袭刘炫之说而疏之。其改易处，惟刘炫引袁宏、谢安、王献之、殷仲文之说，以爲不孝之罪在三千之外者，“不孝之罪，不可得名，故在三千之外”，而元疏引旧注、说及谢安、袁宏、王献之、殷仲文之说，以爲“圣人恶之，云在三千条外”。“旧注”即郑注，“圣人恶之”，即取诸郑注也。[14]

观上所引四事，皆元行冲沿袭刘炫《孝经述议》，以爲《孝经疏》，而邢昺无所增删。如阮福、陈鸿森所论，上引皇侃《义疏》、刘炫《述议》所证，邢昺于元行冲《孝经疏》，实大量沿袭，其《序》所谓“翦截元《疏》”，大爲可疑。

三，《孝经注疏》之剿袭他书

《天子章》“《甫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疏云：

以《诗·大雅·嵩高》之篇宣王之诗，云“生甫及申”，《扬之水》爲平王之诗，“不与我戍甫”，明子孙改封爲甫侯，不知因吕国改作甫名，不知别封余国而爲甫号。然子孙封甫，穆王时未有甫名，而称爲《甫刑》者，后人以子孙之国号名之也。犹若叔虞初封于唐，子孙封晋，而《史记》称《晋世家》也。（《孝经注疏》，页12）。

《尚书·吕刑》伪孔云：“后爲甫侯，故或称《甫刑》。”《正义》与邢疏全同。《诸侯章》“在上不骄，高而不危”一节，疏云：“《书》称‘位不期骄，禄不期侈’，是知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富不与侈期而侈自来”（《孝经注疏》，页22）。“是知”以下一句，爲伪孔之言。又，《五刑章》“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疏云：“以男子之阴名爲势，割去其势与椓去其阴，事亦同也。……汉文帝始除肉刑，除墨、劓、剕耳、宫刑犹在。隋开皇之初，始除男子宫刑，妇人犹闭于宫”（《孝经注疏》，页43）。亦全抄《尚书·吕刑正义》。

四，《孝经注疏》疏解之鄙陋。

兹举二例。

《纪孝行章》：养则致其乐

明皇注：就养能致其欢。

注疏：此依魏注也。案《檀弓》曰“事亲有隐而无犯，左右就养无方”，言孝子冬温夏凊，昏定晨省，及进饮食以养父母，皆须尽其敬安之心。不然，则难以致亲之欢。（《孝经注疏》，页42）

经文全句爲：“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其”字，全句除“养则致其乐”外，皆指孝子，非指父母。而《注疏》于“养则致其乐”句解“其”爲“亲”，与全句不叶。所谓“就养能致其欢”者，即《论语》所言“色难”之义也。

《广要道章》：“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

明皇注：言教人亲爱礼顺，无加于孝悌也。

注疏：此夫子述广要之义。言君欲教民亲于君而爱之者，莫善于身自行孝也。君能行孝，则民效之，皆亲爱其君。欲教民礼于长而顺之者，莫善于身自行悌也。人君行悌，则人效之，皆以礼顺从其长也。（《孝经注疏》，页43）

经言“教民亲爱”，明是教民有亲爱之心，爱敬其亲，而疏乃言“亲于君而爱之”，殊爲不通。

本来，元行冲生于盛唐，唐世《五经正义》多爲总结六朝义疏之作，如《礼记正义》多从皇侃，《毛诗正义》多从刘炫，其书虽不无小疵，然体大思深。《孝经》一书，今文有郑玄注皇侃疏，古文有孔传刘炫疏，唐明皇注经用今文，则多从皇疏可矣。然元行冲不能从皇疏者，以其书爲明皇新注，且明皇之注乃杂采古今诸家注而爲之，本无一定之体系，遂使元行冲作疏，不能据一说以采众家，乃据明皇之芜杂而疏之，则疏之芜杂愈甚。及至邢昺校对元疏，若能据元疏而采摭群书，发明己意，或可修正旧文，然邢昺虽言“翦截元《疏》”，其实潦草从事，遂使疏文愈加矛盾百出矣。《孝经注疏》中，尚有一处可以考见邢昺“翦截元《疏》”之遗迹。

三、邢昺“翦截元《疏》”痕迹

邢《疏》序言自云“特翦截元《疏》，旁引诸书，分义错经，会合归趣，一依讲说，次第解释”（《孝经注疏》，页5），诸志目之书，不加考辨，剿袭其说。如《崇文书目》云邢疏系“咸平诏昺及杜镐等，集诸儒之说而增损焉”，[15]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世传《孝经疏》外，余家尚多。咸平中，昺集诸说爲此书”，[16]四库馆臣谓：“宋咸平中，邢昺所修之《疏》，即据行冲书爲蓝本。然孰爲旧文，孰爲新说，今已不可辨别矣。”今试以邢疏中一例，考邢昺校对元疏之真相。

玄宗《孝经注》序文，据陈鸿森先生《唐玄宗<孝经序>“举六家之异同”释疑》所考，爲天宝朝臣所作无疑。而《孝经序》题下有一疏文，释《孝经》今古文、经名之意、作者、时代，引皇侃、刘炫之说甚多，非邢昺所得见，而必爲元行冲旧文。其中言《孝经》作者，大引刘炫《述议》，文云：

经之创制，孔子所撰也。前贤以爲曾参唯有至孝之性，未达孝德之本，偶于间居，因得侍坐，参起问于夫子，夫子随而答，参是以集录，因名爲《孝经》。寻绎再三，将未爲得也，何者？夫子刊缉前史而修《春秋》。犹云笔则笔，削则削，四科十哲，莫敢措辞。按《钩命决》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斯则修《春秋》、撰《孝经》，孔子之志、行也。何爲重其志而自笔削，轻其行而假他人者乎？按刘炫《述义》，其略曰：“炫谓孔子自作《孝经》，本非曾参请业而对也。……而《汉书·艺文志》云：“《孝经》者，孔子爲曾子陈孝道也。”谓其爲曾子特说此经，然则圣人之有述作，岂爲一人而已！斯皆误本其文，致兹乖谬也。所以先儒注解，多所未行。唯郑玄之《六艺论》曰：“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其言虽则不然，其意颇近之矣。……曾子性虽至孝，盖有由而发矣。藜蒸不熟而出其妻，家法严也。耘瓜伤苗几殒其命，明父少恩也。曾子孝名之大，其或由兹，固非参性迟朴，躬行匹夫之孝也。”审考经言，详稽炫释，贵藏理于古而独得之于今者与。元氏虽同炫说，恐未尽善，今以《艺文志》及郑氏所说爲得。其作经年，先儒以爲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而作《春秋》，至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爲证，则作在鲁哀公十四年后、十六年前。案《钩命决》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据先后言之，明《孝经》之文同《春秋》作也。又《钩命决》云：“孔子曰：‘《春秋》属商，《孝经》属参。’”则《孝经》之作在《春秋》后也（《孝经注疏》，页4）。

而日藏刘炫《孝经述议》抄本云：

炫以爲《孝经》者，孔子身手所作，笔削所定，不因曾子请问而随宜答对也。……《别录》云：“《孝经》之名，曾子所记。”……所以先儒注解，多所未作，值唯郑玄《六艺论》云：“孔子既叙六经，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斯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所生，故作《孝经》以总会之，明其枝流本萌于此。”其言虽则不明，其意颇近之矣。……曾子孝性虽深，名有由而发。史籍散灭，不可复知。藜蒸不熟而出其妻，明其家法严也。似而伤苗几殒其命，明其父少恩也。曾子孝名之大，或亦由此成乎。……《孝经》作之早晚，则无以可明。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则孔子之修六艺，皆在反鲁之后，谶纬群书多云《春秋》是获麟后作，《孝经》之作，盖又在后矣。[17]

《孝经注疏》顺序，先引炫说以证《孝经》实出孔子手笔，再言作《孝经》在作《春秋》之后，分明剿袭炫说。而其文又有非常可怪之论。疏引刘炫《述议》之后云：“审考经言，详稽炫释，贵藏理于古而独得之于今者与。”乃赞刘炫“孔子自作《孝经》，本非曾参请业而对也”之新说，其后《疏》文，尽依此爲说。如《开宗明义章》“仲尼居，曾子侍”，疏云：“以曾参之孝，先有重名，乃假因闲居，爲之陈说。自摽已字，称‘仲尼居’，呼参爲子，称‘曾子侍’。建此两句，以起师资问答之体，似若别有承受而记录之。”是言夫子笔下，虚拟情节也。《三才章》“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疏云：“夫子述上从天子下至庶人五等之孝，后总以结之，语势将毕，欲以更明孝道之大，无以发端，特假曾子叹孝之大，更以弥大之义告之也。”《谏诤章》：“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疏云：“前章以来，唯论爱敬及安亲之事，未说规谏之道。故又假曾子之问曰”云云，皆言《孝经》乃孔子凭空书写，而非实有孔、曾对答。此刘炫独异之见，而行冲所全盘剿袭。

前句盛赞刘炫“藏理于古而独得之于今”，后句竟转而曰：“元氏虽同炫说，恐未尽善，今以《艺文志》及郑氏所说爲得”。《艺文志》及郑氏分明以《孝经》实有孔、曾对答，而非凭空虚拟。此句与上引疏文言“假因闲居”、“假曾子叹孝之大”、“假曾子之问”，皆相互矛盾。《孝经注疏》明称“元氏”者，唯此一处，而此句之行文突兀，前后矛盾，实足骇人听闻，而爲本书之最大败笔。细考文意，由“元氏虽同炫说”，可证此上皆爲元行冲旧疏，而此句即是邢昺所谓“翦截元《疏》”，自加己意之文，其后“其作经年”以下，亦爲元疏之旧。

正因元行冲依刘炫之说，以爲《孝经》乃孔子手书，而假曾子以爲问答而已。而邢昺则依《汉书·艺文志》，以爲《孝经》实孔子爲曾子陈孝道。邢昺又不详细校对元疏，导致《注疏》竟两存其说，前后扞格。章名疏文与经内疏文之矛盾，计有三例：

《三才章》章名下疏云：“曾子见夫子陈说五等之孝既毕，乃发叹曰：‘甚哉！孝之大也。’夫子因其叹美，乃爲说天经、地义、人行之事，可教化于人，故以名章，次五孝之后。”而经疏则云：“夫子述上从天子下至庶人五等之孝，后总以结之，语势将毕，欲以更明孝道之大，无以发端，特假曾子叹孝之大，更以弥大之义告之也”（《孝经注疏》，页28）。

《圣治章》章名下疏云：“此言曾子闻明王孝治以致和平，因问圣人之德，更有大于孝否？夫子因问而说圣人之治，故以名章，次《孝治》之后。”而经疏则云：“夫子前说孝治天下，能致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是言德行之大也。将言圣德之广，不过于孝，无以发端，故又假曾子之问曰：圣人之德，更有加于孝乎？”（《孝经注疏》，页33）

《谏诤章》章名下疏云：“曾子问闻扬名已上之义，而问子从父之令。夫子以令有善恶，不可尽从，乃爲述谏争之事，故以名章，次《扬名》之后。”而经疏则云：“前章以来，唯论爱敬及安亲之事，未说规谏之道。故又假曾子之问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已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教令，亦可谓之孝乎？”（《孝经注疏》，页48）

此三例，章名下疏皆以爲实有孔子、曾子对话，说从《艺文志》。而经疏则言“特假曾子叹孝之大”、“假曾子之问”，是以爲实是孔子自书，曾子不问，孔子无答，说从刘炫《述议》。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是元行冲疏自相矛盾，邢昺因袭之而不改正；二是章名下疏爲邢昺所改，经文疏是元行冲之旧，故自相矛盾。无论哪种可能，都可以看出《注疏》之潦草从事也。

四、余论

今本《孝经注疏》，实经三次改、校而成，一爲开元御注，元行冲爲之《疏》；二爲天宝御注，朝臣据元《疏》略作改修；三爲咸平年间，邢昺校定以成《孝经注疏》。《孝经注疏》之来龙去脉，遂成可考之事。

一，元行冲《孝经疏》。唐玄宗《孝经注》天宝序言，云“近观《孝经》旧注，踳驳尤甚”，其实玄宗《注》逞己私意，肆改经文，杂采今古文《孝经》注解，而成新注，其踳驳远迈前人。而元行冲《孝经疏》，大量剿袭前人成说，如本文所引袭《孝经义疏》、《孝经述议》之文。元疏于《孝经》大义，本无所见，而疏解注文，潦草从事，与唐修《正义》相比，判若鸿泥，相去天壤。

二，天宝朝臣改元行冲《疏》本，如陈鸿森先生所云，“玄宗天宝二年重注《孝经》，其实多因循前注，鲜所更张。而天宝五载重修《孝经疏》，悉仍行冲旧文，但于《御注》改易处稍作增饰，并填入《制旨》数事耳”。[18]

三，邢昺校《孝经注疏》。一部《孝经注疏》，所引各家注解及本文所列沿袭《孝经义疏》、《孝经述议》，已居近半。其余多处元疏，从而可知。邢昺自云“翦截元《疏》，旁引诸书，分义错经，会合归趣，一依讲说，次第解释”，其翦截元《疏》，容或有之，然所改动，必极微小，故此书绝不可称爲邢昺疏，而如阮福直称“元行冲疏，邢昺校”可矣。

《孝经》注疏之学，以注言之，自汉至唐，虽注者不绝，而最具代表性者，惟今文郑注、伪古文孔注与唐明皇御注而已。其中，古文孔注与《尚书》孔传同伪，其年代必在唐之前，而其作者则不得而知。明皇御注，罔顾家法，杂采众说，不足多之。惟郑注虽争议不绝，然至爲纯正。自有清汉学复兴以来，学者搜集郑注轶文遗说，以严可均堪称最备。至清末，皮锡瑞成《孝经郑注疏》，使传世所存郑义佚文，皆涣然冰释，蜀中大儒龚道耕见其书而自焚其稿。其后，逊清遗老曹元弼复作《孝经郑氏注笺释》，其辑佚郑注，不信东来之《治要》，惟从传世之《释文》，故未尽释郑注，然其以《孝经》郑注救世之苦心，大可表彰。百年以来，敦煌遗书重见天日，郑注几近完帙，使今人治《孝经》之学，可能超越邢疏之疏陋，皮疏之残缺，而重窥郑注之真相。

作者简介

陈壁生，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比较古典学学会常务理事，著有《经学、制度与生活——<论语>“父子相隐”章疏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经学的瓦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孝经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合编《经学研究》系列，现主要从事经学与中国哲学研究。

注释

[1]唐明皇注，邢昺疏，《孝经注疏》，《十三经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民国96年版，页3。下文涉及本书的内容仅随文加注，不再另附脚注。

[2]《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2003，页263。

[3]参见陈壁生，《明皇改经与<孝经>学的转折》，《中国哲学史》2012年第2期；陈壁生，《从“政治”到“伦理”：明皇注经与<孝经>学的转折》，《学术月刊》2013年第9期。

[4]陈鸿森，《唐玄宗<孝经序>“举六家之异同”释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民国92年3月版，页50。

[5]日本学者源弘贤以日藏开元初注本校今本天宝重注本，云：“今之《正义》多存元（即元行冲）疏之旧，何以知之？《正义序》曰‘剪截元《疏》’，若《应感章》‘长幼顺，故上下治’，疏与注不合。及见此本，乃知字句用元疏而不改正也”（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本《唐开元御注孝经》）。其后，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又云：

今略校之，亦不特此条。《五刑章》“此大乱之道也”，此本注云“言人有上三恶，皆为不孝”。《正义》云云，亦与此本应，而与石台不合。窃怪邢氏翦截元疏，而不知元疏本为初注本而作，可谓至疏。岂邢氏作疏时第见元氏单疏而未见玄宗初注本，故其序文只知“天宝二年”之注，不言“开元二年”，而疏中与石台本违异之处，遂失之不觉？（杨守敬，《日本访书志》，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页25。）

此两处经注，原文如下：

《感应章》：长幼顺，故上下治。

开元初注：君能顺于长幼，则下皆效上，无不理也。

天宝重注：君能尊诸父，先诸兄，则长幼之道顺，君人之化理。

疏：此言明王能顺长幼之道，则臣下化之而自理也，谓放效于君。《书》曰：“违上所命，从厥攸好。”是效之也。

又，杨守敬所言《五刑章》经注疏云：

《五刑章》：此大乱之道也。

开元初注：言人有上三恶，皆为不孝，乃是大乱之道也。

天宝重注：言人有上三恶，岂唯不孝，乃是大乱之道。

疏：言人不忠于君，不法于圣，不爱于亲，此皆为不孝，乃是罪恶之极，故经以大乱结之也。

此二处，疏文明非解天宝重注，而乃解开元初注也，故疏文必为元行冲所作，天宝朝臣因之不改，而邢昺不知有开元初注，故引天宝朝臣所作而未加改动。此即可见天宝朝臣之潦草从事，亦可见邢昺之因袭疏陋。

[6]阮福，《孝经义疏补》，《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页430。

[7]陈鸿森，《唐玄宗<孝经序>“举六家之异同”释疑》，前揭，页57。

[8]陈鸿森，《<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孝经类辨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九本，民国87年6月版，页314。

[9]徐建平，《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之“群经类孝经之属”，北京：中华书局，2008，页1988。

[10]林秀一，《孝经述议复原に関する研究》，东京：文求堂，1953，页225。

[11]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2010，页1719。

[12]转引自林秀一，《孝经述议复原に関する研究》，前揭，页80。

[13]林秀一，《孝经述议复原に関する研究》，前揭，页157、158。

[14]郑注云：“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圣人所以恶之，故不书在条中。”

[15]王尧臣等，《崇文书目》，丛书集成初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页30。

[16]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页126。

[17]林秀一，《孝经述议复原に関する研究》，前揭，页78-81。

[18]陈鸿森：《唐玄宗<孝经序>“举六家之异同”释疑》，前揭，页55。

责任编辑：姚远